![]()
本文摘录自1925年出版的《Roving through Southern China》（直译：穿越中国南方），该书为美国作家哈利·弗兰克（Harry A. Franck，1881–1962）著。2018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百年前的中国：美国作家笔下的南国纪行》，译者符金宇（本文摘录的是这个译本）。
哈利·弗兰克是20世纪上半叶著名游记作家，熟练使用多国语言，曾成为1913年全美最畅销作家。被誉为“流浪王子”。在20世纪20年代初，哈利·弗兰克踏上了中国南方之旅，深入广袤的南方腹地。在广西，他沿西江顺流而下，途经龙州、崇左、南宁、桂平、梧州等地，广泛接触中国社会的各类人群：军阀、进步学生、租界买办、贫苦乡民、传教士、手工业者，等等。用文字和相机真实地捕捉了1924-25年中国南方的市井生活细节。全文约1万5千多字，分上下篇贴出，上篇可见：1925年美国旅行家的南宁见闻（上篇）
1925年美国旅行家的南宁见闻（下篇）
鼠年的第一个月，一轮满月挂在空中，意味着这个月已经过去了一半，可在我到达南宁的第二个晚上，这里还在庆祝新年。每隔一小会儿就能听见一长串爆竹炸响，点着灯笼的船只在江面上来来往往。翌日一早，整个南宁城和周边村子里的人全都跑到了西江两岸，江上布满了各式各样的船只，有舢板，也有从外国公司借来的摩托艇，据说是为了讨个好彩头，一直排到亭子村。小村子就在江对面，离省城不算太远。人们常说广西西部人口稀少，省会也小，可看人潮从四面八方涌来，犹如长线一般连绵不断，这样的结论在此番景象面前根本站不住脚，村民围聚在举办节日庆典的地方，好像车轮轮轴上的辐条，一行行望不到头。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中国船只：舢板、军队的汽船、船屋和水上餐馆，“花船”上的妓女们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赌船上麻将不时哗哗作响。但凡你能想象得出的商品，都有人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叫卖-看上去好像南宁熙熙攘攘的船上生活被全部搬到这个小村子。江面上前一天还安安静静，今天一整天却热闹非凡，因水上生活而变得生机勃勃。一切简直就像是一场大狂欢，城里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外国人，几乎全都出城了。我们后来得知，原来正月十六（按公历算法是2月20日）是雷公的节日，照房东带的翻译的话来说，是某位“大神的生日”。这是中国人新年期间最后的放松，他们没有礼拜天的概念，接下来又要开始辛苦漫长的一年了。虽然中间人做了保证，可“远键”号在当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没有任何提前通知便突然离岸而去。房东向我保证，转过河湾当晚就能赶上，可我一口咬定没这个可能，他于是只好派了条小艇紧随其后，把我送上了船。船确实开了-不过只走了两英里，就在省城下游，刚刚拐过弯就抛了锚。我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于是央求中间人告诉我实情，他慢悠悠地说了句，“这么说吧，你要是赶在凌晨三点之前上船，兴许就不会落在后头了。”于是我叫人把我送上岸，就算耽搁一点也不后悔，因为这里不仅正是祭祀雷公庆典的中心地点，而且还是我在游历印度支那和广州期间度过的唯一一个晴朗夏日。看着人们成群结队地聚在一起，举行这样充满中国味的户外庆典，以祭祀“大神”，我觉得只有"fourmiller"（译者注："fourmiller"，法语动词，意为“挤满、充满”。）这个法语词适合表达这种感受了。没有哪个东方国家能够在拥挤和流动程度上跟这样一场聚会相提并论，好像一群蚂蚁、一群蜜蜂围着自己的蚁后蜂王。雷公庙内，雷公身上挂满了彩纸和假花，成百上千信徒蜂拥而至，烧香祭拜，空气似乎都变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中国的节日很多源于宗教，不过几乎所有节庆的重头戏都在戏曲表演。表演有时候由城里操办，有时候由某位有钱的乡绅张罗，有时甚至由和尚出面，希望借此找来大批信众，募得香火钱。大榕树下，唱戏的上身脱得赤条条，戴着长长的胡子，肩上披着宽大的戏服，在临时搭起的戏台上踱着方步，踩得戏台吱吱作响。底下的观众黑压压一大片，连一点空隙都没有。单弦琴演绎着尖利的调子，和着演员们高亢的唱腔，从肢体动作看来算不得一流的表演，一切就这样一小时接一小时地继续着。庙里更是挤得水泄不通，从门口开始，每一寸地方都站满了人；庙外的小货摊一个挨着一个，排成一行行，叫卖着各式各样的饮品小吃，颇有几分县里集会的味道。小孩头戴着五颜六色的帽子，上面画着奇怪的鬼脸来吓跑妖魔鬼怪；女孩穿上了新衣裳，有的浅蓝，有的淡绿，只要是浅色，除了纯白都行，因为后者是寄托哀思的颜色。妇女穿着黑色、棕色和灰色的衣服，大都在胸前系上一个十字形的红带子。中国女人把孩子背在背上参加聚会，在这一点上比其他亚洲国家的女性更厉害。百姓们在人工河和塘边的石板路上来来往往，池里的水倒映出一串串人影。正式游行包括各式各样的船，每艘都装饰得五彩斑斓。光亮的烤乳猪被高高举起，用于孝敬神明。人们穿着奇装异服，骑着小马，中间还可以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涂得满脸粉白，抽着烟管，那是东方人在讽刺英国佬。足有20个人在舞动那条龙，同行的还有十几个面目奇异的生物。西方世界可没什么想象力，不知道自然界里曾有这样的生物，不过这些家伙很可能没有外表看上去那么令人生畏，或许也不会对人造成危害。这不，那个发狂的猴子一看到我的相机就摘下了面具，里面露出一张男子的脸，咧着嘴呵呵笑。将近四点，人们陆续返家。排成长列的帆船、舢板还有数以干计的其他船只全都再次朝着上游缓缓驶去。巨大车轮上的辐条又一次出现了，渐渐消失在逐渐降临的暮色之中。临时搭起的舞台上亮起了巨大的煤油灯，表明这样的演出要持续至深夜。我回到了位于江边的住宅，今晚那里照例会有人打着骨牌，喝着柠檬汽水，还会有人跟我说上一句“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当晚晚些时候，我重新回到“远键”号上，次日一早便发现我本可以回来得再迟一点，因为虽然我们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稍微挪动一点，却并未真正开船。又在下游停了两三个小时，等着从一艘帆船上运来一吨多鸦片；或许是因为现在水位过低，江水太浅，轮船要是装满了没法通过吧。能够搭上这条西江上最好的轮船是我的运气，这样说绝对不是夸大其词。这艘船长60英尺，虽然建有三层甲板，但只有其中一层才能真正称得上“甲板”。下面一层刚过水线，胡乱堆放着各种货物，货物之间的空隙挤满了坐船的劳工。船员不当班的时候也会蜷着身子躺在这里，那些奇怪的姿势我看着就觉得不舒服。船上运的大多是鸦片，还有茴香，用草垫子打成包，比装得满满的邮包还大。两种东西都带着点淡淡的甜味，混合在一起直刺鼻子。虽然茴香酒一般产自法国，可广西却是世界上最大的茴香生产地。这层甲板有一条过道通往船头，位于船的外侧，没有栏杆保护，宽也就一英尺，船员在上面走来走去，不时撑着船篙。甲板后头有一处生火做饭的地方，另一边厕所，紧紧挨着，让人心生不适。主甲板要干净一些，至少没有污水横流、地面湿滑，或者杀鸡剩下的残余污物。甲板前面是船头，地方不大，船员差不多时刻占据着那里。船长看上去有好几个，加上中间人、押运员还有其他高级船员，要么待在自己工作的船舱里，要么就在后面装着钢板的操舵室，在狭小的空间里挤成一团，我一路上从没见过这些人真正伸直身子。到了晚上，轮机员睡在有钢板保护的轮机房里，挤得全是人。主甲板中间有一间椭圆形的房间，差不多10英尺宽，20英尺长。四个角落里摆放着四张床，再加上一边四张，都是上下铺，这样一共能住24个人，这些上下铺都是一些很浅的木头箱子，就连一般用作床垫的草席都没有铺上。一块木板、一床被褥，再加上一个瓷枕头，里面放上一点诸如香烟或者火柴之类的小玩意，这就是中国人对舒适的全部要求。每个乘客都会带上自己的铺盖，一床被子加一床毯子，打个十字结，用床席子裹着，再加上几件随身的换洗衣服，一起卷在里面。这样一来，那些在光溜溜的地板上铺开的人反而比睡在床铺上的感觉舒坦，因为他们不用蜷缩手脚睡着，而且花费还少。然而，这里睡的可不是24个人，而是足足60个人，从这一面墙直到对面的墙，屋里一点空余的地方都不留下。每个铺位底下也睡着人，整个晚上和白天大部分时间，十个甚至更多人就这样塞在床铺中间。而从午夜直到天明，船员也会在这些躺在地板的人中间，找一处六英寸宽的空地躺下。由于地方有限，到了白天，凡有必要从船一头走到另一头的人，都必须选地方下脚。这里的手提箱样式繁多，有的用苇秆编成，有的用厚纸板和其他廉价材料，有些倒是货真价实的行李箱，总之各种行李都像在当铺展览一样，用大钩子吊着，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甚至都能蹭到我的帽子，中间有人拉了张吊床，在阳伞下荡来荡去，毕竟乘客中也有一些有钱的商人和赶时髦的人。我占了个铺位，倒不是因为我有能力或者希望霸占那张床，而是因为我的行军床正好就开在床的前面，稍微高出一点，这张床因此可以做个架子放随身物品，这样也能给自己多一点喘气的空间。女人们要挤得更紧一些，连躺都没法躺下。这些女人待在船尾，那里虽然高一点，但更冷，也没什么遮挡。女人们睡的地板是一块厚重的木栅栏，甚至连个垫子都没有，螺旋桨在下面转动，水时常会溅到身上。船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塞满了货物和人，只有一个地方除外，你可以管那里叫第三层甲板，其实就是房顶。身手好的话，大可爬上去。周围是成堆的木头和箩筐，里面关着小鸡，也有公鸡，每当你想睡觉的时候它们就会叫个不停。两层的板条箱子装的是鸽子，四层的那种关的是鹌鹑，几只羽毛漂亮的雉鸡被关在用柳条编的小笼子里，还有成筐的鸡蛋、橙子、柑橘和荔枝。两只野生的猴子一大一小，早就被水冲得难受。我曾在那上面散步，看着四周的景致慢慢退去，这些除了船员，很少有人领略过。整整五天的行程中，不少乘客除了一天上桌吃两顿饭，连床都从来没有离开过，而船员到了吃饭的时候就会把桌子拼在一起，塞进休息室。我的运气还算不错，铺位下面有一扇小窗能够打开，散一散随处可以闻到的淡淡的鸦片烟味。除了大概六七个意志坚定的乘客，余下的每一个人都在抽-船长、中间人、有钱的商人、面黄肌瘦的劳工，甚至女人也不例外。电灯整晚都亮着，船员们经常大声呼喊，乘客也聊个没完，鸦片的味道挥之不去。每天早上，服务员会给我们打一脸盆热水。像这样的脸盆，不那么贫困的中国乘客都会带上一个。大家会在盆子里洗脸、洗手，不少时候也会把脚洗一洗。不过，他们会从河里直接打上盆冷水，把盆子装满，从中舀上一杯，把牙齿刷一刷，再咕噜咕噜地漱口。中国的上流阶层对清早的洗漱工作简直一丝不苟。然而，就算是受过良好训练，为外国人服务的仆人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蛮夷喜欢把这些事的顺序颠倒过来，非得把烧开了的水拿来饮用和漱口，而不是用来个人洗浴。如果那些让人生病的毒素细菌真的藏在水里-就像几十年来，成千上万外国人尽力想让中国人相信的那样，可他们始终没有完成-那么，为什么没有烧开的水对皮肤的危害要小于对肠胃的呢？无论吃饭、看书、写字、穿衣、洗漱还是刮胡子-有个乘客把我的安全剃须刀戏称为“小锄头”-事实上，我的一举一动，甚至包括用手帕，对全船的人来说都是一场不停歇的演出。不过，这里从来没有人表现得不友好，也没有蓄意的恶行。随处都能见到有人病倒，有的一看就知道得了极易传染的病，或许已经无可救药，可那股乐观的劲头却无处不在，时刻都能感受得到。中国人时而又是无情的，如同他们忍受艰难困苦的十足耐心与温厚性情一样令人注目。上游有许多船在逆流而上，沿着河岸行驶，就像在亚马孙河上行舟一样，可是这里人都是面朝前方站着，有时一条小船上四个人排成一排，一起操控着长长的船桨，而不是用短桨划水。拖船的纤夫深深地弯着腰，身上的纤绳绷得直直的，沿着又高又陡的河岸前行。河岸已被数百年的潮水冲刷得千疮百孔，形成千奇百怪的形状。有天早晨，一老一少两个纤夫正沿着河岸拉纤，二人也许是一对父子。岸上高出水面约20英尺，纤绳的一头扯着一艘帆船的桅杆顶端，那艘船离我们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我们的船员朝他们小声地喊了两句，可后者正在全神贯注拉纤。我们的船完全没有做出避让，结果纤绳被客轮的烟囱挂住，老的纤夫从陡峭的河岸头朝下栽了下来。他兴许就这样摔死了，足足过了10分钟仍然一动不动，直到最后消失在视线之中，年轻的纤夫哀恸地坐在一旁。长长的竹绳两头都已断开，我们的船员赶紧把绳子卷起，悄悄收到船上，木讷的神情仿佛对此习以为常。那面仿冒的星条旗日夜在船尾飘扬，发生在旗下的这一幕无疑为这一切又增添了新的悲伤。我们就这样带着东方人的悠闲慢慢航行，身后拖着一艘帆船，上面坐着的人更多，堆的货物也更高，其中大部分都是鸦片。每当遇上急流，我们便会放开后面的船，任其自己对付，直到过了难行的河段再等它赶上来，有时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帆船上装的东西实在太多，16个男人面朝船头，站在船的前部，像划桨的奴隶一样，动作几乎完全一致。看他们通过急流浅滩和我们会合真是一幅壮观的景象，反倒是轮船常常搁浅。每当这个时候，船员们便会拿出些长长的一头呈T字形的竹竿，站在船外侧宽不足一英尺的过道上，有时会把上半身俯下去，用力地推，一连好几个小时，不时使劲地大喊。中国的船员似乎根本用不着老板上船督促干活，该闲的时候尽量放松，到了干活的时候又紧张起来。在这样一个劳力过剩的国家，担心丢饭碗显然就是工作的全部动力所在。我们有时会经过一些很现代的大划艇，六人、八人甚至十人划船，船桨就固定在竹篾做成的桨架上，一帮人使出吃了饱饭的力气划船。只要一起风，船上立刻扯满风帆，让那些劳累的桨手稍微休息一番，但这绝对不会长久。比起那些老旧破烂、连开动都费力的汽轮，我们的船简直是一座水上宫殿，要知道汽轮有时要拖六艘帆船。我们就这样从其他汽轮中驶过，上面的船员都会跟我们玩笑几句。我们的船有时会停下来送劳工上岸，或者搭上几艘舢板，把船上的大部分货物转到舢板上，以便通过水浅的河段，开到下游再重新装回船上。警卫带着武器，对鸦片寸步不离，会跟着一起转移到小船上，然后又跟着回到轮船上来。没有任何人花心思想着该如何分工合作，加快进度，并不是拖着这些前来帮忙的船一起走，待到晚上停船之后再从上面重新装货，而是一直装船直到天黑，这样就只能在原地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能出发。我们沿西江而下，一路上白天停靠的几个城镇与其他成百上千座县城大同小异，让人觉得无趣。永淳（译者注：永淳(Wing-shun)，即今广西横县峦城镇。）这地方看上去好像不过是岸边的一排小屋，到达已是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这是第一个天色阴沉的日子。我们之前在一处水浅的地方又是卸货又是装货，耽搁了不少时间。不过待到天黑，我已经走在池塘和稻田间连绵不断的石板路上了。有一处城墙顶上长满了青草，我在上面走得甚是开心，一路走到一座古老的佛塔前。能够摆脱时刻被人盯着，不用听人呼叫，也无需再闻鸦片烟味，也算是一种解脱吧。夜里静谧无声，只有这个时候，我才能回忆起我在中国的全部旅行经过。夜深人静时再进城，活动的只剩下了城门上那些摇摇欲坠的房子里的狂欢宴饮和大街上一两处聚赌的人群。天光一亮我们就动身起程了，不过因为有几处急流，下午在一个地方先后停了 两次，有人管那地方叫峦州，也有人唤作横州。船员一口认定前面有急流和土匪，因此必须这么早就把船停下来。城墙里斜坡上的小路歪歪扭扭，萝卜被切成一条条摊在地上晒干。这些东西经过腌制后就成了这里的主要美食。街道很窄，铺着滑溜溜的石板，伸进黑洞洞的城门里，漫无目的地向前延伸着。进了稻田，路在水沟旁变得更窄了，白天耕田种地的男女就在这些路上来来往往。城里大部分地方都被菜园子占去，负责照料的主要是女人，粗糙的大脚一看就是没有缠过的。还有一两亩池塘，几棵老树枝繁叶茂，有榕树，也有其他树，周围有一些破败的神龛或寺庙。院墙边上的几处茅舍成了乞丐的栖身之所。墙头上几根电报线嗡嗡作响，一听就知道出了故障，只有一两栋天主教或者新教传教士的房子，作为唯一表明这里不是公元前，而是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的证据。破碎的泥砖和廉价的陶器丢得满地都是，仿佛有几个城市被毁灭在这里。林梢传来几声鸟儿的啼叫，那声音也许是风儿吹过香蕉种植园和草木丛生的墙角发出的吧。街上人声鼎沸，每个摊贩都在扯着嗓门，直至筋疲力尽。一群孩子在不远处尖声叫着，娃娃兵们在折磨着那支用了多年的喇叭。远处四下里都是低矮的山丘，那是当地人的先辈们最后的安息之地。我们的“水上鸦片馆”每天凌晨四点便动身起航，公鸡先生们此时早已在甲板顶上和靠近我小小窗户的过道上开始了没完没了的大合唱。又是一个晦暗的日子，阴冷得如同二月。无论在此之前，还是自此以后，我都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天气，这么长时间其实一点雨也没下，却阴郁得让人难过。除了在南宁过节的那一天，我在广西度过的每一天都没有见到过一丝阳光，日复一日都是这般阴暗，像是进入了日全食，或是雷雨风暴来临前的最后一刻。从峦州往下游走三个小时，突出的礁石使江面开始翻滚起来。江水卷着旋涡，形成危险的急流，我们等了近三个小时才等到要拖的船姗姗赶来。不过，到了中午时分便已经渡过难关。帆船上架起了硕大的舵桨，跟我在福建闽江上看到的一样，不过这一回是架在船的前部。我们顶风前进，一路上超过了不少船。风力强劲，足以让那些船上的人激动起来，有的用力划着桨，有的转动起风帆，还有的在拼命拉纤绳。过去两天里，眼前不时出现一些圆圆的棕色山头。山上长着树，可与南宁上游相比，没有太多的景致。种田的人集中在岸边一块块小小的田里。男人和孩子站在冰冷的水里，水没到大腿处，有的甚至深可齐腰。有的人在撤网，有的人在拖网，脸上面无表情，一副东方人耐心无限的样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