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原载于《人文杂志》2024年第8期，第110—122页。若要调字体大小，请点击屏幕右上角「 · · · 」，选择「调整字体」，满足个性化的阅读需求。如需引用，请参考刊出版原文。感谢杨瑞冬博士授权推送！
【摘 要】唐代经学和史学的繁荣发展，呈现经史区隔、经史互动、经史交融的学术特点。《春秋》经传具备经、史双重性质，刘知幾《史通》将其纳入史学视域进行探讨，多涉及对经学观念和儒学经典的评价。从《史通》对《春秋》经传的引述中可以看出刘知幾的史学思想是融汇经学的。刘知幾将《春秋》经例视为史学、史法的源头以及模范，在推尊与批判《春秋》经传同时，表达理想的史学思想。《春秋》与《史通》实录意识具有循例责实与得实书史的不同特点。通过考察刘知幾批评《春秋》的“实录”，发现刘知幾实录意识具备自觉性、反思性、丰富性，但其对《春秋》实录意识的理解仍有隔阂。
【关键词】《史通》；《春秋》学；史学思想；经史关系；实录
刘知幾《史通》专论史学，其内容与经学多有关涉。当前学界的研究视角多以刘知幾站在史学立场评判儒学观念及经典。乔治忠指出：“当刘知幾以经学、儒学观念评论儒学经典之时，亦多有赞扬，而一旦严执史学准则，从史学理论出发来衡量，则发现其乖谬，当即予以尖锐的批评，表现为将史学准则置于最高地位、将史学判断作为最终审判。”[乔治忠：《中国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4页。]王记录、丁文从史法和史义两个层面分析，“在史法层面，刘知幾贯穿经史，以经为史，把经书与史书并列，一同纳入到自身史学批评的系统里进行评骘……在史义层面，刘知幾服膺孔子，效法圣人，尊崇经书‘意旨’，以经义衡史，倡导经为史则。”[王记录、丁文：《在史法与史义之间：刘知幾的经史观与史学批评》，《河北学刊》2020年第5期。]学者们对刘知幾从史学立场评骘经学的研究相对全面且深入。
《史通》
但中国古代学者通常经史兼治，学术思想呈现经学和史学互融的特点。经史关系下的刘知幾研究还应体现刘知幾的经学立场、经学思维对史学的影响，如此才体现经史的互动关系。周文玖指出刘知幾经史关系的认识存在悖论，“经是经，又是史；经是史，又不是史……从根本上反映了刘知幾史学思想的矛盾性、复杂性。”[周文玖：《经学与刘知幾的史学批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6年第1期。]《春秋》具有经、史双重性质，聚焦于刘知幾的《春秋》学，可以清楚地反映出刘知幾史学思想融汇经学的特质。当前学界讨论刘知幾对《春秋》经传的认识，并非从史学思想出发，容易偏离《史通》的运思逻辑。[参见黄觉弘：《刘知幾论〈左传〉》，《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马铁浩：《刘知幾以“例”论史》，《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高会霞：《唐代〈春秋〉经典的学术转向及影响》，《原道》2013年第1期；陆力：《刘知幾评史的疏漏及原因——以〈史通〉对〈春秋公羊传〉第二条的评论为例》，《新乡学院学报》2019年第11期；常征江：《刘知幾褒贬史学思想述要》，《南开学报》2020年第5期。]赵伯雄也仅关注刘知幾《春秋》学中“疑经”“申左”思想。[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78—285页。]从《史通》引述《春秋》经传可以看出，刘知幾史学思想中的经史观是经史互衡的，《史通》所表的史义、史法均受经学影响。
孔子删改古史官所记，形成蕴含丰富价值观念的《春秋》，随后又出现解释《春秋》事和义的传。汉代以后，经学官学化和史学的繁荣，学者们追溯学术源流，《春秋》经传的成书、性质、价值等问题成为学者争议的重要议题。刘知幾受传统经学与史学的双重影响，对《春秋》经传的基本认识，是唐代经史互动的重要体现，是《春秋》学史中的重要一环。
其一，刘知幾对《春秋》经传成书的看法。长期以来，学者们对孔子“修”“作”《春秋》各有不同的理解。[近年来学者对孔子与《春秋》关系问题多有新见。顾涛：《论“孔子未作〈春秋〉”说的生成逻辑》，《史学月刊》2010年第3期；冯时：《孔子修、作〈春秋〉考》，《中国文化》2017年第2期；朱松美：《也谈孔子“作”〈春秋〉——孔子“作”〈春秋〉的诠释学解析》，《济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傅刚：《孔子修〈春秋〉与〈春秋〉义例论》，《文学遗产》2019年第2期；董芬芬：《“〈诗〉亡然后〈春秋〉作”与战国“处士横议”——论孔子〈春秋〉学对战国诸子的开启与引领》，《中山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徐渊：《〈春秋左传〉成书及其不同属性文本组成关系考索——兼申〈左传〉作爲〈春秋〉解经之传的首要性质》，《新经学》2022年第1期；闫春新：《“孔子‘作’〈春秋〉”的汉唐推衍》，《中国文化研究》2024年第2期；鲍震：《从圣王到圣人——从孔子作〈春秋〉看孔孟的人格建构》，《复旦学报》2024年第2期。]值得反思的是，“修作之争”的争议点在于学者的修、作概念以及经、史学术理解的古今异义问题。在史料缺乏和概念歧解时，应该历史地理解“《春秋》成书公案”，考察不同时代的经史学术背景，对历代学者的观点加以剖析，避免站在当今学术立场对老问题层加异说。故而理解刘知幾对《春秋》经传的认识，有助于厘清《春秋》学史的思想脉络。
刘知幾认为“修”是孔子的主要方法，《春秋》经过孔子删定而成：
刘知幾将“笔削和凡例”视为孔子所修的具体方法：“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序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1页。]各国旧史不存，孔子对哪些内容进行了修订无法与原材料比勘。刘知幾便根据三传的解读，认为“称谓”是笔削的对象之一，以此表达褒贬大义：“昔夫子修《春秋》，吴、楚称王，而仍旧曰子。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也。”[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称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90页。]刘知幾将孔子守例修史寄寓褒贬大义这一方法视为修史的模范。
《史通通释》
刘知幾批判了孔子“作”《春秋》的汉唐旧说，认为不仅要考察成书方法，还应该探赜《春秋》编纂的本意，方能厘清孔子与《春秋》的关系：
昔夫子之刊鲁史，学者以为感麟而作。案子思有言：“吾祖厄于陈、蔡，始作《春秋》。”夫以彼聿修，传诸诒厥，欲求实录，难为爽误。是则义包微婉，因攫煤而创词；时逢西狩，乃泣麟而绝笔。传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为自反袂拭面，称吾道穷，然后追论五始，定名三叛。此岂非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所致耶？[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探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5页。]
关于《春秋》经传关系问题。刘知幾认为，《左传》是左丘明针对经所作的传，左丘明亲受孔子的教导：“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六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页。]《左传》成书采集了当时诸国旧史：“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采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刘知幾在《古今正史》中说明诸传的形成：“丘明恐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左丘明既配经立传，又撰诸异同，号曰《外传国语》，二十一篇。”[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古今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09—312页。]但刘知幾对待三传的态度也不尽相同，盛举《左》而贬斥《公》《穀》。刘知幾的理由是：从作者身份比较，《左传》作者是鲁国史官，亲自受经于孔子，而二传撰述者是孔子代代相传的弟子，经义非由孔子亲授，刘知幾认为异代口耳相传的后世门徒不如亲见授受者更有说服力。从三传文理比较，《左传》作者的见识与孔子相亚，语言习惯与孔子同时，而二传则“理有乖僻，言多鄙野”，[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鉴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0页。]具体表现为：载录言语琐碎、杂口流传；词令断章、非取自国书；释经阙漏粗略，难考史事原委；义例有违礼法名教等问题。[参见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申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88—395页。]
造成刘知幾对三传不同态度的原因，在于刘知幾对“史”的理解，强调言、事之别：“盖古之史氏，区分有二焉：一曰记言，二曰记事。而古人所学，以言为首……及《左氏》之为传也，虽义释本经，而语杂它事。遂使两汉儒者，嫉之若仇。故二传大行，擅名于世。”[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疑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52—353页。]刘知幾认为古人的治学传统是重视记言，因此忽视了《左传》，若三传相较，二传则短于《左传》，显然刘知幾是站在史学撰述的角度评价三传。李维桢指出二传也不应被贬低：“《公》《穀》之为书，子玄虽以五短讥之，而发凡起例，大是辩才，足与丘明等肩而立。”[刘知幾著，刘占召评注：《史通评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350页。]刘知幾先自立准则，再将三传均作为史学典籍同等视之。但是刘知幾却忽略了三传成书的背景及其学术特质。吕思勉就指出刘知幾“申《左氏》而攻《公》《穀》，亦以史家之眼光论三传也。若论经学则不如是。”[吕思勉：《史学与史籍七种·史通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58页。]
作为《春秋》外传的《国语》，也是在内传的基础上成书的，是解经的补充：“案春秋时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为《国语》以广之。”[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二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页。]《国语》的地位则属“《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六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页。]刘知幾对《国语》性质的认识并未忽视其解经作用。
总之，刘知幾在杜预等说的基础上，有意识地从史料来源、编纂方法、编纂原则、历史价值等角度表达对《春秋》经传的看法。不容忽视的是，刘知幾非专研《春秋》学，而是从中汲取对史学有益的内容。
其二，“春秋”称名问题。刘知幾认为《春秋》《尚书》同时而作，出于三代，依据是《礼记·经解》中孔子所言的“疏通知远，《书》之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六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页。]将《晋春秋》《国语》《鲁春秋》《竹书纪年》《乘》《梼杌》等典籍均归总为记事一类，并证明自古以来记事国史都以“春秋”为名。刘知幾援引杜预的错举为名说，辨析“春秋”的概念，认为若以错举编年为义，那么《晏子春秋》《虞卿春秋》《吕氏春秋》“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六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页。]刘知幾从著作的内容上分析“春秋”称名，看到了“春秋”以记事为要义，所以不应拘泥于史事时间的连续而强调编年。
刘咸炘指出“春秋”一词的不同赋义，认为不应该仅以文字规定含义：“孔子《春秋》乃止题目，百国《春秋》亦有详者，观《墨子》所引可见。古子书本多述事，与传记相出入，非必如孔子所定大书之例而后可称春秋也。”[刘咸炘：《推十书·史通驳议》（丙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62页。]吕思勉更为清晰地概述了名称概念的变化，“盖其始专以春秋为依时记事之史之名，后乃但取记事一义，以为凡史之通名也。名词涵义之变迁，固多如此。”[吕思勉：《史学与史籍七种·史通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40页。]上述学者皆以刘知幾之论为出发点，也可谓刘知幾观点的诠释与阐发。
值得反思的是，刘知幾批判班固《五行志》犯了“引书失宜”的错误，致使书名杂乱、引文交错。但是刘知幾引用《春秋》经传时会出现杂乱难别的情况，如称《左氏》《左氏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左氏》，还有引《左传》之文而称《春秋》者，称《左传》为《春秋左氏传》《左氏传》者等等。[《二体》《言语》《载文》《论赞》《自叙》《因习》《叙事》《鉴识》《探赜》《古今正史》等篇。]马铁浩从唐代的学术风气解释：“唐人往往视《春秋》《左传》为一体，所谓《春秋》多指《左传》也”，“《公羊》《穀梁》不入五经正义，不为唐人所重，故其时以《春秋》称《左传》盖不致误解也。”[马铁浩：《〈史通〉引书考》，学苑出版社，2011年，第31、41页。]这种现象从侧面反映出，刘知幾未把《左传》当成独立于《春秋》之外的史书，而是解释《春秋》的传，区别于“《左传》不传《春秋》”的观点。
从上述两个问题来看，刘知幾并未偏执于经、史某一方，而是经、史思维交融。历代学者均认可《春秋》经传的编纂基础是古史官所记，但经、史不同学术对《春秋》利用不同。经学注重阐发事件意义和撰述方法意图；史学注重事件本身及其因果关联、历史评价等。经、史之学均被刘知幾利用，在尊经前提下，溯源史学发展，概述出理想史学，《春秋》是刘知幾所利用的对象之一。
刘知幾在经史交融的学术背景下，认为《春秋》经传是史学源头之一，也是史法的模范：“洎夫子修《春秋》，记二百年行事，三传并作，史道勃兴。”[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人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21页。]从史学源流、史学体例、史学功用等角度讨论《春秋》经例对史法的影响。杜维运在讨论科学的史学方法时也提到了传统史学重视凡例的特点，认为是史学家写史的一种科学方法。[参见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4页。]刘知幾推崇的史法与经学义例密切相关，周文玖也指出儒家史学有讲究义例的传统。[参见周文玖：《儒家史学理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8页。]
其一，刘知幾综论经例与史例关系：经例可供史例模范。刘知幾强调体例的重要性：“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序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1页。]援引杜预《春秋释例》，认为孔子修周公旧典而成《春秋》凡例，《左传》释经有五十凡，《公羊》家则有三科九旨说，此等经例既是修《春秋》的方法，也是解释孔子大义的途径。史例的重要性与经学凡例相当。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幾将史例作为“判定是非”的准则，表明经学义例阐释孔子大义的性质也影响刘知幾。张舜徽指出刘知幾醉心于《春秋》经例的时代背景，“六朝学者之治三传，皆究心经例。”[吕思勉：《史学与史籍七种·史通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60页。]所以刘知幾将史例溯源至《春秋》经例并非偶然。
《史学与史籍七种》
在《叙事》篇中，刘知幾直接表达了“经”作为“史”的师范地位：“（《尚书》）意复深奥，训诰成义；（《春秋》）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差焉。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故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刘知幾将《尚书》《春秋》作为经的代表，《史记》《汉书》作为史的代表，认为史是继圣而作，强调史的继经地位。
不仅是刘知幾将凡例意识由经学扩及其它学术，还有干宝《晋纪》：“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序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1页。]战国以来史体废弛，干宝能够效仿《左传》有意识地订立凡例，此后“皇家诸学士撰《晋书》，首发凡例。”[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杂说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51页。]刘知幾强调史例的重要，将史书的源头追溯至《春秋》《尚书》，故而史例来源于经例也应该效仿经例。
其二，刘知幾认为记事、编年、国别的体例始源《春秋》经传。刘知幾博观群籍，概括史体六家流派，浦起龙概述为记言、记事、编年、国别、纪传、断代等六家。[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六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页。]刘知幾将经学典籍视为史书体例的源头，《春秋》学文献占据三家，《春秋》是记事家，《左传》是年续事备的编年家，《国语》是国别家。三家均为后世史家效仿，首领后世史书的编撰体例，形成史学源流中的流派。
《春秋》首领记事家，除了文辞简略仅记录单独事件之外，刘知幾还认为简要文辞背后蕴含孔子评骘事件、褒贬人物的价值观念。对史学而言，事件的记录和评论缺一不可。刘知幾以《史记》为例，认为本纪效法《春秋》，并为后世史家沿用，但是失去了《春秋》褒讳黜陟的方面，“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六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页。]尽管《史记》撰述精良，但也仅做到整齐故事，相较《春秋》则无寄寓书法大义。郭孔延曾为司马迁辩解，面对时代社会漩涡，司马迁、班固身陷政治党争，陈寿历经两朝，历代史家无法独善其身，“褒贬岂易言哉……后之论史者取其辞焉耳矣。”[郭孔延：《史通评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页。]吕思勉则从编纂体例角度认为本纪体例源于《帝系》而非《春秋》，刘知幾忽视了古今体例不同，以今绳古，“史所以记事而已，事之善恶，非所问也”。[吕思勉：《史学与史籍七种·史通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39页。]可见吕思勉更是严守史法，并将记事作为史学的主要标志，而刘知幾受经学意识的影响，认为“褒讳大义”是理想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左传》首领编年家，刘知幾先是强调了《左传》转述《春秋》经旨，尤其充实了纲要大事，使得事件完备，因果相继，事件才得以连贯并承接有绪。刘知幾认为《左传》之后，广为纪传体，直至荀悦《汉纪》的出现，历代渐存编年体史书：“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城有限，孰能逾此！”[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二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4页。]刘知幾并不将经史对立，《左传》解经与首领编年史体并不矛盾。皮锡瑞认为刘知幾意识到了《春秋》与《左传》的区别十分正确，刘知幾所谓的六家，《尚书》《春秋》是经，《史记》《汉书》是史，《左传》《国语》则在经史之间。[参见皮锡瑞：《经学通论·论〈春秋〉家〈左传〉家当分为二如刘知幾说》（儒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28—430页。]
《国语》首领国别家，历代虽有注释者，但能继《国语》书写后世国别史的史家则寥寥数人，均被纪传和编年所取代。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幾对《国语》的价值评价很高，认为《国语》是“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六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页。]也将《国语》视为解经之作。
刘知幾六家之说受到了吕思勉和张舜徽的批评。吕思勉同样追溯后世史书体例的来源，认为古史不出于记言记事者，不能将《左传》《国语》与《尚书》《春秋》并列。[吕思勉：《史学与史籍七种·史通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39页。]吕思勉与刘知幾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刘知幾以时代最早的史籍作为考察的出发点，认为六家自为流派，以致后世仅存编年、纪传二家；而吕思勉则为纪传体史书溯源，纪传体晚出，自然不能包罗古体，因此不可涵盖六家之源流。张舜徽虽然也承认刘知幾“不囿于经史之分部，而有以窥见著作之本，推廓治史之规”的价值，[张舜微：《史学三书评议》，中华书局，1988年，第7页。]但是张舜徽认为记事之书古今延续、体例博杂，而刘知幾不仅将某一典籍视为某一家，又将不同时代的典籍同列比较，有强立门户之嫌。要之，刘知幾所讨论的并不是史书的源流，而是史学体例的源流。
具体而言，刘知幾讨论史学体例与《春秋》经传凡例的关系，认为纪传体的本纪、列传的关系如同《春秋》经、传：
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本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1页。]
其三，史学之功用当效法《春秋》。《春秋》的社会功用和历史价值，自孟子明确推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710页。]孔子的微言大义成为了价值评判的标准，社会纷争的是非判定便有了准则，任何人都会惧怕成为世人公敌。刘知幾认为：“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曲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2页。]孔子《春秋》的价值在褒贬人物、黜陟事状，史学也应该承担起判定是非准则的责任，“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史官建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史学发挥记事载言、惩恶劝善的功能，对人生、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从撰述角度来说，“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徙矣。”[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载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8页。]孔子能通过修撰《春秋》达到辨明是非褒贬大义，惩恶扬善的社会功用，史学编撰也应效仿孔子，将道义寄寓在史文之中，放弃浮华的辞藻，将朴实的言辞与真实的事件结合起来，用以表达指导人事的道义。
由此，刘知幾将史学功用列为三途，并将其分成三等，“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辨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1页。]彰善贬恶是史学最高的价值理想，尽管面对强大恶权，仍旧坚守原则；编撰能够传世的史书；有才学称名于当时。
其四，史学之方法当效法《春秋》。《史通》对《春秋》经传的撰述方法更为重视，尤其将《春秋》学的凡例与史学的史例进行对照，将其视为史学撰述效仿的对象，实现了经例与史例的互动。
1.袭古模拟，因俗随时。刘知幾虽然主张以古书为楷模，但也并非泥古；虽然对古书进行了严苛地评判，但也并非完全以今非古。刘知幾既有模拟古书的因袭意识，也有随时而变的因革意识，二者相辅相成。通过评判后世史家对《春秋》经传的模拟，来谈“模拟”的方法，分析出后世史家模拟《春秋》经传的现象有二：“貌同而心异、貌异而心同。”[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模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
先看“貌同而心异”。刘知幾指出谯周撰《古史考》模拟《春秋》官称有别，也以《春秋》古称命后来之官。干宝《晋纪》模拟《春秋》称国之法，也称本国为“我”；模拟《左传》书写二国兴亡关系时的用词。孙盛模拟《春秋》时历，也书“年时帝月”。吴均《齐春秋》模拟《公羊传》自问自答式撰述。司马迁《史记》模拟《左传》薨卒之例，也书薨卒，但是并不与《左传》例相同。以上均为用词相同，但是名实本身并不相同，进而所表达出的史家思想也不尽相同。
再看“貌异而心同”。刘知幾指出干宝《晋纪》模拟《左传》对国君亡故的叙事。裴子野《宋略》模拟《左传》说事张本后详、姓名字号前后互举、载录对话省略繁复词句的书写方式。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模拟《左传》在叙述中彰显君子功业的方法。王劭《齐志》模拟《左传》张本的叙事方法，文辞缺略但能昭明事态的写作手法。以上均为用词不同，但事件属于同类，史学思想也相同。
刘知幾针对上述两种模拟现象进行批判分析，指出后者是效仿前人的上等方法。刘知幾对后世史家模拟现象的评判，是以《春秋》经传视为史法标准的。如对《史记》使用“薨卒”的批判，按照《春秋》薨卒例而言，刘知幾的批评十分恰当，司马迁确实不应该混用不同等级的词汇。但是按照西汉时期的书写环境以及《史记》自例来看，刘知幾的批判略显苛刻，司马迁虽然受《春秋》影响，但并非亦步亦趋，《史记》自有撰述凡例。吕思勉指出“古代通名少而专名多，后世则通名行而专名废”，[吕思勉：《史学与史籍七种·史通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58页。]词汇内涵的变迁以及不同时代的使用习惯不同，造成同一词语古今异义。刘知幾站在博通的视角，将不同时代的典籍等量齐观，希图评判出最理想的撰述方法。审视刘知幾的评判时，亦不能忽视刘知幾博通的史学批评视角，这也是《史通》的撰述意图。
尽管刘知幾博通典籍，评判优劣，时常忽视对典籍作历史性地分析，考虑典籍生成的时代因素，但在因袭的具体运用中，刘知幾还是会强调随时而变，因俗随时的原则。浦起龙总结得十分全面：“有在昔为是，而在后因之则非者；有前文即疏，而后人因之仍误者；有因往例，而不尽因者；有自为例，而不自因者；有当代书例则然，而后代不必因、不当因者。”[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因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刘知幾的因革意识还表现在“体统观念”上：“上古之书，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书》《梼杌》《志》《乘》。自汉已下，其流渐繁，大抵史名多以书、记、纪、略为主。后生祖述，各从所好，沿革相因，循环递习。”[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题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4页。]体例有恒，家流有变，体统的意义在于避免重复。“滥觞笔迹，容或可观；累屋重架，无乃太甚。”[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序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1页。]刘知幾敬告世人，不必一味追求前人所有，否则只会“貌同而心异”，致使史文繁复，更不能表达史家意图。
刘知幾的“因革随时”意识，使经、史两种不同学术交融互动，避免了偏执于史学立场而放弃吸纳经学成分的弊端。在史学实践中，有了因革随时意识的指导，才能将平等地审视不同时代的典籍，分析、评判出有效成分：“名目虽异，体统不殊。亦犹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鲁谓之《春秋》，其义一也。”[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2页。]博通群籍并掌握典籍之间的关联，其关键在于掌握名、实、时、义的本质：“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论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5页。]
2.博采洽闻，烦省得当。刘知幾从《春秋》经传的编纂来源看，《春秋》广采鲁国旧典，延续周公成法，“《春秋》之所记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国尽书”；[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9页。]《左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采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肯定了《春秋》载录范围的广博。从内容上看，“洎夫子修《春秋》，记二百年行事，三传并作，史道勃兴。”[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人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21页。]《春秋》经传记载百余年间重要人物大事，使得辉煌事迹得以流传，史学自《春秋》经传以来得以兴盛发展。
刘知幾评价《春秋》经传叙事方法最大的优点是简要、周备，这也是史学最看重的：“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自古论史之烦省者，咸以《左氏》为得。”[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烦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44页。]如《春秋》对国君交往的记载十分重视，但汉代以后的史家，虽也记载国际大事，但是将君臣谒见也载入史册，显得十分繁杂：“夫臣谒其君，子觐其父，抑惟恒理，非复异闻。”[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书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15页。]《春秋》别择史事的主张则是“常事不书”。所以叙事能够做到简要周备，不仅仅是刘知幾认为的“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就能够完成。文约义丰才能称得上周备：“经以一字成褒贬，传包五始，诗含六义。故知文尚简要，语恶烦芜，何必款曲重沓，方称周备。”[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表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刘知幾指出《春秋》经传“文约事丰”的撰述方法。《浮词》言：“盖古之记事也，或先经张本，或后传终言，分布虽疏，错综逾密，”[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浮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47页。]《春秋》经传能够裁汰浮词，用最精要的辞藻表达最机要的内涵；利用“张本终言”的叙事方法，既交代了事件因果及其发生次第，又能前后节省文句。《断限》言：“昔春秋诸国，赋诗见意，《左氏》所载，唯录章名。”[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断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0页。]春秋时期，时人经常引诗赋义，断章取义。[参见曾勤良：《〈左传〉引诗赋诗之诗教研究》，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10—12页；过常宝：《春秋赋诗及“断章取义”》，《文艺研究》2019第4期。]《左传》记述其释，并不重述古文，仅录其章节名而已。《浮词》强调“苟举斯一事，则触类可知”，[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浮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49页。]赞扬《左传》用简要文辞便能表达同类事件，同时在《叙事》篇中批判《穀梁传》烦杂：“若《穀梁》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齐使跛者御跛者，秃者御秃者，眇者御眇者，偻者御偻者。盖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类御’必事皆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
刘知幾思考古今史书简繁差异的原因，看到了古今之势的不同，“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烦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45页。]刘知幾特指信息交通不便导致史书记载不详。钱锺书也承认时势不同导致史文繁简差异，还强调了书写工具变迁的缘故，援引孙矿、章学诚、阮元等说法，[钱锺书：《管锥编》（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70页。]认为竹简刀削与纸笔相比限制更多，从客观条件上导致了文句简要的特点。
《管锥编》
3.文辞隐晦，探赜本意。《春秋》经传的撰述特点是简要周备、文约义丰，从撰述者角度而言，孔子等人用简要文辞隐含博大的道义；从阅读者角度而言，应该通过简要文辞体察出隐含的要义。刘知幾要求博采洽闻，烦省得当，是为了防止浮华文辞阻碍思想表达。若要探寻孔子深义，便不能拘泥于简略文辞，而应通过凡例求得深邃内涵，“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61—162页。]不论《春秋》经传内容多寡繁简，总是贯彻了隐晦的方法，即文字表达的内容之外仍有深远且丰富的涵义。文辞简要又能让读者由表及里，探赜撰述本意，“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这才是“一字褒贬”的思想理路。钱锺书称“《公羊》《穀梁》两传阐明《春秋》美刺微词，实吾国修词学最古之发凡起例。”[钱锺书：《管锥编》（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534页。]
既然文辞简要，能够传达的信息有限，体察文辞内涵就需要遵守义例。凡例不仅能够保障作者褒贬道义寄寓文字当中，还能使读者根据凡例分析史文。刘知幾就依据义例，判断《春秋》续作部分：“案《春秋》之书弑也，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而哀公十四年，书‘齐人弑其君壬于舒州。’斯则贤君见抑，而贼臣是党，求诸旧例，理独有违。但此是绝笔获麟之后，弟子追书其事。岂由以索续组，不类将圣之能者乎？何其乖剌之甚也。”[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杂说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20页。]刘知幾根据《春秋》前后书弑的不同语境，认为后者有违旧例，且后文所记之事是获麟之后，因此判断此文是孔子弟子追记，不仅有违旧例，还错误地表达了褒贬之旨。
总之，刘知幾在讨论叙事方法时，无不将《春秋》经传视为史法之效仿对象，其将记述事件的方式分为四种，“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前三种均以《左传》为例加以说明。
汉代以来，经学视角下的《春秋》学蓬勃发展，相比之下，史学视角下的《春秋》学研究尤显不足。刘知幾以博通的思维，融贯经学和史学，不仅讨论《春秋》对史法的影响，关注《春秋》经传的撰述方式、撰述意图等内容，还站在史法立场对《春秋》经传进行严格的史学批评。
其一，强调经传与史传的区别。《史通》虽将《春秋》经传视为史学的源头之一，但刘知幾并非将经史混为一谈，而是有意识地区别经史，认为二者有褒贬和博录的侧重，“昔尼父裁经，义在褒贬，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传所书，贵乎博录而已。”[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浮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47页。]如刘知幾直言“（《公羊传》）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浮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5页。]自问自答的撰述方式并不符合史学叙事的原则。
上文提及刘知幾推崇古史撰述的简要，强调遣词造句应该文约义丰，这是从撰述方法而言的。若从撰述内容而言，叙事简要容易造成史文阙漏或裁汰过甚的问题。刘知幾指出“近古之史也，言唯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睹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疑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66—367页。]古史记录事状简要，仅略举提纲，寄寓褒贬大义，与后世史书相比则缺少事情因果关联或详备内容。吕思勉认为刘知幾“穷于史而疏于经，其所言，作论史观则是，作说经观则大非矣。”[吕思勉：《史学与史籍七种·史通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94页。]从侧面反映出刘知幾显然从经史不同视角对“简要”这一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评价。
其二，对《春秋》经传叙事范围的评论。刘知幾从史书编撰的角度分析《春秋》经传叙事范围的优劣：“《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中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二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页。]刘知幾认为《春秋》的编年记事，包含中国与外夷，且评骘标准相同，言语简要是优点；但是仍有很多重要的人、事被忽视了。《左传》的始年与经不同，但也并非一味地追溯过往，刘知幾就赞扬了这一点：
昔春秋诸国，赋诗见意，《左氏》所载，唯录章名。如地理为书，论自古风俗，至于夏世，宜云《禹贡》已详，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辞费也……为史之体，有若于斯，苟滥引它事，丰其部帙，以此称博，异乎吾党所闻。[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断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0—91页。]
《春秋左传正义》
刘知幾主张言、事有别，从记言、记事、言事相兼的角度分析《春秋》经传：“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举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载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0页。]刘知幾严格遵守记言记事相分的记载方式，指出《春秋》不记载战争誓词等，《左传》则有选择性地记载，撰述方法则从言事有别发展到言事相兼。《左传》有选择地收录言词，载录事件，做到了繁省合理的状态。但是随着时代变迁，文章辞赋数量繁多，不可轻易节省，刘知幾提出另立一书，专门记载“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等内容，解决了言事备载一书的问题，“夫能使史体如是，庶几《春秋》《尚书》之道备矣。”[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载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1页。]吕思勉认为“言事分记，乃古史至粗之体，其实言必因事而发；而欲详一事，亦必不容略其论议，记载稍求精祥，言事即不容分析矣。”[吕思勉：《史学与史籍七种·史通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44页。]详加分析《左传》便可发现其记言内容十分重要，钱锺书指出“吾国史籍工于记言者，莫先乎《左传》，公言私语，盖无不有……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钱锺书：《管锥编》（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71页。]从代言这一方法来看，从侧面说明了历史撰述的真实性问题。
其三，对《春秋》灾异说的批评。刘知幾通过审察《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发现自然灾异并非都与人事吉凶相关联，“古之国史，闻异则书，未必皆审其休咎，详其美恶也。故诸侯相赴，有异不为灾，见于《春秋》，其事非一。”[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8页。]凭借这种朴素的天人观，刘知幾批判汉以来儒者秉持的阴阳灾异说，否定了将春秋灾异事件用于附会解说后世人事。刘知幾并不否定《五行志》中灾异祥瑞之兆以表吉凶的认识，但是强调天道与人事的分离。刘知幾认为古代史家对异象的记录，多出于记载奇异事件的意图，并非每件异象都是对人事的美恶评判，“蜚蜮蝝螽，震食崩坼，陨霜雨雹，大水无冰，其所证明，实皆迂阔。”[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8页。]灾异说理论下的史事评价都是比附过甚，“斯皆不凭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以虚为实。移的就箭，曲取相谐；掩耳盗钟，自云无觉。”[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0页。]刘知幾并非仅仅“省略了灾异现象及天人感应的历史解释模式”，[伏煦：《〈史通〉的自注与刘知幾的史注观——兼与六朝自注比较》，《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2年第2期。]更是直接否定了天人感应的历史解释模式的合理性。
当前学界对中国古代史学实录意识的探讨很多，学者们也将《春秋》纳入其研讨范围，但是并未正面阐发《春秋》的实录意识，更多从“褒贬隐晦”角度讨论曲笔与实录的关系。[参见施丁：《班固之“实录”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3期；易宁：《先秦史学的“实录”思想》，《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1期；李传印：《中国传统史学“实录”范畴的经学取向》，《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赵轶峰：《历史是什么？——一种新实证主义的思考》，《古代文明》2021年第3期；汪高鑫、汪增相：《中国古代史学求真理念的演变》，《求是学刊》2021年第3期；赵琪：《传统史学“实录”思想在汉唐间的发展》，《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4期。]刘知幾的实录思想与《春秋》经传的实录意识也有一定关联。许冠三称刘知幾史学是实录史学，[参见许冠三：《刘知幾的实录史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20页。]谢保成指出“《史通》的思想体系是实录直书与激扬名教的矛盾统一。”[谢保成：《增订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611页。]周文玖阐述了直书、名教、史义之间的关系，指出刘知幾史学思想的二重标准。[参见周文玖：《刘知幾史学批评的特点》《论中国传统史学直书精神的形成和特点——兼谈直书与“名教”之关系》，载《因革之辨：关于历史本体、史学、史家的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6—101，164—169页；周文玖：《直书、名教和传统史学批评的特点》，《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将二者比较还可以发现“实录”概念的历史嬗变。沈相辉认为：“扬雄以《春秋》笔法对《史记》所下的微辞，后经班固改造才从贬义嬗变为褒义。”[沈相辉：《“实录”本义新探》，《史学月刊》2023年第7期。]沈文提示了我们，扬雄所言“实录”仅针对《史记》一书的评价，并无普遍理论意义。王秋萍、陈桐生将实录意识溯源至先秦，关注到春秋时期“君举必书”、孔子的书法不隐等说法，但认为公羊家“避讳说虽然包含有容隐思想的合理因素，但它掩盖了历史真相，而失真对历史记载来说是不利的。”[王秋萍、陈桐生：《“实录说”源流考》，《中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4期。将实录意识溯源至先秦十分重要，但也应明晰先秦文献是否能够反映出史学观念。乔治忠指出：“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记事，是在完成其制作宗旨过程中的附带行为，而并无自觉性质，其历史意识十分薄弱，更不具有史学意识。”（乔治忠：《中国史学起源问题新论》，载《中国史学的考析与评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第45页。）]这一结论显然是忽视了经学义例下的历史撰述与史实之间存在间距，将历史撰述等同于对史实本身。其实《春秋》经传的隐晦书写，可以通过经学凡例反推“历史真相”。比较刘知幾和《春秋》的实录意识，可以看出经史互动背景的传统史学观念并不执念于历史撰述与历史真相之间绝对的对应关系。
刘知幾从两方面讨论实录：一是从历史书写与事实判断而言；一是从历史书写与价值判断而言。《直书》篇表达直书恶人恶事的险难，《曲笔》篇表达隐讳与直书的矛盾，均以历史书写与事件本身是否符合为出发点。此外，刘知幾十分看重史学的社会功用，所以历史书写是否反映了善恶褒贬也是实录的一个层面。《序传》说“自叙之为义也，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38页。]《惑经》说“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惑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74页。]历史书写不仅关注史实，还应该审慎地表达出相应的善恶观。李纪祥认为：“实录虽然是录事实，但其事实却不是过去历史的真相，而是在于事实的彰善显恶，或对美恶的不虚与不隐。”[李纪祥：《中国史学传统中的“实录”意涵及其现代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常征江从刘知幾史学的褒贬思想切入，认为“褒贬与实录之间虽然对立，但刘知幾也以名教作为二者的契合点。”[常征江：《刘知幾褒贬史学思想述要》，《南开学报》2020年第5期。]
刘知幾也批判《春秋》有不实，“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而《春秋》记它国之事，必凭来者之辞；而来者所言，多非其实。或兵败而不以败告，君弑而不以弑称，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应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闻，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说而书遂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惑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81页。]但并非执念于《春秋》是否表达了绝对历史真相，而是批判《春秋》经传对史料并未严格审视。若站在刘知幾的立场，上述批评确实合理。但若考虑《春秋》的时代环境及其撰述特点，刘知幾则以今非古，其所批判的恰恰是《春秋》的“实录”。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
《春秋》经传的史料来源是各国旧史官所记，史官记史的特点就是记载史官所见所闻，杜预有“史从赴告”说。[参见方韬：《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38—313页。]《春秋》不需核查赴告内容，史料抄录等同于历史书写，直接载录所见所闻的内容，才是春秋时期的“直书”。赵轶峰指出：“此种直书并非以为史家可以实现书写之绝对客观性，而在主张史家保持正直、诚实。”[赵轶峰：《历史意识与历史学——以刘知幾〈史通〉为中心》，《古代文明》2023年第1期。]史家也对史料产生疑惑，那就更要将疑惑直接载录。如《穀梁传》指出“《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范宁注：“明实录也。”杨疏：“实录者，告以实则以一日卒之，告以虚则二日卒之。二者皆是据告，而即是实录之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穀梁传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374页。]西方史学初期同样如此，赫卡泰厄斯《谱系志》开头写到：“只有我所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我才把它记载下来。”[转引自郭圣铭编著：《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页。]希罗多德说“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我的规则是我不管人们告诉我什么，我都把它记录下来。”[[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65、525页，]张广智指出希罗多德采取的是有闻必录的客观主义态度。[张广智：《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7页。]学界多将历史书写分成历史记注、历史撰述、历史研究三类，“记注是关于事实的实时记录。记注者依现实时间亲历记录，感知记忆并实录了处在真实时间之流中的事态变化或发生过程，因此正是记注定义了事件。”[朱渊清：《书写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页。雷家骥也将史学分为记录史学、论述史学、叙述史学等阶段。雷家骥：《中国古代史学观念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5—36页。]《春秋》经传就是记录史学的代表，不同于后世以追求史实为前提的史料批判，记录史学更注重史家对史料负责，即以史家所见所闻及其价值判断作为撰述原则，所见闻即所书写。
马克·布洛赫总结道：“在胚胎时期，历史只是叙述而已，那时的历史著作充斥着传闻轶事，在更长的时期内，历史主要记载重大的事件。”[[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第7页。]《春秋》有意识地选择了当时发生的大事，并以循例责实的方法保证实录。本田成之说“《左氏》详述事实不传理义，然《左氏》的事实仍然有《左氏》一流的理义记载着，其理义合理与否，直接与事实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在《公羊》《穀梁》也同样。此二家仍然是从其一派的意见以传事实的，如果否定此二家的道理，则不能不否定此二家所记的事实。”[[日]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李俍工译，上海书店，2001年，第66页。]三传均采用史事评述的方式阐发大义。
刘知幾的史学思想比春秋时期更进一步，将历史撰述分为两种类型：“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史官建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01页。]广博地载录当时事状是一类，删改史料原始察终是一类，显然《春秋》属于前者。然而春秋时期的书事记言，并非完美地记录当时全部状况。刘知幾对《春秋》“君举必书”理解有一定偏差，泛化了“当时之笔”的范畴：“田文，齐之一公子尔，每坐对宾客，侍史记于屏风。至若秦、赵二主渑池交会，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鼓缶。此则《春秋》君举必书之义也。”[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史官建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01页。]显然刘知幾过于拘泥于事件内容本身，而曲解了《春秋》中的曹刿之语：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非礼也。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第1778—1779页。]
此外，针对《春秋》的隐晦与历史真相的矛盾问题，白寿彝早已指出“微、晦、婉都是以曲折的手法来表达史事，这跟歪曲史事有原则上的区别。”[白寿彝：《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8页。]只要了解经例与史例之间的关系，便不会将二者对立，也不会将表达大义的撰述方法与损害历史真相等同。过常宝具体指出：“《春秋》中的书法、义例，其实都是对事实的不正常的描述，它的用意不在于遮蔽事实，而在于通过对事实的不同寻常的处理方法表明对事实的态度。”[过常宝：《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8页。]《春秋》中的隐晦、不书等，结合义例来看仍然是一种显露，不光是显露史事，还表达了大义，这是其独特的记述历史、评价史事的方式。
黄家岱《嬹艺轩杂著》指出：“欲知史法，宜治经学。”[刘知幾著，刘占召评注：《史通评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131页。]传统史学与经学不可强分彼此，传统史家的学术背景大多均以儒学为业，许凌云就强调“刘知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儒家知识分子，他的史学研究是儒家史学家的史学研究，充分体现了儒学与史学之密不可分的关系。”[许凌云：《儒家伦理与中国史学》，齐鲁书社，2004年，第96页。]从刘知幾对《春秋》经传利用和评价中可以看出，《史通》对史学溯源的同时，不断寻找史法的楷模，而刘知幾史学思想，多汲取于《春秋》经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