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我读过不少的书，从书里吸取了无尽的知识，书籍给我的恩惠，无论怎么讲都不会过分。我由衷地感谢为人类创造精神财富，并以书籍的形式积累起来和流传于世的书籍的作者们，以及让书籍大规模地存世传世的出版工作者、印刷工作者，还有把外文书籍中国化的翻译工作者。以及各类图书馆的建设者和管理者。
在所读的众多书籍里，有两位作者的写书初衷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第一位，钱钢，《唐山大地震》一书的作者。钱钢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作为上海医疗救护队的队员到了地震灾区，亲身感受到了地震的猛烈灾害和人在灾害面前的奋力抗争。并非地震工作者或史志工作者的钱钢，却想到了唐山大地震这场自然浩劫，将来一定有人要去研究它，要把它载入各种史籍留给后人，而这，就需要尽可能详尽的第一手资料。于是，在抗震救灾的过程里，钱钢着意收集了地震灾区的各方面资料，在1986年唐山大地震十周年的时候，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全面介绍这次大地震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在唐山地震灾区的千千万万人当中，钱钢是一个先知先觉者，一开始就意识到要把地震灾区的资料收集起来，留给以后的地震学者，留给以后的历史学者。有志者事竟成，《唐山大地震》一书真的成了一份研究唐山大地震的各方面学者的重要资料，也让无数的老百姓从书里了解了唐山大地震的一些情况。千百年之后，《唐山大地震》这本书，会被后世的人们看作是历史上那场惨烈大地震的亲历记，是珍贵的信史。以后，有关唐山大地震的著述多了起来，各方面的研究深度和广度超过了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一书；但是，钱钢是自觉的第一位，是先知先觉。
第二位，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一书的作者。严家其在“文化大革命”伊始，就感到在当时已使整个中国常规社会生活完全、彻底地发生了改变的这场“革命”，必定要以某种形式写进日后的史籍里，要在历史上有个说法。于是，刻意收集资料，也写成并出版了国内第一本“文化大革命”的编年史。钱钢、严家其二人都是芸芸众生中的先知先觉者，是世事进程中的有心人，仅这一点就赢得了世人的敬意。
“文化大革命”之后，当全国人民都在反思这场浩劫为什么会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原因，并讨论如何避免在中国重演“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严氏出版了另一本著作《首脑论》，作为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基于对严氏当年“在线”收集资料（借用后来的计算机技术术语“在线”）率先著书，为“文化大革命”修史，对这种先知先觉行为的尊敬，我阅读了《首脑论》，去看看严氏是如何对“文化大革命”作反思。（按照中国传统的史学观，这种并非官方组织的而是民间自发记述的历史事件，不是正史，只能叫野史。历朝历代，野史层出不穷，这也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形形色色的野史，使得历代“圣朝无阙事”）
在《首脑论》的序言里，该书作者提出，一些身居首脑权位的人物，其思维方式乃至个人品行，会造就这些人的具体执政行为。那些行为都可能会对所处的社会，甚而至于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迄今未有人去专门研究首脑人物的个人行为对社会的影响。也未研究具备什么样的素质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合格的首脑。也是这位作者，要在国内率天下之先（由于笔者见闻范围的限制，不知其它国家是否有过对首脑的专门研究，并写成学术专著），研究首脑人物的个人行为这种历史的偶然性因素，与历史进程的必然性规律之间的关系*。那么，可以不可以对首脑人物的个人行为方式加以研究？——这是严氏在具体地论首脑之前，首先提出的开篇问题。对此，严氏在《首脑论》的序言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科学研究是一项“三无”的事业——科学研究无禁区，科学研究无偶像，科学研究无止境。笔者觉得这一论断见地深刻。读过了《首脑论》，我把严氏从一个写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先知先觉者，进一步认为是一个能写出《首脑论》的思想家。
1989年，严氏从中国的论坛上消失了。消失之初，《首脑论》还遭到了别的文人在报纸上著文轻薄和贬损（笔者这里指的是某些文风算不上正常的学术讨论和争鸣者）。我以为，严家其只是一个思想家，而思想家不要去干政治家所要干的事，因为思想家不等于政治家，思想家也不一定就能成为一个称职的政治家；思想家是要用自己的思想观念去影响政治家和世人。我国古代的孔夫子、孟夫子、荀夫子、墨夫子都是有名的思想家，都是以思想家而受到历史的尊敬；虽然孔夫子当过鲁国的司寇、孟夫子、韩非夫子也是从了政，但历史没有看重他们的政绩如何长短，而是看重他们的思想影响，没有将他们剔除出思想家的圈子去计入政治家的圈子。在当今中国的文坛上，连当年的汉奸周作人的文章都允许辑书出版，允许学者去专门研究；作为一个具有真知烁见的当代思想家的著述，今后会有人去研究。就像现在已经有人研究，另一些当代的思想家，譬如顾准 等人一样。或许，封禁严书会比封禁周作人的时间还长。去研究思想家们的学说，这正好就是严氏本人提出的，科学研究无禁区之主张的实践。
我从一个读书者到自己提笔写书，是受到了“科学研究无禁区、科学研究无偶像、科学研究无止境”的三无主张的影响。我的《工程汉字学初论》、《汉字——解中华文化的金钥匙》、《秦国的技术强势》，都是从工程技术的角度去研究汉字和汉字文化，进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工程技术去探讨汉字和汉字文化，会有许多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收获。然而，这种对汉字的社会应用和社会影响的研究，并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在我供职的印刷研究所里不能立项开工。不能立项，那就名不正则言不顺，只能成为一种“业余的爱好”；所幸，研究所的老板还不便把研究汉字划入禁区。自1988年起的十余年来，前两本书里的部分章节分别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在〈中国印刷〉、〈中文信息学报〉、〈北京印刷学院学报〉、〈语文建设〉以及台湾的〈中华印刷科技学会年报〉1993~1998年度的各卷，共三十多篇。 现在，光明网给了我一个发表论文的平台。“科学研究无禁区，科学研究无偶像，科学研究无止境”，给了我坚持研究，为国家为民族尽心尽责的信念。
这是因为现代印刷技术、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涉及到了用工程技术的方式处理汉字，出现了汉字与工程技术之间的互动。提出了汉字如何适应机器处理，印刷汉字如何适应机器生产字形，如何适应快速阅读，计算机屏幕的电子书籍阅读、或长时间持续阅读等一类工程技术的问题，以及汉字字形的工程美学问题；而且传统文化与汉字的关系，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都大有研究的价值。尽管，这种价值不能马上直接变成供职单位老板 要下属去挣的钞票。
金岷彬
*注：唯物辨证法里讲述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一些必然性的规律要通过偶然的机遇或偶然的现象而表现出来，必然性依托于偶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