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原载于《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第40—48页。若要调字体大小，请点击屏幕右上角「 · · · 」，选择「调整字体」，满足个性化的阅读需求。如需引用，请参考刊出版原文。感谢吴柱老师授权推送！

      

吴柱

【摘 要】清儒万希槐撰《十三经证异》八十卷，将唐以前经史诸子、小学要籍、类书政典以及汉魏六朝隋唐古注古疏中所引经典异文广搜博辑，逐经逐篇逐句排纂，并加按断考证。其引群书以证群经，囊括了本校、对校、他校、理校之法，而尤以他校为特色。该书兼具学术著作和工具书性质，征引宏富，体例详当，对异文的考订涉及本字借字、异字俗字、衍脱讹倒、古文今文以及史料异同等诸多类型。这对于考察写本时代经典古本的面貌及其流变，对于经典文字校正和训诂阐释，对于研究汉字形音义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至今仍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证异》脱稿于嘉庆末年，而直至民国十二年在湖北军政府的主导下才得以出版印行，稿抄本也逐渐沦灭。近百年来各类丛书、各家目录及经学史论著中罕见著录，当今学者亦鲜知其人其书，他是一位被忽略的经学家、朴学家。

晚清名士甘鹏云曾枚举明清两代湖北大儒，云：“凡专门著述家，深于经史之学，撰著最富者，清代则顾景星、程大中、万希槐、陈诗、李道平五家最著。”[甘鹏云：《潜庐续稿》，民国潜江甘氏崇雅堂刻本。]其中万希槐为清乾嘉年间湖北黄冈人，问津书院诸生，生卒之年未详，曾任湖北南漳县儒学训导，当时以博雅闻名。《湖北诗征传略》《光绪黄冈县志》《清史稿·文苑》皆有小传，唯《县志》载其事较详，云：“万希槐，字蔚亭，进士礼祖次孙。性孝友，九岁能属文，弱冠游庠食饩，博通经史百家言。族子门生承指授者多取科第去，槐老明经。虽屯塞不以介怀，杜门著述。闻藏书家，虽数百里不惮汗牛走致。著有《困学纪闻集证》，钱塘陈嵩庆、蕲春陈诗序之，谓为王氏之功臣，阎、何之诤友。晚年司铎南漳，未逾年归，邑人士深思慕焉。子鼎瑛、鼎瑽、鼎新、鼎壤俱诸生[鼎壤，据万希槐《困学纪闻集证》卷下题署校勘人作“鼎瓖叔襄”，则《县志》“壤”为“瓖”字之误。]，孙十余人，游庠者七。”[刘恭冕：《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光绪黄冈县志》，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341页。]

《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光绪黄冈县志》

嘉庆初年，万希槐撰成《困学纪闻集证》四十卷。此书继阎若璩、何焯、全祖望三家笺注之后，对王应麟《困学纪闻》详加考订，征引宏富，考证平允，陈诗《序》称“凡夫九经诸子之旨趣，历代史传之事要，制度名物之原委，宗工巨儒之诗文议论，罔不考同以证异，寻流而讨源”，并赞万氏此书为“王氏之功臣，阎、何之诤友”[万希槐：《困学纪闻集证》，嘉庆八年（1803）会友堂刻本。]。杨守敬也称《集证》一书“为阎、何、全之后劲”[杨守敬：《〈十三经证异〉记》，《湖北文征》第8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53页。]。

而万氏最为厚重的代表作实为《十三经证异》八十卷。此书搜求经史诸子、字书辞典、唐宋类书、汉魏六朝隋唐古注古疏中凡征引《十三经》者，勘校异同，然后平亭是非。其采择之广，蒐辑之勤，体量之巨，在文献检索十分便利的今天来看，也是一项浩繁的工程。书中对《十三经》早期异文的搜集、整理和考辨，所谓本校、他校、对校、理校之法毕矣。这对于经学研究中的文字校正、版本分析和训诂阐释至今仍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加之体例精当，笺证审慎，实兼具学术著作和工具书的双重意义[殷孟伦云：“由于传播文献工具的限制，文字通假的现象特别严重，这可以参看钱坫的《十经文字通》、万希槐的《十三经证异》和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等。”见殷孟伦《治学之道》，《文史哲》编辑部，1983年，第14页。]。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十三经证异》成书之后长期未能付梓，直至民国时期才有印本行世，当今学界言清代经学者亦鲜知其人其书。他是一位被忽略的经学家、朴学家。

万氏著述之存世者，仅见《困学纪闻集证》与《十三经证异》两部巨制[据《湖北诗征传略》《湖北文征》《光绪黄冈县志》记载，万氏著作尚有《惜分阴斋诗古文集》，今未见。]，均未有现代整理本。笔者尽两年之功，将《十三经证异》点校一过，叹服其博览综括，受益实多。每思万氏毕生心血几乎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上无以表彰前贤，下无以沾溉后世，不禁扼腕。今试据民国湖北官书局铅活字本，对《证异》的版本、内容、体例及其学术价值略作考述，以见万氏一家之学。

五代以前，经典的流传大抵依靠辗转传抄，或者口耳授受。自两汉尊经崇儒，一经有数家之学，如《易》有施、孟、梁丘、京氏，《诗》有齐、鲁、韩、毛，《书》有欧阳、大小夏侯，《礼》有后苍、大小戴、庆氏，《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邹氏、夹氏，今文古文，师法家法，壁垒森严。各家之间文本多歧，经说各异，门户既盛，一家之中又复别派。魏晋以后，又有南学、北学之分。余波流衍，遂使经典文字龃龉乖剌，异同蜂出。加上传写过程中出现的古今字、假借字、异体字、俗体字以及衍脱讹倒、后人臆改等现象，足令学者眼花缭乱，莫知所从。北宋以后，雕版盛行，经典流传既易，又往往疏于校勘，鲁鱼亥豕，比比皆是。期间虽有刘向、歆父子董理群籍，郑康成兼综今古，陆德明汇校诸经，又有汉熹平石经、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蜀石经、宋石经、清石经之作，每欲校定各本，折衷一是。然而版本如云，异文如雨，终未有能定于一尊者。

清儒崇尚考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号称朴学。学者治经，主张先通小学，由训诂以达义理，及至乾嘉之际，蔚然成风。戴震曰：“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3页。]又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戴震：《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9页。]因此，考订经典文字便成为清代经学的首要任务，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勘之学于是大兴。每解一字，必先参校群书，勾稽古义，旁征博引，穷极源流，遂有学者专门搜辑经典异文以为考据之资者。

经典异文之获取，不出本校、对校、他校三途。本校、对校尚不为难，最难者为他校之法，欲遍考古书中引经文字，以窥经典古本之面貌，则书山文海，不啻沙里淘金，寻检不易。在没有电子检索手段，纯靠人工翻阅的时代，要想做到既博且精，其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故有清一代，考证一经者，如宋翔凤有《周易考异》，冯登府有《三家诗异文释》，陈乔枞有《诗经四家异文考》，陈玉树有《毛诗异文笺》，赵坦有《春秋异文笺》，冯登府有《论语异文考证》等；兼综数经者，如李富孙有《春秋三传异文释》《易经异文释》《诗经异文释》，翟灏有《四书考异》；又有考证某书引经异文者，如缪祐孙《汉书引经异文录证》、吴玉搢《说文引经考》、承培元《说文引经证例》、柳荣宗《说文引经考异》、沈淑《陆氏经典异文辑》、皮锡瑞《汉碑引经考》等。以上各家，或引群书以证一经，或引一书以证群经，或引群书以证数经，尚未有引群书以证群经者。自万希槐《十三经证异》之出，博采唐以前古书、古注所载经典文字以校群经，洋洋大观，可谓异文之渊薮矣。杨守敬称其书为“治经之管钥”[杨守敬：《〈十三经证异〉记》，《湖北文征》第8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53页。]，萧耀南《序》称其书为“陆元朗以来所无之作”，诚不为过。

但由于卷帙浩繁，刊刻不易，而万希槐杜门著述，清贫自守，故成书之后，无力付梓，仅以稿本存于家中，子孙世世守之。光绪年间，杨守敬曾经向两任湖北学政张劭予、赵尚辅建议刊刻此书，均未能实现。赵尚辅刻《湖北丛书》，主事者为汉阳关棠，杨守敬劝关棠以公文下发黄冈县，求书稿于万氏，关君不从。杨守敬曰：“君所辑它他书不如此书之善，失此不刻，不独为吾楚惜，亦当为天下学者恨！”卢靖《〈十三经证异〉跋》亦云：“惜赵学使《湖北丛书》未收，深以为憾。”[卢靖：《〈十三经证异〉跋》，《湖北文征》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08页。]直至民国十二年（1923），湖北督军兼省长萧耀南从万家取得副本，因命时任督军公署秘书长的成宪付湖北官印局以铅活字排印。此本前有萧耀南《序》，系民国著名学者黄侃代笔。杜朝晖因此推测是黄侃促成了萧耀南刻书之举，并称：“《证异》的荐书人黄侃，出资人萧耀南，校刊人成宪、任嗣黄，书名题写人李开侁均是黄冈人，他们都为《证异》的出版献策尽力，成就了一段乡人同谊、共襄盛举的书林嘉话。”[杜朝晖，肖云：《崇文书局版〈十三经证异〉刊刻始末考》，范军《崇文书局及晚清官书局研究论集》，武汉：崇文书局，2017年，第115—120页。]

据杨守敬《〈十三经证异〉记》云：“此书稿本仅有二通，守之者皆贫士。”按原稿当在万氏本家无疑，《湖北艺文志》又载光绪中黄陂陈氏写有宋字本八十一卷未刊[（宣统）湖北通志局：《湖北艺文志附补遗》，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当即杨氏所谓两种稿本。而官书局印本卷前有“曾孙方田校录”字样，成宪、任嗣黄《〈十三经证异〉校刊记》又云此书“系副本付刊”，可见万希槐曾孙万方田又据原稿抄录了一份，而后将副本交予湖北官书局出版。《证异》成书百年之后，始有印本流传，渐为世人所知。此后稿抄本渐渐沦灭，今仅湖南省图书馆藏抄本4小册，湖北省图书馆藏抄本1册（卷五七至卷六〇）而已。自民国十二年至于今，悬隔又近百年，期间各类丛书及经学目录竟皆未收录万氏《十三经证异》，各类经学史论著中亦罕见提及此书者。盖由于著录清代书目者既未见稿本，又未留心民国印本，而著录民国书目者又以其成书于清嘉庆年间而摒之。这也是万希槐和《十三经证异》之名湮没不彰的重要原因。

民国铅印本《十三经证异》成书七十九卷，封面是李开侁题签，卷首依次为萧耀南《序》、曾国藩《序》、万喦《序》、成宪和任嗣黄《校刊记》、万希槐《例言》和目录，正文依次有《周易》四卷，《尚书》五卷，《诗经》八卷，《周礼》七卷，《仪礼》五卷，《礼记》十卷，《左传》十七卷，《公羊》四卷，《穀梁》四卷，《论语》四卷，《孝经》一卷，《孟子》五卷，《尔雅》五卷，分装三十二册。每卷卷次之下署“黄冈万希槐蔚庭氏辑，曾孙方田校录，同邑后学萧耀南谨刊，同邑后学成宪、任嗣黄谨校”。此本版式半页九行，行二十四字；小字双行，行二十四字；花口，刻书名“十三经证异”；上单鱼尾，版心刻卷数、篇名、页码；四周双边；框高18.8厘米，宽12.2厘米。[阳海清，汤旭岩：《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8—39页。]

关于《证异》的总卷数，有七十九卷、八十卷、八十一卷、一百卷四种说法。湖北官书局本正文凡七十九卷，与书前所载万喦《序》称“课业余间，又取《十三经》经文之讹异者，成《证异》七十九卷”之语相合。杨守敬《〈十三经证异〉记》亦云“此本十八巨册，共七十九卷”[4，第253页。]。若将书前各家序跋及《凡例》《目录》总为一卷，则为八十卷，与《贩书偶记》著录七十九卷、首一卷相合。此外，卷五至卷九为《尚书证异》，其中卷五《虞书》，卷六《夏书》，卷七《商书》，卷八、卷九《周书》。而卷五之前，又有《书序》异文一卷，未入卷次。故《尚书证异》题为五卷，实为六卷。则万氏此书题为七十九卷，实为八十一卷，与《湖北通志》《湖北艺文志》编者所见黄陂陈氏八十一卷写本相合。又据《湖北通志》所载万喦《序》，称《证异》书成一百卷，《通志》编者云：“见写本止八十一卷，此云一百，殆其初稿，后又有所删订欤？”[吕调元、刘承恩修，张仲炘、杨承禧纂：《湖北通志》，《中国省志汇编05》，北京：京华书局，1967年，第1796页。]今按：万喦《序》落款于嘉庆己卯（1819），而云“乙亥来归自宜，取其书浏览至竟”，可见希槐于嘉庆乙亥（1815）已有成稿。然则《十三经证异》嘉庆乙亥初稿当为一百卷，万喦当时已有《序》作，故《湖北通志》载万喦《序》称此书为百卷；四年后希槐删定正文为七十九卷，故万喦《序》亦改称七十九卷。

该书体例，先列经典某句或数句作为标题，标题据《十三经注疏》本经文，顶格大书；其次列古本、古书、古注所见异文，提行低一格大字书写；每条异文之下又有双行小字夹注，说明篇名出处及某书有相同的异文；若异文出自《说文解字》《经典释文》等原有释义的书，则于夹注中征引释义文字；如果对异文有进一步的分析考证，则再提行低二格用双行小字书写；如果一条标题中涉及多处异文的考证，则于每处考证文字之间空一格，不另提行。

以《周易》为例，本书《例言》云：“《周易》有子夏传本、孟喜本、京房本、马融本、荀爽本、郑氏本、刘表本、宋衷本、虞翻本、陆绩本、董遇本、王肃本、王弼本，后更有姚信本、王廙本、张璠本、干宝本、黄颖本、蜀才本、尹涛本、九家本，及谢万、袁悦之、桓玄、卞伯玉、荀柔之、徐爰、顾懽、明僧绍、刘瓛诸人，见于陆德明《释文》、李鼎祚《集解》。今并益以史传及汉唐人注所引，征同析异，低一格列于标题之后。”如《周易》第一条：

如上所示，此条标题包含《周易·乾卦》三句爻辞，涉及四处异文。今本“厉”字，《说文·夕部》引作“夤”；“无”字，《淮南子·人间训》引作“無”；“飞”字，《史记·封禅书》引作“蜚”；“亢”字，《说文·心部》及《九经字样》皆引作“忼”。辑列相关文献之后，万氏又对“厉-夤”、“无-無”两组异文作了考释。关于“厉-夤”之异，万氏认为“夤”字从寅，寅有敬义，与经文“夕惕”之义正合；且“夤”字与同卦二、四、五爻的“田”“人”“渊”“天”押韵，可见古《周易》必有“夤”字。他又根据许慎《自序》所云，知《说文》称引《周易》乃古文《孟氏易》，更加证明《周易》古本当作“夕惕若夤”。不难看出，万氏倾向于认为古本作“夤”胜于今本作“厉”。关于“无-無”之异，万氏据《说文》定“无”为“無”之奇字，奇字即孔壁所出古文之异体。然则《淮南子》作“無”为正字，今本作“无”为古字异体，其义不殊。又如：

屯 动乎险中  天造草昧  宜建侯而不宁

汉碑作“动乎俭中”。《后汉刘修碑》。《汉书》作“天造屮昧”。班固《叙传》。《后汉书注》作“天地草昧”。《班固传》注。而不宁，郑读“而”曰“能”。云：“能犹安也。”《上经释文》。《礼记正义》作“利建侯耐不宁”。《礼运》正义。

险中，汉碑“险”作“俭”。按：险、俭古字通。《左传》襄二十九年“险而易行”，《史记·吴世家》作“俭而易行”。而不宁，郑氏本“而”读“能”，《礼记正义》引《易》“而”作“耐”。按：“而”与“能”、“能”与“耐”古字并通。《乾文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晁氏谓“能以”郑作“而以”。“而”与“耐”通。耐，古“能”字。《礼记》“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正义》引《屯》彖传作“耐不宁”。知“耐”“而”“能”三字皆通。《汉书》“耐”字多作“能”，《说苑》“能”字多作“而”。

此条标题涉及五处异文：今本“险”字，《后汉刘修碑》引作“俭”；“造”字，李贤《后汉书注》引作“地”；“草”字，《汉书·叙传》引作“屮”；“宜”字，《礼记正义》引作“利”；“而”字，《经典释文》云郑玄本作“能”，《礼记正义》又引作“耐”。从辑列文献的类型来看，有古书，有古注，有古本，还有碑刻。随后，万氏对“险-俭”和“而-能-耐”两组异文作了考释，认为它们都是通假字关系。“险”为本字，汉碑作“俭”乃假借字。至于本文“而”“能”孰为本字，孰为假借，则涉及对文意的歧解，万氏未再深入。

以上两例可见《证异》行文体例之大概，接下来我们以《尚书》为例，考察该书征引异文的文献范围。按本书《例言》云：“《尚书》有伏生，今文有孔安国，古文有马融本，郑氏本，王肃本，谢沈本，李长林本，范宁、姜道盛两《集解》本，李轨、徐邈《音》，并见于陆氏《释文》。其二典与《史记·五帝纪》同，《禹贡》与《夏本纪》《汉书·地理志》同，《甘誓》见《夏本纪》，《汤誓》见《殷本纪》，《汤诰》《伊训》《泰誓》三篇略见于《墨子书》，《盘庚》三篇略见于《蔡邕石经》，《说命》三篇略见于《礼记》《国语》，《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略见于《殷本纪》，《洪范》见于《宋世家》。字句异同，并录以证。”据此可知，《尚书证异》援引文献以《经典释文》《史记》《汉书》《汉石经》《墨子》《礼记》《国语》七种为主。

而实际上，其搜讨之广，远超上述七种的范围，如下表所示：

据此，《尚书证异》征引经部文献32种，史部文献23种，子部文献28种，集部文献3种，共计86种。从文献类型而言，其中有经、史、诸子原典；有汉唐古注，如《毛诗注疏》《周礼注疏》《左传注疏》《公羊传注》《尔雅注》《大戴礼记注》《史记三家注》《汉书注》《后汉书注》《水经注》《吕氏春秋注》《文选注》等；有小学要籍，如《说文》《玉篇》《广韵》《匡谬正俗》；有大型类书，如《初学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玉海》；还有出土文献，如《竹书纪年》《汉石经》及汉魏碑刻。从文献的年代而言，自先秦迄于唐宋，尤以唐以前文献为主。万氏《例言》云：“《证异》征引经语，上自周秦，下讫有唐。盖唐以前藏书家皆写本，其中文字异同皆有师授，雠校亦复精确。汉注、唐疏及《两汉书注》《文选注》《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可覆按也。自五代时冯道作板本，宋初盛行，学者喜其书之易得，一以板本为主，而写本浸以亡佚。踵谬承讹，无从是正，正不特宋儒改易经文、颠倒次序为不可训也。故是书一以唐为断限。”即就《尚书证异》六卷的引书规模，足以窥见《十三经证异》的博大与厚重。万希槐在当时的学术条件下，矻矻穷年，以一人之力成此八十卷巨著，壮哉斯人也。

宋代雕版盛行之后，经典文字大抵定型，传世各经基本属于宋刻系统，总体而言差异不大。而唐以前经典流衍主要依靠传抄转写，加之字体的古今之变，以及学术传承的门派、地域之别，经典文本往往极具个性。两汉之经较之先秦文本，不知相去几何；唐宋之经较之两汉文本，又不知相去几何。万氏广搜早期文献中所见经典异文，辑为一书，这对于考察经典古本面貌及其流变脉络，对于研究汉字形音义关系，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万希槐堂兄万喦为《十三经证异》作序，云：“其征引也博，其考核也精，其力不懈而持之久，其志不纷而凝于神，见青天则云雾尽拨，寻庐山则面目皆真，后有作者，弗可及也已。”同治九年（1868），曾国藩为《十三经证异》作序云：“其所取甚博，而又明于训诂通假之原，或一字之殊，旁推交通，訢合浃洽，向之纠葛，一朝划然。”民国十二年（1923），成宪、任嗣黄撰《校刊记》，评价此书“搜罗浩博，考证详明，洵为清代鸿儒，经学宗主”，又云：“先生精通汉学，研求经义，若者为正体字，若者为或体字，若者为通用字，若者为假借字，若者为二音合声字，若者为一音两用字，若者字与音异而义同，若者字与音同而义异，元元本本，考订精详。合诸儒之诂训，证各本之异同，不惟圣经奥义得以毕出，而后儒传写之讹、门户之争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昔人谓汉注、唐疏有功圣籍，而是书以经证经，所采用诸书多系宋代以前石经、监本，其功当不在注疏之下。”民国十三年（1924），卢靖撰《〈十三经证异〉跋》，曾将历代考证经典异文之著作与万氏此书相比，认为专门之家不如万氏之博大，通论之家又不如万氏之详核，乃盛赞道：“《十三经证异》者，真前古所未有，后世所不可无之大作也。”

观万喦、曾国藩、成宪、卢靖等人之评价，《十三经证异》的学术价值可见一斑。万氏对经典异文的搜辑，其功用和贡献较为显豁，上文已有考述。而该书名为“证异”，则其归宿乃在于辩证异文，厘定纠葛，知其然又欲知其所以然。万氏《例言》云：“十三经传注互引及史书、诸子传记、汉唐人注释所引，有字异而音义同，有字与音俱异而义同者，有字同而音义俱异者，有字与音义俱异者。诸家或各守师说，或专执己见，言人人殊，纷如聚讼。不揣梼昧，摭拾诸书，以昭同异。其字或通转，或假借，或正字，或俗体，或古文，或今文，必求汉魏名儒之说，缀以所闻，更低一格，附于各条之后。”下面我们以《左传》为例，借以考察万氏《证异》考订异文的类型及其路径。

（一）辨本字借字

例1.《左传》隐三年“沼沚之毛”，《释文》作“沼畤”，《左传正义》曰：“畤与沚音义同。”《证异》：

《说文·水部》“沚”云：“小渚曰沚。”“洔”云：“水暂益且止，未减也。”《田部》“畤”云：“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沚、畤、洔三字义殊，古通用。《文选》潘安仁《河阳县作二首》“归雁映兰畤”，五臣本作“洔”。《穆天子传》卷一“以饮于枝洔之中”，郭注：“洔，小渚也。音止。”《玉篇·水部》：“沚，小渚也。亦作洔。”据此，则“洔”“畤”皆“沚”字异文。

万氏据《说文》“沚”字本义为水中洲渚，“洔”字义为水位涨溢不退，“畤”字义为祭坛。三字音近义殊，古书多相假借。结合本文“沼沚之毛”的语境，可知今本作“沚”为本字，陆氏《释文》作“畤”系假借字。

例2.《左传》宣十二年“筚路蓝缕”，《方言》引作“褴褛”。《证异》：

“蓝缕”“褴褛”双声连绵。万氏据《说文》《方言》“褴褛”义为衣服粗糙凋敝，与本文“筚路”语境相合；“蓝”字本义为蓝草，“缕”字本义为丝线，与衣服破敝之义无关。故认为《左传》古本当作“褴褛”，即扬雄《方言》所见之本，而今本作“蓝缕”为音同假借。

（二）辨古文今文

例3.《左传》隐六年“芟夷蕴崇”，《说文》引作“癹夷”。《证异》：

《说文·艸部》“芟”云：“刈艸也。”不引《春秋传》。《癶部》“癹”云：“以足踏夷艸。《春秋传》曰：‘癹夷蕴崇之。’”许氏所引，《左传》古文也。然则古文作“癹”，今文作“芟”。

两汉经学有今文、古文之分，文本颇有不同。如本文“芟夷蕴崇”，言农夫除草之事。传世本作“芟”是割草，《说文》作“癹”是用脚踩草入泥，二法古今并用，作“芟”、作“癹”意皆可通。万氏据许慎《说文》引《春秋左传》为古文经，遂定古文本作“癹”，今文本作“芟”。

《十三经证异》

例4.《左传》僖四年“无以缩酒”，《说文》引作“莤酒”。《证异》：

同为汉儒，郑兴所见《左传》作“缩酒”，许慎所见作“莤酒”。万氏据《说文》所引《周礼》《左传》皆古文经，认为古文本作“莤”，今文本作“缩”，而传世杜预本则据今文作“缩”。

（三）辨异字俗字

例5.《左传》隐元年“不义不暱”，《考工记注》引作“不义不昵”，《说文》引作“不义不䵒”。《证异》：

万氏据《说文》“暱”字义为日近，“䵒”字义为黏合，知此例本字当作“䵒”，今本作“暱”为假借字。而《考工记注》作“昵”系“暱”之异体，“䵑”又系“䵒”之异体。“不义不䵒”者，谓共叔段笼络西鄙、北鄙，行不义之事，其心必然离散，不能黏着团结。

例6.《左传》襄十七年“国人逐瘈狗，瘈狗入于华臣氏”，《字林》作“狾狗”，云：“狂犬也。”《淮南子》作“猘狗”。《证异》：

《说文·疒部》无“瘈”，《犬部》无“猘”有“狾”，云：“狂犬也。《春秋传》曰：‘狾犬入华臣氏之门。’”《汉书·五行志》亦作“狾狗”。古文《左氏传》本作“狾”，《班志》及许书皆古文也。《淮南》作“猘”者，制、折字通，故或作“猘”。瘈，俗字。

“狾”“猘”“瘈”三字音义并同。《说文》《汉书》《字林》皆作“狾”，且《说文》未收“瘈”“猘”二字，万氏据许慎、班固皆宗古文经，遂定古文《左传》作“狾”，而《淮南子》作“猘”为“狾”之异体，传世本作“瘈”为“狾”之俗字。

（四）辨讹误字

例7.《左传》成十年“太子州蒲”，《释文》：“州蒲，本或作州满。”《证异》：

《史记》作“寿曼”。按：“州”与“寿”、“满”与“曼”声并相近，当从《释文》本或作“州满”。又按：定五年传“秦子蒲”，《新序·节士》篇作“子满”。《庄子·天地》篇“赤张满”，《释文》：“满，本或作蒲。”蒲、满二字从来相混。

晋国大子之名，有“州蒲”“州满”之异。万氏据《史记》写作“寿曼”，而“州”与“寿”、“满”与“曼”音皆相近，知《左传》原本当作“州满”，传世本作“蒲”系误字。又引《左传》“子蒲”或作“子满”，《庄子》“赤张满”或作“赤张蒲”，以证“蒲”“满”二字常因形近互讹。按：《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卢蒲嬖”，《吕氏春秋·慎行论》作“卢满嫳”[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第603页。]，亦是“蒲”“满”形混之证。

例8.《左传》襄三十年“取我衣冠而褚之”，《吕氏春秋》《魏书》皆作“我有衣冠而子产贮之”。《证异》：

杜《注》云：“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按：《说文·衣部》“褚”云：“卒也。一曰制衣。”《贝部》“贮”云：“积也。”“褚”字两训无蓄藏义，“贮，积也”一训与《注》合，则应从《魏书》及《吕春秋》作“贮”。《周礼·地官·贾师》“凡天患，禁贵儥者”，注：“谓若米谷而睹久雨疫病者，贵卖之。”又《廛人》“凡疹异之有滞者”，注：“谓货物藏于市中。”《释文》：“，本或作贮，又作褚，皆同。”《集韵》：“，积也。与‘贮’同。”疑古文《左氏传》本作“”，今作“褚”，转写之讹也。

万氏据《说文》“褚”字无蓄藏之义，郑玄《周礼注》有“”字，音义与“贮”同，而“褚”“”形近，遂推测《左传》古本作“”，与《吕氏春秋》《魏书》引作“贮”相合，然则传世本作“褚”系形讹字。

（五）辨衍文阙文

例9.《左传》僖四年“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释文》：“汉以为池，本或作‘汉水以为池’，‘水’衍字。”《证异》：

此二句城、池相配成文，方城不言山，与“城”字应；汉独言水，与“池”字应。古人文字最有义味。注疏本及《文选注》皆有“水”字，陆氏谓“水”字衍，恐未然。

陆德明《释文》无“水”字，且谓有“水”字者系衍文。万氏揣摩文法，认为城、池相配，称“方城”以应“城”，称“汉水”以应“池”。且注疏本有“水”字，李善《文选注》卷四、卷五十二、卷五十九引此文皆有“水”字，故认为传文当有“水”字，非衍文，当是陆氏所据本阙文。按：郦道元《水经注》“灈水”注亦引作“汉水以为池”[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33页。]。

例10.《左传》僖二十七年“入杞，责无礼也”，《释文》作“责礼也”，无“无”字。《证异》：

《注》云：“责不共也。”正释“责礼”二字。若作“责无礼”，则无庸注矣。当从《释文》为允。

万氏认为杜注“责不共”正是为“责礼”而发。“责礼”者，谓因其不恭而以礼责之。若传文作“责无礼”，则文意浅显明白，根本无须出注。可见杜预所见本原作“责礼”，与陆氏《释文》本同，而传世本有“无”字者系衍文。按：抚州本、蒋藏巾箱本亦作“责礼”。《册府元龟·列国君部十四》引《春秋左传》云：“八月乙巳，公子遂帅师入杞，责礼也。”[王钦若撰，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2792页。]

《册府元龟》

（六）辨史料异同

《证异》考证经典文字，大体上属于小学和文献学范畴，主要考察文字形、音、义关系以及文本衍、脱、讹、倒现象。但由于经典之中包含丰富的历史叙事，而这些史事在不同的文献记载中往往异同纷纭。万氏充分考虑到这一特点，所以有些条目不限于考校文字，还兼具胪陈异说、考辨史事的功能。万氏在《左传证异》中大量征引《史记》《国语》《管子》《晏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說苑》等书中对春秋史事的相关记载与《左传》对读，时加考订。如：

例11.《左传》桓十六年“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毛诗传》云“公令伋之齐，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史记·卫世家》云“乃使太子伋于齐，而令盗遮界上杀之”。《证异》：

使盗待诸莘，《毛传》作“待于隘”，《史记》作“遮界上”。按：莘盖界上隘道。服虔云：“莘，卫东地。”则莘与隘一处也。

卫宣公杀急子之处，《左传》作莘，《毛传》作隘，《史记》作界上。万氏认为莘为地名，隘为地形，界上为地理位置。三书各异，但并不矛盾，而是各举一边，文意互补。

例12.《左传》庄十年“齐师灭谭，谭子奔莒”，《史记·齐世家》云“桓公亡时，过郯，郯无礼，故伐之，灭郯，郯子奔莒”。《证异》：

齐师灭谭，注云：“谭国在济南平陵县西南。”《说文·邑部》“谭”云：“国也，齐桓公之所灭。”“郯”云：“东海县，帝少昊之后所封。”按：谭在今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东南七十里有谭城。郯，今为郯城县，属山东兖州府，故郯城在县西南境。《左传》宣四年齐侯平莒及郯，十六年郯伯姬来归，成七年吴伐郯，八年诸侯伐郯，襄七年来朝，昭十七年郯子论官，哀十年郯子伐齐。终春秋之世，郯未尝亡。齐桓所灭，盖济南平陵县之谭，非东海郯县之郯也。《史记》作灭郯，误。

谭、郯二国并见于《春秋左传》，而齐桓灭谭之事，《史记》作灭郯。万氏一考《说文》，二考地理，三考郯国史事，知兖州府郯城县之郯国春秋之世未尝亡国，故当从《左传》作谭，《史记》作郯非是。

以上区分六类，各举二例，庶几能够窥斑知豹，略明万氏考据之章法。清代乾嘉诸儒学尚专门，一经深入，考订异文，或有精密胜于万氏者，或有先于万氏言之者。而万氏僻居黄冈，与当时学术中心绝远，其雠校群籍固已穷极精力，至于当世学者著述遂不及遍览而广搜，雷同疏阔，盖不能免。虽然如此，万氏以一人之力通校群经异文，特立孤拔，终清之世无出其右者。后有来者，当就万氏之书而加邃密，其宏纲大体，终不能废也。

《十三经证异》的考证部分对于前人的相关论说多有吸收，关于这个问题，万氏在《例言》中未作交代。阅读和利用此书，还须留意万氏对前人著作的明引和暗用现象。今检《左传证异》之中明确征引历代学者论说者，隋唐则有颜之推《颜氏家训》、刘炫《杜注规过》、陆德明《经典释文》、张参《五经文字》、颜师古《匡谬正俗》、孔颖达《左传正义》、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等，宋儒则有王应麟《困学纪闻》、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清儒则有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金石文字记》、臧琳《经义杂记》、惠栋《九经古义》、卢文弨《经典释文考证》、梁履绳《左通补释》等。万氏对唐宋诸儒观点的称引一般都会标举人名，或人、书并举。而对清人著述的引用，其处理方式则较为灵活，甚至不太严谨，有时明引，有时暗用，有时半明半暗。下面以《左传证异》引用臧琳《经义杂记》为例，来考察万氏对清人著作的“明征暗引”。如：

例13.《左传》闵二年“衣之尨服”，《汉书·五行志》作“衣以尨服”，《证异》：

臧氏琳曰：“‘命以时卒’三句皆用‘以’字[命以时卒，原本“以”误作“三”，今订正。]，与上文‘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二‘之’字相应。今本作‘衣之尨服’，误。”

此条引臧琳之说，见臧氏《经义杂记》卷二“衣以尨服”条[臧琳：《经义杂记》，清嘉庆四年（1799）臧氏拜经堂刻本。]，属于明引。

例14.《左传》昭八年“或冯焉”，《汉书·五行志》引作“神或冯焉”，《说苑·辨物篇》作“有神冯焉”。《证异》：

按：杜注云：“谓有精神冯依石而言。”“精神”二字正解经文“神”字，是作注时本有“神”字，今本误脱耳。

此条直下按语，据杜注推断正文本有“神”字，似为万氏创见。而检臧琳《经义杂记》卷二“石言于晋”条云：“《传》无‘神’字。案：杜注‘谓有精神冯依石而言’，则作注时本有‘神’字，今本脱耳。”由此可见，万氏此条考证乃是袭用臧琳，未标出处耳。

例15.《左传》成十四年“彼交匪敖”，《汉书·五行志》引作“匪儌匪傲”，《左传》襄二十七年作“匪交匪敖”。《证异》：

按：襄廿七年《传》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荀子·劝学》引诗“匪交匪纾”，今《采菽》作“彼交匪纾”。《小旻》“如匪行迈谋”，杜注《左传》云：“匪，彼也。”是“匪”与“彼”音相近，故转“匪”为“彼”。臧氏琳曰[臧氏，原本“臧”误作“藏”，今订正。]：“古书往往互异。《论语》‘恶徼以为智者’，《释文》云：‘徼，郑本作绞。’是徼、绞古通。《毛诗》作‘交’，盖‘绞’之省借。故《汉书》作‘儌’，郑笺依字训为交接，恐非。《汉志》所载《左传》为古文，今本出之杜氏，未足深信。夫同一《左传》，同引一诗，何容相异？况襄廿七年赵孟引诗亦作‘匪’不作‘彼’，与《汉书》正同，尤为明证乎。今本盖是杜从郑笺所改。《汉志》‘匪儌’当从应仲援说为不儌讦，与郑本《论语》义合。师古注《汉书》‘儌’为儌倖也，非是。”

此条先下按语，考证“匪”与“彼”音近通假，而后征引臧琳之说。似乎“按”字以下为万氏见解，“臧氏琳曰”以下为臧氏见解。今检臧琳《经义杂记》卷二“匪儌匪傲”条，可知“按”字以下通篇皆是臧氏原文。万氏明引一半，暗引一半，可见较为随意。

例16.《左传》昭元年“子盍亦远绩禹功”，《释文》作“子盍亦远绩功”，《证异》：

或云“远绩功”与“大庇民”相对，“禹”为衍字。按：注云“劝赵孟使纂禹功”，《汉志》云“子弁冕以临诸侯，盍亦远绩禹功而大庇民乎”。“远绩禹”正与上文“美哉禹功”相应，非衍字也，不必定从《释文》。

此条先引“或说”谓“禹”为衍文，而后据《左传》杜注及《汉书·五行志》所引，谓本文当有“禹”字，以驳前说。今检臧琳《经义杂记》卷四“远绩功”条云：“据此知本作‘亦远绩禹功’，‘禹’为衍文。‘远绩功’与‘大庇民’相对。”然则万氏所引“或说”即臧氏《经义杂记》之说。此处明为征引他说，却不标举姓名者，当是出于扬善掩过的考虑，不欲与前贤争胜，故意隐去其姓氏，以示谦慎耳。无怪乎曾国藩为该书作序云：“乾嘉经师旁征博引，其善在于匡谬正讹，其弊在于琐屑不全，且喜攻讦排斥。而万氏此书最合心意，其用力勤，用意挚，用心平，与矜己忿争之徒迥异。”

总之，《证异》对于同一人的同一部著作，或明引，或暗引，或径直采用，或委婉驳正，存在多种处理方式。其时明时暗之迹，不免有失严谨，而当时风气大抵如此，无关乎心术。如果我们执今法以绳古人，认为万氏意在抄袭，则是苛求前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