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原载于《哲学动态》2024年第7期，第36—42页。若要调字体大小，请点击屏幕右上角「 · · · 」，选择「调整字体」，满足个性化的阅读需求。此次推送为作者word原稿，如需引用，请参考刊出版原文。感谢黄铭老师授权推送！
黄铭，江苏常熟人，复旦大学中国哲学博士，现为重庆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春秋》学、《礼》学。
重庆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摘 要】“行夏之时”是《论语》中孔子答颜渊问为邦的一项举措，在春秋学中贯彻为两种学说：一为汉代何休的“不显改周正”说，一为宋代的“夏时冠周月”说。前说持不固定之四时观，将“行夏之时”理解为通三统中的改正朔。又认为孔子是素王，不能显改周正，故而“行夏之时”是通过时月日例的比较得出的。后说持固定之四时观，认为夏时得天之正，三代改月而不改时；而孔子却能直接将夏历中的时月对应关系运用到周正上，此即“夏时冠周月”。然而此说最终破坏了固定之四时观。本文认为，“行夏之时”包含官方改正朔和农业生活两个层面，前者四时不固定，后者四时固定，两者并行不悖，至曹魏时，取消了改正朔层面的含义。而“夏时冠周月”的矛盾，也源于两个层次的混用。
《论语·卫灵公》云：“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按照传统的说法，颜渊是孔门最杰出的弟子，具有王佐之才，问孔子为邦之道，孔子告以夏时、殷辂、周冕、韶乐。在经学视域中，这些条目并非简单的列举，而是代表兴礼乐的大事，更是损益周制，设计未来的王法，故而刘宝楠云：“‘为邦’者，谓继周而王，以何道治邦也。”（刘宝楠，《论语正义》，第621页）[对于“问为邦”的解释，主要有两种意见，皇侃认为是“问治鲁国之法”。（皇侃，《论语义疏》，第538页）朱子认为是“问治天下之道”（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63页）按照《论语》的语境，颜渊所问似乎并不是现实意义上的治国的方略，而是面向未来，故孔子兼四代之制答之，所以我们取朱子的讲法。]时、辂、冕、乐都是礼制的重要内容，在五经中多有论述，其中“行夏之时”又是重中之重。
所谓“行夏之时”，简单的说是指采用夏朝的历法。历法的选择不仅针对农业生产，更涉及“天道”与“人事”的政治哲学问题，而《春秋》首书“元年春王正月”，又特别重视正朔问题，故而对于“行夏之时”的讨论也非常充分。更为重要的是，“行夏之时”在后世政治上的落实以及变化，也是以春秋学作为学理依据的。所以本文试图结合《论语》与《春秋》论述三个问题：第一，“行夏之时”是怎样落实在春秋学中的？第二，不同的落实方式背后的义理以及孔子的形象有何不同？第三，分梳“行夏之时”的不同层次，并解释后世“行夏时”过程中的学理变化。
对于“行夏之时”的第一种理解，是汉代何休的“不显改周正说”。何休是公羊学者，公羊学对于历法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正朔问题上，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历法各有不同，夏以斗建寅之月为正月，即现在农历正月；商以斗建丑之月为正月，即夏历之十二月；周以斗建子之月为正月，即夏历之十一月。三代以各自的一、二、三月为春，四、五、六月为夏，七、八、九月为秋，十、十一、十二月为冬。三代的历法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朝代的更迭意味着天命的改易，正朔之改就是为了体现天命的流转，对此董仲舒云：“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正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185页）何休亦云：“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异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1页）可见正朔之改，是王朝得天命的表示。《春秋》记录的是周代之事，那么“元年春王正月”，自然就是周历的春与正月。[《左传》于隐公元年书“王周正月”，也表明《春秋》用周代的历法。]
另一方面，孔子作《春秋》是为后王立法，故而《春秋》作为一个法统，是要取代周朝的，此即“《春秋》当新王”的观念。《春秋》作为新的王者，其正朔当用夏历。[如《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云：“《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又云：“《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187、199页）可见《春秋》代周而为黑统，则正朔同于夏朝。]然而《春秋》并非真正的王者，只是孔子空设的一套王者之制，供后世取法，所以孔子不能显改周正，故而“行夏之时”是何休通过经文间隐微的对比得出的。
《戴氏注论语小疏》
所以按照何休的理解，整部《春秋》都用周历，因为孔子有德无位，须用时王之正朔，表达尊王之义。同时孔子又是“素王”，为后王立法，必定要改正朔，故而采取了如此曲折的方式贯彻“行夏之时”的方略，而不显改周正。
何休以“不显改周正”来贯彻“行夏之时”，这是基于公羊学对于三代历法的理解，即改月又改时，三代改正月，并以各自的一、二、三月为春，四、五、六月为夏，七、八、九月为秋，十、十一、十二月为冬。而且这样的四时观也是汉唐主流的观点，如孔颖达疏《左传》，亦云：“月改则春移。”（《春秋左传正义》，第38页）唯有《白虎通》云：“四时不随正朔变何？以为四时据物为名，春当生，冬当终，皆以正为时也。”（陈立，《白虎通疏证》，第430页）持固定之四时观，然而不是主流的看法。到了宋代，三代之四时转为固定，即以夏历之四时为标准。以此为前提，产生了用“夏时冠周月”的方法来贯彻“行夏之时”的观点。此说起于程颐，显明于胡安国，完成于朱子。[程颐《春秋传》云：“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时以立义尔。”（程颐，《二程集》，第1086页）此为“夏时冠周月”说之滥觞。又，朱子虽对胡安国“夏时冠周月”之说大加批评，然其说之实质，亦不外乎“夏时冠周月”。详下文。]下面我们以胡安国作为切入点来论述。
胡安国解释《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云：
春之为夏正，何也？夫斗指寅然后谓之春，建巳然后谓之夏，故《易》曰：“兑，正秋也。”以兑为正秋，则坎为正冬，必矣。今以冬为春，则四时易其位。《春秋》正名之书，岂其若是哉？故程氏谓“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时以立义耳”。（胡安国，《春秋胡氏传》，第38页）
周正的正月并不是春（是冬），如今在“周月”之上硬加上一个“春”之名，实际上是借用了夏历里面“正月”所对应的那个天时，所以叫做“以夏时冠周月”。胡氏这里所说的“夏时”，已不单纯是指夏历的春夏秋冬，而主要是指夏历里春夏秋冬四时与月份的对应关系，或者说是夏历的内部秩序。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不会认为胡氏之说荒诞无稽。（赵伯雄，《夏时冠周月解》，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期，第50页）
《孟子》所谓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谓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时则不可改，故《书》云“秋，大熟未获”，此即止是今时之秋。盖非酉、戌之月，则未有以见夫岁之大熟而未获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数乃鲁史之旧文，而四时之序则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谓“假天时以立义”者，正谓此也。
《春秋》正朔事，比以《书》考之，凡书月皆不著时，疑古史记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后以天时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时、下正王朔之义。而加春于建子之月，则行夏时之意亦在其中。（朱熹，《朱子文集》，载《朱子全书》，第1910、1330页）
由此可见，朱子总体的思路以及最终的结果，与胡安国“夏时冠周月”说别无二致，更是作了“周已改月”的修正。而且这个修正是必要的，因为胡安国之说不但有考证上的错误，而且认为孔子已改正月，在义理上也有致命的缺陷。故黄泽批评胡氏云：
（文定）又云“仲尼无其位而改正朔”，则是正月亦皆孔子所改，其舛误最甚。
（文定）又谓“夫子有圣德，无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则正月亦是夫子所改……泽之愚见，只是依据三传及汉儒之说，定以夫子《春秋》是奉王者正朔，以建子为正，此是尊王第一义，决无改易。（黄泽，《春秋师说》，第48、89页）
将“不显改周正”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夏时冠周月”说的结果，是《春秋》中的周代改正月亦改四时，而这恰好是何休“不显改周正”说的前提，即不固定之四时观。另一方面，“夏时冠周月”说的目的，即整齐时月，“假天时以立义”，与公羊学中的“正五始”完全一致，即何休所云：“《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3页）这属于“大一统”的范畴。而“不显改周正”说，关注的是“继周而王”的正朔问题，属于“通三统”的范畴。二说的立足点不同，孔子的形象也有差异。在何休那里，孔子是“素王”，虽为万世立法，却不直接出场，故而不显改周正。在胡安国、朱子那里，孔子也为万世立法，然而是直接出场，以夏时之道冠周月，径直以《春秋》为天子之事，而不兼顾孔子尊时王的义理，则孔子超越政统，作为道统的代表，这也符合宋明理学中的圣人观。此外，从立论之基来看，“不显改周正”说的前提是三代改正亦改时，属于不固定之四时观，新王崛起后改正朔，四时随之而改，仍是不固定之四时观，理论系统是自洽的。而“夏时冠周月”说的前提是固定之四时观，四时依夏历不可改，结果却是打破了固定之四时观，以求天时与王月的协调，理论本身是矛盾的。
更为复杂的是，朱子对于“行夏之时”还有另外一种理解。
从经典诠释的角度看，对于《论语》“行夏之时”的解释，有两个层面的内容：《后汉书·舆服志》引孔子曰：“其或继周者，行夏之正，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范晔，《后汉书》，第3641页）关注点在“继周”而王者，则“行夏之正”属于“通三统”中的改正朔问题。而皇侃《论语义疏》则云：“行夏之时，谓用夏家时节以行事也。三王所尚正朔、服色虽异，而田猎祭祀播种并用夏时，夏时得天之正故也。”（皇侃，《论语义疏》，第538-539页）关注点在“田猎祭祀播种”，因“夏时得天之正”而为民间采用。改正朔属于官方层面的宣誓天命，三代使用各自的正朔，而民间自用夏时，方便农业生活，两者并行不悖。故而《周礼》有“正月”、“正岁”之别，而《逸周书·周月解》亦云：
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汤，用师于夏，除民之灾，顺天革命，改正朔，变服殊号，一文一质，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为正，易民之视，若天时大变，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异器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享，犹自夏焉。
《汉书·武帝纪》“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颜师古云：“谓以建寅之月为正也。未正历之前谓建亥之月为正，今此言以正月为岁首者，史追正其月名。”（班固，《汉书》，第199页）汉朝初期沿用秦代历法，以建亥之月，即夏历十月为正月。但是汉人有孔子作《春秋》为汉立法的观念，《春秋》假托之新王由汉朝来落实，《春秋》“行夏之时”，汉朝亦当如此，故而武帝于太初元年，将原来所行的秦正改为夏正。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云：“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县言黄龙见。于是有司奏，以为魏得地统，宜以建丑之月为正。三月，定历改年为孟夏四月。”（陈寿，《三国志》，第108页）魏继汉而立，当改汉朝之正朔，汉用夏正，则魏当用殷正，故夏历三月应改为殷历四月。《三国志》又云：“改太和历曰景初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与正岁不同，至于郊祀、迎气、礿祠、蒸尝、巡狩、搜田、分至启闭、班宣时令、中气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岁斗建为历数之序。”（陈寿，《三国志》，第108页）则官方改历用殷正，郊祀民事等皆用“正岁斗建”即夏历，两者并行不悖，而且统治者对于两者的区分是清楚明了的。
之后齐王曹芳即位，则将殷正改回了夏正。《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云：“诏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弃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复用夏正；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礼制所由变改也。又夏正于数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为后十二月。”（陈寿，《三国志》，第118-119页）由诏书可知，齐王曹芳认为明帝所用的殷正，属于通三统的范畴，与“夏正得天数之正”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然而改殷正为夏正，是“违先帝通三统之义”，则此处将通三统的意义消解了。故段煕仲先生云：“自斯以后，一用夏正，不复纷纭改正朔矣。”（段煕仲，《春秋公羊学讲疏》，第448页）那么“行夏之时”也只剩下了“夏正得天数之正”的含义。
回到《论语》“行夏之时”的解释，汉人的解释原集中于通三统中的改正朔问题，故在解释《春秋》时持不固定之四时观，而民间自行夏时，两不相悖。同时官方所改之正朔恰好是夏正，两个层面的夏时正好重合。魏曹芳之后，将改正朔的意义消解了，则只剩下“夏时得天数之正”的含义，固定之四时观就成了主流。然而将固定之四时观落实在《春秋》中就出现了大问题，如“夏时冠周月”说，强调的是夏时得天，这层意义本针对民间的农业生产，却套用到了改正朔上。认为周朝已经改了正朔，四时却不随正月而改，孔子将夏历中的时、月对应关系套用到周历上，改了四时。如此则周、夏混用，以固定之四时观为前提，最后却转为不固定之四时观，迷失了根本。故而黄泽云：
案胡氏云：“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据此，所谓“以夏时冠周月”，最害大义，于圣经之累不小。据所引商、秦不改月为证，是周亦未尝改月。据夏时冠周月，是孔子始改时。又云：“仲尼无其位，而改正朔”，则是正月亦皆孔子所改，其舛误最甚，盖由所见实未明，而欲含糊两端，故虽主周正，而又疑于时之不可改；既主夏时，而亦疑于建子之非春。是以徒费心思，而进退无据。其误在于兼取，用夏从周，是欲两可，而不知理实不通。（黄泽，《春秋师说》，第47-48页）
另外一方面，虽然“夏时冠周月”说在考证上是错误的，却彰显了汉、宋春秋学的差异，特别是孔子形象的差异。在汉代春秋学中，孔子是“素王”的形象，有德无位，既在历史之中，又在历史之外。孔子在历史之中，故而要尊时王；在历史之外，则可以为后王立法。这两种特质的结合便是何休的“不显改周正”说。而在宋代春秋学中，孔子是天理的代表，完全高于政统，超然于历史之外，故而可以直接改动历法。而汉、宋春秋学中两种不同的孔子形象，似乎又有逻辑上的关联。汉代春秋学强调孔子为汉制法，那么孔子制定的是一代之法还是万世之法，是悬而未决的。如果是一代之法，那么汉之后的王朝应该改变孔子所定的制度，如魏明帝改汉代的夏正为殷正。如果是万世之法，则汉以后每一代王朝都应当取法于孔子所定的制度，每一个朝代都是“继周”，不断的返回原点，那么通三统的意义也就在内部被消解了。恰巧夏时得天数之正，曹魏之后不改正朔，都行夏时。那么又结合宋代的理学观念，孔子的形象自然也由“素王”转为天理的代表，故而在《春秋》中就可以直接改动历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