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承熙
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公羊傳》《穀梁傳》同爲孔門所傳，分歧眾多之主要緣由，或在于《穀梁傳》的殘誤性質。一方面，《穀梁》部分傳文與《公羊》文辭全然一致，但在關鍵傳義、本事上殘略不全，甚或需要旁采《公羊》傳文重補其説，導致在大義上多有欠缺。另一方面，《穀梁傳》體現出較强層累性質，部分傳文顯出後師之手，與自身所傳其餘傳文尚存矛盾，同《公羊》説更相違戾。因此，比起《公羊傳》，《穀梁傳》應經歷了更長時間的傳授，由于先師之説的遺漏與後師臆説的摻雜，它與《公羊傳》才出現了較大分化。【關鍵詞】《公羊傳》；《穀梁傳》；層累性；傳文分化劉逢祿提出，《穀梁》“同于《公羊》者十之二三”[（清）劉逢祿：《穀梁廢疾申何》卷二，《皇清經解》卷一一九三，道光九年廣東學海堂刻皇清經解本，第3a頁。]，此數似已不少。然《公》《穀》皆稱子夏所傳，亦多全同之傳，本應同出一源。流傳百年時日，已有十之七八不能相合，頗足爲怪。二者究竟何以分殊，何者傳授傳意更爲完整，實有待深究。解決這一問題的門户在于《公》《穀》對相同傳文的不同用例。二傳部分傳文文辭、意義全然相合，顯然同有所本；但在所述詳略、前後自洽上，往往多有差距。通過對此類共同傳文用例的對比，可發現導致《公》《穀》衝突最爲激烈之處，恰在于《穀梁傳》多有殘誤之處。《穀梁》或言簡意漏，遺失詳解；或自我矛盾，增補臆説，乃使二傳原本雖有相合之處，亦漸爲埋没，終致南轅北轍。二傳分化源流，由此可窺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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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譚評《穀梁》曰：“殘略，多所遺失。”[（漢）桓譚：《桓譚新論校注》，安徽：黃山書社，2017年，第76頁。]鍾文烝尤不服其説，以爲辭約意簡非由其殘，乃因穀梁子本身愛惜文墨，曰：“今皆隱約其辭，或没而不説，是其好從簡略矣。”[（清）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69頁。]然對比二傳，《穀梁》之文確多殘漏至甚，以致前後文辭全不可解，待《公羊》旁證而後能知其意。
（一）起傳文而無詳解
《穀梁》之殘，首先體現在發傳無解之處。其于部分經文雖已起傳，究竟不能申述其理，唯賴《公羊》等他傳補正，方能明其傳之所爲發。
例1：滅同姓貶也
隱公二年，《穀梁》先以“内弗受”説無侅入極之事，後又以其爲滅國之舉，前後兩違，似難理喻，其傳曰：
【傳】入者，内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穀梁》所稱“内弗受”之入，于入邑之例皆爲侵入而已，如上經“莒人入向”即爲莒人侵入魯之向邑，無侅入極一事本當與之略同，爲入國不居。[鍾文烝已指出，《穀梁》“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一語針對的是上經“莒人入向”，表明魯好侵入他國，亦會爲他人所入，則此處儼然爲與“莒人入向”性質相同之事。説見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第20頁。]然而，《穀梁》又忽言“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儼然以此入爲滅國之事，對何以通常表明侵入的“入”竟能有“滅同姓”的意味，却無絲毫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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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穀梁經傳補注》
《公羊》亦以不氏爲貶滅同姓，而于其書法理據析論甚詳，曰：
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爲貶？疾始滅也。始滅，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讬始焉爾。曷爲讬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滅也。其言入何？内大惡，諱也。《公羊》同樣承認此處爲滅國之辭，顯然與《穀梁》之説具有共同來源。然《公羊》對書“入”之理頗具論述，蓋滅同姓爲大惡，書“入”不書“滅”即有爲魯作諱之意。相比之下，《穀梁》已不傳以“滅”爲“入”之理，范甯欲完整解釋《穀梁》，即不得不旁采《公羊》，曰：“諱滅同姓，故變滅言入。”[（晋）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十三經注疏》阮刻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5133頁。]可見唯待《公羊》補全，《穀梁》自身的解經邏輯方能完整。
例2：救不言次
于僖公元年及襄公二十三年，《穀梁傳》先後爲“次”“救”之事發傳曰：
【傳】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襄公三十二年叔孫豹救晋之事，《穀梁》稱先言“救”後言“次”爲未能救邢。然僖公元年諸侯救邢，經先言“次”後言“救”，《穀梁》亦以爲非救之義。則不論“救”“次”先後，《穀梁》皆稱之“非救”，可見“非救”爲“言次”之義，並非“言救後次”之義。而《穀梁》發“言救後次”之語，却無詳解，只可能是師説有闕，僅知“救不言次”何謂，已失“言救後次”之旨。
《公羊》對此經的理解與《穀梁》來源略同，但詳傳“救”“次”先後之義。其于救邢之事曰：“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是亦以救而言次爲未能救邢。而于救晋一事，《公羊》又更能詳論先救後次之理，曰：“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則叔孫豹救晋之所以變以救爲先，特明叔孫豹次而不救出于自專，非出晋君之命，以責叔孫豹，雖穀梁家鍾文烝亦稱“此解最明白”[（清）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第573頁。]。相比之下，《穀梁》亦知救次先後有義存焉，然已不知其理，雖起“言救後次”之語，僅能草草重發“非救”之傳，所答不應所問。
例3：周災不志
類似的是，《穀梁》于“宣榭之災”亦僅起其傳，而問無所答。宣十六年，二傳之辭曰：
【公羊】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穀梁】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二傳解經理路大體相同，皆以宣謝爲周室藏樂器之地，此處不言“成周災”而特言“成周宣謝災”有重樂之義；又皆以周之外災不宜書。在“外災不書”之例上，《公》《穀》皆以有義存焉，發“周災不志”之傳。然《公羊》應以“新周”之説，此處儼然已同周于二王之後，故用“爲王者之後記災”之例志之；《穀梁》發“周災不志”四字後，竟戛然而止，對何以特志周災全無説明，較言之詳備的《公羊傳》顯有遺脫。[楊士勳疏曰：“徐邈所據本云‘周災至’，注云‘重王室也’。”亦文辭甚略，不可詳解。（晋）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第5243頁。]
此處《穀梁》之殘對兩漢經學帶來了巨大影響，“新周”在《公羊》學中素爲重要科旨，文質三統之説、王魯之説皆與之息息相關，《穀梁》遺失此傳，遂使三統之説不見《穀梁》家學，而蒙“不傳微言但傳大義”[（清）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18頁。]之名。
（二）得其義而失其事
除發傳無解之例外，《穀梁》對部分經文雖得其理，又因遺失本事，或前後抵牾，或難明其據。蓋《公》《穀》雖重微言，亦賴本事輔翼其説，《穀梁》于史事多失詳錄，遂使所説經義極顯突兀。
例1：不言隕星
莊公七年，《穀梁》詳述“星隕”不能作“雨星”之理，顯然對《公羊》中“雨星不及地”之文曾有傳授。其傳曰：
【經】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傳】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于地者，則是雨説也。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著于下，不見于上，謂之隕，豈雨説哉？《穀梁》以“雨”爲上下皆見，“隕”爲僅見于下，故此處不得作“雨星”，只能稱之“如雨”。《穀梁》于雨、隕之辨多費筆墨，且于末句言辭强烈，質問“豈雨説哉”，顯然有爲而發，針對某處作“雨星”而不作“星隕”之文，故范甯釋此段曰：“解經不得言雨星，而言隕星也。”[（晋）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第5169頁。]然通觀傳文上下，不見他人誤書“雨星”之事，《穀梁傳》的一系列駁論竟似無的放矢。
參補《公羊》，此傳本意方能彰顯。《公羊傳》亦强調星霣之狀與雨星之狀不同，不得謂爲“雨星”，而又詳述孔子刪述舊史之事，曰：
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公羊》詳載舊史之文，知此經于“不修《春秋》”本作“雨星”，孔子改之爲“星霣”。以此説爲據，方能知《穀梁》之説儼然針對“雨星”舊史，詳述孔子何以以“隕”易“雨”。惜至漢世，《穀梁》後學已僅知此處不得作“雨星”，而佚孔子刪述舊史之跡。
例2：曹劌之盟
莊十三年，《公》《穀》二傳對曹劌之盟的記述詳略存在巨大差距，《穀梁》亦失盟會本事，曰：
【公羊】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共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于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原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巳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穀梁】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内與不日，信也。《公》《穀》皆知此盟由曹劌主導，又頗能體現齊侯之信。但相比《公羊》具體敘述桓公不犯要盟之事，《穀梁》所述頗簡，對曹劌何人、所盟何事、桓公何以爲信，皆無任何記述。然而，如《穀梁》本不傳曹劌要盟故事，此處必不能發“信齊侯”之傳；如《穀梁》具傳其事，此事前後曲折，又不能僅以“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一語以蔽之。則《穀梁》此處無疑僅有結論，並無依據，必爲本傳曹劌要盟之本事，唯後失其詳，僅知此爲彰顯齊侯之信。
例3：季子之賢
閔公元年，經稱“季子來歸”，《公》《穀》皆以爲賢而喜之之辭，然《穀梁》又失賢季子之本事。二傳曰：
二傳以季子爲貴、爲賢，語辭一致，當同出一源。然而，獨《公羊》多錄季子賢明之事，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之經，《公羊》曰：“爲季子諱殺也。”以爲季子兼備“君臣之義”與“親親之道”。于閔二年“公薨”之經，《公羊》又賢季子之不殺慶父，稱其爲爲“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又于僖公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犁，獲莒挐”之經，《公羊》發傳曰：“大季子之獲也。”以爲莒人不義討賂，季子猶能結日偏戰，故爲大季子之辭。
相比之下，《穀梁傳》對季子痛殺公子牙、緩追逸賊之事全無記載，更以“獲莒挐”之經爲惡季子，發傳曰：“惡公子之紿。”則通經上下，《穀梁》對季子之賢無隻字片語的申述，閔元年以“季子”爲“貴之”，以“來歸”爲“喜之”，即全無所指。對比《公羊》之詳，《穀梁》頗顯殘略，當爲後學佚失季子本事，徒知季子爲貴，而不能具言其典。
以上數例中，《穀梁》的發傳角度、解經思路均與《公羊》大同小異，必然源出同門，然《穀梁》無一例外，皆在《公羊》襯托之下，尤顯殘缺不全。鍾文烝曾批評范甯《集解》多用他傳，曰：“范亦多無可觀，又其以二傳殽亂本書者亦往往有，故知解經難，故知何、杜不可及。”[（清）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第4頁。]以此視之，《穀梁》本多失師説，範注必參他傳以補之，似多已爲不得已之舉。
（三）取他傳而補其殘
《穀梁》後師亦自知殘略，多引他傳補之。《穀梁傳》中有“傳曰”之文，范甯以爲穀梁子自得之于傳記，曰：“稱‘傳曰’者，穀梁子不親受于師而聞之于傳者。”然詳考其辭，不乏取諸《公羊》之證，當爲後學雜參他傳所加。[徐復觀已指出：“從這些情形看，《穀梁》採用了《公羊傳》；但《公羊傳》以外，尚採用了他傳。”本節進一步細辨《公羊》傳文與《穀梁》所引“傳曰”的異同，可更清晰地證明《穀梁》多取《公羊》之説。説見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三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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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思想史》
例1：天子志崩不志葬
《春秋》之中，周王之葬往往略而不書。唯莊公三年，經書“葬桓王”三字，《穀梁》即糾結其義，舉二説曰：
【傳】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或曰：“郤尸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穀梁》提及了對“葬桓王”的兩種解釋。一説爲“郤尸以求諸侯”，當由文九年“葬襄王”之例推得，彼傳曰：“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彼經指周室爲待諸侯會葬，久不葬桓王，可見特書天子之葬有久而不葬之義。然此説較爲牽强，桓王崩于隱十五年，爲求諸侯而郤尸七年，顯不通人情。[范甯曰：“停尸七年，以求諸侯會葬，非人情也。”（晋）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第5166頁。]
爲此，《穀梁》又載一説，稱此經爲“改葬”之意。然此説冠有“傳曰”二字，當不出《穀梁》自傳師法，唯《公羊》解此經曰：“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足證“改葬”本爲《公羊》師説。當由《穀梁》學者自知“郤尸”之説並不可靠，恰耳聞《公羊》之義，援之以爲正解，而置“郤尸”爲“或曰”之別説。
例2：長狄兄弟三人
文公十年，《穀梁》亦引“傳曰”之辭，曰：
【公羊】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晋。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晋者也。【穀梁】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眾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然則何爲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内諱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晋者也。”《穀梁》所引傳文較《公羊》豐富，似乎別有所本。然細考之，《穀梁》所述文勢斷裂，“長狄也，弟兄三人”一句直接下接叔孫得臣殺狄之事，竟似叔孫得臣同殺三狄。直到插敘一段“何爲不言獲”之説以後，方才補充另二狄一者之齊、一者之晋，知叔孫得臣但殺一人。《穀梁》敘事前後顛倒，顯然已對所引“傳曰”之辭多作改動。而《公羊》語脈通暢，文無贅餘，當爲《穀梁》所引“傳曰”的更爲源初版本，故《穀梁》之辭亦取于彼。
《穀梁》援引《公羊》旁説，即因《穀梁》後師已“得其義而失其事”。“傳曰”二字之前，《穀梁》亦知“敗狄”爲“敗一人之辭”，當爲《穀梁》自傳傳文。惜後學失其本事，僅由此數句，難以知叔孫得臣爲何興師動眾以殺一人，故只得以《公羊》説重補殘漏，明此經爲殺長狄之事。
例3：子叔姬卒
文十二年，《穀梁》更提及“其一傳”之稱，明確指向《公羊》之説，曰：
【公羊】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穀梁】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于《春秋》未嫁之女不卒，此經特書其卒，《穀梁》即引“其一傳”之文，以爲其餘《春秋》之傳有“許嫁以卒之”之義。“其一傳”之稱明確表明，所引之説出于與《穀梁》並立的另一《春秋》傳文。而考《公羊》所述，與此義全然相合，此説即多半引自《公羊》。例4：中國曰大原
至于昭元年，《公》《穀》皆發傳曰：
【公羊】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穀梁】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公》《穀》皆以“大原”爲中國之稱，“大鹵”爲夷狄之稱。然《公羊》逐漸由“地物從中國”之例推出此處採取中國之稱“大原”的根據，並對“大原”的命名依據有所解釋，原本敘述了此處有“地物從中國”之例的推導過程。《穀梁》則直接引用“中國曰大原”之傳，唯錄其結論，略過詳盡推理，顯已自失其説，不得已以《公羊》補之。[“號從中國，名從主人”之語爲《穀梁》所自傳，桓二年以“名從主人”爲孔子之語，襄五年亦發該傳，可見《穀梁》先師明確將此論定爲早期儒門所傳，並非采摭他傳。此處《穀梁》傳人但知“大原”所用爲中國之號，而已失其詳，故又引他傳以補之。]
至此，《穀梁傳》的殘缺性質已彰顯無餘。《公羊》雖亦有略于《穀梁》之處，終不至有殘略之感，對孔子所授《春秋》之義顯然保留更爲齊全。《穀梁》後學則已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僅常須咨諏他傳以期補正，亦在“新周”“緩追逸賊”等關鍵經義上，逐漸與《公羊》馳爲二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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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關鍵傳義上明顯“少”于《公羊》，《穀梁》又較《公羊》“多”出諸多與之相悖的傳文，從而呈現爲二派師説。但吊詭之處在于，與《公羊》呈現矛盾之前，此類傳文已與《穀梁》自身傳例多有衝突，則此類令《公》《穀》二傳分道揚鑣的傳文究竟是否可靠，本身便當從頭考辨。隱公八年，《穀梁傳》同時提出“遇”字有兩種含義，曰：【經】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傳】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
在前一“不期而會”之義上，《公羊》于隱公四年亦曰：“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則《公》《穀》于“不期而會”之義同，皆以“遇”爲未定日期之會。此説爲二氏共同承認，很可能源自尚未分化師説的早期儒門。然《穀梁》又多“志相得”一傳，稱“遇”有兩君志氣相投之義，則與前説有別。“不期而會”表明的是會的形式，意味著不定日期，邀而相會；“志相得”表明的是會的狀態，意味著相會時二君相悅，與是否確定日期無關。二義隱有矛盾，如于桓十年，二傳對兩種意義的擇取導致其對經義的整體理解出現差異，曰：【經】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公羊】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
【穀梁】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内辭也。
此傳之中，《公羊》保留“不期爲遇”之義，此經意爲魯公欲與衛侯爲會，然衛侯不肯邀魯公，雖不期之會亦未能成；《穀梁》則堅持“志相得”之義，此經意爲魯公、衛侯成功相會，只是會上未能相悅。擇取的“遇”字之義不同，魯公、衛侯是否實際相會即全然不同，顯然“不期而會”與“志相得”二義不得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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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經注疏》阮刻本隱八年之傳中，《穀梁》既以“遇”爲其會不期，又以“遇”爲二君相得，兩種暗有矛盾的解釋同時出現在一處經文之下，無疑頗顯吊詭。范甯亦覺此傳較難調和，遂彌縫曰：“然則遇有二義。”[（晋）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第5140頁。]然而“遇”如真有二義，當或于此經發“不期而會”之傳，或于彼經發“志相得”之傳，不當于“宋公、衛侯遇于垂”一經下連發二傳。只可能前後傳文出于不同經師之手，前者承與《公羊》同源之舊説，後者爲經師自度之新解，乃令同一字詞具有意義截然不同的兩種解釋。相比《穀梁》的遊移，《公羊》一貫以“不期而會”爲説，即更爲醇正。“志相得”爲戰國時“遇”之常訓，[如《孟子》有“不遇故去”語，即指志不相得遂去。]《穀梁》後學或受時人影響，遂以“志相得”訓經，雖亦往往可通，終與舊解相違。對于盟會所載時日有何微言，《公》《穀》二家多有抵牾。《公羊》認爲記日爲不信、不記日爲信，何休總括傳例曰：“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爲小信辭也。大信者時，柯之盟是也。”[（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十三經注疏》阮刻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4769頁。]則《公羊》之例，不信書日，小信書月，大信書時。《穀梁》之説有所不同，其首先對盟會内外之別有所分辨，以爲：“外盟不日。”則依《穀梁》之例，外盟不論信與不信，皆不記日。至于内盟之事，《穀梁》更以不日爲信、日爲不信，其于隱公元年曰：【經】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
【傳】不日，其盟渝也。
下文隱公七年，有“公伐邾”之事，似爲背盟之征，此例即當由彼推得。[自元年之盟至七年之伐，時日已久，以此爲渝盟之證，已顯牽强。]以此爲始，《穀梁》往往皆以記日爲信、略日爲渝，遂與《公羊》背道而馳。但此例不能通貫全經，《春秋》中齊桓之盟多不記日，《穀梁》反以爲信。于莊十三年柯之盟，《公》《穀》二傳皆曰：【經】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公羊】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
【穀梁】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内與不日，信也。
《穀梁》于莊公二十七年幽之盟亦曰：“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其語皆與《公羊》略同，以桓盟不日、不致爲信而安之之辭。“不日信也”與“不日盟渝”存在明顯衝突，范甯只得回護道：“桓大信遠著，故雖公與盟猶不日。”[（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第5172頁。]依范甯之見，桓盟不日似爲全經特筆，因桓公信名遠揚，不必書日已可著其大信。然而，《春秋》又確有桓盟而日之例，《穀梁》左支右絀，終難自圓。莊二十三年經曰：“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此經爲魯莊與齊桓之盟，而書甲寅之日。依《穀梁》之例，桓盟不日已信，更不必復加其日，《穀梁》難解此説，于經下即未發傳文。【經】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
何休已覺此傳之詭，難之曰：“即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邪？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爲信，至此日以爲美，義相反也。”[（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第5200頁。]美、信二義，所去本來不遠，桓盟既信，亦皆足以美之，本不必特志其日。况上文所提扈之盟亦書日而無美跡，則桓盟書日必別有所指，“美之”之説固出《穀梁》强加彌縫。相比之下，《公羊》堅持以不日爲信、記日爲渝，以上矛盾皆能迎刃而解。《公羊》于扈之會曰：“我貳也。”是齊桓雖信，魯公背之，經遂亦以不信之辭志之。《公羊》又以葵丘之會爲桓德之衰，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葵丘以後，桓公失信諸侯，故經以不信之辭書日。則《公羊》前後毫無滯澀，《穀梁》不知何來“不日盟渝”之説，竟使傳例自相違逆。由此而言，“不日，其盟渝也”與“桓盟不日，信之也”二傳明顯衝突，必出于不同經師之手。“桓盟不日，信之也”爲《公》《穀》共傳傳文，當爲早期儒者之共識，可靠性顯然更强。“不日，其盟渝也”僅見《穀梁》一傳，或爲後代經師自行根據經文推斷而得，所慮欠周，不僅與《公羊傳》走向歧路，亦使自身傳文前後抵牾。[《公羊傳》對盟例的敘述集中于齊桓之盟，此外基本没有提及時、月、日之別，很可能早期儒門就没有過多重視桓盟以外的盟例，故而《穀梁》後學有意補其殘缺，乃生“不日盟渝”之説。]于天子、諸侯歸赗之事，經或書“來”，或不書“來”。《公羊》素以稱“來”爲所歸之赗不及于事，如隱公元年，《公羊》于“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赗”之經發傳曰：“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則書“來”可彰顯周王對諸侯之喪的怠慢，歸赗之時已然過晚。然《穀梁》部分傳文中，竟大相徑庭，反以不書“來”爲不周事。如文公五年，其曰：【經】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赗。
【傳】含，一事也。赗，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赗以早，而含已晚。
此處以“不言來”爲“不周事之用”，當由成風卒、葬之時推出。成風四年十一月卒，至五年正月已過二月，已過斂尸之時不必用含；又未至下葬之時，不必用陪葬之赗，則此時王所歸含、赗，似皆未能按時而至。此例似由經文謹慎推得，然深考其例，不可施諸全經。范甯《穀梁注》已載何、鄭之論曰：何休曰：“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最晚矣，何以言來？”鄭君釋之曰：“秦自敗子殽之後，與晋爲仇，兵無休時，乃加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
何休亦由文四年、文九年二經所隔時日，推得九年秦人歸襚遠晚于風氏之薨，而經猶稱“來”，顯不合理。鄭玄欲釋其難，惜所論牽强，雖范甯亦不信鄭説，自駁《穀梁》曰：“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晋）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第5221頁。]則“不言來”不得爲“不周事”之義，其理已明。[于“王使榮叔歸含且赗”，責含以早尚情有可原，責赗以晚殊不可喻。贈赗必當略早于葬，豈可期其恰于方下葬之日送致其赗乎？《公羊》曰：“其言歸含且赗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方爲此經確解。]更爲致命的是，《穀梁》傳文存在嚴重的自我矛盾。隱公元年，《穀梁》發傳曰：【經】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赗。
【傳】其志，不及事也。
此經明書“來”字，而《穀梁》以爲“不及事”，顯與上例以“不言來”爲“不周事之用”相違。則《穀梁》此傳亦有後人改篡之跡，此處以歸赗爲常事，志之有“不及事”之意，然文五年之“王使榮叔歸含且赗”、文九年之“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亦特書歸赗之事，豈皆爲不及事乎？細推上下傳文，“及事”與否本來僅與“來”字相關，則此傳本亦應稱：“其言來，不及事。”後師或見其與後傳相悖，遂妄作改動，以致傳文前後支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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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通論》
《公羊》于此經亦發傳曰：“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公羊傳》不僅在“不及事”一義上與《穀梁》隱元年之傳相合，更明確地將“不及事”作爲“來”字之義，當更近古義。《穀梁》則不但有後師妄作續貂之傳，更據續貂之傳妄改先師之説，乃致傳義自相違戾，與《公羊》説遂顯相反。至于執人以歸之辭，《春秋》或稱爵而執，或稱人而執，二者自有正與不正之分。《公羊》皆以稱爵之執爲霸主撥亂反正之事，意爲“伯討”；稱人之執皆不以其罪，爲妄執無罪之例。如于襄公二十六年，經傳即曰：【經】晋人執衛甯喜。
【傳】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
襄二十六年春，有“衛甯喜弑其君剽”之經，可知甯喜爲弑君之賊，晋人執之當爲伯討。然此經書“晋人”而不書“晋侯”，即能體現晋未以其罪執之，故不能用伯討之辭。[後文襄二十七年經曰：“衛殺其大夫甯喜。”稱國以殺爲殺無罪是《穀梁》也承認的經例，故《穀梁》于彼經曰：“甯喜由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則衛君確實執之不以其罪，因而不得爲伯討。]《穀梁》對“稱人”“稱爵”的態度則頗顯微妙，前後所述莫衷一是。如于成十五年，《穀梁》以稱爵爲不正，曰：【經】晋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傳】以晋侯而斥執曹伯，惡晋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晋侯也。
穀梁以不稱“晋人”爲“惡晋侯”，表明晋侯之執並非伯討。此例當由後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一經推出，彼傳曰：“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爲不失其國也。歸爲善，自某歸次之。”依《穀梁》之例，稱“歸”而不書其名皆非惡辭，可知此處曹伯無罪，晋侯執之定非義舉。若依此説，稱爵而執足惡，稱人而執即爲正例，故于僖二十八年“晋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一經，《穀梁》發傳曰：“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于衛也。”《穀梁》以爲，此處稱“晋人”能體現晋侯上奉王命，義行伯討，故經無惡辭，特不言“晋侯入衛”，以示晋侯奉有王命。【經】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
此傳特以不稱“公”而稱“人”爲貶，則與“晋人執衛侯”之傳相違，不稱爵恰爲貶辭。類似的是，定公元年，亦以稱人爲貶，並明確否認稱人有“伯討”之義，曰：【經】三月，晋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傳】此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執人于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此例雖爲晋之大夫執宋之大夫，與君執之例略有小異，亦以稱人而執爲“不與伯討”，足證稱人而執絕非美辭。[《公羊》亦以稱人爲貶，唯《公羊》以此處“實與文不與”，實以執宋仲幾爲伯討，而于文貶之，示大夫不得專執。]則《穀梁》傳文前後抵牾，或以稱人爲得其正，或以稱人爲貶之、微之之辭。考《春秋》上下，稱人皆賤于稱爵，[《公羊》有七等之例，曰：“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穀梁略之，僅有四等，曰：“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穀梁》略“人”“子”之等，或亦爲淆亂稱爵、稱人之因。]稱爵爲伯討顯較稱人爲伯討更爲合理。而僖公四年，《公羊》之説又與《穀梁》一致，俱以稱人不爲伯討，足證儒門古義當以稱爵爲正，二傳曰：【經】齊人執陳袁濤塗。
【公羊】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穀梁】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于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逾國而執也。
對于此經，二傳皆以“人之”爲不正之辭，可能是早期儒門的共識。則稱爵爲伯討，方合孔門古義。質言之，《公羊》一貫以稱爵爲伯討，前後所説即無矛盾。唯《穀梁》後師因未明“曹伯歸于京師”之義，推出稱爵爲惡一例，[反觀“曹伯歸自京師”一經，《公羊》曰：“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内也。公子喜時在内，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内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公羊》將曹伯之“歸”解釋爲特褒公子喜時的特殊筆法，即能化解晋侯伯討而曹伯善歸之間的衝突。《穀梁》當已失公子喜時本事，直據“歸爲善”之例推曹伯無罪、晋侯不爲伯討。]才會使稱爵、稱人二例顛倒，乃至前後傳文截然相反，更與《公羊》在執人之例上產生諸多分歧。綜上所論，今本《穀梁傳》中雜有多個時期的傳文。其中部分解經思路較爲合理，又與《公羊》之説全然相合，很可能在早期孔門同有授受；部分與其餘傳文自相違戾，出于後代經師爲補《穀梁》之殘，自行根據經文推例而得，究非孔子真意，往往顧其首不顧其尾。如果剔除此類續貂之傳，《公》《穀》在以上諸例中多能達成一致，惜乎《穀梁》後師多誤先師之意，遂使二家判同雲泥。![]()
至此，《公》《穀》同爲孔門所傳《春秋》之傳，出現分歧的兩大緣由已得發見。首先，《穀梁》文辭多“殘”，對相同傳文缺少關鍵性解説，導致其缺失“疾始滅”“先通君命”“新周”等關鍵經義，並對孔子刪述舊史之跡、齊桓不悖要盟之事、季子兼顧親親尊尊之賢均無詳載。其次，《穀梁》文辭多“誤”，增添了後師干擾性的錯誤傳文，以遇爲志合、以日盟爲信、以來爲及事、以稱人爲伯討，遂使自身義例頗顯混亂。質言之，《公羊》所有者，《穀梁》往往而無；《公羊》所無者，《穀梁》往往而誤。因此，《穀梁傳》是一部流傳時日更長，成書時間更晚，而頗具殘誤性質的書籍。相較《公羊傳》，《穀梁傳》明顯具有更强的層累性質。一方面，《穀梁》多引《公羊》重補己文，成書年代必晚于《公羊》。而其傳文殘略，亦體現出它的傳承時間遠長于《公羊》，以致于口耳相傳下遺略更多。另一方面，《穀梁》後師多喜補充新意，往往自行根據上下經文，撰寫新的傳文。在這一對比下，可發現《公羊傳》對《春秋》的解釋更爲圓融完滿，它不僅成書時間應當更早，傳經者的水準亦較《穀梁》門人卓越，總體上更爲接近原始孔門所傳的《春秋》大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