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华北煤田地質勘探局正在向一个工程师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和挑拨中苏关系的謬论，展开激烈的斗争。这个工程师就是该局所属的勘测队测量工程师马超群，在他本单位的大鸣大放中，以“我的鸣放”为题，在6月10日和6月13日写出了兩次墙报，现在摘要发表如下。
鸣放的基础应该是和平的开明的进步的社会主义
我觉得我們鸣放須站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来进行鸣和放，这个基础就是和平、开明、进步、社会主义。前面的三个，我們把它当着形容詞，后面一个把它当着名詞来解釋，即和平的、开明的、进步的社会主义。
在含义上来讲，所讲和平就是反对教条主义，那么是否教条主义就不和平了呢？是的，教条主义是一种死硬的，僵化的一种工作方法，这一种工作方法运用到实际事物中去，往往会产生与客观不相符合的情况，常常会发生与客观事物的冲突，运用到国际政策中去，往往会变成一种僵硬的政策，不能达到和平的目的。
所讲开明就是反对宗派主义，宗派主义是不开明的，他們在工作中，在执行政策上往往抱有成見，把部分人的利益，放在全民利益之上，用小部分人的利益来代替全民的利益。
进步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一种脫离现实，脫离群众的一种工作方法，脫离了現实就不能掌握客观实际的发展，因而离开了客观事物的規律，而远远落在客覌事物的后面。
1956年的大发展是一个錯誤
我觉得我們国家的政策基本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正确的方向并不是完全沒有錯誤，比如1956年的“大发展”这就是一个錯誤，这是超出于国家經济发展的規律性犯了教条主义的錯誤。对于国家經济形成某种程度的破坏，但是这种錯誤已经得到糾正。
我国外交政策不应受苏联的牵制，我国应同美国和好，否则就是教条主义
我觉得，目前我国在对美国的政策上，也或多或少犯有一些教条主义。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須以苏联为中心結成社会主义阵营，結成軍事上的联盟，但是这种联盟必须是: (1)在和平时期互相友好、互相援助。(2)在一旦发生战爭，即在軍事上互相合作构成統一指揮，是在一种眞誠无私的基础上构成联盟和合作。但是，我觉得不能因为这种联盟而妨害我們和美国的友好，和美国的友好幷不意味着不和苏联的联盟，并不意味着拘束。我觉得联盟，必須和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分开。中苏联盟是肯定了，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也应肯定。我认为在执行有損国家信誉的外交政策，必須反对。但同样自己的外交政策受到另一个国家的牵制，这也不能算是一种开明政治。
党的权力高出全国人大的权力，人大代表眞正的人身自由沒有得到保障
一种开明政治具体的表現在一种法制精神。我觉得我国的法制制度是沒有建立起来的，宪法沒有得到彻底的遵守。我觉得我們国家的体制应該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党領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它同时又属于大会。大会对于党的政策有否决权，党对于大会有領导权。这样形成一种互相监督。但是今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沒有眞正能够行使它的职权，党的权力实际上高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人大代表的眞正人身自由并沒有得到保障，在今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策水平还不够高的情况下，政协可以代替人大行使它的一部分职权。但是政协委員人大代表也常常在“違反馬列主义”的口实下受到人身攻击。今天我們說有意识的攻击社会主义是荒謬的，但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員对于一种政策的辯论是必要的。这种辯論的自由，我們不能以“違反馬列主义”来加以限制，甚至加以人身报复。这样就会失去一切的政治积极性，无“非”不能显出“是”，單有“是”而无“非”，这种“是”也具有极大的盲目性，从而增加了教条主义的可能性，减低了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我們每个人都是为社会主义工作，决不是在为共产党工作
我們的国家必須在共产党的領导下走向社会主义走向工业化，但是，我們应該对“共产党領导下”“以共产党为核心”这样一个概念要明确。現在有的人这样认为:我們現在一切的工作都是在为党工作，这样一个概念看起来是坚定的，维护社会主义道路，維护党的威信，其实这样是增加矛盾，損害党的威信，削弱了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人民是要求走向社会主义的，但是“走向社会主义”本身就含有主人翁責任感的思想，走社会主义就是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子孙創造幸福生活。如果是为了共产党而創造社会主义，那么广大的非党人民群众就会无形中降低了社会主义的責任感，增加社会主义的消极因素，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因此我們当前的一个基本概念应当是“一切为了社会主义，一切为了工业化”,一切人的工作都是在为着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工作。共产党是領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但它本身决不能代表社会主义，所以我們每一个人都是在为創造社会主义而工作，决不是在为共产党工作。
在領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有的党員宣称:“只有共产党員才是眞正的人”，“共产党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等等概念，这种共产党員至高无尙的优越感，加深了党員与非党人士的“牆”和“沟”，加深了宗派主义的情緒，引起党外人士的反感。他們說:“难道我們不是人嗎”？所以用“特殊材料”与“真正的人”来区别党員与非党員是极端有害的。党員能否受到別人的尊敬，要看是否能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进行不懈的奋斗。如果他不能体諒人民的疾苦，不能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那么他剩下的只是一堆血、肉还有骨头，沒有什么“特殊材料”。今天在党員干部中，官僚主义者、宗派主义者，不正是这样？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斤斤計較，为了自己的威信，而不惜滥用职权使別人流浪街头无家可归。
党员在群众中制造互相猜疑，是今天产生混乱和分歧的根源
党員在人民群众中间制造互相猜疑和互不信任，这是今天产生混乱和分歧的根源。在群众当中，暗地叫某甲监视某乙，而反过来又叫某乙监視甲。但是这种方法总有一天会被揭穿,結果，在揭穿之后，大家憎恨的是誰呢？共产党員。大家猜疑的是誰呢？共产党員。久而久之就造成广大群众对共产党不滿，矛盾外露，危机内伏，总有一天会完全暴露出来。試問这一种工作方法是必須的吗？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必須要受到暗中监視的吗？用一个可能和帝国主义联系的人去监視另一个可能和帝国主义联系是可靠的吗?
党的汇报制度是产生矛盾的根源
一种广泛使用的汇报制度，这是产生矛盾的根源。行政領导干部、党委会或党支部，利用他所亲敬的人在下面收集情况向他汇报，党委或党支根据这些材料作出决定，形成法律。这就产生矛盾，一切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就产生在这里，在这些汇报当中可分为三大类:(1)完全是眞实的。(2)捕风捉影的。(3)完全是虚构的。第一种的人是眞正誠恳的人，第二种的人是求荣争宠的人，第三种的人是虚伪奸詐的人。一般来說第一种較少，第二种較多，第三种更少。根据这种材料作出决定，往往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往往会把事情弄糟，往往会冤枉好人，特別是在肃反运动中，这种缺点就表現得特別突出，造成广大群众的不滿。一般人不滿但是不敢讲，造成人心惶惶，有的人看到经常汇报他的人到領导面前去了，即产生惊惶失措的情緒，这样使別人痛心疾首。而更重要的是这一种方法造成宗派主义，領导者和汇报人之間拉成私人关系，排斥党内外的一切，欺上压下，阳奉阴違，使有为者痛心、有志者疾首，久而久之，卽造成群众对党不满，也造成許多共产党員和青年团員的不滿。所以要解决这种矛盾，必須改变这种制度，建立法制体系，实行党政分家，建立监督机构，我觉得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最重要的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