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运:洲际运动会的范本——读《从新德里到杭州:七十二年亚运路》

学术   体育   2023-09-22 09:37   江苏  

编者按:杭州亚运会开幕在即,这是继1990年北京亚运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之后,中国第三次举办亚洲最高规格的综合性大型竞技盛事吴潮教授的《从新德里到杭州:七十二年亚运路》,正合时运,游戏世界是人类文明诞生的根基。运动世界从本体论意义上讲,就是游戏世界,我们在游戏世界里消解了价值对立,为此,人类才有命运共同体的大同场域。所以体育世界恰恰是人类消解对立的文化途径,在运动的游戏世界里,人类获得了生命感的真实性。体育代表着文化正统,世界不能没有体育,体育为世界树立文化存在。体育运动成为了不死的文化场,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家园。这篇书评从打不断的亚运、国族与竞技的双重变奏、电竞和亚运谁更需要谁等多个角度,分析亚运会在人类文明历史中的价值,探讨杭州亚运给世界体育运动的未来发展带来怎样的可能特发此文,以飨读者。





亚运:洲际运动会的范本

——读《从新德里到杭州:七十二年亚运路》


文 | 吴驷,思聪



游戏先于文明,游戏创造文明。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中指出,游戏的重要特征:它创造秩序,它就是秩序。它把一种暂时而有限的完美带入不完善的世界和混乱的生活当中——西泠印社最新推出的《从新德里到杭州:七十二年亚运路》(吴潮、赵晓兰著)就深刻而生动印证了这一点。


《从新德里到杭州》记述,1951年第一届亚运会在新德里开幕,它原定于1950年举办,由于经费筹措困难、场地和器材不能按时到位等因素被迫延期一年,结果就在首届亚运会开幕之前,第一届泛美运动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幕,仅仅迟了七天,全世界第一个洲级运动会的历史纪录和荣誉落到美洲人头上。但亚运会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很好地印证了体育是如何跨越国际纷争,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亚洲地区的民族文化多样性,这是其他洲级运动会无法企及的,与它同一年起步的泛美运动会也被远远甩在后面,国际奥委会因此将亚运会视为洲级运动会范本。


一、有规则游戏:打不断的亚运


《从新德里到杭州》一书讨论阿富汗体育时,引入国际学术界热门书《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令人玩味。《无规则游戏》说的是阿富汗及中亚草原上盛行一种被称为“布兹卡谢”马背叨羊游戏。游戏中,大家各自骑上马匹,瞄准地上的山羊尸体发起攻击。参赛人数也从来没有具体规定,甚至没有裁判。这种游戏并无犯规一说,自然也不需要有人维护规则。要想约束选手的行为,只能依靠传统习俗以及乡规民约,而且需要参赛者相互之间形成一种自觉。《无规则游戏》作者由此联想200多年来的阿富汗社会,就好像一场轰轰烈烈的“布兹卡谢”。阿富汗这片土地成了马背叨羊游戏,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世界强权纷纷加入,这也是一场没有规则的游戏,其利益关系是全球性的,阿富汗不幸卷入混战。


《无规则游戏》可谓是国际史学方面的力作,但作者显然不谙体育游戏的奥秘。在阿富汗土地上持续的大国纷争,看上去毫无规则,你方唱罢我登场、剪不断理还乱,但阿富汗人不亦乐乎的游戏世界却有着其自身逻辑和规则。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游戏就是遵守规则,我们在不知道规则是什么的前提下就进入游戏活动了,进入之后自然“盲目地”遵守了显现出来的规则。前面提到布兹卡谢游戏参与者“依靠传统习俗以及乡规民约相互之间形成一种自觉”,这种自觉恰恰是基于游戏者的规则意识,这也正是康德所讨论的自律和自由,自由就是自主行动,自主行动意味着按照自己制定的法则行动。


阿富汗的历史虽然屡屡被打断,但百年来阿富汗人投身体育运动的热情却始终高涨。阿富汗与国际体坛的渊源是很多国家比不了的:1934年就成立了奥委会;1936年首次组团参加奥运会,与我们中国是同一年。阿富汗是首批签署《亚洲运动会联合会章程》的5个国家之一(印度、阿富汗、缅甸、巴基斯坦、菲律宾)。2001年塔利班政权被推翻之后,新政权随即报名参加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阿富汗足球队直到釜山亚运会举行的前几周才组建,当他们从阿富汗越过巴基斯坦边界前往韩国时,在边境被巴基斯坦边防部队拦住。足球队员们拿出亚奥理事会和国际足联的公函,表明他们的确是阿富汗国家队,巴基斯坦边防军还是不相信,怀疑这些看上去疲惫不堪胡子拉碴的人是难民,直到确认之后才放行。


亚运会历史上曾面临了多次中途弃办的危机,但意想不到力挽狂澜的竟是泰国,泰国并非经济强国又非体育大国,却先后4次承办亚运会,它是承办亚运会最多的国家,尤其两次亚运会他国弃办之际,泰国挺身而出,使亚运会的火炬得以届届相传、生生不息。1968年韩国出于国内安全因素,突然放弃举办第六届亚运会。此时,距离亚运会开幕只有两年时间,这是亚运会诞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亚运会各位成员都觉得泰国两年前刚举办过第五届亚运会,赛会办得挺不错,泰国来接手承办最为合适。因为办会所耗资金数额庞大,泰国吃不消,最后由会员共同认捐分摊。阿富汗虽不富裕,也积极认捐6000美元,能拿出这笔款项对它来说也真是不容易了。虽然最后阿富汗运动员由于各种困难未能参赛,但阿富汗人“买了烟花给别人放”,诚意可嘉。第八届亚运会原定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承办,巴基斯坦政局不稳,加之财政困难,巴基斯坦放弃承办亚运会。结果又是泰国救场,经费由各会员认捐分摊,泰国自掏150万美元,各国认捐:沙特105万,科威特50万,伊拉克22.5万,中国和日本各20万。


亚运会最近一次弃办是越南河内,但紧跟着就由印尼补上,雅加达成功地举办了2018年亚运会。近几届亚运会的承办经费吓人:2002年釜山投入29亿美元,2006年多哈28亿美元,2014年仁川的投入也超过10亿美元,而越南体育部门当初提出办会预算经费只有1.5亿美元,显然缺口巨大。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的强势崛起,亚运会持续发展又有了强大的保障。申办亚运最执着要数广州,广州萌发举办亚运会的念头非常早,北京在获得1990年亚运会主办权之后,向国家申请13亿元的财政支持,而国家只拟拨7亿元,缺口较大。当时广州举办全运会,投资3亿元兴建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型综合体育场所,广州提出接手亚运会,但后来北京还是克服困难成功举办。2002年广州申亚工作启动之后,获悉上海也有申办意向,广州不免感到有压力。广州对上海进行摸底,上海方面的回复是:上海早在几年前就已启动申亚工作,不过现在上海正在申办2010年世博会,若申博成功可放弃申亚,若申博不成功则继续申亚。结果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成功,使广州少了一个来自国内的最大竞争者。这回杭州申亚一帆风顺,在申办的现场提问环节,杭州申亚代表团事先准备的100多个问题,竟然一个都没用上。


亚运会历史上最尴尬的角色莫过于以色列,长期的民族地缘政治冲突使得以色列不得不退出亚洲体育竞技赛场。以色列与土耳其、塞浦路斯死活不承认自己是亚洲国家不愿意参加亚洲体育赛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色列执着于亚洲地区的体育活动。但阿拉伯世界把以色列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双方几十年间在战场上打了一仗又一仗,这样就很难在赛场上作为比赛对手交手。在各种体育赛会上,赛事主办者都尽量避免让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在赛场上相遇。但是,在所有的比赛尤其是亚洲地区的体育赛事中完全做到这一点实在不可能,因此很多赛会就被这些抵制搅得乱七八糟,赛事主办者左支右绌,国际体坛为此一个头两个大。为了确保亚运顺利进行,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成了以色列参加的最后一届亚运会。


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还有一个“我赛故我在”的有趣插曲。中国摔跤队是“文革”当中被最先解散的运动队,队员们星散全国,不再从事这项运动。中国本不打算参加德黑兰亚运的摔跤比赛,然而此时冒出来一个非亚洲国家——南斯拉夫,该国摔跤协会致函中华体育总会,要求中国无论如何要派摔跤选手去参加亚运会。原来,南斯拉夫当时正在国际摔跤联合会里提交恢复中国席位的议案,这一议案遭到某些国家质疑,理由是中国已取消摔跤运动,所以南斯拉夫要求中国必须派员参赛,以证明中国的摔跤运动依然健在。人家的一番好意自然不能辜负,国家体委找回3名运动员,组建起中国摔跤队。


从打不断的亚运到打不断的奥运。日本曾获1940年奥运会主办权,但是走上战争之路后的日本没能如愿。1958年东京亚运会,日本抓住这个重塑国家形象的机会,将亚运会与奥运会接轨,亚运升格为仅次于奥运的运动会。次年,国际奥委会开会决定1964年奥运主办地,东京亚运成就给国际奥委会留下深刻印象,成为重要加分项,在最后的投票中,东京以绝对优势战胜美国底特律、奥地利维也纳和比利时布鲁塞尔,获得奥运会主办权。



二、国族与竞技的双重变奏


百年来现代体育运动可以说是沿着两条进路展开:一条是政治层面国家民族的生存动力,另一条是体育文化自身的竞技魅力。这两条体育进路交织渗透在一起,它使得现代体育运动呈现着错综复杂的局面,亚运会可以说是勇敢前行。


在《从新徳里到杭州》一书梳理的七十二年亚运历程可以看到,政治与体育的完美互动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韩两国之间。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韩之间处于敌对状态,但是1983年北京向亚奥理事会提出举办1990年第11届亚运会的申请,中国相关职能部门发函亚奥理事会做出保证,届时将让包括韩国在内的所有亚奥理事会成员入境参加。1986年、1988年中国派出了大型代表团分别参加了韩国汉城亚运会、奥运会,从而中国和韩国利用亚运会、奥运会铺平了建立外交关系的道路。1990年北京亚运会,韩国为了表示对中国的支持,提供了亚运会的20%经费,韩国企业在亚运会期间还支付大量广告费。与此同时,1986年中韩在汉城进行了亚运有史以来最为精彩的金牌大战。在运动会闭幕前一天居然出现92:92的局面。最后一天中国的夺金点只有2个,最后中国队拿到了这两枚金牌,而韩国队只夺走了一枚金牌,94:93,中国惊险胜出。这也是亚运最后的金牌厮杀,从此中国军团一骑绝尘,亚运金牌大战再无悬念。


亚运会在印度著名政治领袖尼赫鲁的倡导下,1947年于新德里召开了泛亚洲会议,正值印度获得独立的前夜,亚洲的未来成为主题,加之尼赫鲁有着亚洲领袖的情结,因此会议过程中充溢着高昂的亚洲民族激情。尼赫鲁说道:“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站在另一个新时代的起点上。”尼赫鲁向会议参加者提出举办亚洲运动会的倡议,得到与会各国的支持。


亚洲体育史曾出现了新兴力量运动会分庭抗礼的艰辛一幕。1962年亚运会在雅加达举行时,由于拒绝中国台湾和以色列的参赛,印尼与国际奥委会爆发激烈冲突,这种局面让中国和印尼有了一个想法,建立一个不受国际奥委会约束的国际体育组织。于是1963年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雅加达开幕,48个国家和地区参赛。新运会作为一个与奥运会亚运会打擂台的运动体系,引起了极大关注。它一度对奥林匹克运动构成严重威胁,使它面临着分裂。但新兴力量运动会很快就夭折,在于其问世之际就有着先天的隐患。新运会体系的诞生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国家的意志居主导地位,这与国际奥委会和亚运会的民间组织性质有所不同。这种政治意图的贯彻也体现于赛事之中。新运会开幕后,羽毛球成为印度尼西亚人最关注的项目,他们对金牌十分渴望。由于新运会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举办,并没有完全按照体育运动的运行规律和内在逻辑建立起相应的组织机构,而且多数参与者热情有限,并不愿意脱离原有的奥运会和亚运会体系,因此一旦承担召集人作用的国家出现问题,无法发挥领袖的作用,发展之路就难以为继。新运会虽夭折了,但它是战后第三世界国家首次主导的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对中国的竞技体育事业而言,是新中国首次全面参加的一个综合性大型国际运动会。


《从新德里到杭州》一书深刻地揭示了亚洲体育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与亚洲地区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高度结合。由于政治和外交等多种因素,中国没有参加第一至第六届亚运会。伊朗在获得第七届亚运会主办权之后,他们强烈意识到:如果能争取到中国参加亚运会,能大大提升亚运会的含金量,给亚运会带来脱胎换骨的变化,它也能凸显伊朗在亚洲地缘政治中的影响。1973年,亚运会联合会投票决定:中国参加亚运会和驱逐打着“中华民国”旗号的中国台湾体育组织。当时形势尚不乐观,因为亚运会联合会理事会共有2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11个,中国为此展开积极的体育外交攻势,伊朗方面亦给予强力助攻,甚至放出狠话:“伊朗国王巴列维一再申明,没有中国参加,就没有亚运会,如果中国不参加,亚运会就不开了。”最终投票结果是中国加入亚运大家庭。


2002年釜山亚运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展现了亚洲体坛对亚洲地缘政治的影响力和地区国际关系良性发展的贡献度。釜山亚运会为世界上演了一个经典场面:开幕式上,韩国与朝鲜两国选手共擎朝鲜半岛旗帜入场,并且由两国运动员共举一支火炬一起点燃亚运圣火。朝鲜韩国联合组团参加大型运动会入场式始于2000年悉尼奥运会,但那是在第三国的土地上,釜山亚运会是在韩国土地上举办,情况有着巨大区别。



三、电竞和奥运亚运:谁更需要谁


杭州亚运会将电竞列入正式比赛项目,此举使亚运会成为世界上最早将电竞列入正式比赛项目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这也是本届杭州亚运的最大特色。体育界人士对电子竞技是否应该被视为真正的体育项目争议不断。存在于虚拟世界的电子竞技显然有别于传统体育运动,电竞脱离身体属性,缺乏传统竞技中的身体力量、耐力和协调能力等。还有价值观的冲突:电竞所植根的电子游戏世界其暴力色彩过于强烈,青少年成瘾失控,这与奥运理念背道而驰。对此今日奥委会为什么却在尝试着拥抱电子竞技运动,让亚运会先行一步?这里蕴含着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电竞和奥运亚运,谁更需要谁?

奥运亚运需要电竞。传统运动会竞技魅力锐减,最近几届亚运会优秀运动员不愿参赛,降低了竞技水平,使亚运缺乏看点,这就让商家难以大举介入,从而引发了亚运会如何自我救赎的讨论。广州亚运会中国军团共获得金牌199枚,占了金牌总数百分之四十多,媒体对此发表评论:“一家独大,导致亚洲体育失衡,使其他参与者沦为陪衬。”2014年仁川亚运会,各界评价不高。开幕式上最后点燃圣火的不是体育界人士而是影视界明星李英爱(电视剧《大长今》扮演者),连韩国媒体对此都颇有微词:“韩国恐怕是各种运动会唯一一个最后一棒敢让娱乐明星点圣火的国家。”

这些年以来电子游戏已经成为青少年群体的主流文化,其关注度压倒传统体育运动。据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热门比赛项目TOP10热度榜》显示,在中央电视台未转播的情况下,电子竞技在国内的网络热度值依然远超传统体育项目如篮球、排球、游泳等。而近几届奥运会全球观众人数规模呈下滑趋势,似乎已不可逆。2019年,在第八届奥林匹克峰会上,一份关于如何结合电竞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报告引人瞩目。报告指出,考虑到VR与AR技术的发展让模拟体育游戏更为真实,国际奥委会应鼓励体育组织与模拟体育游戏的电竞项目加深合作。模拟传统体育运动的游戏能让“玩家带来真正的体育表现,观众也愿意在现实生活中接触体育运动”。 

参与比取胜更重要,在比拼参与度上,电竞显然比奥运会更进一步。电竞人,电玩的一代,参与竞争可不仅止于“围观”,“我的地盘我做主”,他们对传统体育世界里的旁观者角色不感兴趣。拒绝终身啦啦队,我们是冠军(We Are The Champions),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一决高下。麦戈尼格尔在《游戏改变世界》指出,奥运会缺少的恰恰是参与性,奥运已经残缺不全,无非一场盛大的群众围观活动,没有真正的参与、没有积极的投入。我们观看比赛,却不真正去参与比赛。电子游戏广泛参与性的特点,那种“观者亦赛者”的特征会给人类竞技玩法带来全新的方向。姚明登陆NBA时,有一个激动人心的广告:“一起开创大场面。”可在电竞电玩世界里瞧来,只是小意思。那些角色扮演游戏(RPG)里的故事背景往往关于史诗冒险,玩家扮演一个或多个角色进行游戏,有着精细的故事情节,人物具有能力数值,不同人物具备不同的天赋和特性,这些不断锐意创新的玩法简直让人眼花缭乱:力量、智力、魅力的数值,人物的开锁能力、运动能力甚至隐形能力……在这个世界里,你完全能摆脱现实世界的种种束缚,放飞自我。寻求年轻态,国际奥委会如果要拉拢年轻人,只能把目光盯上电子竞技,“年轻态”使电竞玩家与传统体育精英在此能够达成共识,让全世界最优秀的年轻人齐聚一堂,这是每一回奥运开幕式热血沸腾的誓言。

传统体育电视制作也已经被电子游戏的叙事方式所吸引。维加埃罗在《体育神话是如何炼成的》一书论述了“体育的重构”:电视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新型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比较和数字丰富了比赛中的激情和挑战,为了更具有诱惑力,电视采用了电子游戏技术,仿佛儿童电子游戏机那样,让各种图标和信息爆炸闪动。电视加速了多种事实间的联系,穿梭于时空以及事实与象征之间,也就是穿梭于亲眼所见与想象之间。我们应该重新建构眼前所熟悉的一切信息,它们产生于我们的视线之外,并将现实进行了移位,它直接把电视观众带进了一个神话,一个建构于比赛之外的故事。这是儿童的神话,这个神话的技术支持与电子游戏相差无几。

电竞更需要奥运亚运,这个思考更给力,人们可以从中反思奥林匹克运动在人类文明历史中的核心价值。从公共性的视角审视,奥林匹克运动推动着现代体育的发展,它为普罗大众提炼打磨出精湛有益的公共运动项目。而电竞在此受到质疑,它究竟是大众公共的运动项目还是厂家商家的产品?电竞的公共性究竟何在?诚如足球巨星普拉蒂尼所言:“足球首先是一项游戏,然后才是产品;足球首先是一项运动,然后才是市场。”相较之下,电竞正好相反,传统体育项目是没有一个所有权方的,但游戏产品是有的。电竞与传统项目的本质区别是体育项目不归属于谁,电子游戏产品却是有着产权的归属。如今电子游戏行业厂商游戏开发商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电竞项目里所谓的“官方赛事”,其实本质上还是游戏厂家自身的商业行为,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体育比赛。 所以不少人士提出,奥林匹克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所举办的体育赛事,它不能让商业公司参与到赛事的组织环节当中,规则主导权必须要落在国际奥委会的手上,这样才能让电竞比赛更加符合大众属性与公益性。

电竞更需要奥运亚运,核心还在于仪式性、节日化。奥运会、世界杯等盛会最成功之处在于它超越民族宗教习俗,成为人类共同的节日。传统运动会为人们提供了“手拉手”高度组织化、仪式化比赛的神圣场所,这也正是电竞运动所迫切需要的“特殊时刻”。哲学家伽达默尔指出,节日意味着一个特殊的时刻,它是所有人的共同时刻,它是被人们真正占有的时刻,如果说日常生存使人们彼此分离,沉沦于繁忙而任时间流失,节日则将人们重新聚集起来体味时间。伟大的游戏乃是真实意义上的节日,它将人类聚集在一起共享那节日的时间。今日大型综合运动会最吸引人的已不是竞技比赛,最有看点的常常是开幕式圣火点燃文艺表演。“圣火已经点燃,请告诉全世界的人停止战争,共赴盛会。”奥运会热烈表达着崇高理想:人类是命运共同体。这样的超越和交融,是对存在种种歧视、不公、隔阂的世界的一种理想和抗争,它总是令人热泪盈眶。“手拉着手/我们就会开始明白/要打破那长久存在于我们中间隔阂我们的铁墙。”

很多电竞人对奥运有着真挚的期盼,也有着类似许多传统项目的奥运情结。电子竞技桃花源虽刺激好玩,但终究是一个虚拟世界,找不到组织,“身份”总觉得有点虚、有些不踏实。这回电竞成为杭州亚运会正式比赛,让电竞人备受鼓舞。电竞选手终于从虚拟世界里“站出来”,能像传统运动员的成功一样被欢呼、被记住、被荣耀。

总之,电竞与奥运,电子游戏开发商玩家们与奥林匹克运动很长时间都将处于一个相互磨合的博弈状态,而本届杭州亚运会则是一回关键的投石问路,敢问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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