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古道今
消闲闷
故事从一个叫夏瑞芳的男孩说起。
夏瑞芳出生于清同治十年(1871)，家在江苏青浦县(今属上海)朱家角。家穷，母亲为补贴家用，去上海做保姆。哪个小孩子不想呆在母亲身边？每次母亲回来，夏瑞芳都要缠着母亲要跟着去上海。母亲无奈，每次出发前都要哄他出去玩，待他高高兴兴玩耍回来，母亲早没了踪影。
夏瑞芳为此哭了许多次，在又一次被骗后，这孩子终于下定决心，不顾一切追了上去。这追赶是相当盲目的，结果被一条河挡住了去路。小男孩前进不得，但决不回头，就望着滔滔河水哭。也不知哭了多久，仿佛感动了上帝，过来一只小船，船老大看这孩子哭得唯实伤心，问了问缘由，就载他过了河。过了河的夏瑞芳继续向前跑，无目标的乱跑，谁知竟让他邂逅了母亲。
母亲无奈之下，只得把孩子带到做保姆的牧师家，向牧师解释，道歉。不料美国牧师很欣赏这个执着的熊孩子，就把他留下来，送他到教会学校读书。就这样，穷人的孩子夏瑞芳受到良好的西式教育，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精通英文。
夏瑞芳毕业后，做了几年英文排字工，便思谋着要开自己的印刷厂。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约了几个朋友，集资建立了一个小印刷厂，起名叫商务印书馆。这印书馆只是揽点零活，勉强维持，便是夏瑞芳自己也料不到，它会成为中国第一家大出版社，一度甚至是亚洲出版界大哥大呢！只是当时还没“出版社”这名称，都叫书局、书店、图书公司等。
当然，这也全亏夏瑞芳目光敏锐，头脑灵光，抓住了机会。时值戊戌变法前夕，国人学习英语的热情不断高涨，夏瑞芳发现商机，翻印了一套英文课本；不久又请人将这套英文课本译成汉语，对照排版，名为《华英初阶》；此后又编印成《华英进阶》。两本书风行十余年，赢利相当可观。1902年，初具规模的商务印书馆正式建立出版部，开始大量出版新文化类图书，不几年便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出版社了。
商务印书馆的发达引来了不少竞争对手，第一个对手是上海大资本家席子佩创立的中国图书公司，其资金远比商务印书馆雄厚。“中图”成立不久，即印出多种教科书发行，对商务印书馆的核心业务形成冲击。夏瑞芳冷静研究，发现“中图”虽然不差钱，但缺乏有经验的编辑，于是沉着应战。果然，“中图”几年后便显出颓势，“商务”乘机暗中派人购买“中图”股票，然后刊登广告，低价出售；股民们纷纷跟风抛售。“中图”为此与商务对簿公堂，终以证据不足未能胜诉。1914年4月破产的“中图”被“商务”收购——这是后话。
1912年春，商务印书馆又遇到一个强劲对手，处于困境。原来，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原有的教科书一律作废，急需新教材上市。商务印书馆毫无准备，再快也赶不出新书来。恰在此时，上海冒出一个名叫中华书局的出版社，拿出一整套《中华新教科书》上市，迅速发行到全国各地，一举成为出版界大佬，把商务晾在了一边。
中华书局的老板陆费鸿，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长。辛亥革命爆发前，他看出清朝一定垮台，教科书一定更新，便决定赌一把。他人在曹营心在汉，暗中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仁商量决定，筹足资金，聘请专家快马加鞭编出一套新教材。待中华民国建立，陆费鸿就脱离商务，打出了中华书局的旗号，将编好的教科书迅速投入了印刷。
商务印书馆痛失教科书市场，只能火速组织力量，编写自己的教科书，在秋季开学前上市。商务是老字号，有遍布全国的发行网点，但要夺回被占的市场，仍然困难重重。于是加大回扣，降低定价，还千方百计联络教育界名人，送股票，发薪金，请他们为自已站台。中华书局岂肯束手就擒？也如法炮制。双方正斗得精疲力尽，中华书局因基建投资过大，资金链断裂，万般无奈，只得与商务进行谈判，愿意出盘给“商务”。商务自然乐意收购，只是对陆费鸿的“反叛”耿耿于怀，提出一个苛刻条件，要与陆费鸿订立十年工作合同，期间不许另起炉灶。陆费鸿大为恼火，撕毁了协议。总算天不灭曹，常州大资本家吴镜渊出资支持“中华”，“中华”才算九死一生渡过难关。“商务”看看挤不垮“中华”，斗下去只会两败俱伤，只得与“中华”握手言和，共同占有教科书市场。商务约占三分之二，中华约占三分之一。
1914年夏瑞芳被政敌刺杀，但商务印书馆仍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个驰名世界的出版帝国，对中国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54年，商务与中华两家出版社迁至北京，至今仍是中国出版界的两个著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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