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資訊｜郭院林、焦霓整理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前言、凡例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

整理說明

儀征劉氏四代共治《左傳》之學，時人常方之吳門惠氏。劉文淇不滿於《十三經》唐宋舊疏，與友朋相約重作新疏，從而開創學林盛事。劉文淇考證《左傳》舊疏、輯錄舊注並為之疏證，開啟了劉氏家學四代持續的治《左》事業。此後劉毓崧、劉壽曾兄弟及四傳劉師培持續努力，而《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仍止於襄公五年，為學界憾事。對於這樣一個時處激變時代的經學世家，無論其學人交遊與學術影響、學術著作豐富性以及經學研究創見還是研究方法獨特，都值得深入整理與研究。

1959年科學出版社出版《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其後附錄的李樹桐《整理後記》中肯定劉氏搜集材料豐富，而且“釋《春秋》必以禮明之”注例富於特色；但也指出凡漢皆好、引而不斷、引書不明等缺點。後來論述劉氏此著，多依據其說。中華書局《十三經清人注疏》計畫收入，而至今未能重新整理。臺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有“清乾嘉揚州學派研究”計畫有劉氏《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惜至今未見成書面世。

對儀征劉氏《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進行整理，不僅可以梳理《左傳》學史，而且可以發掘學派、學術觀點之間的接受與交流。此書不僅代表劉氏家學，而且是清代學者論《左傳》成就之集大成者，不僅提供材料與方法，而且對於整個經學研究也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與借鑒意義。劉氏學人經歷了經學的繁榮與衰落轉型，對其進行研究，有利於尋繹出我國話語權的轉換，以及如何利用經學重建我國特色話語體系。

一、《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緣起與長編

道光八年戊子（1828）秋，劉文淇與友人梅植之（蘊生）、劉寶楠（楚楨）、包慎言（孟開）、薛傳均（子韻）、柳興恩（賓叔），門人陳立（卓人）等偕赴金陵同寓，應試不第。[梅植之：《步孟瞻別號捨詩原韻》自注，《嵇庵集》卷五。談及參與此事者，陳立：《論語正義·敘》少薛傳均、柳興恩二人，劉恭冕：《論語正義·後序》少薛傳均。]他們“病十三經舊疏多躊駁，欲仿江氏、孫氏《尚書》，邵氏、郝氏《爾雅》，焦氏《孟子》，別作疏義”。[陳立：《論語正義·敘》，《論語正義》金陵存古樓書社藏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於是相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劉文淇任《左傳》，寶楠任《論語》，陳立任《公羊》。[陳立：《論語正義·敘》，《論語正義》金陵存古樓書社藏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這個盟約成就了日後一批經學大師，其著述成就澤被學林。[一九八二年五月中華書局出版《十三經清人註疏》的擬目24種，而這次盟約成就的《左傳舊註疏證》《公羊義疏》《論語正義》入選其中。] 道光庚寅（1830年）劉文淇《與沈小宛先生書》談及自己作舊注疏證的想法，其時已經“鑽仰有年，草稿粗就”，則立約之時劉氏疏證想法已經頗為成熟。

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的步驟與體例，首先做的工作就是資料長編。劉寶楠的《論語正義》方法是：“章比節櫛，疏通知遠，萃秦漢以來迄國朝儒先舊說，衷以己意，實事求是。”陳立《公羊義疏》亦是鉤稽貫串。[陳立：《論語正義·敘》，《論語正義》金陵存古樓書社藏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柳興恩的《穀梁春秋大義述》三十卷，第七部分是《述長編》，編纂方式就是“於所見載籍之涉谷梁者，以經史子集之序，循次摘錄，附以論斷，庶為之集其大成。”[《續碑傳集》卷七四，《清代碑傳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3頁。]據此可以猜想劉文淇撰長編的方式也同於此，將先儒《左傳》舊注從典籍輯出，然後按照經史子集的次序排列，最後加上自己的案斷。

劉文淇認為《左傳》杜注錯謬甚多，其稍可觀者，皆是承襲賈、服舊說。洪亮吉《春秋左傳詁》一書已多所揭明，然尚未全備。他認為“韋昭《國語注》，其為杜氏所襲取者，正複不少。夫韋氏注，除自出己意者，余皆賈、服、鄭君舊說。他如《五經異義》所載杜氏說，皆本左氏先師，《說文》所引《左傳》，也是古文家說，《漢書·五行志》所載劉子駿說，皆左氏一家之學。又如經疏史注及《御覽》等書所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注異者，也是賈、服舊說。凡若此者，皆稱為舊注而加以疏證。”[劉毓崧：《先考行略》，《通義堂文集》卷六，民國7年南林劉氏求恕齋刻本。又見劉文淇：《與沈小宛先生書》，《青溪舊屋文集》卷三。]《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上稽先秦諸子，下考唐以前史書，旁及雜家筆記文集，皆取為佐證。期於實事求是，俾左氏之大義炳然複明。”這也表明他當時的工作亦即材料蓃集，然而直到他死時，草創四十年，長編雖具，而《左傳舊注疏證》才完成一卷，令人歎惋。

劉文淇的《舊注疏證》則是針對杜預注的不完善，試圖恢復杜預注之前的先儒舊注面貌，所以其“注例”明確所謂舊注有：服虔、賈逵、賈服以為、賈服雲、賈服以、劉賈雲、[此條中國科學出版社版本無，而原稿在旁側添加，翻檢《疏證》，此條成立。]舊注、諸書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確非杜注者。可以說劉氏重在輯軼，所以沈玉成這樣評價《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

它對《左傳》的漢人舊注作了集大成式的總結，賈服舊說收羅之完備，歸納之清晰都罕有其匹。此外，他還收集其它古文家研究《左傳》的成果，突破了賈服的局限。他尊崇漢人而不薄後人，對清代學者的成果也擇善而從，……此書取材廣泛，而且不乏個人的論斷，但並不因此而抹殺與自己相反或不同的意見，態度客觀。……體現了一個考據學者在處理文獻資料上所具有的熟練技能和清晰頭腦。[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頁326－327。]

那麼長編究竟始於何時呢？丁晏、劉毓崧諸人都認為“草創四十年，長編已具，然後依次排比，成書八十卷。”[劉毓崧：《通義堂集》卷六《先考行略》。劉貴曾等：《劉恭甫先生行狀》：“先祖湛深經術……草創四十年，長編已具。”劉文淇的朋友以及《清史稿》以及《清史列傳》記述大致相似。]劉文淇於1854年逝世，則長編編纂始於1814年左右，絕不會始於1828年相約編纂新疏才開始的。劉文淇在《左傳舊疏考正序》中提到年已二十，方才讀《毛詩疏》，“後乃得《十三經注疏》，依次校勘，朝夕研究”，並且已經發現問題“竊見上下割裂，前後矛盾，心實疑之久矣。”道光庚寅（1830年）劉文淇《與沈小宛先生書》談及自己作舊注疏證的想法，其時已經“鑽仰有年，草稿粗就”，並且說“期以十年之功，或可成此”。在一封陳立上劉文淇的書信中，談到他們共約疏證一經的經歷，當時分工以及自己疏證的思考，請教劉文淇，然後說：“前聞孟慈先生稱夫子近治《左疏》，長編已具，明春即可從事編纂。又聞治經之餘，頗留心鄉邦利害，已成《揚州水道記》一書，未知曾刊行否？”[陳立：《陳卓人上劉孟瞻先生書》，《國粹學報》光緒31年第三號。]信中提到長編已具和《揚州水道記》一書成書時間相當。孟慈即汪中之子汪喜孫，汪喜孫和劉文淇交好，有書信往來，[汪孟慈：《汪孟子慈致劉孟瞻書》，《國粹學報》光緒31年第二號。]汪氏所言當無不確。《揚州水道記》是1836年春李蘭卿留揚候代時，邀劉文淇參與編纂的。[劉文淇：《揚州水道記後序》，《青溪舊屋文集》卷五。]1837年劉文淇撰《揚州水道記》，九月，阮元為《揚州水道記》作序。[劉文淇：《上阮相國書》，《青溪舊屋文集》卷三。]《揚州水道記》從策劃到成書時間在1836－1837年間，則《疏證》長編也當在此時已經是草稿粗具。這就證明從1830年“草稿粗就”到1837年，劉文淇《疏證》“長編已具”。

道光庚寅（1830年）劉文淇《與沈小宛先生書》談及自己作舊注疏證的想法，其時已經“鑽仰有年，草稿粗就”，並且說“期以十年之功，或可成此”。劉文淇樂觀的認為此後十年可以寫成《疏證》，但人算不如天算，此後他一直游幕四方，為糊口而耽誤了《疏證》工作。他在給劉恭冕的一封信中提到：“淇現為岑氏校刻《輿地紀勝》及朱武曹先生《禮記訓纂》，均約于春夏間可以竣事。終日碌碌，未遑自理舊業，每念英俊勤於編集，深為健羨。”[劉文淇：《寄劉叔俛手札》，橋川子庸藏，轉引自小澤文四郎編：《儀徵劉孟瞻（文淇）先生年譜》卷首，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年影印本。]據《通義堂文集》卷七劉毓崧代阮元撰《輿地紀勝序》可知，劉文淇父子為岑氏校書始于道光二十六年（1845），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完成《輿地紀勝校勘記》五十五卷。在劉氏生年最後階段總纂《重修儀征縣誌》（1848－1852），又經歷太平軍之亂。此可證劉氏《疏證》長編自草稿粗具之後，並未有大量時間用於董理舊業。

這就是說劉文淇在1808年二十歲接觸《十三經》並開始研讀之後（約在1814年）已經開始專門研究《左傳》，到1830年為止用了將近17年時間才有可能將舊注疏證長編 “草稿粗就”，到1837年已經寫好，直到去世還不斷修訂。這樣算來，它的長編才確實花了四十餘年時間。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左疏》整理者認為“長編可能是在1929年到1940年之間散失的”。[見《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中科院1959年版後附《整理後記》第5頁。]依據梅鶴孫所述，劉師培曾經在1904－1905年間曾由揚州將《春秋》長編數十巨冊稿本帶至上海，赴日前交鄧實（秋枚）保存，後不知去向。劉師蒼的兒子次羽曾將《左疏》稿一部分補抄。後經梅鶴孫聯繫，由次羽胞弟崇儒親奉《左疏》原稿七冊，清抄稿送交上海文獻圖書館，由顧廷龍館長接收，出具收據。[梅鶴孫：《青溪舊屋儀徵劉氏五世小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頁。]

二、版本與編纂分析

（一）既存版本

1.劉氏《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原稿）》

共七冊，藏上海圖書館，索書號T46165－71（有光碟），上有印章：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合眾圖書館藏書印。每冊封面題字“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原稿）”，其中第一、二、三、四、七冊扉頁有題字，第一冊扉頁上寫：“隱桓已寫”，“隱公五年至隱公末年卅頁，桓元年至末年七十三頁”，字跡潦草。注例字跡不同，上書“諡法：隱、惠、聲、武、桓、莊、穆、殤、宣、僖”。筆者疑為此為劉師培整理時所作，他檢閱全書，並且核對其中諡法。第二冊、扉頁書有“僖公元年至十一年墨蹟”，“天文、地理、世系、五十凡”，“國朝諸儒左氏專書、雜著”。字跡與上近似，筆者疑為劉師培檢閱時記錄自己的思考，並且想增入清人《左傳》專書與雜著研究成果。第三冊扉頁上題：“僖公十二年至二十二年，墨蹟，五十二頁”。第四冊扉頁上題“文公 文公元年至末年一百十九頁”；第七冊扉頁上題“襄公元年至五年（上）”。原稿筆跡明顯不同，《左傳》原文書寫工整，書法近歐體，與每冊封面題字相同；而注和疏證自己則潦草，多用行書，塗抹與眉批很多。

2.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副稿）

中科院又稱清抄本，共七冊，藏上海圖書館，索書號T46158－64（有光碟）。版式說明：13x21cm12行行22字無框格，共826頁，存：隱公元年至宣公十八年，此稿分兩部分，隱公元年至四年藍格，其它皆無框格藏印。第一冊隱公、桓公，隱公元年至四年，三十頁；第二冊莊公、閔公；第三冊 僖公元年至十六年；第四冊 僖十七年（誤作元年）至二十七年；第五冊 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第六冊 文公；第七冊 宣公。內容截至宣公十八年。有部分提綱稿（僖公元年到二十三年），眉批有後人修改添加的痕跡。

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據《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副稿）》以影印，入經部126－127冊（下稱影印本）。

 原稿與副稿內容，比較如下表

3.中國科學院整理本

1959年經中科院歷史研究室第一、第二所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整理後出版（下稱整理本）。依據中科院整理本前所列原稿、提綱稿、清抄稿（題為副稿）圖版，後有《整理後記》。整理者主要依據副稿，副稿缺少部分僖公（十六年傳至二十二年）、成公（元年至十八年）、襄公（元年至五年終）則據原稿補抄。整理者儘量保持了副稿原貌，但是對諱字都改了，有些眉批缺失；副稿有待填補的空白大都填充，訂正引書錯誤，這就難以看出原始樣貌；對於原稿和副本互相參差之處，整理者大都依據清抄本，這本來反映劉氏四代人百餘年從事疏證前後思考的痕跡也就難以顯示。對於《疏證》內容，劉氏並不是一次成功的，有些篇名明顯是當時未注而在旁加“篇”字，這表示他們準備後來填補；有些是先眉批而後已經查添，這些痕跡是整理本難以代替原稿和副稿的地方。

日本東京株式會社1979年版全據中科院版本，僅刪去前面所附圖版。

（二）編纂分析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的編纂歷時近百年，花費四代人心血，從長編到最後成書，歷經劉氏家人以及編輯之手，所以考察其編撰過程頗為複雜。在編纂程式上是先做長編，根據長編做提綱，再按照提綱查編，然後清抄。那麼究竟哪些人參與了疏證工作呢？

依據原稿，我們可以看到，《左傳》文字全部用正楷書寫，書法近歐體；而注文和疏證則多用行書，且有粘貼小張，其中有一頁背面寫有書局名單，其中有劉壽曾、張文虎等。另夾有郭階給劉壽曾的信件。筆者分析，整個原稿是劉壽曾在金陵書局校書之餘完成的。至於劉貴曾等附張，則是後來添加。

依據影印本（副稿），仔細辨認文字，字體書寫風格可大致分為六類：一、顏體，豐腴略扁，美觀耐看，卷首隱公元年（影印本上冊第1頁）到莊公七年（第323頁）；二、柳體，書寫扁長，瘦勁俊逸，莊公七年（第324頁）到莊公十年（第342頁），以及第832頁到結尾，；三、近於柳體，但是書寫略呈匠體風格，從上冊第546頁到第831頁以及下冊第25頁到第40頁；四、字體細小，端正俊秀，影印本下冊第1頁到第24頁，以及第760頁到第800頁；五、字體扁平，捺法局促，但尚有可觀之處，莊公十年（影印本上冊第343頁）到莊公二十二年（第535頁）；六、書寫機械，橫法波折，字體扁平，全無體式可言，僖公元年（第536頁）開始到第546頁。根據稿本字體顯示，謄抄經過多人之手，因此可以認為稿本是在不同階段不同人手書寫而成。這也從另一方面證明疏注出自三人以上。

影印本（副稿）第754頁到第831頁的內容是僖公元年到僖公二十二年的提綱稿。提綱先抄錄《左傳》經傳和注，然後用極少文字將要疏證的內容標出來。如僖公四年傳“歸胙於公”疏證下列“洪亮吉、杜注、晉世家”，對照清抄稿可以看到，疏證內容就依此而作。提綱稿還在將要引用者的右上角標出圓圈或者三角形，圓圈表示贊同意見，三角形則表示反對，如僖公十年“及期而往”條，提綱稿第786頁顧炎武右上角標三角形，整理本第300頁作者評定“顧說非”。而同年下面一條沈欽韓右上角標了圓圈，整理本第300頁作者意見是“沉說是”。提綱稿第787頁列：李貽德、洪亮吉、沈欽韓，其中李右上角標三角形，在清抄稿中就有否定意見，而洪、沉右上角標出圓圈，清抄稿則予與肯定。與提綱稿相應的清抄稿有的另外添加內容，僖公十三年“自雍及絳相繼”條，提綱稿疏證下列“杜注、秦本紀、詩、按、顧棟高、御覽、本疏”（頁794），但整理本有“洪亮吉”。由所見提綱稿可以看出作者用心謹慎周密，由此也可以看出劉氏疏證工作有全盤考慮：先做長編，根據長編做提綱，然後依據提綱查編，最後進行清抄工作。

副稿從隱公元年到隱公四年所用紙張都有欄格，書寫規範端正，這部分在原稿本缺，這或許就是劉文淇完成的第一卷。但其中用插入號標示有後人添補的痕跡，主要有：1.標示文獻具體出處，如在“隱公”疏證下標出《世本》，在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疏證《五經異義》旁注“引”字，整理本有“《禮記曲禮》：蒞牲曰盟。疏引”諸字；2.僅有篇目的標出書名，如在《諡法》前標出《逸周書》，並在“諡法”下加“解”，在《元命包》上標出《春秋》，在《曲禮》上標出《禮記》；3.僅有書名的標出篇名，如“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注文“匠疏”上加“《周禮考工記》”，並在“匠” 下加“人”；4.大型類書的標出具體卷數，如在《御覽》下注“卷”，整理本有“卷五百五十”；5.以及注釋作者名稱，如在《禮記少儀》注前加“鄭”，在《呂覽》注前加“高”。這些插入號大多已經添加了內容，有的僅用一個字表明需要添加的內容，比如：“篇”“卷”“引”。這些補充添加資訊表明劉氏家族對《疏證》引用文獻缺陷有充分認識，只是因為這是未完稿，所以沒有按照意願加以完善，因此不能據此批評劉氏引用注釋方面的不足。

影印本以按語形式明確標示著作權歸屬的有劉文淇、劉壽曾、劉貴曾。“文淇按（案）”最多，從《隱公元年》到《襄公五年》貫穿全書，均有所見。“壽曾曰（謂）”從《魯僖公二年》到《襄公五年》也時有所見。而“貴曾曰”也多達11條以上[劉建臻在《揚州學派經學研究》劉文淇一節中認為劉貴曾只有7條，是不察焉。]，且多是注釋古曆。據劉師培所說：“訓導公（文淇）治春秋左氏傳，作舊注疏證，成僅一卷，同知公（壽曾）庚之，府君（為助）。”[劉師培：《先府君行略》，《左盦集》卷六，《劉申叔遺書》下冊第1259頁。]劉貴曾從成蓉鏡學習三統曆法，著有《左傳曆譜》。在影印本下冊中還可以看到眉批寫有貴曾曰（按），但是沒有內容。據此，則劉文淇為第一作者，劉壽曾、劉貴曾都曾參與疏證。

又，《舊注疏證》稿中有些按語內容與劉毓崧的其它文章內容和學術特色相一致。如：隱公八年傳“陳針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那些沒有加人名的按語當有部分為劉毓崧所作。《舊註疏證》先引賈逵舊註，謂：“賈雲：配，謂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正義》）”接著《左傳正義》中輯出鄭眾、鄭玄義，又從《禮記正義》中引賈、服之義。【疏證】引沈欽韓、俞正燮之說駁杜注孔疏，然後論證，其雲：“賈、服三月成昏之說，後儒多不謂然。考《列女傳》雲：宋恭伯姬、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其母曰穆姜，嫁伯姬于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于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妻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于伯姬。”接著又引述齊孝孟姬“禮不備，終不往”故事。該條意旨見於劉毓崧《通義堂文集》卷三《大夫以上廟見後成婚說》。劉毓崧的兒子劉貴曾等說：“先考精研三禮，據《列女傳》宋共伯姬、齊孝孟姬條知大夫以上娶妻，三月廟見始成昏，與昏義所言士昏禮當夕成昏者不同。著《大夫以上廟見後成婚說》。”[劉貴曾等撰：《劉恭甫先生行狀》，1912年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抄本，藏國家圖書館。]而《舊正疏證》稿按語俱沒有寫“毓崧按”。可證原稿沒有加按語者多為劉毓崧所加。又據原稿顯示，多處文淇按都是塗抹後在旁側加上。據此可以推斷，除第一卷謄清稿外，有許多劉文淇按語可能都是劉毓崧所作。

提綱稿顯示按語作者，其中題“先太父案”或“先祖案”的至少有20處，題“先兄曰”或“先兄按”的有13處，題“二兄曰”或“二兄雲”的也有11處。但也還有幾處按語沒有標出作者。據用語可以確定這份提綱稿應該是劉富曾所撰。分析提綱稿字跡，可以發覺這部分書法與第三類相似，都是瘦勁扁長，近於柳體風格，略呈匠體風格。所以可以粗略認為劉富曾參與的部分主要在僖公部分，影印本從上冊第546頁到第831頁以及下冊第25頁到第40頁。從第一卷影印本中添加的文字字體來看，與底本完全不同，而且字體潦草。據前人回憶，認為劉師培“字跡荒率”，“字如花蚊腳，忽斷忽續，醜細不成書”，與此相合，故而可以認為這些是劉師培所添加。[《冒鶴亭先生年譜》載冒鶴亭回憶：“予中鄉榜，劉申叔尚在小考。揚州府試，知府沈學派筆香延予閱卷，得申叔考卷，字如花蚊腳，忽斷忽續，醜細不成書，但詩文冠場。如此卷不放府案首，決不能得秀才。予乃將其八股詩賦，密圈到底，竟壓府案。”雲雲。梅鶴孫《青溪舊屋儀徵劉氏五世小記》亦有記載。]僖公元年（第536頁）開始到第546頁，書寫機械，橫法波折，字體扁平，全無體式可言，也可初步認為出自劉師培之手。另外，影印本顯示有些零星的眉批也是字跡潦草，或可認為都是劉師培所為。

現在所見的文本止於襄公五年，那麼與劉恭冕、劉貴曾等所說相差一年。劉師培1910年作《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曆考》，在《序》中稱：“師培纘承先業，于賡續《疏證》之暇……”晚期曾與人說：“郊居多暇，稍振宿業。”[劉師培：《與某君書》，梅鶴孫《青溪舊屋儀徵劉氏五世小記》第52頁。]這裡所說可能就是繼續祖、父輩所傳《春秋左傳》疏證之事。由此可知，則劉師培始終念念不忘賡續家傳之《左疏》，早在1909年（甚或更早）已經開始整理。或許，清抄本就是劉師培在這一時期“發抄”的結果。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歷經四代人心血，有一個不斷添加的過程，署名劉文淇、劉毓崧、劉壽曾，但不全是三人所為，此後劉貴曾、劉富曾、劉師培等都曾經參與整理。

三、體例分析

清代訓詁學家，對於舊《十三經注疏》，尤其是對於唐宋舊疏，意見頗多，遂思作新疏。當時訓詁考據之學大興，音韻小學，超過前人。劉文淇的疏證，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的。清人治學，以求實為本。劉文淇有感于宋元以來學者好逞臆說，以奪舊詁的空談之風，認為要光大文化遺產，必須從實際工作入手，以改變學風。就《左傳》來說，“注”本杜（預）注，“疏”本孔（穎達）疏，而杜注、孔疏都有襲取舊說又加以取捨之弊，必須還其本來面目。劉文淇作《左傳舊疏考正》，是將孔疏中應用前人“舊疏”者，一一考出，從中考稽出“舊疏”的真實面貌。作《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則是為“懲杜氏之失”。杜注對待前人“舊注”，有“排擊”“剿襲”、“沿用”三大過失。劉文淇的方法是：“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所剿襲者，表明之；其沿用韋氏《國語》注者，一一疏記。”第二步工作是“博採眾長”。第三步工作是“下以己意，定其從違”，最後達到“俾左氏之大義柄然著明”的目的。[劉毓崧：《先考行略》，《通義堂集》卷六。劉文淇：《與沈小宛先生書》也有論及，見《青溪舊屋文集》卷三。]

重新疏證《左傳》，必得體例詳明方可著手。中科院整理本卷首有“注例”：

服虔、賈逵、賈服以為，賈服雲、賈服以、舊注。

一、釋《春秋》必以周禮明之。周禮者，文王基之，武王作之，周公成之。周禮明而後亂臣賊子乃始知懼。若不用周禮，則專用從殷。（自注：公羊家言《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殊誤。）則亂臣賊子皆具曰予聖，而藉口於《春秋》之改制矣。（自注：《鄭志》曰：“《春秋經》所譏所善，皆於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書之，但按禮以正之。”所謂禮，即指周禮。）

一、《春秋》有事、有文、有義。義雖孔子所竊取。然必依文與事言之。左氏親見冊書所記事，文多可依據。若《公》《穀》之作，當戰國時，其所述事文，未能盡確。則其義雖優，亦恐有郢書夜說之患。

一、褒獎抑損之義，三傳所傳《春秋》皆有之。注左氏者，惟賈君尚存梗概，後人議其雜入《公》《穀》之說，為自淆家法。實則左氏本有其義，而賈君傳之。非賈君好為合併也。

但是覆堪原稿與副稿，卻發現副稿沒有注例，原稿與整理本也有區別，原稿“服虔、賈逵、賈服以為，賈服雲、賈服以、舊注”書於另頁，而以小字在“舊注”下附注“諸書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確非杜注。”另有旁注“劉賈雲”，字跡與前不同。《舊注疏證》首先必須明白舊注的含義，但據原稿痕跡，似乎當時並沒有準確表述，或者這在劉氏看來是最明白的事，所以沒有寫下來。從另一個方面表明，整理本上的注例並不完善，只是隻言片語，沒有準確陳述，簡單記錄了參與疏證者的設想，也就是說，直到出版時，此注例仍非完帙。“注例”很多是從疏證文本中挑出來的。針對賈逵、服虔注經傳方式區別，劉文淇在《隱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句下明確疏證方式：“服氏不注經文，即有經之傳，即於傳中釋經。今既依賈氏之例疏證經文，凡賈氏所不說者，即取服注列於經文之下。其有賈、服連言，亦俱於經中釋之，後皆仿此。”這也就是說，劉氏雖不明言舊注究竟何指，但做法明確，就是要找到賈服等漢儒舊注的源頭。

“注例”中有“釋《春秋》必以周禮明之”。唐初孔穎達等學者，已經承認或論定《春秋》可以當禮書看。蘇軾也認為：“孔子因魯史為《春秋》，一斷於禮。”（經義考引）但《春秋》有三傳，經學有古今，孰是孰非？原稿眉批曰：“哀十四年疏稱賈逵、服虔、潁容等皆以為孔子修《春秋》，約以周禮。”這一句也就表明了古文經學的立場，因為“今學主《王制》孔子，古學主《周禮》周公”。[廖平：《四益館經學四變記》，《四川國學院國學雜誌》第六號。]劉氏此舉，實是經學家法使然。經學不講家法，則會使人陷入泥沼。所以最初包世臣引導淩曙和劉文淇是首先明立家法。東漢《左傳》學興起與劉歆密不可分，在他的努力下完全實現了《左傳》的傳化，確立了《左傳》學的歷史理論和邏輯理論，所以劉歆當之無愧是《左傳》學的創始人。[參閱沈玉成、王寧：《春秋左傳學史稿》第五章，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戴維：《春秋學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但是劉歆等研究成果留存極少，而賈服注釋卻在《左傳正義》和其它典籍保存不少。劉文淇回到了劉歆的立場，也就回到了漢代《左傳》學的起點，對內找到了賈、服等漢儒舊注的源頭，為期疏證舊注奠定了基礎；對外則與漢代的《公羊》學乃至《谷梁》學劃清了界限。[參見徐興無：《釋〈春秋〉必以周禮明之——讀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注例〉》，《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先儒早就有“左氏善於禮”之說，[鄭玄《六藝論》。]漢朝制禮用《左傳》。孔子作是因為禮崩樂壞而作以示褒貶，那麼《左傳》要傳經，必歸於禮。在這一部書《左傳》中，有一個明顯而一貫的歷史觀，這是“禮”。作者把當時一切的興亡成敗的原因都歸結到人與人，國與國間相互交往時有禮或無禮……即是在中國文化中人與人的關係，國與國的關係，以禮為共同遵守的準繩，並以有禮與無禮為文明（華）或野蠻（夷）的分別。所以劉氏強調《左傳》的禮學意義，正得其要穴。

“注例”接下來論證《左傳》的優點：文、事、義，而其依據則是《左傳》在時間近於《春秋》。唐朝的劉知幾《史通·六家》:“《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因為左丘明親見夫子，所述事蹟也明顯詳盡，《公》《穀》晚出，那麼《左傳》較之則勝出。在這裡劉氏特別提到事的重要性，而對義反而次之。這也反映了劉氏重樸學而不好義理之學。所以劉文淇在和沈欽韓的交流中還明確疏證內容與撰述旨意，他說：“文淇所為《疏證》，專釋訓詁名物典章，而不言例。”[劉文淇：《與沈小宛先生書》，《青溪舊屋文集》卷三。]《隱公七年》“謂之禮經”疏證按語亦雲：“今證經傳，專釋訓詁名物典章，而不言例。”劉氏認為典章制度是不可隨意更改的，而所謂例則會人言言殊，這就會造成郢書夜說的惡習。沿著這一思路，劉師培在《讀左剳記》中進一步將《左傳》學的學術源流上推到東周，認為週末之書多引《左氏》，稱“蓋韓非得荀卿之傳，亦《左傳》之先師”，“《呂覽》一書，多成于荀卿門人之手（自注按：安吳包氏亦有此說）。荀卿為《左氏春秋》之先師，故《呂覽》一書，多引《左氏》之文。”這樣也就論證了《左傳》的合法性與優越性。

最後劉文淇要澄清賈逵雜入《公》《穀》之說。劉氏沒有否定《公》《穀》之義，而是和賈逵當初上書皇帝策略一樣，強調《左傳》“同《公羊》者十有七八。”[參閱沈玉成、王寧：《春秋左傳學史稿》，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頁。]如果《左傳》沒有微言大義，那就會淪為史學著作。但是學者大都認為當初賈逵說《左傳》雜入了《公》《穀》，劉氏重新提出《左傳》本有其義。這不能不說是他的宏偉的願景。這一思路最後為劉師培闡發：

觀乎古帝王之經理天下也，得禮治，失禮亂，得失之所關，治亂之所本，可不慎與？是以淫辟之罪多，昏姻之禮廢也；爭鬥之獄藩，鄉飲之禮廢也；骨肉之恩薄，喪紀之禮廢也；君臣之位失，朝聘之禮廢也。由是觀之，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五十二第12頁。]

由此看來，《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不僅是恢復舊注的輯軼之作，其深層意義直接關係《左傳》學存亡興廢。可惜的是劉氏家族連恢復舊注的工作都沒有完成就家道中隕，令人歎惋。因為這是一部未定稿，而且經過多人之手，歷時百餘年，所以必須以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待這部書稿，不能將其功績歸於某一人名下，而應該看作是劉氏家族四代人共同努力的結晶。

一、《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長編數十巨冊不知下落，上海圖書館藏原稿七冊，清抄本七冊，互有出入，1959年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據以整理並在科學出版社出版（科學版）。今以科學版為整理底本，以《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清抄本）》爲參校本。

二、劉氏《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經傳依據版本或多宋本，無論斷句與文字與現今通行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81年版）多有不同，整理時依照劉氏原稿而不做修改，一仍其舊，以見劉氏版本原貌。

三、整理格式主要以《古籍校點釋例（初稿）》（《書品》1991年第4期）爲依據而略有變通，並以古籍“定本”格式處理，即：底本文字上的明顯訛誤，均在正文中徑作改定，並出校記說明。

四、經、傳文用四號字；注用小四號字，疏證用五號字。說明与注釋采用頁下脚注，用小五號字。

五、《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為劉氏幾代人不同時期編纂，故而異體字多有，如“于”“於”、“繫”“係”、“按”“案”併用；引述書名時也多異名同用，如“疏”“正義”兼存。整理時為保存原貌，或可以此窺某人纂著特色，故不作修改。惟明顯因書寫或印刷而產生錯別字，才予以修改。惟古人著作行文有注重文字、修辭者，故其刻意之異體、通假字，亦視具體情況予以保留，不强求一律。

六、各篇均施以新式標點。《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徵引書籍丰富，書名號標注尤為重要，經、傳、注、疏、疏證能夠明確爲書名者，或某一書（篇）注疏，俱加書名號，如《關雎傳》；某人注釋姓名不在內，如毛《傳》。某年傳俱納入書名號中，看作一篇，如《隱公二年傳》；若后有完整書名，則僅標書名，如隱公二年《左傳》。書名略寫，俱標書名，如《漢志》。如書与篇名併舉，中間施以間隔號，如《周禮·載師》。

七、《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羅列材料豐富，但也存在引而不斷、隨時割裂的問題。為了尊重原貌，整理時不以引用材料糾正原稿；引用割裂或撮述大意時，也視作原文引用，爲區分引用內容與作者考論文字之差別，對經其刪改之引文亦多用引號標示。引號有單雙兩種，整理采取先雙后單，循環使用。如以後有致力於劉氏此稿研究者，可再以此本與引用書目核校。科学版已纠正书名、年代等错误之处，予以保留。

八、全書各篇文章，均無分段。今依文意，試爲分段，以便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