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泄泻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国医大师徐景藩教授提出“胃风”是泄泻的主要病因病机之一，临证以胃风理论为指导，在泄泻的治疗中提倡重视“风药”的运用，取其健脾胜湿祛风、升举清阳畅风、条达肝气宁风、开通玄府疏风之功，常获良效。本文分析徐景藩从“胃风”角度以风药治疗泄泻的丰富经验与独到见解，以期启迪临床、开阔思路。
关键词：胃风理论；风药；泄泻；名医经验；徐景藩
首届国医大师徐景藩教授（以下尊称“徐老”）悬壶六十余载，精研经典，学贯古今，衷中参西，在脾胃病的诊治中形成自己独特见解。“胃风”之名首见于《内经》，属脏腑风之一，乃风邪伤胃所致。泄泻是中医临床常见病、多发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春伤于风，夏生飧泄”，《素问·风论》载：“久风入中，则为肠风飧泄”，均强调风邪为其发病之机。徐老创新性地提出“胃风”可作病机解，明确其致病既有胃腑之症，又有内风之征，并认为“胃风”是泄泻的主要病因病机之一，临证常运用风药治疗。笔者试从“胃风”角度，探讨徐景藩运用风药治疗泄泻之要义，以飨同道。
1 胃风源流考
《素问·风论》首次提出“胃风”的病名及症状，曰：“胃风之状，颈多汗、恶风，食饮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满，失衣则䐜胀，食寒则泄”，此以外风立论，治宜遵“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甘，以甘缓之，以辛散之”之旨，法当祛风散寒，温中理气。《素问》详述五脏风，而诸腑中风独取胃，此为“胃乃六腑之长，举一概余也”。后世医家发展了“胃风”的病因症治。《赤水玄珠》认为胃风的成因是“膏粱之味，积久成热，因而生风”；而《医说》云：“胃风，不伏水土”，将其病因归为“不内外因”。李杲《脾胃论》载有胃风汤二首，一则“治虚风证……牙关急搐，目肉蠕瞤”，一则“治大人小儿风冷乘虚入客肠胃，水谷不化，泄泻注下……及肠胃湿毒，下如豆汁，或下瘀血”。此二者症状、方药迥异，病机却不离脾胃虚弱，风、寒乘虚客之，虽仍从外风立论，但对胃风相关症状有所补充。喻嘉言在《寓意草》中对胃风有较详细的论述，认为其是“虚风之候”，乃由于胃气上逆，大量呕吐，使“所受之水谷，出尽无留”，而致胃中“空虚若谷，风自内生”，此属内风范畴；另又论及“风入于胃”之外风之候，对胃风的病机论说较为全面，总之大致有三点：一为胃阴亏虚，虚风内动；二为胃虚于内，风邪外入；三为阴虚郁热，风火相煽。《西溪书屋夜话录》“治肝三十法”中载有“培土宁风”一法，盖风木侵凌中土，胃中一空，其风尤甚；该法一面培土，勿使胃空，一面平息肝风，两者兼顾，方能扭转病势。对此，徐景藩告诫，如原有肝风之人，一旦呕吐或兼胃病而致呕吐者，应警惕中风卒变之虞。一言蔽之，“胃风”乃风邪客胃或胃阳郁勃，变化生风，终致胃腑体用失常；其病机常以胃虚为本，旁及肝脾，临床既有消化系统症状，又可见各类“风”象。
2 胃中风炽，风气通肝，肝木盛则侮脾
《医方集解》有言：“胃受风气，木邪克土，故完谷不化，谓之飧泄”；《寓意草》曰：“胃中风炽，飧已即泄”；《医门法律》云：“风既居于肠胃，其导引之机，如顺风扬帆，不俟脾之运化，食入即出，以故餐已即泄也”，均阐述了“胃风”致泻的病机。风邪伤人，客于肠胃，“风依于木，木郁则化风”，故风与肝相应，风为木气，通于肝；木郁不达，肝风内动，乃风行乘土，脾之运化无权，即出现木郁土衰之象而成泄泻。《医方考》言：“泻责之脾，痛责之肝”，腹痛、腹泻、肠鸣等是泄泻的主要症状，具有阵发性、痉挛性的特点，常突然发作，亦可未治缓解。因“风盛则挛急”，经脉气血运行不畅，不通则痛，故见腹痛；“风性善行而数变”，风性善动不居，游移不定，变幻无常，故腹泻腹痛呈阵发性；“风胜则动”，胃肠蠕动增强，水气在肠腔相搏，故有脘腹辘辘鸣响之声；此外，脾主肌肉，徐景藩认为，肠管有环形肌、纵形肌等，属土，同样由脾所主，脾虚则肌肉失于濡养，而见挛急、痉挛。痉挛者，强直也。《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诸暴强直，皆属于风”，故亦可作“脾虚生风”解。另有学者认为，大肠为“传导之官”，尚有“主津”之功，大肠排泄粪便的功能似“舟行水中”，水能载舟，风可扬帆；因风胜则动，若风邪客于大肠，大肠传导之功亢进可出现泄泻、肠鸣，此即“风盛舟翻”之泄泻。再者，据徐景藩经验，多数泄泻患者存在性格急躁、焦虑抑郁、失眠易怒等症状，其病机与肝之风火密切相关。综上所述，胃风所致泄泻，其因、机、症皆不离“风”，属“风疾”，故徐老言“胃风”乃泄泻发病之关键。
3 风药辛燥，祛风胜湿，开玄升阳止利
风药类众，可疗百疾。《外台秘要》言：“冷加热药……风加风药”，首载风药之名；张元素基于“药类法象”将风药归于“风升生”一类；李东垣认为风药具有升、散、行、透之性，并将其广泛应用于脾胃病及内伤杂病，不拘外感；现代医家以功效为据，将主治“风病”之药纳于风药范畴，囊括祛风类、熄风类、搜风类、风湿类、风痰类、风瘀类、风毒类。基于上述理论，徐景藩将风药概括为一类主治“风疾”之药及性类“风性”之药，并提出其在泄泻的治疗中可细分为胜湿、升阳、行气、开玄等。
3.1 风药苦温香燥，健脾胜湿祛风
《儒门事亲》云：“湿之气……在人为脾，甚则为泄”；姚止庵曰：“脾本湿土，而性则喜燥，盖湿极则气滞而不能运化矣”。脾气虚馁，运化失健，致湿浊内生；湿困中土，又阻遏脾运；湿从下泄，则见大便溏泄、腹鸣且胀、身重神倦等症，故有“脾虚多生湿，无湿则不泄”之概称。既有湿邪，治当祛风胜湿，因外寒者宜芳香化湿或苦温化湿，由内湿者宜健脾化湿或运脾化湿。《赤水玄珠》曰：“用风药者，谓风能胜湿也”，《兰室秘藏》亦云：“盖风气上冲，以助胜湿”，因湿为土病，风为木药，木可胜土，故风亦胜湿。徐景藩认为湿胜则阳微，湿易阻气机，风药胜湿机理大致有三：一因风药性多苦温，温能散寒除湿，苦可燥中焦之湿；二因风药药性轻灵，走而不守，赋予湿邪灵动之性，行其气滞，散其凝聚；三由风药之性宣通，俾脾阳得振，湿邪乃化，气机舒畅，泄泻自瘥。据此，徐景藩常用羌活、防风、秦艽、藁本、白芷等风药，以达祛风散寒，温中升清，运脾化湿之效。《本草汇言》曰：“防风，气味俱薄，浮而升……散风寒湿痛之药也”；《名医别录》曰：“秦艽治风，无论新久，通身挛急”；《雷公炮制药性解》记载：“羌活气清属阳，善行气分，舒而不敛，升而能沉，雄而善散”，故《品汇精要》云其“可除新旧风湿”。
3.2 风药质轻上行，升举清阳畅风
经云：“清气在下，则生飧泄”，脾胃为枢，斡旋中焦，胃受风气，木郁土虚，清气反降，流于谷道，发为泄泻，故徐景藩强调治当健脾以升清，清气升则泄可止。《脾胃论·升阳除湿防风汤》云：“如飧泄及泄不止，以风药升阳。”《医碥·泄泻》中述：“若气虚下陷而利之，是降而又降也，当升其阳，所谓下者举之也，升阳用风药。”高巅之上，惟风可到，徐老认为，风药气味辛香，质轻上行升浮，辛能行气，故能斡旋中气，调畅气机；香能醒脾悦脾，使脾运得复，畅达郁遏之浊气；质轻能举下陷之清阳，使清升浊降，升降并行，脾胃复职，泄泻自止。李中梓《医宗必读》总结了治泻九法，其言：“一曰升提，气属于阳，性本上升，胃气注迫，辄而下陷，升柴、羌、葛之类，鼓舞胃气上腾，则注下自止……所谓下者举之是也。”对风药升阳治疗泄泻的阐述实为精髓。临证徐老喜用柴胡、升麻、藁本之类，《本草汇言》载藁本乃“升阳而发散利不止”；《雷公炮制药性解》谓升麻“引诸药游行四经，升阳气于至阴之下”；《医方考》曰：“羌活、独活、防风、柴胡能升举清阳之气，而搜百节之湿”，言风药升阳除湿之功著；李东垣对于“清气在阴之脾气衰而不能升发阳气者”以升麻、柴胡助辛甘之味，以引元气上升，不令飧泄，正如其所拟补中益气汤、调中益气汤、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等升阳益气诸方中，常以风药升麻、柴胡配合防风、羌活升阳以除湿，徐景藩提出，此法是取柴胡行少阳之气，升麻行春升之气，相须为用，则阴阳之气得以升发。
3.3 风药升发宣散，条达肝气宁风
《脾胃论》载道：“诸风药升发阳气，以滋肝胆之用”“肝阳不足不舒，风药疏补之”“风者，春也，木也，升发之气也”。风药辛温，辛入肝，辛以散之，助其疏泄，散结开郁；风药轻清而升浮，能发散郁火，调理气机，正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火郁发之，然发之者，必借风药”；风药之性升发宣散，清灵透散，能行能散，能疏能宣，顺应肝气生长、条达、舒畅之性，同气相求，令木可疏土，肝气畅达则脾土不壅，疏运有节则泄泻自止。据徐景藩之经验，在肝郁乘脾泄泻中佐入防风、青皮、蝉蜕等风药，有增强疏肝、抑肝之效，且与单纯疏肝理气之品“只疏而不升”有异。《医方集解·和解之剂》云：“防风辛能散肝，香能舒脾，风能胜湿”；痛泻要方中即用防风，其性升散，既可祛风，合白芍以助疏散肝郁，伍白术而鼓舞脾之清阳，又为理脾引经要药，伐木扶土，俾木达则土安，东垣曰：“若补脾胃，非此引用不能行。”此外，徐景藩认为，肝木过旺乃本病主要病机之一，因此，对肝旺的患者，除常用抑肝缓肝及上述风药外，还常用蝉蜕、白蒺藜、钩藤等平肝熄风宁风之品，庶可提高疗效，避免中风之虞。
3.4 风药轻灵通窜，开通玄府疏风
“玄府”的概念首见于《素问·水热论》：“所谓玄府者，汗空也”；刘完素提出“玄府者无物不有，乃气出入升降之门户也”。肌表有在表之卫气抗邪，顾护玄府，邪去则郁闭自开，不致营卫失调。刘尚义提出“在内之膜如在外之肤”，此“膜”与现代黏膜类似，遍布全身，故胃肠黏膜亦有在里之卫气鼓起抗邪，邪正相争，正盛则体安无恙，邪盛则卫气不固，玄府开合失司，乃致枢机不利，气血津液升降出入失常，泄泻乃成。风药是临床最常用、最有效的一类开通玄府的药物。肤膜同治，泄泻病应用风药，意在通玄府之窍道而非疏散表邪。王明杰将风药之性能概括为“升、散、透、窜、通、燥、动”，徐景藩认为风药禀其轻灵之性，得风气之先，上行下达，彻内彻外，走而不守，不仅能疏散肌表之汗孔，且能开通胃肠黏膜之玄府，调节中焦脾胃枢机，玄府通则肠腑分清泌浊功能复，枢机升降有常则泄泻自愈。故徐景藩提出，治疗泄泻病可酌配麻黄、桂枝、细辛、防风、川芎、羌活等辛窜宣通开玄之风药，切中机要，可获良效。
4 病案举例
高某，男，38岁。2006年1月5日初诊。主诉：便溏间作2年余。患者反复便溏2年余，日行1～2次，夹有黏液，腹痛而鸣，多矢气，无脓血便，无里急后重，近3月右上腹又见疼痛，痞胀不适。1年前曾服中药治疗，症状时轻时著，影响生活，不堪痛苦。刻诊：大便溏而不实，日行3～4次，稍夹黏液，腹鸣腹痛，痛则欲便，便后痛缓，饮食如常，体质量未减。既往有慢性胃炎病史2年余，服中药已愈。平素工作劳累，压力较大。诊査：右上腹及脐周轻压痛。观其舌脉：舌质淡红，苔薄白，脉弦。治拟抑肝健脾，予痛泻要方化裁。处方：焦白术10g，防风10g，白芍15g，藿香10g，蝉蜕5g，茯苓15g，炙甘草3g，山药15g，鸡内金10g，焦山楂15g，焦麦芽15g，黄连2g。14剂，每日1剂，水煎分2次服。
2006年1月19日二诊：药后便溏渐转实，腹痛减轻，痞胀未消，多矢气。舌质淡红，边多齿印，舌苔薄白，诊脉小弦。今日B超示胆囊壁毛糙。此为肝脾胃不调，中焦气机不畅。治当抑肝健脾，和胃理气。拟方三白汤加减。处方：焦白术10g，白芍15g，白茯苓15g，山药15g，炙甘草5g，藿香10g，黄连1.5g，鸡内金10g，香橼10g，焦麦芽15g，焦山楂15g。续服20剂，服法同上。
2006年2月10日三诊：服上方后腹痛便溏改善，大便日行1～2次，成形，脘腹尚有隐痛，效不更方，酌加海金沙以清利肝胆，木瓜以助柔肝。又服药20余剂，腹痛下利明显改善，基本成形，日行1次，无黏液，原方加减巩固治疗。
按：患者平素工作劳累，久则戕伤脾胃，复加情绪紧张，肝失疏泄，木侮中土，脾失健运，肠道传导失司，证属肝脾不调，治宜抑肝健脾并举，方选痛泻要方、三白汤加减。局方三白汤（白术、白芍、茯苓）寓痛泻要方之意，此为徐景藩治疗肝脾不调之主方。初诊以白芍抑肝柔肝，白术健脾助运，陈皮化湿醒脾，防风散肝疏脾，四药合用，扶脾土而泻肝木，气机畅则痛泻止。方中白芍、防风虽为抑肝健脾，然也寓久泻参用驱风之意，防风为祛风之药，辛温而燥，燥能胜湿，李中梓譬之如“地上淖泽，风之即干”，且为风药中润剂，无伤阴耗气之弊。徐景藩常引此法，治久泻收效甚佳。具体运用时，徐景藩认为抑肝用防风、白芍力量似嫌不够，宜加蝉蜕、木瓜、人中白、地龙、乌梅等以增其功，如本案加蝉蜕能增强祛风之力，与防风、白术、白芍相伍，抑肝而兼调整肠管蠕动功能。然风药多燥，燥易伤阴，李杲在《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中强调：“如病去，勿再服，以诸风药之药损人元气，而益其病故也。”徐景藩亦有警言：“若脾阴不足，肝阴亦虚，祛风之药配用白芍、乌梅、莲子、炒木瓜等品，互相兼顾，不致有过燥之弊。”故临证配伍风药当润燥相济，用量宜轻，中病即止，待阴虚来复，再适量佐以治之，以防阴伤过度，不可不知。
5 小结
泄泻是中医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外邪侵袭、饮食内伤、情志不畅、禀赋劳倦等诸多病因均可致泄，其病机涉及“脾虚”及“湿盛”，病位在大肠，与肝、脾、肾等脏腑密切相关，心、肺亦有所及。徐景藩学验俱丰，在脾胃病的诊治中提出诸多创见。徐景藩认为“胃风”是泄泻的主要病因病机之一，临证以胃风理论为指导，在泄泻的治疗中重视“风药”的运用。风药之性苦温香燥、质轻上行、升发宣散、轻灵通窜，取其健脾胜湿祛风、升举清阳畅风、条达肝气宁风、开通玄府疏风之功，疗效卓著。然徐景藩强调，泄泻临证病情多变，病因复杂，亦不可拘于“风药”，若有寒热虚实之变，当随证加减。肝郁较著者，以青皮易陈皮，取其疏肝破气之功，也可酌加郁金、合欢皮等以疏肝解郁；湿热伤中者取藿香、苍术、败酱草等清肠化湿；畏寒肢冷者，以炮姜、制附子温运脾阳；五更泄泻者，以补骨脂、肉豆蔻、益智仁等温补命火；久病入络者，以红花、三棱、莪术、参三七、延胡索等行其瘀滞。本文阐述了徐景藩基于胃风理论以“风药”治疗泄泻的独到见解，以期启迪临床、开阔思路。
来源：《杏林中医药》2023年6月第43卷第6期
作者：崔松香、陆为民，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基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医大师徐景藩学术经验传承研究室”建设项目（国中医药人教发〔2010〕5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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