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第一次发表在《北大中文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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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印章虽然可以复制文字，也是中国发明印刷术的先期技术基础之一；但是，单纯的印章使用还不能称之为“活字技术”，必须是用来编排文书和文件，才可认为是活字技术。而这，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铭印在陶量上，就采用了，用十枚印章，每章四个字，顺序盖印，集合成统一度量衡诏书的全文。
正文：
1.在秦量上面的统一度量衡诏书是一种活字技术的成果
北京大学中文系
笔者意识到，用盖印方式来表现的诏书全文，可以作为中国在公元前就掌握了活字技术的确凿证据，虽然处理诏书的活字技术还不是真正的活字印刷技术——因为秦代还不具有方便的印刷承印材料，纸；也还没有把四字一方的“大印”变为一字一印的真正印刷活字。但是，秦量上面用来表现诏书全文文本的技术方式，则已经是实用的活字技术，这是一项不争的客观事实。笔者进而想到，最好能通过对《文字学概要》插图，追踪到陶量原件更多的信息，让更多的中国人，也让世界更多的人知道陶量收藏在什么地方，通过陶量真切地看到中国远在秦代就有了活字技术的实际应用。
经过展转寻访《文字学概要》和作者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以秦国的制度为基础，颁发了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等一系列政令。现在存世的秦代量器和衡器的权（即称秤砣）上，几乎都附有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有的还有秦二世加刻的“二世诏书”，重申始皇的命令。秦始皇诏书的全文为：
“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
全文四十个字。每印四字，恰好用十印排完诏书。
在《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1984-12版本里，从图109～112共有四张图片反映秦代陶量上的活字印诏书。
图109，山东邹县出土，外周铭印诏书，共十枚铭文印章，但诏书里两处“皇帝”二字都缺失。于是，第一印实际只有三个字，第四个字位（皇）是空位；同样，第二印的第一个字位（帝），也是空位。第五印第四字位和第六印第一字位也空。出土时陶量残损，幸诏文完好。复原后测量，高
图110，1950年山东邹县出土，高
图111，高
图112，1963年山东邹县出土，高
以上四只带有诏书铭文的陶量，都集中地制造和出土于山东邹县。在没有见到国内其它地区出土类似的诏书印文前，只能谨慎地说，在秦初年，采用印文的方式来处理诏书的，还只是个别地域的特例，没有达到全国普遍采用的技术程度；当然，也不排除今后其它地区也出土类似的活字技术诏书。
但是，现藏的四只陶量就有两种版本——其一缺少“皇帝”两个字两处；其二，“皇帝”两个字两处全有；这说明至少在邹地，活字技术已经不是孤独的个体性技艺，已经有了社会传播，起码已经成为了地域性的、群体性技术，是一种成熟的实际应用技术。这是中国人采用活字技术的最早的实物证据，是在公元前的两百多年。这是中国人了不起的技术发明！笔者在秦地生活了四十多年，深深热爱这块土地和勤劳能干的三秦人民。笔者特别盼望，有一天能在秦皇故地也发现活印诏书的秦代量器，之所以用“发现”而不用“出土”，是抱着一个良好的愿望——可能已经有了出土，只是以往并未意识到陶量活印铭文在文字处理技术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在诏书铭文印之外，还有“騶”字印，这是秦制“物勒工名”的实例——工匠或工坊把自己的标记刻勒在产品上。比较带有“騶”字印的实例，更进一步显示，在山东邹地，处理文书的印章与普通的印章，是两种同时使用的文字复制方式，虽然它们形式上相似，但实质上有明确的区别——工铭印章或密封印章或关防印信，都仅是使用者表示自己经手该项事务的标记，表示的是使用者的人格和该使用者的社会信用；而用活字印章来实现诏书铭文，则是一种自觉的文书行为，也是一种成熟的文字复制技术，所要表示的对象，即文书内容与施工者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于是，文书活字技术让使用这项技术的人变成了单纯的“工”，这个“工”对展示文书的字形质量和文书格式负责，但是对文书的文字内容没有直接的责任；使用活字技术的结果，是得到了关于诏书的技术产品。
进一步地说，所有的印章——不论是皇帝的玉玺国宝、各级官府的关防印信，还是官民人等的私人印章，或是古今的藏书章、篆刻艺术印章——这些印章使用的目的，都是表现使用者本人的信息或者咏志咏事，其作用是“示己”。而活字印的使用，并不是表现使用者自己，是为了组合起来表现文章的内容，如秦始皇的诏书，其作用是“示他”。从“示己”的思想意识发展到“示他”的思想意识，这是技术思想上的一次飞跃。中国能发明活字印刷术，有其深厚和悠久的物质技术基础（笔者认为这是《易经》所论的“形而下”）及思想观念基础（“形而上”），这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两种劳动的性质以及相关劳动成果的性质
就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而言，制成品是劳动者工作的直接成果，相同类型工作的延续和重复，则形成了该项劳动的批量性产品。在这些产品里，技术性产品，是比技艺性产品更进一步的劳动成果。
所谓“技艺性产品”，是指工作成果的外观形式和内在质量都与施工者的技艺、工作时的精神状态有密切关系，是凭着施工者个人的技艺状态来保证工作成果。
而所谓“技术性产品”则是一种依赖于技术工具（和装备）来保证工作效率和工作成果质量的产品。只要技术装备一致、所采用的技术参数和使用的材料一致，那么甲工匠和乙工匠，丙时间与丁地点都可以得到质量一致的工作成果或物质产品。这就是技术性的劳动产品。
至于技术工具和装备，在古代多半是由创造出最初技艺性产品的能工巧匠，总结自己的经验，定型自己的操作手法（用现代的技术术语来说，这两者是“软件”），改善和创新自己的劳动工具装备（硬件）。经过劳动者的努力和提高，技术性产品成为比技艺性产品生产效率更高、批量质量更一致的劳动成果。
按照上述观点来看，制作钤铭诏文的活字大印的工艺，还带有工匠的技艺因素，用工匠的个人技艺发明了盖印成文的劳动方式，并制造出了工艺装备——活字印；而其后的利用活字印来表现秦陶量上的诏书铭文，已经是一种完全成熟的技术性产品。如果没有最初的属于个人技艺的发明创造劳动，就不会有后续的技术性劳动和技术性产品。随着技艺性产品进步为技术性产品，原来属于能工巧匠个人性的生产劳动技艺，也传播发展成为由一定的社会群体掌握的生产劳动技术。
最初的个体性、技艺性劳动和劳动创造，是一切发明的“源头”；后续的技术性劳动和技术性劳动产品，表现为群体性，这是“流续”。由于技术性劳动成为群体性质，自然融入了随后众多劳动者的智慧，不断改进的技术硬件和软件，使得后续的技术性劳动远远高于最初的原始技艺性工作。对于专门研究科学技术发展历程的科学技术史，既要充分肯定后续发展的技术的先进性，更要肯定最初的原创性源头，探寻原创的思维方式。计算机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没有忘记冯·诺依曼的计算机模式和最初第一台伊利阿克电子管计算机。
公众号 金岷KC 2024-06-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