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资讯｜ [日]渡边英幸《古代中华观念的形成》

《古代中华观念的形成》

1.西汉时期的“中国”

那么，在前近代的汉语文献中，“中华”到底具体指哪些范围，其架构核心到底为何呢?上一节中我们已经说过，本书的课题是要搞清楚“中华”的原初含义及华夷思想的各方面，但为了更加准确地定位讨论的对象，首先还是要大致了解一下国家统一之后的传统“中华”架构情况。

西汉时期，“中国”成了一个与统一国家相联系、泛指某个特定地区的称呼。在先秦时期，人们用传说中大禹划定的“九州”或“天下”“海内”等词来概括长江、黄河流域地区，散落在该地区里的周室诸国称为“诸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掉各国，在政治上统一了“天下诸侯”。《史记》中多次将秦统一后的郡县区域和继承秦制的汉郡国区域称为“中国”。《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在琅琊台刻石，上刻“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这两道史料中，秦称自己统一后的郡县区域为“天下”或“海内”，但《史记•天官书》中载“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又载“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改称秦的“天下”为“中国”。

秦所谓的“天下”，明显是指战国秦加上其余六国——楚、齐、燕、韩、魏、赵原领地的疆域。《史记》的记载表明西汉中期前就有了将七国合一的疆域统称为“中国”的意识。秦统一后的疆域包括了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四川、重庆、浙江各省，还包括甘肃、宁夏、湖南、江西的一部分，面积大致上相当于华北加华中地区。后来，秦还试图染指今鄂尔多斯地区和华南地区，但由于秦末动乱而被迫放弃。

汉继承自秦的“中国”地区由汉直辖郡与诸侯王国共同组成，有着长城、边关等具体的边界，域内施行汉律。汉在北方的边界比较明显，例如长城就是划分汉与匈奴的边界，同时也被视为划分“中国”与“夷狄”的边界。汉又在南方设置“边关”，在西南方设“徼”，这些都是用来划分实际统治的边界。边界内的汉郡国领域是“封疆之内，冠带之伦”，是共享界内文明的“中国”，边界外的则是“夷狄殊俗之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国”的文化凭借着长年累月的尊奉儒教礼仪和伦理规范即“礼”、城市聚居、农耕定居等生活形式已被定性下来，再加上《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了历代帝王如何最终统合于黄帝的谱系，使汉帝国获得了作为“三皇五帝”的继承者统治“中国”的合理地位。

在秦汉时期诞生的区域，文明认识论为后世各王朝所继承，尽管在各个时代略有伸缩，但一直是各王朝郡县（州县）领域的标准体系。统合地方的首要因素当数规范化的书面语——汉字、汉文化，其次是在汉字文书行政基础上的郡县制（州县制）及划一的法令统治，再来是王朝域内通行的官僚制及任官制度。

就这样，“中国”一词在西汉时期演变成了一个观念上共享语言文化、政治制度、礼仪习俗、血统渊源、历史背景等因素的区域观念，并进一步逐渐演变为“汉族”意识的雏形。汉与诸侯王国在一开始是被视为各自独立的“国”的，但一旦放到与外部对比的语境下却能统称为“中国”（《史记•陆贾列传》等）。这些住在郡国内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东汉、三国时期之后被称为“汉人”，成为日后汉人（汉族）的雏形。

西汉时期有时还将相对于周边诸国的王朝本身称为“中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了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时所说的话，当中有“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一句。“羁縻”即牛马的头套、缰绳，这句话表明王朝并不视“夷狄”为直接统治的对象，而是对夷狄的统治阶级施加一定的掣肘，使之服从王朝的命令。

另一方面，《汉书•萧望之传》记载，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汉宣帝之际，萧望之谈到了该如何应付这些外夷：“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此即著名的“夷狄不臣论”，作为羁縻主体的“天子”在这里改成了“中国”，即视汉朝廷为“中国”。到了这里，“中国”不仅是指特定区域和汉族了，还是统治该地区、该民族的主体王朝自称，乃至天子自称。

综上，在西汉时期，“中国”已经是一个普遍代指中原地区的人、区域、文化、国家的名词了。东汉至魏晋，正如前人研究所述，在“中国”之外还增加了“诸夏”“华夏”“中夏”“中华”等同义词。按语境的不同，这一连串名称有时候指整个王朝疆域，有时候指王朝本身，有时候仅指中原地区，有时候又指汉族文化，但不变的是均以文明世界内部为对象，视“中国”为周边区域的中心。可以说，这是一个以古典文献的语句和逻辑为依据，贯穿整个前近代的观念。

2.“中华”认识的基础之层累性

要注意的是，在语言上呈现为一个均质实体的“中华”理念，实际上有着多个基础，有时候还会与“夷狄”发生重合。例如汉代的“中国”境内就有不少非汉族居住。西汉时期，黄土高原的长城附近就居住着“保塞蛮夷”（《史记•匈奴列传》），长江流域以南的山地里也生活着很多统称为“蛮夷”的人群。在郡国境内，除“汉族”（华）之外，常有少部分“夷”人杂居其中。东汉之后，“内属”的北方民族进一步搬迁到“中国”，长城以南的山西地区住着匈奴，关中平原住着羌族的情况变得常见。西晋时期，关中人口甚至有一半都已经是“戎狄”了（《晋书•江统传》）。这意味着地区意义上的“中华”内部出现了“华人”（汉族）和“戎狄”（胡人）混居的事实。地区意义上的“中华”认识与族裔（ethnic）语境下的“中华”认识之间往往会产生分歧。

作为王朝统治疆域的“中华”和地区认识上的“中华”含义也时有矛盾。在汉武帝对外征伐后，汉帝国的郡国领域扩大至今鄂尔多斯、河西走廊、广东、朝鲜半岛、贵州等地。《史记•主父偃列传》载汉帝国在鄂尔多斯置朔方郡是“广中国，灭胡之本”，即认为征服行动有着扩张“中华”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朝内群臣也不断进谏，认为一些会拖累“中国”的土地不要也罢，这表明即使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汉帝国统治阶级的主流依然是将“中华”限定于中原地区之间。事实上，即使到了三国时期，也只有魏国疆域的部分能称“中夏”或“中国”。“中华”认识的范围尽管随着汉族的南进扩大至长江以南，但是王朝疆域不一定与“中华”认识完全重合。

再到南北朝时期，落难江南的汉人王朝——南朝，与占领中原的胡人政权——北朝之间开始争夺对“中华”的解释权。例如北魏斥刘宋、南齐是“岛夷”，刘宋、南齐反过来蔑称北魏是“索虏”。北魏自认为是“中华”的统治者，不满江南王朝僭称“中华”，但南朝的士大夫们发展出了一套贬中原地区是“夷狄”之地，江南地区才是“中华”的独特的华夷意识。北朝和南朝都继承了以往的“中华”观念，但是在国家对立和北方民族统治汉族的现实背景下，华夷意识呈现了多极化的解释。

不仅如此，在唐代之后，常常出现统治“中华”的王朝版图要远远超过“中华”地区，甚至形成一个囊括北亚的多民族帝国的现象。唐太宗将北方游牧民族纳入羁縻州体制，一时间君临“天下”——包括“中国”（州县地区）和“四夷”的广袤疆土。后来的元和清王朝，是北方部落进入“中国”之后顺势统而治之的复合帝国，版图远超汉人地区范围。尤其是清朝，其领土不仅包括明朝的旧疆域（中国内地），还有其老本营东北地区、理藩院管辖的喀尔喀蒙古、青海、西藏、新疆地区（藩部），是一个多民族帝国。清帝国固然是继承了历代“中国”王朝的“最后的中华帝国”，但其本质还是以八旗制为核心、联合蒙古贵族的国家，无论是帝国结构层面，还是皇帝=可汗性质层面，都是无法完全纳入”中华”体制之内的复合结构。

综上所述，古代的“中华”观念是前近代王朝国家的汉语知识分子一直秉持的世界观。但这个认识架构是一个复合架构，至少有着（1）王朝国家的统治疆域、（2）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特定疆域、（3）占人口大部分的汉族和汉文化、（4）统治汉族的王朝本身四层含义，这还不包括域内的非汉族人口、汉族自身的可变性、王朝疆域伸缩或分裂、非汉族统治“中华”的可能性等种种不稳定因素。因此，历史上被反复提及的“中华”并不一定是以域内共享同一归属意识或本质上的一体性为前提的。“中华”其实是多重观念不断层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