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一位清华教授的往事（上）：救命草
到1960年夏，学生们一个个面黄肌瘦，两眼无神。长期的营养缺乏，导致很多人得了浮肿病，有的患者面部浮肿，脸盘肿胀得像是发面的馒头，两眼肿成了一条缝。我也得了浮肿病，腿上摁一下就是一个坑，很长时间不能复原。
阜平县的领导比较体察民情，不知通过什么关系从哪里搞来一些羊骨架，上面的肉已经剔得很干净。这些羊骨架分发到各个单位，县领导指示：熬成大锅汤，每人分一碗汤，号称“救命汤”。
平阳中学也分到一两个羊骨架，放在伙房里熬汤。四百多个学生，几十位老师，就要从这一两个羊骨架中获取营养。从下午开始，学生们已经闻到了羊骨汤的香味，那是久违了的气味，口水分泌空前旺盛起来。平时吃的菜总是稀得不能再稀的咸水煮萝卜干或煮菜叶，没有一点油水。羊骨毕竟是荤腥，估计那救命汤里至少会飘起一星半点的油花吧。
盼星星，盼月亮，就盼望喝到那一碗救命汤。到晚饭时，还是没有喝到。大家很理解，反而希望熬的时间更长一些，把骨头熬烂了才好，这样汤里营养会更多一些。
半夜，睡得迷迷糊糊，忽然被同宿舍的同学吵醒了。睁眼一看，同学们都穿上衣服起来了，议论纷纷吵吵嚷嚷。仔细一听，原来是一位同学闹肚子，半夜起来上厕所，饥饿的人的鼻子超常地灵敏，忽然闻到一股香味，看到伙房的大师傅从伙房出来，手里端着一个筐，里面放着煮了一下午已经酥软的羊骨架，端到老师的办公室去了。再去办公室外面偷窥，里面灯火通明，老师们都等在那里，之后就开始吃那些骨头。
事情很明显，老师们把羊骨头吃了。这还了得？这不是掠夺学生们的救命物资吗？全校学生都炸了窝，怨情汹汹，闹成一团。骂骂咧咧，摔摔打打，不知道如何出气，就这样乱哄哄地闹了一夜。
毕竟是只有十多岁的小孩子，学生们气归气，闹归闹，却说不清任何道理。第二天一早，一夜未睡的学生们被集中在学校南北路的南端，列队听顾明副校长训话。至今不明白，在那次事件中，为什么作为老革命的正校长贾兰福没有出面，却把业务骨干顾明副校长推到了第一线。
顾校长很严厉：“你们闹什么闹？！你们饿里慌，老师们也照样饿里慌，吃点骨头怎么了？！老师们饿坏了，谁教你们？！老师们吃得身体好一点，对你们能有坏处吗……”
这天中午，每个学生分到一碗羊骨汤。喝着盼望已久的“救命汤”。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平阳镇，只有一个新建的小饭馆，除了家常便饭没有什么好吃的，是过路人充饥的地方。一天晚上，到马槽找点吃的，路过小饭馆附近，不奢望吃到饭馆的食物，能够闻一闻味道也是好的。忽然听到饭馆内有争吵声，之后一个外地人被饭馆工作人员推推搡搡推出屋外，继续争吵。听他们争辩的情况，是这个外地人要花钱买饭吃，却拿不出粮票，饭馆不卖给他。这个外地人一气之下，把手中的钱撕了个粉碎，嘴里叫嚷道：“什么世道！有钱买不到吃的，还要这钱干什么！”
人民币票面上都印有政治性很强的图画，有人马上向有关部门报告，不一会就来了几个民兵，把那个外来人绑起来抓走了。此后多年，我常常想起那个被抓走的倒霉蛋。他到平阳干什么来了？是探亲访友，还是回家路过？他后来怎样了？定了什么罪名？被判刑了吗？挨打了吗？
一日课后，有同学说西面不远的路边山洼里死了一个人。出于好奇，和几位同学去看。那个死人头朝西北，脚朝东南，仰面朝天，右手还拿着一根棍子。估计是过路人，饿得走不动了就躺在这里休息，再也没能站起来。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饿殍。
还听说有一个人饿得难受，就在出售食品的商店里隐藏了起来。商店关门下班后，他放开肚子大吃了一通，被撑死了。
一个没有自习的晚上，又去平阳街上溜达，希望到马槽找点吃的，又路过路南的小饭馆附近，巧遇一位没有粮票而买不到饭的过路人。这个人没有撕人民币，而是求别人卖给他几斤粮票，出价很优惠，一斤粮票一块钱。我动心了。
那时给我的助学金是每月6元，这已经是最高额度了。这6块钱是我的全部收入，一切花销都要从这6块钱中算计。每月的饭费花去了大部分，所剩无几，还需要买书买笔买本，入不敷出，只好不买本子不交作业。随身带着一把小镰刀，一有闲空，就去附近的山上割草，背到平阳街上卖给收购羊草的，或多或少可以卖得几毛几分。这把镰刀，是我唯一的谋生工具，一直带在身边，直到上大学离开阜平，才告别了这把镰刀，唯有镰刀割在手上留下的疤痕伴随了一生。
当时身上正好带有两斤粮票，心中算计，用这粮票换来两块钱，就可以一两个月不再为花钱发愁，就可以少为割草受累受苦。少了两斤粮票，就要少吃两斤粮食，饥饿会更严重。考虑到时已入夏，总能找到可以吃的草或树叶，而钱却是哪里都找不来的。犹豫了一会，还是用两斤粮票换了他的两块钱。
没有想到，很快就有人把此事报告给了学校领导。那时对学生的的操行评定，分为“优、良、可、劣”四等，一般都是“优”或“良”，“可”相当于留校察看，到“劣”就要开除学籍。1960年第一学期末，其他同学的操行评定都是“优”或“良”，唯有我是“可”，原因就是用粮票换钱是政治错误，是“破坏统购统销”，超出了“政策界限”，“上级规定必须惩处”。
我遵守纪律，尊敬师长，认真听课，从来不干坏事，从来不说假话，虽然不交作业，但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戴着“可”的帽子，这学还怎么上？同学老师怎么看？这个“政治错误”的帽子还要戴多久？联想到尊敬的秦老师的右派下场，心中不寒而栗。
不上学就要回家务农，上工挣工分。以我十多岁的体力，“半劳力”都算不上，那时的工分值很低，每个工（一个整劳力干一天的工分）才合一毛多钱，苦干一个月，无论如何我也挣不来6块钱。为了每月6元的助学金，就是天大的委屈和冤枉，也得忍受，也应该戴着帽子在学校继续学下去。
一天晚上，心里堵得慌，闷闷不乐地坐在教室里发呆。同班有一位大姐张慧哲，比我大六七岁，年龄大懂事多，社会经验比我丰富多了。她和和气气地对我说：“你挺有才的，好好念书吧，别想那么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过几年，情况就会有变化。”她的几句话，坚定了我继续待在学校的决心，没有让那个“可”把我毁了。(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