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清人致力於恢復漢代公羊家法，在承襲“三科九旨”舊說的基礎上闡發新義。循著這種重新解釋公羊學的進路，王闿運由漢人舊注返回《春秋》經傳，提出以“時月日”作為新三科，取代舊三科，直探聖人作經體例與作經意圖。
目前學界對王闿運公羊學的研究已初具規模，學者的主要關注點是他的禮例合一、藉例明禮的經注特色，[學界對王闿運公羊學的研究已經比較成熟，無論是單篇文章，還是專書，不乏可觀之處。王闿運公羊學重義例與禮制，有關的單篇文章研究可參魏怡昱：《從宗傳到宗經：王闿運春秋學的解經特色》，《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第11—21頁；章啟輝、劉平：《王闿運的春秋公羊學借例明禮的詮釋特色》，《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第34—38頁。至於專書研究，可參參劉少虎：《經學以自治：王闿運春秋學思想研究》，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年。亦參劉平：《王闿運〈春秋公羊傳箋〉學術思想研究》，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尚缺乏對其“新三科”的專論。故而，本文將就王闿運的“新三科”展開考察，探討其理論意涵，呈現其在《春秋》闡釋史上的意義。
《春秋》一經三傳，有關“科指”的討論不見於孔子本人，亦不見於《春秋》經傳。從現有文字材料看，董仲舒最先提及“科指”。按照他的理解，《春秋》的核心義理是“六科十指”，它們貫穿於人倫關係與家國治理之中。[（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143頁。]“六科”，按董仲舒的解釋分別是：“援天端”“志得失”“論罪源”“定尊卑”“載賢方”“別幽隱”。[（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第143頁。]“援天端”以明曆法節氣；“志得失”以知貴賤有差；“論罪源”即辨析罪責、制定刑法；“定尊卑”即確定有序統治；“載賢方”以啟選賢任能；能明曉此“六科”便可不悖人倫，進而以不變應萬變。
《春秋繁露義證》
循著“六科”的義理，董仲舒又提出了“十指”。所謂“十指”，即記錄事變以凸顯重要政務；反映事變的緣起；根據事變緣起而採取相應舉措；尊君卑臣，強幹弱枝；辨析是非，區分異同；依據賢人的德才授職，以明用人之法；親近百姓，招徠遠方，與民同心；繼承周代文化並作出增損補益；記事始於春，遵循木生火的五行轉化規律；考察災異與政治的關係，以見天人之變。[（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第145頁。]
借著“六科十指”，董仲舒總結了《春秋》書法，並由此引申出經國治民的道理，從義理和制度兩端凸顯《春秋》經世的政治意涵。
董仲舒所論“六科十指”不知是來自公羊先師的口傳心授，還是自己對《春秋》經傳義例的認識與概括。若從《春秋繁露》全書來看，董仲舒對《春秋》義例的歸納與發揮亦不在少數。[學者余治平對董仲舒《春秋繁露》之義法多有考辨，具體可參氏著：《董子春秋義法辭考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
董仲舒之後，公羊家未有對“六科十指”的繼承或辯駁。而作為漢代公羊學的集大成者，何休則另闢蹊徑，在《文謚例》中總結出了“三科九旨”說。其言：
所謂“三世”，《春秋》記載了魯國十二公的史實，隱桓莊閔僖五公所處時代相當於高祖、曾祖時，這個時段被稱為“所傳聞世”，即魯公們的事蹟是從傳聞中知曉的；文宣成襄四公所處時代相當於王父（祖父）時，這個時段被稱為“所聞世”，即魯公們的事蹟或是從祖父那裏直接聽到的；昭定哀三公所處時代相當於父親與自己時，即魯公們的事蹟可親眼所見。《春秋》對“所傳聞世”“所聞世”和“所見世”三者的書法各不相同，此即“三世異辭”。
與“三世異辭”相關，《春秋》記載“所傳聞世”時，詳記魯國歷史，略記諸夏曆史，“內其國而外諸夏”，以此昭示王化未深，內外有別。“所聞世”時，《春秋》詳記諸夏之事，略記夷狄之事，以凸顯尊夏進夷之義。至“所見世”，諸夏與夷狄之事皆載於《春秋》，此時王化已深，“天下遠近若一”。值得注意得是，僭亂的春秋現實與《春秋》一書顯示的尊卑有序、天下漸治的歷史恰是相反的，《春秋》的這種書法叫做“文致太平”，寄寓著治國理政當循序漸進，被公羊家理解為孔子作經的微言。
細究何休的“三科九旨”說，實取自《春秋緯》。[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集成》（中），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79頁。]按照現存輯錄篇目，《春秋緯》共有十三種[任蜜林：《漢代“秘經”：緯書思想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148頁。]，學者考證其成書年代當在西漢平帝元始五年（5年）之後，東漢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宣佈圖讖於天下”之前。[任蜜林：《漢代“秘經”：緯書思想分論》，第171頁。]質言之，《春秋緯》成書遠早於何休注經年代。“三科九旨”說首見於《春秋演孔圖》，何休撰《文謚例》，不僅沿用，還發展為“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諸說。[“五始”即天之始、年之始、國之始、政之始、諸侯受封之始。“七等”即州、國、氏、人、名、字、子。“六輔”即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二等”即人事與災異。]即此而論，本屬於《春秋緯》“三科九旨”說一變而為《春秋》經的重要義例。
與何休同時而稍晚的經學家宋均也從《春秋緯》出發，作出了與何休不同的解釋。[按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的說法，“宋均”作“宋衷”。東漢有兩“宋均”，一是生活於東漢初期光武帝和明帝時，南陽安眾人，為河內太守。學者或以為是“宗均”之訛寫。二是生活於東漢末年、三國魏博士，鄭玄弟子，河南新城人。從《緯書集成》輯錄緯書篇目看，宋均曾遍注緯書，故《春秋緯》作者當為三國魏博士宋均。]
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第5頁。]
何休將“三科九旨”合起來講，總說是“三科”，分說是“九旨”。宋均將“三科九旨”分開來講，“三科”與“九旨”沒有直接聯繫。孰是孰非？去古已遠，兩存法不失為一種合理選擇。
緯作為一種解經體例，與傳注具有相同性質。從董仲舒的“六科十指”到何休、宋衷的“三科九旨”，漢儒對《春秋》微言大義的理解在沿襲先儒口說的基礎上闡發理論，融合讖緯雜說，構建起以《公羊傳》為中心的《春秋》經傳解釋體系。由於漢儒對《春秋》義理簡便而不失系統的綱領性概括，“三科九旨”也成為了後來研習公羊學的成例。
隨著東漢古文經學的興起，《左傳》漸成顯學。與此相對的則是作為今文經《公羊傳》與《穀梁傳》的式微。漢以後，南北皆通行《左傳》，且流行三傳通講，至唐代，“《穀梁》范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但於公羊、穀梁學者只能讀其文，不能通其義，“《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唐）魏征：《隋書》卷三十二《經籍志》，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933頁。]一方面是三傳通講，混融經義；另一方面是《公羊》《穀梁》浸微，不遵師說。
有關“三科九旨”解釋，漢代及以後想當長的時間裏存在著何休和宋均兩說並立的局面。至唐代，徐彥注疏《春秋公羊傳》，採用何休《公羊解詁》為底本。對“三科九旨”兩種解釋的評價，雖明曰“《春秋》之內，具斯二種理，故宋氏又有此說，賢者擇之”[（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第5頁。]，實際是偏重何休解釋。
《春秋公羊傳注疏》
隨著何休《春秋公羊解詁》升格為“經”，何休對“三科九旨”的解釋也為多數經學家所推重。所謂“注不破經，疏不破注”，遵循舊說，不唯新解，成為一種經注傳統。於“三科九旨”這一學說而言，直到清代經學復興，推陳出新的局面才大量出現。
清學號稱“漢學”，清人致力於恢復漢儒舊說。清代公羊學，首推常州今文學派，其流風延及清末今古文經學之爭。而作為清學殿軍，葉德輝贊許同鄉王闿運，稱其不僅能上接董何真傳，更能繼承常州今文學派統緒，自成一家之言。[（清）蘇輿：《翼教叢編》，上海：上海書店，2002年，第173—174頁。]為了辨析與厘定王闿運公羊學，特別是其“三科”說的歷史地位，我們實有必要對常州今文學派的重要論述略作回顧。
以莊存與為起始，常州今文學派逐漸興起。在《春秋》學方面，莊存與作《春秋正辭》概括《春秋》書法與大義。該書重在宣揚“張三世”，並未單論“三科九旨”。有鑒於此，作為門人的孔廣森撰《春秋公羊經傳通義》，自立“三科九旨”以闡發經義。在《春秋公羊經傳通義》序言中，孔廣森申論“三科九旨”道：
《春秋》之為書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親，二曰尊，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清）莊存與，（清）孔廣森，郭曉東等點校：《春秋正辭·春秋公羊經傳通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80頁。]
《春秋》重義不重事，《春秋》之義首在《公羊傳》。孔廣森以“天道”“王法”與“人情”為“三科”，這與何休、宋衷二人的“三科九旨”說大異其趣。通過重新解釋，孔廣森指出，“新周”“王魯”諸說本不見於經傳，漢儒為了幹祿從政，將這些理論附會到了經傳上，甚至於偽造聖人作符瑞是為漢朝制法的邪說。[（清）莊存與，（清）孔廣森，郭曉東等點校：《春秋正辭·春秋公羊經傳通義》，第180頁。]
孔廣森剝離經傳、質疑漢注的做法招致了隨後的劉逢祿批評：“乃其‘三科九旨’，不用漢儒之舊傳，而別立時、月、日為天道科，譏、貶、絕為王法科，尊、親、賢為人情科，如是公羊與穀梁奚異？奚大義之與有。”[（清）劉逢祿：《劉禮部集》（卷三），《續修四庫全書》（第150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7頁。]劉逢祿以變亂公羊師說、不達《春秋》大義指責孔廣森的做法本身也值得商榷。
公羊家對“三科九旨”的解釋並不固定，因而也就談不上統一。若從公羊學源流辨析，孔廣森的“三科九旨”說可從董仲舒“天人三策”找到依據。董仲舒所謂“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王者治理天下當承天順命、化民成俗與謹守法度。[（漢）班固：《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515頁。]本之於此，孔廣森重新歸納的“三科九旨”不過是在舊說上作了適當發揮。若從寬泛的意義上說，孔廣森對“三科九旨”的解釋並不違背公羊師法。
常州學派對“三科九旨”的重視與闡發當首屬劉逢祿。劉逢祿曾直言：“無‘三科九旨’則無公羊，無公羊則無《春秋》。”[（清）劉逢祿：《劉禮部集》（卷三），《續修四庫全書》（第1501册），第20頁。]為恢復漢儒公羊舊說，劉氏先後撰成《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春秋公羊釋例後錄》。
在《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中，劉逢祿總結出了何休公羊注解中的30個義例。劉逢祿將“張三世”“通三統”與“異內外”三個義例置於諸義例之前。關於“張三世”，劉逢祿言：
《春秋》緣禮義以致太平，用《乾坤》之義以述殷道，用《夏時》之等以觀夏道。等之不著，義將安放？故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於所見微其詞，於所聞痛其禍，於所傳聞殺其恩。由是辨內外之治，明王化之漸，施詳略之文。[（清）劉逢祿，曾亦點校：《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春秋公羊釋例後錄》，上海：上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頁。]
蓋以王者通三統，而治道乃無偏而不舉之處。自後儒言之，則曰‘法後王’；自聖人言之，則曰‘三王之道若迴圈，終則複十，窮則反本’，非僅明天命之所授者博，不獨一姓也。[（清）劉逢祿，曾亦點校：《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春秋公羊釋例後錄》，第14頁。]
《春秋》之化，極於凡有血氣之倫，神靈應而嘉祥見，深探其本皆窮理盡性之所致。[（清）劉逢祿，曾亦點校：《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春秋公羊釋例後錄》，第18頁。]
劉逢祿號為宗法何休，不過從《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一書的體例看，“三科九旨”說則是雜用何休與宋均。在具體闡釋時，劉逢祿常將《公羊》與其他經傳結合，諸如借《易經》之義說《春秋》之理，這種經典互證解釋方式不期開啟了晚清群經公羊化學風。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春秋公羊釋例後錄》
劉逢祿批評孔廣森變亂公羊家法，如果反觀其自身，劉逢祿本人亦未嚴格遵循。在後來撰寫的《解詁箋》中，劉逢祿用《穀梁傳》駁正何休，認為漢儒曲學阿世，故成書於漢人之手的《公羊傳》不乏“俗師竄改”。[對劉逢祿辨正漢儒竄改《公羊傳》的詳細考辨可參曾亦：《論劉逢祿〈春秋公羊解詁箋〉之“匡何”與“從〈穀〉”》，《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第31—38頁。]即此而論，劉逢祿與孔廣森有相同之處，一方面不以漢儒舊注為成法，另一方面又借助舊注試圖直接體會《春秋》經傳的原意。
以孔廣森和劉逢祿為代表，他們奠定了清代中後期公羊學發展的基礎。他們對“三科九旨”的界說兼有承襲與創新，然總體來說都沒有脫離漢儒建立的解釋框架與解釋範圍，我們不妨稱之為“舊三科”。
循著重釋公羊學，重釋“三科九旨”的進路，同為清儒、被視為常州後學的王闿運，提出了與“舊三科”相對的“新三科”，那麼何謂“新三科”？
王闿運一生遍注群經而又學主《春秋》，其自言“專門公羊”[周頌喜：《王闿運未刊手書册頁》，《船山學刊》2001年第2期，第31頁。]。王闿運之公羊學造詣，史家柳詒徵贊其為清季公羊學之冠。[柳詒徵：《國史要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217頁。]
在《春秋》學研究上，王闿運先後撰成《春秋公羊傳箋》與《春秋例表》。《春秋公羊傳箋》以何休注為底本，隨文箋釋傳注，對何休兼有認可與駁斥；《春秋例表》則以表的形式歸納《春秋》書法義例，頗有直探經文意旨的意味。相較而言，王氏對後者的修改尤多，至老不止，並頗為自得的稱該書“前後義例鉤貫”。在《春秋例表》序言中，王闿運開宗明義，提出了他的“新三科”理論：
《春秋》名為時月日三科，實為時不為科，時與年皆略例。月、日二例皆詳例。當雲月日略三科耳，月日唯系於當句，絕不相蒙。聖人懼後學者之不明也，為之示月，不相蒙例。[（清）王闿運：《春秋例表》，光緒長沙本，第3頁。]
劉逢祿在《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總結出了“時月日例”，其所占篇幅最大，超過全書的五分之一。由此可見，“時月日例”確為公羊條例大宗。即便如此，“時月日例”也只是三十個條例中的一種罷了，尚不能稱為《春秋》經傳的核心。而在王闿運的重新解釋下，“時月日”由條例上升為了統領經傳理解的“科指”，這相對於已有的公羊傳注來說可謂別出新意。
當然，王闿運“新三科”說的形成並非一蹴而就。《春秋例表》計有光緒七年（1881）尊經書局刊本、光緒十年（1884）長沙刊本和光緒三十四年（1908）東洲定本。尊經本有二十八表，長沙本有二十四表，東洲定本則有三十八表。
在長沙本中，王闿運論及“時月日”，認為《春秋》實際以“時月日”為三科，此三科隱晦難明，不易索解，當為聖人親定。後學雖欲從其他角度闡釋《春秋》，但仍然捨棄不了對“時月日”的解說。[（清）王闿運：《春秋例表》，第3頁。]
“三科”與“九旨”相表裏，有“三科”則當有“九旨”。在尊經本和長沙本《春秋例表》中，王闿運設有“九旨表”，按長沙本序言：
何君說新周、故宋、王魯為一科三旨云云，宋均說張三世等為三科，時、月、日、王、天王、天子、譏、貶、絕為九旨，既有不賅，而《春秋》以時、月、日總全例，科莫大焉。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五始、七缺之名雖傳自先師，初不知其所來，要之經義，三科有異例則求之九旨，何、宋說三科異九旨，三科異而同也。故宋之三科即何之九旨，今則以時、月、日為三科，用統群例，別為《九旨表》。[（清）王闿運：《春秋例表》，光緒長沙本，第3頁。]
《經學以自治：王闿運春秋學思想研究》
沿用“三科”概念，不拘泥於公羊家法，以新義替代舊義，更將原本屬於條例的“時月日”提升為統領理解《春秋》經傳的科旨，這不啻為王闿運《春秋》學的一大“發明”，也是其迥異於此前公羊家之處。
王闿運專注於“時月日”，並對其大作文章，亦不無道理。“時月日”條例的重要性，誠如劉逢祿所言：“《春秋》不待褒貶，以日月相示，而學之者湛思省悟。故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清）劉逢祿，曾亦點校：《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春秋公羊釋例後錄》，第63頁。]若按照漢儒何休總結的書法大原則，《春秋》義例有正例與變例兩種，時月日或月日相連屬於正例，即常規的書寫模式，然《春秋》志在撥亂，故多以變例彰明微旨。
鑒於“時月日”三科書法的複雜性，王闿運通過歸納經文，將其細分為六大類：時月不相系；月月不相系；日日不相系；月日不相系；月日相系；日日相系。為進一步理解這些書法類型，接下來我們不妨分別舉例，略作說明。
（一）時月不相系
經曰：“（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上一條為“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秦人於溫”。“冬”為時，此條經文有時無月。“天王狩於河陽”前有“時”，“壬申”為日，兩者中間無“月”，此謂之“時月不相蒙”，而兩事實際發生在同一月。
何注：危錄內再失禮，將為有義者所惡，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系於天子，若日不系於月。
王箋：“據不系月。上會已當日而諱，文從時例，此以其可錄而錄之，故不更系月以明一事，而會從略耳。”[（清）王闿運，黃巽齋注解：《論語訓·春秋公羊傳箋》，長沙：嶽麓書社，2009年，第312頁。]
（二）月月不相系
經曰：“（隱元年）元年，春，王正月。”《春秋》經文緊接著的一條為“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於眛”。
何注：“以不有正月而去其位，知成公意。”
王箋：“以下書三月，故知當有公即位，以為五始起例，公即位例月。”[（清）王闿運，黃巽齋注解：《論語訓·春秋公羊傳箋》，第141頁。]
（三）日日不相系
經曰：“（昭公）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緊接著的下一條經文為“叔孫舍至自晉”。上條書日“丙戌”，下條不書日，王闿運稱之為“日日不相蒙”。
何休未對此條經文作注，王闿運箋：“大夫卒例日。大夫至例時，舍不去氏，不系乎公也。故以舍自至為詞。”[（清）王闿運，黃巽齋注解：《論語訓·春秋公羊傳箋》，第447頁。]大夫死書日，仲孫貜即仲孫何忌，《春秋》譏兩名。今仲孫死，經文書日，屬於正例，且含有貶義色彩。叔孫舍在上年春天被晉人拘捕，至此時放回。
大夫至例時，按禮制大夫應為保全職分而死。今叔孫複見於經文，且書名，凡書名等同於已死。依經文脈絡，仲孫貜死日與叔孫舍歸日當為同一天，王闿運以“大夫卒例日”解仲孫之死，以“大夫至例時”解叔孫返魯，似與經義相違。
（四）月日不相系
月日不相系可分為書日不書月與書月不書日兩種。先看第一種書月不書日：
再看第二種書日不書月：
經曰：“（桓公十二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
（五）月日相系
“八月甲戌”是“月日相系”，按理說昭公在會盟諸侯列，不必另外再書會盟。經文之所以另書，《公羊傳》曰：“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何休未對此再做解釋，王闿運箋曰：“公會同盟一事，當會日盟，此日盟者，不譏會，譏同盟不信，公不與不恥也。不言諸侯，不使得散詞，以其中國新夷狄也。”[（清）王闿運，黃巽齋注解：《論語訓·春秋公羊傳箋》，第466頁。]
按“時月日例”，會盟當書日，小信書月，大信書時。昭公與諸侯同盟書“八月甲戌”，精確到具體的一日，故知為不信之盟也。故王闿運說“以其中國新夷狄也”。夷狄不知中國禮儀，諸侯悖禮無信與夷狄等同。平丘會盟之外，王闿運又言及與之相似的重丘會盟，該會盟如下：
（六）日日相系
通過對“時”“月”“日”三者的排列組合，王闿運對《春秋》經的書寫方式進行了全面考察。“注不駁經，疏不駁注，不取異議”是漢代以來形成的釋經原則。可從王闿運的箋注看，他對何休舊說有認可，也有駁斥，更能注何休所未能注，注《公羊傳》所未能注，大有直接揣摩聖人作經意圖的傾向。
《春秋》“時月日”正例少，變例多，王闿運究心於此，誠如《春秋例表》之凡例言：
“時月日”為天時體現，事關天道與人事，王氏認為是大義微詞所在，在注解“隱公六年，秋，七月”一條經文時，他申論道：“《春秋》非記事之書。不但書秋必連七月者，《春秋》諸記王法。時者天道，月乃人事，雖無事必有法也。”[（清）王闿運，黃巽齋注解：《論語訓·春秋公羊傳箋》，第85頁。]《中庸》贊孔子能上律天時，“律”有順應、約束及規範之意，孔子修《春秋》，正四時，序人事，可視為上律天時的體現。王闿運析解新三科，未嘗沒有探求孔子上律天時之道的考量。
“三科九旨”是《春秋》的核心要義，本出自《春秋緯》。然從公羊學的發展看，“三科九旨說”實際導源於董仲舒“六科十指”，後經兩漢學者的剪裁，入於《春秋緯》。東漢何休與宋均兩人結合《春秋》經傳與緯書，分別對“三科九旨”給出瞭解釋，兩者在在漢代及以後相當長的時間裏並存。隨著何休《公羊解詁》由“傳”升格為“經”，在“注不破經，疏不破注”的傳統下，何休“三科九旨”說成為主流。
清人致力於恢復漢儒公羊家法，但卻在承襲“三科九旨”舊說的基礎上闡釋新義，開出了一條疑古辨偽、發遑經義的道路。孔廣森、劉逢祿啟其先，力破漢儒以《公羊傳》理解《春秋》的局面；王闿運承其後，從漢儒舊注上溯《春秋》古經，辯駁成說，直探聖人微言大義。
王闿運以“時月日”為新三科，取代舊三科，以之統領對《春秋》的理解。“時月日”之緊要，杜預早已有言：“‘春秋’者，魯史記之別名也。記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東周）左丘明撰，（漢）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浦衛忠等整理：《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頁。]《春秋》書寫的一般模式是“時間+人事+地點”，若無時間，人事與地點無所依附。《春秋》一書名字就與時間相關，況且號為第一部編年史，因此“時間”對闡釋《春秋》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湘綺樓詩文集》
王闿運從“時月日”三科發凡起例，無疑在《春秋》闡釋史上具有一定的開拓意義。不過，我們也必須承認，他在具體解釋《春秋》經文時亦不乏牽強附會。例如“時月不相系”中“天王狩於河陽”的前一條經文有時無月，“狩於河陽”與“公朝”兩事發生在同月，不必另外書月，王闿運以“時月不相系”來概括明顯與經傳相違。又如“日日不相系”中，按經文脈絡，仲孫貜卒與叔孫舍歸魯同日，王闿運卻認為前者卒在日，後者歸在月，與經義相違。王氏類似的箋注所在既多，茲不贅述。
面對古今之變，今天的我們與王闿運有著相同的處境。舊學累積已多，新學方興未艾。王闿運曾在致友人的書信中談到自己的治學風格，“《春秋公羊傳箋》，《詩》《禮》《尚書箋》，皆唐突古人，自成一家”。[（清）王闿運：《湘綺樓詩文集》（第2册），長沙：嶽麓書社，2008年，第140頁。]在闡釋中創新，在承襲中突破，以綱目統領整體，以細節充實整體，王闿運對古今之爭的抉擇或可為我們重識傳統、重釋傳統提供參考與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