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一个挪威家庭移居美国旧金山，但移民生活远非家人想象得那般甜蜜美好，仅靠一个木匠爸爸挣钱养活一家七口人，日子十分艰难，又要应对不可预料的天灾人祸。但家中的妈妈总有办法在贫困中活得有尊严。爸爸需要动手术时，只有妈妈知道怎样跟贪婪的医生太太打交道；房客欠下租金落跑时，只有妈妈能够找到补偿的方法；性格孤僻的姨陷入困境时，只有妈妈知道如何帮助她安度晚年；家里的女孩在学校惹了麻烦，只有妈妈才能化解尴尬，也只有妈妈知道一个秘密的银行账户……
《妈妈的银行账户》由美国作家凯瑟琳•福布斯根据自己的故事改编，从孩子的视角叙述了17个温馨感人的小故事，是一本温暖而厚重的书，每个故事都是坚强、温柔的母亲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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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记事起，卡斯特罗大街上的那座小屋便是我的家。回首往昔，家中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妈妈、爸爸、我唯一的哥哥内尔斯，还有跟我年纪相仿，但神秘而孤僻的妹妹克里斯汀，以及最小的妹妹达格玛。
此外，我的姨妈们（也就是妈妈的四个姐妹）也常常到我家来。她们分别是性格最专横的珍妮大姨妈，以及西格丽德姨妈、玛塔姨妈和当时尚未出嫁的特里娜姨妈。
而那位“挪威黑佬”（我的舅公克里斯）则是个老光棍。他极其暴躁，总是发出咆哮和顿足声。但他也给我们沉闷的生活增添了几分神秘和刺激。
然而，我最先想到的总是我的妈妈。
在我的记忆中，每逢周六晚上，妈妈便会坐在破旧的餐桌旁，一边紧锁着平日里舒展的眉头，一边数着爸爸带回家来的小信封里的钱。
妈妈将钱分成数目不同的几堆。
她一边把大的钱币摆成一堆，一边说：“这是房租。”
“买杂货的。”又分出一堆。
“凯特琳的鞋要钉个鞋掌。” 妈妈数出一些小钱币说道。
“老师说这周我要买一本练习簿。”期间克里斯汀、内尔斯或是我会提出。
妈妈郑重其事地拿出一个五分或一角来，放在一边。
我们紧张地看着那一堆钱慢慢地少下去，大气儿都不敢出一口。
最后，爸爸问：“就这些了吧？”
妈妈点了点头。我们随即放松下来，伸手去拿教科书和练习簿。这时妈妈抬起头来笑了笑，低声道：“还好，这就用不着去银行取钱了。”
妈妈在银行里有存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全家都觉得很得意。这让我们有一种温暖的安全感。我们认识的人家，没有一户在镇上的大银行里有存款。
我记得街上的简森家，因为付不出房租被人家撵了出去。我们几个孩子看着那些五大三粗的陌生人往外搬家具，偷偷地注意到可怜的简森太太流下羞愧的眼泪，我忽然害怕到几乎窒息。
原来，没有那一堆标明“房租”的钱币，人们就得遭遇这样的事。我们会不会也可能摊上这种祸事呢？
我紧紧攥住克里斯汀的手。“咱家在银行里有存款呢。”她冷静地安慰我。我忽然又能呼吸了。
从文法学校毕业后，内尔斯想继续读高中。妈妈说：“那很好啊。”爸爸也赞许地点点头。
“但要花点钱了。”内尔斯说。
我们急忙地搬来椅子，围在桌旁。我把西格丽德姨妈有一年圣诞节从挪威寄来的那个颜色艳丽的盒子拿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妈妈面前。
这就是我们的 “小银行”，和镇里的大银行可不是一回事。“小银行”是用来应付突发情况的，比如克里斯汀摔断了胳膊要去看医生，或者达格玛突然咳嗽，爸爸需要买药回来放进蒸汽壶中。
内尔斯把这些都写得清清楚楚。用于车费、衣服、笔记本和生活用品的钱就这么多。妈妈盯着这些数字看了很久。接着她数了数 “小银行 ”里的钱，但已经不够了。
她抿了抿嘴，温柔地提醒我们：“我们还是不要动银行里的钱吧。”
我们都明确表示赞同。
内尔斯自告奋勇地说：“放学后我去狄龙的杂货店打工。”
妈妈给了他一个灿烂的微笑，然后费力地写下一个数字，做一些加加减减。爸爸则在脑子里快速地计算着。“还不够。”他说。然后他从嘴里取出烟斗，看了很久，突然说：“我戒烟。”
隔着桌子，妈妈伸手摸了摸爸爸的衣袖，但什么也没说，只是写下了另一个数字。
“我会在每个周五晚上照看埃尔文顿的孩子们，”我说，“克里斯汀可以帮我。”
“很好。” 妈妈说。
又渡过了一个关口，不用去市里从妈妈的银行账户里取钱了，我们都感觉很好。
我记得，那一年有很多事情是靠 “小银行 ”解决的。克里斯汀参加学校演出的服装，达格玛的扁桃体手术，我的女童军制服。而在这背后，始终有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实：如果我们的努力失败了，我们还有银行存款可以依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