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年间，山东淄川县衙有个姓刘的教谕，济宁人。闲暇无事，刘教谕讲了个家乡的故事，蒲松龄听了，感概良多，就把这故事写进了《聊斋志异》，题名《狂生》。这是个相当真实的故事，情节简单，却折射出几多人情世态，读来令人五味杂陈。
话说清康熙年间，山东济宁州新来一位知州，是个酒虫，酒量之大，鲜有匹敌。独酒难饮，知州打听了一番，当地也有一名秀才最是豪饮，便叫来作陪。那秀才上得酒桌，也不见外，便与知州吆五喝六起来，果然名不虚传，喝得知州不亦乐乎。知州称心，便时常叫秀才来陪酒。一来二去，惯熟了，秀才便趁机在酒桌上说些人情，私下捞几个酒钱。好在都是些小案子，知州又在兴头上，每每开恩照准。
秀才连连得手，便习以为常起来，并不知道人家已经心生厌恶了。这天上午，知州刚刚升堂办公，秀才又气昂昂大步上堂来，递上一纸诉状，不用说又是为某案子关说。知州接过诉状，瞟了一眼，看着秀才，不说话，只是微笑。这大大刺痛了秀才，怒道:“准就准，不准就不准，你笑什么！没听说过吗？士可杀不可辱！”说罢仰面大笑，声震屋瓦。知州不料这秀才如此狂妄，当即拉下脸子，喝道:“小子岂可无礼！没听说过灭门的令尹(州县官)吗？”秀才抗声道:“小生无门可灭！”说着掉头就走，却走不了了——知州一拍惊堂木，下令把秀才抓起来。
知州派人去查访秀才底细，好找个治他的罪名。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原来，这秀才真是个无门可灭的主儿——只因嗜酒如命，多少银子都换酒喝了，遂落得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目下和妻子住在城墙上。窘迫至此，却仍旧陶然自得，压根儿不把穷厄放在心上。知州无奈，只得将其释放，却不许他再在城墙上居住。朋友们看秀才可怜，就凑钱买了数尺地皮，斗室一间。秀才住进斗室，长叹一声道:“从今而后，算是怕当官的了！”
【《狂生》原文】刘学师言:“济宁有狂生某，善饮；家无儋石，而得钱辄沽，殊不以穷厄为意。值新刺史莅任，善饮无对。闻生名，招与饮而悦之，时共谈宴。生恃其狎，凡有小讼求直者，辄受薄贿为之缓颊；刺史每可其请。生习为常，刺史心厌之。一日早衙，持刺登堂。刺史览之微笑。生厉声曰:‘公如所请，可之;不如所请，否之。何笑也！闻之:士可杀而不可辱。他固不能相报，岂一笑不能报耶?’言已，大笑，声震堂壁。刺史怒曰:‘何敢无礼！宁不闻灭门令尹耶！’生掉臂竟下，大声曰:‘生员无门之可灭！刺史益怒，执之。访其家居，则并无田宅，惟携妻在城堞上住。刺史闻而释之，但逐不令居城垣。朋友怜其狂，为买数尺地，购斗室焉。入而居之，叹曰:‘今而后畏令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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