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君是比我早三级的同系学长，毕业后分配在一个西安的三机部国防工厂。1974年，王君要离开西安了，调回老家一个县办小工厂去。临走之前，到我的工厂向他的同班张姓同窗告别。张学长姐后来给我讲了一个“骑着驴找驴”的 别味故事，是导致王学长要调离国防保密工厂，离开西安大城市的导火线原因，那是一句顺嘴的平常口头话语招灾惹祸的故事。
王君父母早亡，是个孤儿，政府一直把他培养到大学毕业。所以，王君对党和政府深有感情，在政治上积极革命，在大学里就入了党，是我们系团工委副书记。以可靠的政治条件进入了保密的国防工厂。
文革期间，王君的工厂也分裂为两派，与社会上的派系紧密相关，厂内相互内鬥不已。王君自然而然成为他的工厂里，支持其毕业的大学那一派群众组织的头领。厂内两派内鬥影响了生产，全国范围内摸不如此。
1967-09，针对全国每一个地区和基层单位都存在内斗，生产严重下滑，报纸上公布了一条毛主席最新的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于是全国敲锣打鼓地连夜遊行，热烈庆祝毛主席关于大联合指示的发表。西安的国防工厂都进驻了军管会，责令两派要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于是，两派组织的头领们合并组成了工厂大联合委员会。并且精工制作了一枚最高像章，颁发全厂每人一枚，庆祝工厂大联合。很自然的，原来两派的 派头头，都自然成为了厂大联委的委员。
王君去大联委领回了本科室全员的像章，把像章带回本科室后，依次发给在场的同事们，并在名单上签字。当时不在场的人数与余下的像章数，却对不上数；几次反复数，总是少一枚。文革里，发给像章是一个人属于“人民范畴”的标志。换句话说，文革里被列为“牛鬼蛇神”的 分子们，他们的问题被列为“敌我矛盾”而不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资格得到像章。所以，丢失一枚像章，发不到谁手里，都是人所不答应的事儿。更何况，随便丢失了像章，可能会有人来小题大做追究责任，当年经常听到说，某件事表明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因为这些虎视眈眈的话语和环境，王君可真有点着急了。
忽然，办公室里一位同事提醒王君说，你自己不是还戴着一枚像章吗，还没签字写进名单里统计数嘛。
喔——！王君出了一口长气，感到轻松了下来。随口埋怨了自己，“哦，把人急昏头了，怎么会 骑着驴找驴呢！”
嗯--？！办公室里有异常的声调。王君马上意识到平日随口的话语，用来说刚才“戴着像章找像章”的事件，不合适，于是赶紧纠正自己的口误，作了必要的解释。在场的两派人员也都纷纷表示，平日大家习惯用的俗语，随口而出，属于口误，可以谅解。
但是，午饭时间，厂里另一派就刷出了大标语，“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王囗囗！”“王囗囗污蔑伟大领袖，就是反革命！”“谁侮辱伟大领袖，就砸烂谁的狗头！”……铺天盖地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名字还被倒着写，再用巨大的红叉叉把名字划掉（这种形式，文革里颇为风行）。还不到下午下班时间，王君就被大联委通知：带上被褥，到专政队报到去——被关进了牛棚。
王君关进了牛棚，与此前先期被打倒的其他一些牛鬼蛇神一起被强制劳动，这就是文革里，被列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对象”们所受到的“群众专政”。每个社会的基层单位里都有这样的“群众专政队”看管牛棚。每个“牛鬼蛇神”分子还要在右胳膊上戴一个白布袖笼标志，上面写着“罪名”（如，右派分子、地主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 等等）和个人的名字。
笔者插话叙述文革的一种衣饰外观。文革里的红卫兵和所有的革命派，都崇尚戴红袖章，表现出自己是革命的坚定者和中坚力量，红袖章是一种光荣的时髦打扮，戴在 左派的左臂。相对的，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则是强制他们戴上标志其身份的白袖章，戴在右胳膊上。
王君被关进专政队牛棚后，同一派的工人、同学们有要为王君辩解的，但对立派的革命口号气势逼人。连军管会也说不上一句客观的公道话——这在今天看来，很普通的一句口头语，至多也就是“用词不当”的口误，但是在文革里却是被上升到吓人高度的政治性质问题。
大联委还组织了专案组，对王君作政治审查，就是文革里常常说的“内查外调”。查来查去，王出身贫农，是孤儿，党一手培养长大的，还在学生时代就入了党；响应号召积极参加文革……没有任何可以抓住的把柄，能给王君戴上更严重的政治帽子。但是，那句无意中说错了的话，没有人再能有效地为之申说，不要计较那句随口误说的话。因为，谁要替反革命分子辩解，那就是立场有问题，那会连累到辩解的人。
牛棚里关了几个月之后，王君被放了出来。因为大形势有了微妙的变化——
逐级传达了1969-04的“九大”期间，一次内部讲话。有曰，“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里，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上级”要各地宽容地解脱一些被清理的对象。并且指出，倘若挨清理的人里有要求解释被抓和关的原因，而后又被无条件释放的原因。上级传达说，“无非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呢嘛。这几个月的经历，让王君觉得，正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现实版本。再进一步想，继续留在那个国防工厂里，假若哪一天有人要旧事重提，那仍然会是一种摆脱不掉的麻烦；是一块被打烂过的伤疤。况且，结婚后，老婆孩子都在老家调不来西安，总不能当一辈子的牛郎织女，吧。王君决定了离开西安调回老家县城的工厂去。
高班学长王君调回老家去了。临走道别时，还给张姐说了另一番话语——“以前，我总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在每一次政治运动里，我都积极参与，是政治运动的中坚力量；政治运动总是要找出或多或少的人来整。这次被关进了牛棚，尝到了挨整的滋味，尝到了被强加的冤屈，今后我再也不参与整人的运动，再也不会去整人了。”痛哉！斯言。
今天回顾文革里动辄整人和冷不防就会挨揍的提心吊胆境况，那是一个“绞肉机”的恐怖氛围。幸哉！告别了那种“绞肉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