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复一年，见诸主流叙述的教师节似乎从来就没有什么变化，唯身处其中的人，冷暖自知。
对于70后的q老师来说，教师节的重要性曾不亚于春节，“从学生报到那天开始，同办公室的老师就掐着手指算日子，大家讨论着教师节那天的安排，津津有味，滔滔不绝。九月十日前，我们所有的话题都离不开这个重大日子”，“其实这一天无非是安排教师食堂聚餐，用餐过程中各工会表演节目。这个传统一直持续了十年左右，我怀孕那年，还庆幸预产期在教师节之后，不妨碍我参加完教师节。”
直到有一年的教师节，“上级规定教师节不得聚餐，似乎过节经费也受到了影响”。关于“教师节老师收礼”的传闻在社会甚嚣尘上，每一个人都风声鹤唳。之后，“有一年校长别出心裁，校门口放了一块庆祝教师节的KT板，给每位老师拍美照留念，教师们的风采照装点了走廊墙面，这则新闻也上了报，风光了几天。从那时起，过节的主要价值变成了微信公众号的新闻，为了博眼球争流量，领导们绞尽脑汁，变成导演编剧，老师们化身临时演员，努力在那一天演好一台预先设计好的戏，于是，这几年，临近这个日子，大家就会感慨一下：什么时候取消这个节日啊！”
在教师节的这一天，教师，从校园中当家作主、被人呵护的中心位置退却，变成被摆布、被支应的道具。它或许表征着这样一个现实：学校，从那个内部持续发生着政治、文化、价值亲缘联结的“单位”“集体”，变成了服从绩效主义、工具原则、保持再生产的“机构”“集团”。在这样的嬗变中，人与组织，人与人的关系都在异化。过往教师节作为教师“单位人”“劳动者”以及具有特殊职业荣誉的身份确认的仪式感，其精神内核日渐模糊。
教师节的冷暖只是教师现实处境的一个横截面。
温燕云老师在《举手之劳，雪中送炭》里，一一感谢了身边人：
她感激那些紧急援助的同事，因为人到中年身体抱恙，时常需要调课和晚修，“那些伸出援手的同事就是我的救命稻草，雪中送炭，解我心头患”，他们“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是工作中的一束光，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帮助我，温暖着我的心，让我的工作得到有效推进。”
她感激那位帮她及时解决学生矛盾的“知心科任”，因为外出培训，班上学生因争执发展到校外约群架，科任发现并制止，利用中途休息的一节课处理平息学生矛盾，避免了一起重大的安全隐患，“她不是领导，但是我的好同事，她懂我、帮助我、鼓励我、温暖我，让我在班主任工作中身兼数职也顺利度过。”
她也感恩发布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为中小学教师减负通知的省教育厅，这个通知规定了全省纳入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事项，以及“教育教学活动、教育行政管理统筹安排的工作内容在实施过程中不得出现打卡、做题、简报等重留痕轻实效的形式主义，不得增加中小学和教师报表、考核、总结等义务负担”。
可是，当镜头这些温情的、鼓舞人心的局部特写拉远，我们得以看到一个完整、真实的班主任工作全景：
因为医生看诊时间与工作时间冲突，请假难以避免，“起初偶尔跟同事换，同事都挺乐意帮忙，但时间一久，往往给同事添加厌烦感，调课因此非常消耗我的心理能量，有时会因换不动课而导致自己心烦意乱。”
因为“学校每学年都有不同学科的培训包括班主任培训。这对既是班主任又身兼两个学科教学的我来说，教研压力倍增”，“本身有机会学习是值得庆幸的事情，而教研次数多到让一个积极好学的老师都苦不堪言的程度，是否能让大家理解到一个班主任的不易呢？这层层铺垫，就是想说，一个有时因为请假和教研不在学校的班主任，对班级管理难免有所疏忽。”
因为“国家‘双减’政策提出，我校初中曾经有一学年是8:00上课，学生7:30早读，下午七年级晚托至18:30，八年级至18:50，内宿生至20:55。该政策相信感动了所有的班主任和科任老师，学生可以多睡半小时，迟半小时上学。可惜这为学生身体发育着想的政策在我校仅仅坚持了一年，本学年因学业压力作息时间重新调整”。
我们把这篇读来五味杂陈的文章放在教师节专题的第一篇。
镜头转向陶兰老师所在的学校，在教师节来临之际，特别为班主任提供心理团体辅导，这当然是一项善政，可老师们的心理求助，更像是拷问：
“如果我带的班级成绩不好，我担心领导找我谈话，家长对我不满意。学生一考试，我比学生还紧张，他们倒无所谓的样子，真是愁得头发都要白了……”
“马上要评职称了，论文还没发表，课也拿不出手，怎么办呢？今年政策又变了，还加了个轮岗要求，我这个职称到猴年马月才能评到啊？！”
“怎么最近我们班老是出事？昨天学生课上捣乱破坏纪律，今天又有家长来投诉，唉，我们班主任怎么这么难做啊！”
……
2019年，因为“教师减负二十条”的提出（《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被称为“基层减负年”，实际上，在我们与一线班主任的交流中，普遍的感觉是，“越减越负”。
借助管理学中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我们能更加清晰地看到教师在减负政策多方博弈中的困局。
作为“权威利益相关者”的各级部门通过制定政策推进教师减负，但在具体执行中多采用政策文件、执行清单等行政手段，存在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实际性支持不足或不均衡，以及缺乏有效督导等情况。与此同时，“权威利益相关者”要兼顾多方利益、多项任务，有时会提出与减负政策相冲突的措施，中小学教师所承担的一些非教育教学类事务就是由各级部门摊派、下达的，比如温燕云老师文中提到的“每月交防溺水的多份资料，每学期末单独交预防未成年犯罪、心理健康总结”等，在全国各地中小学中均屡见不鲜。
作为“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学校，如果严格执行教师减负政策，就意味着要减少教师工作量、新增人员或引进先进教育设备，如上段言及，如果不能在财力、物力、人力方面得到足够支持，就有可能导致学校在执行减负政策过程中出现收益与投入不成正比的情况，从而削弱政策执行力度，导致“不作为”“不彻底”“假作为”。不仅如此，一些学校推进的指标评价模式，一味强调留痕和数字化，忽视了教育工作因人而异与不规则性等基本特征，也加重了教师工作与心理负担。
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家长则经常在与教师的减负博弈中出现负和局面。在升学压力不断加剧的整体社会背景下，受个人理性的驱动，家长认为，教师工作时间和任务的增加能带来学生学业提升，因此倾向选择给教师“增负”来进行利益博弈，一些家长过度干涉班级管理（如座位安排、教育教学评价等），以及投诉频发等现象均肇端于此。而校方和教师往往采取容忍退让态度，进一步加剧了教师减负的困局。
一方面是主流叙事中，教师作为价值传递者的地位不断得到尊奉；一方面是现实校园里，教师在应试教育中的工具性愈加凸显。
一方面履行着由上至下科层体制的兜底行政任务；一方面受控于市场竞争逻辑，执行着一切以分数为中心的单一绩效规则。
一方面是调侃着“取消教师节”以表达对失去自主权利、职业荣誉受损的抗议；一方面是深圳龙华区教师招聘喊出“有钱、有闲、有尊严”广告口号营造出的阶层预期与职业想象。
一方面是精英教师“不当班主任就吃亏了”的满腔热情；一方面是普通教师对班主任指派避之唯恐不及的焦虑。
一方面有一线教师呼吁建立家校工作边界感以减轻教师工作负担，保护教师本已狭窄的生活世界；一方面有一线教师专家倡议模糊家校工作边界，以期更深入、全面地履行家庭教育指导的功能。
……
在这样多方多层的拉扯对冲下，教师负担的内涵、责任义务、权益边界模糊不清、语焉不详，社会舆论对教师减负的态度随之淡漠，为各方向教师摊派、指认、增加负担提供了可能。
唯有让不同利益相关者彼此理解、相互协调，尽可能形成比较一致的价值观念和行动共识才能真正让教师减负落到实处。处于减负政策执行链中端的校方理应被寄予希望，展现出更主动积极的作为。一方面，向上表达基层教师的心声和真实工作困难，为政策调适、完善提供依据；一方面，对外协调家长，阐明教育规律，使其理解一个身心健康、压力适度的教师更有利于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此外，在人事聘用、绩效考核、经费使用等方面做到更加科学高效、更具人性化，更倾向于保护教师的身心健康，关怀教师的生活诉求，合理安排教师工作，改善教师工作条件。
同时，主动畅通教师的价值诉求与传递路径，通过筛选、吸收教师对减负的相关意见与建议，并将其转化为有效的政策文件，切实扩大教师的话语权。
最后一条尤为重要。
我们注意到，在许小燕和许宏波两位校长的文章中，班主任工作环境的改善源自于校方对一线班主任教师处境的感同身受，更基于对教师权利与话语的充分尊重：
“集团党委、校长室及各校区执行校长在召开22场座谈会，与教师进行了广泛、充分的了解和交流的基础上，多次就当前班主任工作现状、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进行问卷调查，深入了解150多位班主任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主要诉求（实小集团现有教师200多名），推行了八项举措”。
这种机制化教师减负政策的施行，使得教师处境的改善不止依赖于某种可遇不可求的“领导风格”（同理心、开放性、服务倾向等），更体现了对教师当家作主地位的确认，是对习近平主席在全国教育大会提出“努力提高教师政治、社会、职业地位”要求的贯彻与落实。
我们将专题定名为《那些温暖和激励班主任的有效举措》，意在推进一种建设性的反思与行动，并写进征稿启事里：
“九月，我们推出这个教师节的专题，
是希望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把那些真正基于对班主任的珍视和爱护而推出、施行的有效举措记录下来，传播开去，
让教师节不止是一个职业的节日，
更是对这个世界上最美好职业持之以恒的尊重、祝福与关爱。”
祝您教师节快乐！
左右滑动查看下一页目录
编辑|蔡涛
审核|汪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