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資訊｜郭萬青《〈國語〉研究史》

《〈國語〉研究史》

學術研究和學術史研究基本都要涉及三個方面，即專題、專書、專人。這三個方面彼此牽連，又各自保持著較高的獨立性。專書研究，既是專題研究和專人研究的支撐材料，又以專題研究和專人研究作爲其研究支撐和研究内容。這一點，在人文社科研究領域體現尤爲明顯。古籍注釋或闡釋一直是中國傳統學術的重要内容。從這個角度看，專書研究幾乎構成了中國傳統學術研究的主要方面，而專書研究史也就自然而然成爲專書研究的一個分支領域。通過對該書過去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爲進一步研究和整理提供比較翔實的資料，並學術史的梳理提供佐證和材料支撐。專書研究史的研究深度和廣度問題，也成爲專書研究是否繁盛、深入的標誌之一。

《國語》，又稱《春秋外傳》《春秋國語》《春秋外傳國語》等。舊傳魯國史官左丘明著就《内傳》，而先所輯百國資料不忍棄去，故又纂輯異同，以爲《國語》。全書分周、魯、齊、晉、鄭、楚、吴、越八語，一共二十一卷。現在一般認爲，《國語》一書非成於一時一地一人之手，左丘明大約作了輯纂的工作，但絶非其所著成。由於《國語》和《左傳》内容多有相同之處，故而常常被後人拿來和《左傳》進行比較，並因之而有“外傳”之名。宋人、清人中多有附《大戴禮記》於《十三經》之末爲“十四經”者。清及近代學者在《十三經》之外，又别立有十五經、十八經、二十一經的名目，《國語》都列入其中。要之，《國語》是一部重要的先秦文獻，這是毋庸置疑的。《韓非子》《吕氏春秋》《禮記》等典籍中有一些篇章和《國語》内容相同。《新書》《史記》《新序》《説苑》《漢書》等兩漢時期的重要典籍中，有一些材料也直接來自《國語》。《國語》在史學、文學、語言、思想、教育、經濟等各個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國語》研究史的研究和撰寫既是《國語》歷時研究的進一步深入與拓寬，也必將促進《國語》研究的進一步深入與拓寬。

一、《國語》研究歷時總結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以經學中的《詩經》學爲例。《詩經》學是經學中的顯學，著述成果十分豐厚。向熹《詩經詞典》附録“歷代《詩經》研究的重要著作目録”收録《詩經》著述238種。夏傳才主編《詩經學大辭典》有牟玉亭編撰《中國歷代詩經著述存佚書》，謂“輯得先秦兩漢55目、三國晉南北朝101目、隋唐26目、兩宋276目、元代77目、明代699目、清代（附民初）609目，合計1843目”，“總計歷代詩經著述共1647種，其中現存824種，亡佚（含未見）823種”。故《詩經》學史的研究著述也比較豐富，僅專著就有近四十部，包括學術通史研究、斷代研究、區域研究等三個方面。可見，《詩經》研究的豐富成果促進了《詩經》專書學術史的梳理，而《詩經》專書學術史的梳理同時爲進一步發掘《詩經》研究史料、擴展《詩經》研究路徑、促進具體《詩經》專人專著專題的研究提供了便利，二者相輔相成。

相對於《詩經》研究和《詩經》學史研究，《國語》的本體研究和學術史研究則比較薄弱。《國語》這部書所載史料時間跨度較大，從西周時期一直到戰國前大約500年左右，其中所載史料、制度，都是上古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材料。又因爲各語語言風格不同，最大程度上保留著最初的檔案文本形成時期的語言面貌，故語料價值也很高。同時，由於《國語》和《左傳》内容重合度較高，又有司馬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之言，故自班彪、班固父子以來，認爲《國語》《左傳》作者皆爲左丘明，故《國語》研究是伴隨著《左傳》經學地位的提高而興起的。

衆所周知，《左傳》的經學地位是劉歆正式確立起來的。不僅如此，劉歆還編纂了一部《新國語》。這既是《左傳》得到官方承認、受到學者重視的開始，同時劉歆既編《新國語》又提高《左傳》經學地位的行爲也受到後世今文學家的指摘與詬病之所由。不管怎麽樣，在《左傳》經學地位提升的大背景下，東漢時期的《左傳》研究者多數對《國語》有所措意，且多著有專書。遺憾的是，存目的僅有鄭衆、賈逵、服虔、楊終等人。自此之後，《國語》研究經歷了三國魏晉時期短暫的繁榮。三國時期《國語》研究者相對較多，且多有勝義。韋昭采摭前人，案以己意，頗得注釋之法，其書獨傳於世。西晉之後，《國語》研究一直不絶如縷，緩慢前行。南北朝時期，隨著音韻學的興起，開始出現了《國語》音的研究，如北魏時期劉芳著有《國語音》。此後唐代有唐人《國語音》，宋代有宋庠《國語補音》、魯有開《國語音略》等。東漢三國魏晉時期，一些學者開始對《國》《左》關係以及《國語》作者問題開始關注，這一專題的研究和探討一直持續到今天。隨著唐代柳宗元《非國語》的行世，至宋、元、明時期，針對《非國語》的駁議成爲《國語》本體研究之外又一個分支，蘇軾、葉適、黄震、江端禮、葉真、虞槃、張邦奇等人紛紛對《非國語》的諸多觀點進行批評；明代評點學大興，《國語》評點以及以《國語》爲選録對象的古文選本評點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湛若水、楊慎、孫鑛、孫應鰲、公鼐、吕邦燿、焦竑、穆文熙、方貢岳、湯賓尹等人對《國語》進行評點；清代考據學興盛，《國語》勘校、輯佚、訓詁考據都出現了不少的成果，《國語》評點之學也在明代的基礎上繼續發展。明末至清代前期開始的明道本校宋行爲一直持續到清末，王懋竑、沈寶研、惠棟、孔廣栻、陳樹華、盧文弨、段玉裁、王念孫、黄丕烈、顧廣圻、牟庭、汪遠孫、李慈銘等在《國語》校勘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王謨、黄奭、汪遠孫、馬國翰、蔣曰豫等在《國語》輯佚方面成就較突出，惠棟、沈寶研、董熜、王引之、董增齡、黄模、洪頤煊、姚鼐、牟庭、王煦、陳瑑、俞樾、陳偉等人在《國語》訓詁考據方面成就突出。近代《國語》研究整體數量雖然不多，但學者們在研究方法、内容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如陳小松對《國語》樂律的研究，江紹原以神話學、社會學理論研究《國語》名物，在高本漢帶動下的語言比較背景下的《國語》《左傳》關係研究等，皆有洞開風氣之效。近百年來，《國語》研究成果相對比較豐富，尤其近幾十年來，無論數量還是内容，都比此前有了很大的進展。因此，需要對《國語》研究進行歷時總結，探索其研究軌跡，總結研究方法，發掘研究材料，爲《國語》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發展提供理論總結和材料支撐。   

學術史研究的可能性之一，是該研究首先必須有較爲豐厚的研究成果；可能性之二，是該研究必須有較長歷史時期的研究進程。無論共時層面還是歷時層面，《國語》研究既有豐厚的研究成果，且有兩千餘年的研究歷史。另外，歷代學者在進行《國語》研究時，往往進行歷時述評，如韋昭《國語解敘》即從賈誼、《史記》“綜述”《國語》開始梳理，進而對東漢以降的《國語》研究狀況進行了梳理和總結。宋庠《國語補音敘録》則是《國語》研究中首次較完整梳理《國語》研究著述的文獻，第一次對鄭衆《國語》研究進行了臚列。董增齡《國語正義序》、桂湖村《國語國字解》、吴曾祺《國語韋解補正序》、傅庚生《國語選序》、大野峻選譯《國語》等，也都對歷代《國語》研究進行了臚列與梳理。凡此，爲《國語》的歷時梳理提供了基本範式和資料。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學者就《國語》作者、成書、文獻、文學等專題研究進行了階段性梳理。另外，歷時的考察研究也只停留在韋昭《國語解》、徐元誥《國語集解》、《國語》的個别版本或傳本等方面。個案研究也還需要進一步拓展與深入。

二、《國語》研究史的基本思路

如前所述，學術史研究實際上涉及的無非也是專書、專人、專題三者。既然是研究史，應該首先按照研究的歷時進程進行階段性劃分，而歷時性階段性劃分的主要依據即各個階段的主要特徵。

（一）《國語》研究史的階段劃分

無論後世把《國語》看作經部書、史部書或子部書，還是看作著作、資料彙編還是教材，無法否認的事實是，以上所有的認定，都無法脱離《國語》的内容而探討。無論《國語》内容背後的價值或思想指向如何，但其所載人物、事件都是名標史册，可以稽考的。也就是説，《國語》所載絶大多數史事首先要經歷史事發生階段，無此史事，就不可能有史事檔案資料，没有檔案資料，也就談不上《國語》這部書的産生。故《國語》所載史事之發生，實爲《國語》一書産生之最初階段。而關於史事的記録、存檔與傳播，此爲《國語》一書所依據的材料生成階段。史事檔案的流傳、收集與整理彙編，此爲《國語》初步成書的階段。至戰國中後期，《國語》的一些材料已經被諸子採用，或者作爲敘事説理的事例舉證應用，或者作爲思想來源並在此基礎上進行進一步闡發。此爲《國語》史事發生與《國語》成書階段。

漢代是《國語》書名、卷次、作者的確立時期，又是《國語》應用的發展期。《國語》不僅作爲事例或史例材料被賈誼、司馬遷、班固等人大量採用，而且還作爲辭藻被文賦化用，更作爲驗證材料被許慎、鄭玄引述，還作爲權威的故訓材料被毛傳等採信。西漢末年，隨著劉歆對《左傳》經學地位的提升，《國語》研究正式起步並獲得了空前的發展。這一時期，學者們對《國語》的性質及其與《左傳》的關係進行了基本界定。《國語》的目録學著録開始出現。此爲《國語》研究之第一階段。

三國時期時間跨度雖短，但在《國語》研究史上却是濃墨重彩的一頁。這一時期的《國語》研究，在漢代研究基礎上取得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出現了唐固、虞翻、王肅、孫炎、韋昭等注家，且都有《國語》專門著作行世。在《國語》注家的接受和流傳中，韋昭《國語解》最爲完整地流傳到今天，成爲《國語》研讀必需參照之本。

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國語》研究出現了新的動向。研究者對《國語》性質、作者以及與《左傳》關係等問題提出新的看法，對前人説法提出質疑。這一時期，劉知幾立“《國語》家”，實質上爲後世《國語》的史學認定奠定了基礎。這一時期的《國語》注釋承東漢三國《國語》注釋之餘緒，呈現低迷狀態，僅有孔晁一人而已。另外，這一時期出現了音義體著述，傳世有《國語音》一卷，爲後世研討《國語》傳本、注本提供了比較可靠的材料。這一時期，柳宗元認爲《國語》“文勝而言尨，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乃作《非國語》，開啟了《國語》評點的先河。此外，這一時期的官方目録著作對《國語》著述進行了較爲系統的著録。

宋元時期的《國語》研究在繼承前代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宋代社會相對繁榮穩定，經濟發達，出版業昌盛，《國語》開始出現了刊本，而且成爲後世《國語》刊刻的版本依據。這一時期，後世《國語》兩大版本系統的祖本相繼産生，進而引領了一千多年的《國語》本文形態，也成爲後世《國語》校勘的基本依據。這一時期的一些學者開始對《國語》文風、韋昭注特徵有所揭示。這一時期，出現了選録且評點《國語》的古文選本。這一時期，學者對柳宗元《非國語》之説多有批評，《非國語》研究成爲《國語》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支。這一時期，《國語》的著録方式由原來的條列目録發展爲提要式。

明代是《國語》刊刻最爲繁榮的時代，也是《國語》注釋繼續低迷的時代，還是《國語》評點的鼎盛時代。這一時期，出現了多種《國語》公序本系統的刊本，大抵源流有序。尤其張一鯤打散《補音》匯入《國語》，使用更爲方便，開啟了明清時期《國語》刊刻的新風尚，而且波及東亞諸國，促進了這些國家的《國語》刊刻與傳播。這一時期没有專門的《國語》注釋著作，楊慎、公鼐、李元吉等人對《國語》部分條目進行了探討。學者對《國語》的著録以及分類越發精細，在黄震雜史歸屬的基礎上，一些書目開始列《國語》入史部，且進行二級分類。尤其指出的是，這一時期的《國語》評點獨擅勝場，不但對中國本土的《國語》評點産生了深遠影響，還波及域外，尤其對日本江户時期的研究影響至鉅。

清代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總結時期，《國語》校勘、輯佚、注釋、評點、著录以及相關研究在這一時期得到了全面的發展，而且在研究軌跡上呈現出鮮明的階段性特徵。

民國時期是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的重要時期，《國語》研究在繼承前代研究的基礎上，也有新的動向。比如陳小松等結合考古學、金石學和古文字研究成果對伶州鳩論樂的研究，江紹原等結合神話學等對《國語》中罔象的研究等。在高本漢的引領下，民國時期的《國語》《左傳》關係考訂出現了以歷史語言比較方法爲基礎的考證，和今文學家的考證、史學的考證交相輝映。

近七十年來，《國語》研究在完成向現代學術轉型的基礎上，研究内容更加細密。《國語》語言研究、文學研究、思想研究、版本文獻研究、訓詁考據研究、史學研究、典章制度研究等都取得了新的進展。學者們在繼承舊有方法基礎上，依託各自的學科和學術背景，吸取相應學科方法，把《國語》研究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二）《國語》研究史的基本撰述思路

本書在對《國語》研究史進行階段性劃分之後，採取專題的方式進行二級分類。因爲每個時代大致都有《國語》作者、性質、與《左傳》關係等相關問題的研究，都有《國語》注釋或訓詁考據，都有《國語》的文本形態問題以及《國語》的徵引問題，故以此類專題爲二級分類。無論哪種專題，都有具體的學者觀點、具體的專著研究、以及下位專題研究，故以專人、專著或下位專題研究作爲三級分類。實質上，學術史往往是由一批有影響力的學者推動、發展起來的。在《國語》研究和傳播史上，也有這樣的一批學者。左丘明在《國語》的成書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司馬遷對左丘明和《國語》關係首次進行了確定，劉歆、班固首次確立了《國語》的經學性質，韋昭《國語解》自唐代以後成爲傳世完整的唯一注本，柳宗元從思想和文風角度對《國語》進行了較爲全面的評點且爲《國語》篇章首次標目，宋庠對《國語》音義問題進行了集中整理且爲後世提供了可參據之本，真德秀《文章正宗》第一次對《國語》篇章進行比較完整的標目，張一鯤把《補音》散入《國語》正文之下爲後世提供實用之本，黄丕烈刊刻明道本爲後世提供了明道本的固定形態，陳樹華首次對公序本、明道本進行了較爲全面的勘校，汪遠孫《國語》舊注輯佚全面且考辨精審，高本漢爲探討《國》《左》關係引入新的方法且引領了近代中國學術，張以仁在《國語》史學、人物、語言、訓詁考據、校勘等諸多方面都有比較精到的研究。這些學者在《國語》研究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此外，還有相當多的學者在《國語》具體研究方面起到了推動作用。故以專人、專著、專題進行下位分類。

涉及專人者，必梳理其生平著述，或及其相關研究。綜述其《國語》方面觀點，評述其學術價值及影響。對《國語》注釋，則梳理總結其内容分類，並進行舉例辨析，梳理歷代研究簡況及其得失。對《國語》專題研究，則進行歷時梳理並進行方法、内容、價值總結。

（三）《國語》研究史撰述的基本方法方式

《國語》是一部先秦典籍，《國語》的注解涉及很多典章制度、地理風物等相關的歷史文化内容，《國語》研究也包括《國語》的歷史研究、《國語》的思想研究等諸多方面。另外，《國語》研究史本身即是歷時性的考察與總結。因此，總要借鑒思想史和社會史的既有成果，需要借鑒和使用社會文化史、思想史以及學術史的相關方式和方法。其次，《國語》版本衆多，《國語》注解也林林總總，而且多以刻本主，整理出來的很少。即便已經整理出來的《國語》及其相關研究著作的點校本，恐怕也還存在各方面的問題。這就需要運用文獻學的校勘方法首先進行文獻的勘校、比對以及版本的確定工作。再次，無論是《國語》古注還是今人的商榷文章，其間涉及比較多的問題還是《國語》的語言問題，包括字的正假、讀音以及詞的訓詁、詞法和句法等相關問題，這就需要運用傳統語言學和現代語言學的方式方法進行探討總結，判定是非。另外，對《國語》某一問題的研究肯定不止一人，對《國語》某一詞的定性肯定非止一家，在進行總結分析時，肯定需要數量統計。如對《國語》某一問題不同觀點的統計，《國語》不同版本某一個字應用數量的統計，《國語》某一版本某一具體文字不同字形應用的統計，等等。這就需要運用計量分析和統計的方式和方法。此外，在涉及《國語》評點學的分析以及《國語》文學敘事等相關研究成果的分析與總結的時候，需要借鑒文學或文章學的相關方式方法進行分析。因此，本課題採取的研究方法大致包括：（1）社會文化史、思想史和學術史的方法；（2）古典文獻學中版本學、校勘學、目録學的方式方法；（3）語言學中詞彙學、語法學、文字學、訓詁學的方式方法；（4）計量和統計的方式方法；（5）文學或文章學的方式方法。又，本書所引文獻，有影印本文字不清者，有刻本文字有缺失者，率以“囗”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