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这就是快乐》是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的自传小说，作者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他童年时期在一所预备学校的痛苦遭遇。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写，当时这类预备学校是为英国各贵族私立学校，如哈罗公学、伊顿公学培养学生的，顺利完成预备学校教育便可升入公学。
7岁的奥威尔于1911年进入了英国伊斯特本一所预备学校——圣西普里安学校上学，由于他是通过奖学金而不是家庭财富获得的入学资格，因而受到了学校教职员工和富有家庭出身的同学们的歧视和不公对待，这些都被他写进了字里行间。奥威尔通过一个孩子天真的眼睛描绘出了一个残酷的世界，以及此类学校教育对社会所造成影响的思考。甚至可以说，《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的根基或多或少是从这所学校开始生发的。
他说，回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就“仿佛吸入一股冰冷而恶臭的气息——一种由汗湿的袜子、脏毛巾、走廊里飘来的粪便味、叉子上夹着过期食物的味道、羊颈肉炖菜的味道、厕所门的撞击声和宿舍里夜壶的回声混合而成的味道”。
尽管今天不再有这样的学校，但奥威尔试图改变的那个世界似乎依然存在。
才到圣西普里安学校不久（不是立即，而是一两周后，差不多就在我开始适应新的学校日常时），我突然开始尿床了。我已经八岁，这个毛病其实早在四年前就改掉了，可竟然又倒退了回去。现在想来我却觉得，对一个刚从家里换到一处陌生环境的孩子来说，尿床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在当时，这事却被当作是令人厌弃的恶行，是些坏孩子的明知故犯，对此恶行的最好解决办法就是揍他一顿。当时的我不用别人多说也知道这事有多糟糕。我夜夜都怀着前所未有的热诚祈祷着：“上帝啊，求求你不要让我尿床！上帝啊，求求你不要让我尿床！”但事情并未因此有多少改观。我仍旧时不时尿床，这事无法用意志和意识来控制。确切地说，我根本就没意识到做了什么，但早上醒来时，却发现床单是湿的。
在犯了两三次这恶行后，我被警告“下次就等着挨打吧”，不过这警告是以一种奇怪的迂回方式发出的。有天下午，我们用完茶点正一个个离开，校长夫人威尔克斯太太坐在一张桌子的主位上同另一位女士聊着天。我从未见过这位女士，只知道她当天下午来学校访问。她穿一身骑马装，至少我以为那是骑马装，她看起来颇有男子气概，令人望而生畏。就在我要离开房间的那一刻，威尔克斯太太把我叫了回去，像是要把我介绍给这位来客。
威尔克斯太太有个绰号叫“变脸”，之后我会用这个绰号指称她，因为除此之外，我想不起来她其余的任何特色。（当然，我们在公共场合会称呼她为“妇人”，这大概是对公学学生的拙劣模仿，他们称呼舍监的妻子为“夫人”）变脸是个身材敦实健硕的女人，两颊通红、额头扁平、眉骨突起、眼窝深陷、眼神多疑。尽管她常常装出一副热心爽朗的模样，还会用男人们的俗语来给别人打气（诸如“提起神来，老伙计！”之类），她甚至还用教名来称呼别人，可眼神中的焦虑和显见的指责从未消退过。即使一个人没犯什么大错，也会在见到她那张脸时心生愧疚。
“就是这个小男孩，”变脸指着我对那位陌生女士说，“他每天晚上都尿床。如果你再尿床，知道我会怎么对付你吗？”转身对我说，“我会让六班的学生打你。”
陌生女士做出一种吃惊的样子，大声说：“我认为是该这么做！”童年时期的日常经验里那种无理由的、近乎荒唐的误会此时发生了。六班是一群年纪稍长的学生，因“有个性”而被选出来且被赋予打较小孩子的权力。我在此以前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于是把“六班”错听成了“班夫人”。我以为所指的就是这位陌生女士——她的名字是“班夫人”。这本不像个名字，可一个孩子在这类事情上是没有判断力的。因此，我以为要打我的人就是她。这项任务交给一个与学校毫不相干的临时访客来完成，我也不觉得奇怪。我只是在想，“班夫人”应该是个严厉的、爱打人的训导主任之类的人（她的外表似乎多少证明了这一点)，我立刻想象出她为此目的穿一身骑马装，手执马鞭到来的可怕形象。我至今还能回忆起当时我的感觉，一个穿着灯芯绒短裤的圆脸小男孩，站在那两个女人面前羞愧得几乎要晕过去的场景。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觉得如果“班夫人”要打我，不如死了好。而我主要的感觉还不是害怕，甚至也不是怨恨，仅仅是羞愧，因为又多了一个人，而且是女人，知道了我这丢尽脸面的事。
过了一会儿，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弄明白不是“班夫人”来打我。我也忘了是不是就在那天夜里我又尿床了，反正我又很快尿了床。唉，那种绝望，那种在做了一切祈祷、下了所有决心后却很快在又冷又湿的床单之间醒来的绝望，我感到了残酷的委屈！我也根本没有机会掩藏刚做下的事。那位表情严厉、身材高大的女舍监玛格丽特到宿舍里来专门查我的床。她揭开床单，直起身，那句令人惊惧的话如滚雷般从她的嘴里隆隆发出：
“早餐后自己去向校长报告！”
“自己去报告”[1]这几个字我用了大写字母，因为它们在我脑海中就是以大写字母浮现的。这句话我在西普里安学校最初的几年里不知听过多少遍，跟在这句话后面的也往往是挨打。这句话在我的耳朵里总是种不祥之声，如同沉闷的鼓声或死刑宣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