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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原載於《春秋學研究》（第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160—169頁。若要調整字體大小，請點擊屏幕右上角「 · · · 」，選擇「調整字體」，滿足個性化的閱讀需求。
【摘 要】《春秋》經與《公羊》《穀梁》《左傳》三傳“經傳合編”現象是春秋學研究的基本問題之一。傳統觀點認為，自徐彥作疏始合編公羊經傳。但從何休為經文作注以及《解詁》題名可知，何休《解詁》已為“經傳合編”本，海昏簡《春秋》經傳在一定程度上也為之提供佐證。自簡文發佈後，學者認為海昏侯本《春秋》經傳與今本《公羊傳》基本相同。事實上，簡本《春秋》經傳與武威漢簡《喪服》《服傳》關係類似，傳文前所引經文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經傳合編，這種點出經文從而引出傳文的方式與今本《公羊傳》有一定的距離。不難認為，嚴格意義上的經傳合編應是從中發展出來的。另外，由於《左傳》與二傳的體例區別，其“經傳合編”的過程與結構也有很大的不同。作為春秋學研究的基本問題之一，《春秋》經與《公羊》《穀梁》《左傳》三傳“經傳合編”現象由於傳世文獻有限未得到深入考察。海昏簡《公羊》簡文的出現，為進一步考察這一問題提供了可能。學者指出簡文《春秋》經傳與今本基本相同[曹景年：《海昏侯墓新出文獻與漢代“經傳合編”問題》，《管子學刊》2021年第1期。]，而何休《春秋公羊解詁》時代在其之後。因而，首先探討何休《解詁》經傳關係，繼而發掘簡本《春秋》“經傳合編”以及三傳不同的“經傳合編”方式應是極有意義的。自《四庫全書總目》提出徐彥作疏時合編公羊經傳後，學界一般視作定讞。另外，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認為何休所據已經傳合編，近年惟見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春秋公羊注疏》點校前言從之[刁小龍：《點校前言》，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頁。]。隱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條傳“不忍言也”，下接“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按此傳不為公薨而發，但終隱之篇，特發此傳，故系於傳末。而何氏注此條則曰：“據六年輸平不月，嫌上諸成公意，適可見始讓，不能見終，故複為終篇去正月，明隱終無有國之心，但桓疑而弑之。公薨主書者，為臣子恩痛之。他國自從王者恩例錄也。”何注並解釋公薨於無正之後，是何所據本經、傳已不別行之證，自可列“公薨，主書”至“錄也”數語於“據六年輸平不月”以前。又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無傳而有注，自是釋經之文。而清《四庫提要》以為徐疏始有釋經之文，經傳之合在作疏時，非矣。[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2002年，第12頁。]
段氏列舉兩例，其中第二例可以落實，而第一例說服力有限，何注“公薨主書者”一語可能為錯簡，亦可能不誤，緊接前語“但桓疑而弑之”而發。可見段氏之說有進一步論證的空間，因而申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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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學講疏》以隱公經傳為例，何注大致有以下四種類型。其一，有經有傳，何休注傳不注經，此為常例。《總目》“何休《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之論，蓋由此而發；其二，經傳合編，何休經傳並注，此類較少；其三，有經無傳，何休無注；其四，有經無傳，何休注經。以上第二、四類，均可證明何休注經之事實。舉證可參：第二類：隱公三年《經》“三年，春，王二月已巳，日有食之”，其後有傳。何注《經》“王二月”條“二月三月皆有王者……”；隱公三年《經》“三月，庚戌，天王崩”，其後有傳，何注《經》曰“平王也”；隱公七年《經》“冬，王使凡伯來聘。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其後有傳，何注《經》“天王使凡伯來聘”；第四類：隱公二年《經》“二年，春，公會戎於潛”，《公羊》無傳，何注“凡書會者……”；隱公二年《經》“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何注“後不相犯……”；隱公二年《經》“鄭人伐衛”，何注“書者，與入向同……”；隱公三年《經》“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何休有注；隱公五年《經》“邾婁人、鄭人伐宋”，何休有注；隱公五年《經》“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何休有注；隱公七年《經》“春，王三月，叔姬歸於紀”，何休有注；隱公八年《經》“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何注“宋公序上者……”；八年《經》“辛亥，宿男卒”，何休有注；十年《經》“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何休有注；十年《經》“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何休有注；十一年《經》“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何休有注。由以上二類可知，何休注釋部分經文，所用本應存在“經傳合編”的現象。這一點亦可由何休《解詁》題名可知，《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卷一篇首題“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徐彥指明：案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則云：《春秋》者，一部之總名；隱公者，魯侯之諡號；經傳者，雜縟之稱；解詁者，何所自目；第一者，無先之辭；《公羊》者，傳之別名；何氏者，邵公之姓也。今定本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隱公”字在“解詁”之下，未知自誰始也。[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第1頁。]
定本題“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舊題為“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其中“經傳”一詞，徐彥以“經傳者，雜縟之稱”釋之。這一現象正可與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呼應，杜氏“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名曰經傳集解”[（晉）杜預：《春秋序》，《春秋左傳正義》卷一，阮刻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3705頁。]。何休《經傳解詁》之題名方式，同上文何休注經的舉證共同說明了何氏《解詁》應為經傳合編本。
何休《解詁》的經傳處理方式，與同時熹平石經經傳別行的文本形態顯然不同。熹平石經現存的《公羊》殘石，不與《春秋》經文相附。而《公羊》昭二十五年傳“以人為菑”，《解詁》“今太學辟雍作側字”一語可證何休已見熹平石經，自然也應瞭解石經經傳別行的方式。何休《解詁》與石經經傳處理方式的不同，應如何理解呢？曹景年曾指出海昏簡《公羊》已是經傳合編形態，之所以與熹平石經經傳別行的形式不同，很可能是官方正式文本與民間傳習的非正式文本的區別[曹景年：《海昏侯墓新出文獻與漢代“經傳合編”問題》，《管子學刊》2021年第1期。]。何休《解詁》與石經的關係，應與之類似。前文提及，學者指出海昏簡《春秋》從現存殘簡看為《公羊傳》且經傳已然合編。海昏《春秋》現存竹簡200餘枚，皆斷殘，無一完簡。文字大多模糊不清，無法識別，目前有文字且可識別的簡40餘枚[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簡牘》，《文物》2018年第11期。]。《海昏簡牘初論》一書披露具有文字且可識別者已有37枚[朱鳳瀚主編：《海昏簡牘初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146—153頁。]，因而可作為主要研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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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簡牘初論》
整理者揭示，海昏侯墓“春秋”類簡册，集中出土於一個漆盒中。目前能查到出處的簡文，都見於今本《公羊傳》的僖公部分，是為經傳合編之本[曹景年：《海昏侯墓新出文獻與漢代“經傳合編”問題》，《管子學刊》2021年第1期。]。簡文中存在部分內容，字與字間距很大，從可辨識的文字看，推測可能是《春秋》經文[朱鳳瀚主編：《海昏簡牘初論》，第146—153頁。]。亦即，出土於一個漆盒的“春秋”類簡册，既包含“經傳合編”的《公羊傳》傳文，又包含《春秋》經文。經文傳文匹配出現，這一現象可能並不罕見。在70年代武威漢簡中的《儀禮》簡中，有《服傳》簡二本（甲、乙本），內容一致，為小字本。《喪服》單經一本（丙本），為大字本。與今行經傳合編之本互校，《服傳》傳文完整，除個別誤寫與異體字外，全文相同；同時錄有經文、記文。陳夢家據此認為它是刪經刪記之本。沈文倬通過詳細考辨，指出《服傳》中的經文只是對經文的徵引，引述經記之文而後撰述說解，應是為經撰傳的通例。試舉其中一例：繼母如母【經】。繼母何以如母也？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小子弗（不）敢殊也【傳】[“【】”標識為筆者所加。]。這種引稱方式並非經傳合編，所援引的傳文已溶于傳文之中而成為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武威漢簡《服傳》仍然為單傳之本[沈文倬:《漢簡〈服傳〉考（上）》，《文史》1985年第24輯，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換言之，海昏《公羊》傳文、《春秋》經文同武威《服傳》《喪服》一樣，二者適足匹配。因而，海昏《公羊》簡文能否稱之為“經傳合編”，此類“合編”是否會與《春秋》經文重複，其實亦可探究。目前刊佈的材料中，共有4則可確定為傳首完整者，如簡文“取濟西田惡取之也取諸曹”，今本前有“三十有一年春”一句；簡文“使宰周公來聘宰周公者何也天子之”，今本前標明時間“冬”。時間作為《春秋》編年體的基本特徵，是標示傳首完整的主要參照，以上二條簡文有所缺失，不可作為傳首完整者。4則傳首完整者內容如下：1.簡文：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朱鳳瀚主編：《海昏簡牘初論》，第147頁。]《春秋》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公羊傳》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強也。2.簡文：夏公子遂如楚乞師乞卑辭也曷為外內同之也重師也（二十六年）[朱鳳瀚主編：《海昏簡牘初論》，第149頁。]《春秋》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公羊傳》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乞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按：整理者指出今本“夏”字後多“齊人伐我北鄙”和“衛人伐齊”兩句[朱鳳瀚主編：《海昏簡牘初論》，第151頁。]。今本整體引用《春秋》，一事連貫。簡文“夏”字表明這一卷首完整，簡文不取“齊人伐我北鄙”和“衛人伐齊”，蓋由於傳文“乞卑辭也……”僅解釋經文“公子遂如楚乞師”，故只取“公子遂如楚乞師”一句。3.簡文:●卅有三年夏四月丁巳，晉人及□戎□□[朱鳳瀚主編：《海昏簡牘初論》，第150頁。]《春秋》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公羊傳》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按：整理者指出“丁巳”今本作“辛巳”，且今本多“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和“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兩句[朱鳳瀚主編：《海昏簡牘初論》，第151頁。]。簡本在“卅有三年”後直接接經文“夏四月丁巳，晉人”，蓋由於經文“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兩句《公羊》無傳。這一現象與上一則類似。4.簡文：□也●曰﹦霜﹦不﹦殺﹦草﹦李﹦梅﹦實（三十三年）[朱鳳瀚主編：《海昏簡牘初論》，第151頁。]《公羊傳》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按：這一則並無時間標識而納入傳首完整者，蓋因符號標記“●”證明其傳首完整。簡文有重文符號而今本無，可能所重複者為簡本原有之傳文。值得注意的是，符號“●”前殘存“□也”字，應是《公羊》傳文“盡也”二字，由此說明今本《公羊》無傳之經“癸巳，葬晉文公”至“乙巳，公薨於小寢”，應不存在於海昏簡本之中。對於無傳之經的處理方式與前兩則一致。簡文“曰﹦霜﹦不﹦殺﹦草﹦李﹦梅﹦實”有重文符號，今本則無。這一現象應類似于武威漢簡甲本《服傳》，今本《服傳》“婦人不貳斬者，何也”，甲本作“婦﹦人﹦不﹦貳﹦折﹦也﹦者，何也”[沈文倬:《漢簡〈服傳〉考（上）》。]，傳文已有經文而重複經文。由以上四則傳首完整的“經傳合編”式傳文可知，簡本經文較今本多有節略，然簡本所引之經文其實與傳文緊緊呼應，引經是為了便於傳文的展開，這一引經可以視作傳文本身的一部分。因而，海昏簡本《公羊》很可能亦為別行之本，同一漆盒所出土的《春秋》經文正與別行《公羊》相匹。海昏簡本《公羊》《春秋》之關係，與武威漢簡《服傳》《喪服》有類似之處。當然，由於材料不足這一論斷不免存在疏失。目前所見簡本亦存在“反例”，如前文第一則，又如簡文“楚殺大夫得臣也衛（？）”，今本《春秋》經作“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公羊》無傳。這些反例說明簡本中存在“無傳之經”的情況，簡本《公羊》的性質可能更為複雜。總而言之，由於材料殘缺不足，這一問題可能有待今後新材料的發現。簡本《公羊》與《春秋》的同時出現、簡本《公羊》內容的駁雜，應共同說明了簡本《公羊》並非今本所呈現的嚴格意義上的“經傳合編”，它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今本，又與武威漢簡《服傳》的經傳關係相類似，其作為別行之本的可能性更大。前文提及，海昏簡《公羊》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經傳合編”之本，從現存傳首完整的材料看，簡文所引經文基本為所闡釋的傳文而設，這一情況與武威漢簡《服傳》類似。而據前文考證，傳世文獻中已知最早的《公羊》“經傳合編”本是為何休《解詁》。從今本《公羊傳》來看，所謂“經傳合編”即是以《春秋》經為綱目，將每一條經傳嚴格對應，無傳之經亦保留於原有位置。從海昏簡《公羊》來看，今本“經傳合編”的文本形態可能經過了一定時間與階段的演進。熹平石經《公羊傳》完全不附經文的形式，應是嚴格意義上的傳文別行。作為官方之本，這一形態雖不便於閱讀，但應同《藝文志》所列一樣，有著較早的來源。而東漢章帝元和二年草隸磚“元年春王正月”一則，與今本基本一致[陳直：《關中秦漢陶録》下册《補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808—812頁。]。換言之，在邏輯上，以後出熹平石經為代表的嚴格意義上的《公羊傳》發展至海昏簡《公羊傳》，最後發展至何休《解詁》（或者說今本“經傳合編”的《公羊傳》）應是一個歷時的過程。以情理推之，《穀梁傳》也可能有相似的路徑。與之對比鮮明的是，今本《左傳》“經傳合編”形成的方式與之完全不同，杜預自言“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杜預：《春秋序》，《春秋左傳正義》卷一，第3705頁。]，以年為單位將經傳合一。近年有學者認為司馬遷所見古本《左傳》已是“經傳合編”之本[劉卓異：《〈左傳〉“經傳合編”不晚於司馬遷考》，《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21年，第251—255頁。按此文的“經傳合編”定義與學界認識不同，應指的是《左傳》“依經立傳”的文本形態。]，其實更早之前，對於《史記》與《左傳》之關係，民國學者羅倬漢已有嚴謹的考證，他已指出司馬遷所見《左傳》與今本《左傳》大體相同[羅倬漢：《〈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考證》，商務印書館，1934年。]，將杜預所附經文抽出，便可得太史公所據《左傳》模樣。李學勤也據此認為，司馬遷所見與今本《左傳》相同，包含其中的解經部分[李學勤：《〈左傳〉是研究古代歷史文化的基礎》，《李學勤講演錄》，吉林：長春出版社，2012年，第64頁。]。因而，今本《左傳》與《春秋》的關係應包含兩種組合情況，其一是“經傳合編”，產生于杜預“分經之年附傳之年”；其二是“依經立傳”，太史公所據古本《左傳》已然如此。今本《公羊》《左傳》“經傳合編”文本形態形成方式並不相同，大致可作表如下：兩種“經傳合編”形成方式的不同，從根本上說是《春秋》三傳解經方式不同的結果。《公羊》《穀》二家往往以提問的方式，逐字逐句解釋經文，闡釋《春秋》大義。將經文附於每條傳文之前，既方便學習閱讀，又深化了《公羊》《穀梁》傳經的印象。而《左傳》採取以事解經的解經方法，同時產生許多“無經之傳”，《春秋》經文與《左傳》傳文往往不能對應；而《左傳》“依經立傳”的經傳關係將《春秋》經文化用於傳文的敘述之中，自然也不適用《公羊》《穀梁》逐條附經的方式。前人“《左傳》不傳《春秋》”之論，很大程度上亦是因《左傳》與二傳經傳關係不同而發。同時，兩種“經傳合編”方式亦可能有互補的一面。1974年出土的居延新簡中，有一支竹簡編號為EPT52：59，其正面文字為：背面文字為: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一句，張國豔認為是文公元年的經文。李迎春則認為：“背面文字應是《春秋》‘隱公元年’之經文，而正面則是傳文或漢代經師對經傳的解釋。正面前兩字‘元年’提示解釋的是元年之經，其後‘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對公即位這一事實的說明，而‘所謂王’，則主要是對經文‘王’字微言大義的闡釋。從現存三傳來看，簡文可能與漢代最為流行的《春秋公羊傳》有關。《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對‘王’字有專門闡釋：‘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正面簡文未對‘元年’‘春’作過多闡釋，與《春秋公羊傳》有一定差別，可能是當時經師根據教授需要對傳文的再加工。”[李迎春：《居延新簡集釋》（第3册），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612頁。]曹景年則指出，從此簡形制看，它也屬於一種經傳合編的特殊形式，竹簡正面書傳文，背面書經文[曹景年：《海昏侯墓新出文獻與漢代“經傳合編”問題》，《管子學刊》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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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新簡集釋》（第3册）
簡文經傳屬於文公元年還是隱公元年的問題還可以討論[經李銳師提示，竹簡背面書寫不易，此簡背面文字很可能是書手練字的產物。]。前說的優勢在於“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一句同於今本，缺陷是“所謂王”與背面文字如何理解。後說的優勢在背面文字與“所謂王”易於理解，只是“公即位”一語與今本三傳隱公元年的解釋不同。二說各有優劣。曹景年指出的“正面書傳文，背面書經文”其實是前人論證的前提，所謂“傳文”中的“元年春王正月”應源於經文，換言之，正面傳文附經文已為經傳合編，又於背後書寫經文。前者與《公羊傳》“經傳合編”形成方式一致，後者則近于杜預附單獨經文于傳文。這一合編方式的出現，又可類比帛書《五行》篇。郭店本《五行》有經無說，帛書《五行》有經有說。試舉其中一例：經：君子之為善也，有與始也，有與終也。君子之為德也，有與始也，無與終也。說：君子之為善也，有與始，有與終【經】。言與其體始，與其體終也【說】。君子之為德也，有與始，無與終【經】。有與始者，言與其體始。無與終者，言舍其體而獨其心也【說】。[裘錫圭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58、74頁。]從上可知，“說”自身已包含經文，為單篇別行之體。西漢人將之與經文合編，形成“經傳合編”。因而，“說”中之經文應當是傳文本身的一部分，單篇別行之“說”亦不能視作經傳合編之本。聯繫上文，居延新簡正面傳文所附之經亦應視作傳文本身的一部分。海昏《公羊》《春秋》出自同一漆盒，傳文所附之經亦應視作傳文本身的一部分。今本《服傳》《公羊傳》所呈現的嚴格意義上的“經傳合編”，很有可能是在這類傳文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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