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原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24年第4期，第55—61页。若要调字体大小，请点击屏幕右上角「 · · · 」，选择「调整字体」，满足个性化的阅读需求。此次推送为作者word原稿，如需引用，请参考刊出版原文。感谢孙玲玲老师授权推送！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在传世文献中，对孔子与《春秋》的关系阐释得最为详明的当属《孟子》和《史记》。其中《孟子》明确提出了“孔子作《春秋》”这一重要命题，其曰：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44页。]
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十二诸侯年表序》）[（汉）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第509页。]
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孔子世家》）[（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1943页。]
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儒林列传》）[（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3115页。]
鲁史记之例，常事不能不悉书备载，《春秋》尽削之，其存什一于千百，以著微文刺讥为万世法。故曰非记事之书也。……正于圣人者，文弥约而旨弥博也。《春秋》或笔一而削百，或笔十而削一。削者以笔见，笔者复以削见，屈伸变化，以著其义，使人深思而自省悟，应问以穷其奥。[（清）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卷六《不书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59页。]
《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
既然《春秋》是由孔子笔削而成的，那么孔子究竟是如何对《春秋》之“辞”进行笔削的呢？对此，《公羊传》中的两条材料颇值得注意：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庄公七年）[《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六，《十三经注疏》，第4838页。]
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耳。”（昭公十二年）[《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十二，《十三经注疏》，第5039页。]
《十三经注疏》
不同于现实世界，《春秋》乃是一个由言辞构筑起来的“文本”世界，因此它的秩序与法则就必然要依靠文字也就是“辞例”来实现。而纵观《公》《穀》二传不难发现，它们正是通过对《春秋》用“辞”的解读来探寻其中所蕴含的褒贬大义的。比如《公羊传》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 “大一统”之义就是这样被阐释出来的，针对经文的“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解释曰：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十三经注疏》，第4768页。]
其实不仅是“大一统”，其他的《春秋》之义也都是根据这种“辞例”阐释法得来的，此处还可以“异内外”之义为例进行补充说明。成公十五年《春秋》书曰：“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鰌、邾娄人，会吴于钟离。”[《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八，《十三经注疏》，第4988页。]针对此处有意将吴国置于最后，以与诸夏国相隔开的特殊笔法，《传》文解释说：“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八，《十三经注疏》，第4988页。]在《公羊传》看来，经文这里之所以“殊会吴”是因为“外吴”，而所谓的“外吴”就是《春秋》反复强调的“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之义，可见这一重要的“异内外”之义同样是在“辞例”的引导下一步一步揭示出来的。《穀梁传》亦是如此，比如僖公二年“仁不胜道”之义的提出就是在对“辞例”的一步步追问下实现的，针对《春秋》书“春王正月，城楚丘”，《传》解释曰：
楚丘者何？卫邑也。国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卫也。则其不言城卫何也？卫未迁也。其不言卫之迁焉，何也？不与齐侯专封也。其言城之者，专辞也。故非天子不得专封诸侯，诸侯不得专封诸侯，虽通其仁以义而不与也。故曰：仁不胜道。[《春秋谷梁传注疏》卷七，《十三经注疏》，第5190页。]
除了深谙这种以“辞”解经法外，《公》《穀》二传还有意识地对《春秋》所用之“辞例”进行归纳，据笔者统计，《公羊传》中明言“辞”者有43例（包括相重复者），[《公羊传》这43例主要包括“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辞穷”“讨贼之辞”“众立之之辞”“美大之之辞”“《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众大之辞”“期辞”“《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内辞（《传》文凡6见）”“君子辞”篡辞”“善辞（凡4见）”“入辞”“远国之辞”“亡国之善辞”“君杀大夫之辞”“讨贼之辞”“兄弟辞（凡2见）”“围辞”“《春秋》辞繁而不杀者，正也”“有姑之辞”“卑辞”“众弑君之辞”“君不会大夫之辞”“不辞”“取邑之辞”“兄死弟及之辞”“诈战之辞”“定哀多微辞”“当国之辞”“会两伯之辞”。]譬如“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讨贼之辞”“内辞”“篡辞”“善辞”“讨贼之辞”“兄弟辞”“微辞”等等，而《穀梁传》中明言“辞”者则有92例（包括相重复者）之多，[《穀梁传》这92例主要包括“专行之辞”“众辞”（《传》共4见）“不成事之辞”“有继之辞”（共3见）“父在子代仕之辞”“举从者之辞”“继事之辞”“内辞”（共4见）“易辞”（共5见）“疑辞”（共2见）“不遗一人之辞”“亡辞”“与之辞”“无事之辞”“有顾之辞”“专辞”（共2见）“远国之辞”“其下执之之辞”“重辞”（共5见）“立妾之辞”“未葬之辞”“不葬之辞”“累上之辞”（共4见）“散辞”（共3见）“聚辞”“缘姑言之之辞”（共2见）“急辞”（共4见）“逆辞”“缓辞”（共6见）“亡乎人之辞”（共6见）“可以已之辞”（共2见）“有姑之辞”“诡辞”“无君之辞”（共2见）“直败一人之辞”“无君之辞”“不与之辞”“足乎日之辞”“不足乎日之辞”“举族而出之之辞”“当上之辞”（共2见）“加之寒之辞”“得郑伯之辞也”“挈国之辞”“轧辞”“事未毕之辞”“前定之辞”“失国辞”“非与之辞”“有中之辞”“妾辞”“外鲁之辞”。]譬如“易辞”“重辞”“缓辞”“急辞”“散辞”“聚辞”“亡乎人之辞”等等。在这些众多的辞例中，有些“辞”是《公》《穀》二传共有的，比如“内辞”“有姑之辞”等，还有一些则是独属于各传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穀梁传》的“辞例”在数量上多于《公羊传》，但是在阐释“辞例”的体系性上，则《公羊传》明显要优于《穀梁传》。因此，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以《公羊传》为主要研讨对象，深入探讨“辞例”对于《春秋》义例学的推动作用。
首先，笔者以为，《公》《穀》二传所强调的这些“辞”乃是独属于孔子的“辞”，它们所要表达的也是孔子心中的特有之义。比如在《春秋》“异内外”之义下，对鲁国有“大恶讳，小恶书”的书法原则，这一原则落实到具体的辞例层面即所谓的“内辞”，《公羊传》中明言“内辞”者有13例之多，现择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几例加以分析：
1） 九月，齐人取子纠，杀之。其言取之何？内辞也，胁我使我杀之也。其称子纠何？贵也。其贵奈何？宜为君者也。（庄公九年）
2） 三月甲戌，取须朐。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内辞也，使若他人然。（文公七年）
3） 春，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来言者何？内辞也，胁我使我归之也。（成公八年）
4） 秋，公伐邾娄。八月己酉，入邾娄，以邾娄子益来。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内辞也，若使他人然。（哀公七年）[《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七、卷十三、卷十七、卷二十七，《十三经注疏》，第4844、4925、4977、5103页。]
其次，正因为“辞例”代表着文本《春秋》的秩序与规则，所以即便是孔子本人也不能轻易对“辞例”做出改变，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实与而文不与”的书法原则上。此义在《公羊传》中凡六见[这六处分别是：（1）僖公元年《春秋》“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公羊传》曰：“君则其称师何？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也。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2）僖公二年《春秋》“春王正月，城楚丘”，《公羊传》曰：“然则孰城之？桓公城之。曷为不言桓公城之？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3）僖公十四年《春秋》“春，诸侯城缘陵”，《公羊传》曰：“然则孰城之？桓公城之。曷为不言桓公城之？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也。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4）文公十四年《春秋》“晋人纳接菑于邾娄，弗克纳”，《公羊传》曰：“此晋郄缺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不与大夫专废置君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大夫之义不得专废置君也。”（5）宣公十一年《春秋》“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征舒”，《公羊传》曰：“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不与外讨也。不与外讨者，因其讨乎外而不与也，虽内讨亦不与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讨也。诸侯之义不得专讨，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为无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6）定公元年《春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公羊传》曰：“伯讨则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不与大夫专执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大夫之义，不得专执也。”《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卷十、卷十一、卷十四、卷十六、卷二十五，《十三经注疏》，第4877、4879、4894、4936、4959、5072页。]，其中僖公元年、僖公二年以及僖公十四年这三处皆为齐桓公而发。作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因能匡扶周室、继绝存亡而颇受孔子赞许，但是这种赞许也只是就“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的乱世而言，作为诸侯的齐桓公在王法道义上终究是不能代天子行“专封”之事的，所以即便他的“专封”有继绝存亡之功，但在“辞例”上仍要予以贬责。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何僖公元年齐桓公虽有救邢之功，但《春秋》仍要贬称其为“齐师”，僖公二年齐桓公率诸侯城楚丘虽帮扶了卫国，但《春秋》还是要将隐去齐桓公之名，还有僖公十四年齐桓公虽然帮助杞国重建了城池，但《春秋》仍要在言辞上加以隐讳，仅书“诸侯城缘陵”。这些都与《春秋》“实与而文不与”的书法规则有关，也就是说，这三处齐桓公所行之事，孔子虽然从内心情感来说是赞许的，即所谓的“实与”，但受制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的《春秋》大义，他依旧不得不在言辞上对齐桓公加以贬斥，这就是所谓的“文不与”。这种“实与而文不与”的书法规则体现的不仅是“辞例”对于作者情感的约束，更彰显了《春秋》这一由“言辞”构成的文本世界的秩序与规则：正因为不轻易受私人情感的左右，《春秋》的秩序与法则才得以井然有序，其“为后世立法”的法典地位也才能得到巩固。
但值得注意的是，“实与而文不与”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孔子本人都没有变更“辞例”的权利，恰恰相反，《公羊传》强调当涉及到亲亲这种人性中最柔软、最本真的情感关系时，在一些不得已的情况下，孔子是有权对“辞例”做出改变的，这就是所谓的“君子辞”。《公羊传》中明言“君子辞”者共有三处，具体内容如下：
1）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贼未讨何以书葬？雠在外也。雠在外则何以书葬？君子辞也。（桓公十八年）
2） 十有二年春，葬陈灵公。讨此贼者非臣子也，何以书葬？君子辞也。楚已讨之矣，臣子虽欲讨之而无所讨也。（宣公十二年）
3） 冬十月，葬蔡景公。贼未讨，何以书葬？君子辞也。（襄公三十年）[《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五、卷十六、卷二十一，《十三经注疏》，第4825、4960、5026页。]
纪履緰者何？纪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然则曷称？称诸父兄师友。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则其称主人何？辞穷也。辞穷者何？无母也。[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十三经注疏》，第4782页。]
通过如上分析，我们可以对《公》《穀》二传的“辞例”做一个简单总结：首先，基于《春秋》笔削说，它们认识到“辞例”乃是探寻孔子“王心”以及《春秋》大义的关键所在，因此以“辞”解经就成为二传最重要的阐释方法之一；其次，基于“辞例”的阐释法，《公羊传》提出了“实与而文不与”“君子辞”“辞穷”说等诸多重要的辞例观，极大地丰富了《春秋》辞例学的内容，再现了《春秋》这一文本世界谨严而多变的辞例规则。虽然《公》《穀》的辞例体系还有不够完备之处，但是它们却为之后的《春秋》“辞例”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