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3年，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被正式提出，新时代体育文化也进一步明确了思想遵循。为更好地推动新时代中国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本文从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主体性、现代性使命、跨时空传播三个方面，探讨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的体育文化理论品质与传播策略，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通过体育文化基因传承与重塑、“两创”共进、在地化与民族化发展，确保了主体性在场，并在继往开来中以文化主体性在场，感知了时代、国家之变，发出了人民、国家之声。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两个结合”“五个特性”“大历史观”，为充分发挥中国特色体育文化主体性，以自觉自强心态促进文化强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了指引。在跨时空传播中，为尽量全面地展现中国特色体育文化，可通过阵地意识强化、特色化宣传、同步化创新的方式，守好传播的前沿阵地。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的体育文化理论品质与传播策略
文 | 陈凯华，曹建军，周振茂，徐晓艺
（《体育与科学》2024年第2期）
文化是人类社会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由于文化类型的多元化、生成背景的多样性等，学界对文化的定义至今尚未形成共识，例如《新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介绍了上百种文化定义。虽然定义表述存在差异，但从根本上认为“文化是一个系统，它既深入人的无意识之中，又成为理性审视的对象”。体育文化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同样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但从根本上认同其系统性、范畴广泛性。从广义视角来看，体育文化范畴包含人类所创造的所有体育成果，“包括体育项目形式、赛事、符号传播以及体育参与者的行为特征等”。依据韦伯“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以及格尔茨从符号学出发“把文化看作这些网，因而认为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体育文化的分析同其他文化分析一样，以阐释方式探索意义。
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体育文化不但共有意义深刻、发展动态特征，还各具本土特色，我们在分析体育文化时，除了从宏观层面出发，还需注意到微观层面差异。这无论对体育文化分析，还是对体育文化发展都有积极意义。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既积淀了传统体育文化，又融合了现代体育文化；既受到国家、社会、个体发展的影响，又影响国家、社会、个体的发展。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国体育文化时，除了关注体育文化本身，还应关注其同外部主体间、要素间的互动与影响，即注意到其中纵横交错的整体性。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整体性视角出发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我国文化发展中的引领地位被进一步夯实。中国体育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也获得了从整体性视角进行分析以探索意义和思考发展的支持。基于此，本文从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主体性、现代性使命、跨时空传播三个方面，探讨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的体育文化理论品质与传播策略，以期为更好地推动新时代中国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提供一点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文化之所以能敏锐地感知国家之变，为国民发出呼声，一方面与文化生成于场域之中，同国家、人民根脉相连有关，另一方面与文化主体性在场有关。所谓文化主体性是指“一个国家、民族因其特定的文化传承、思维习惯、价值观念、风俗传统而彰显的特有的主体意识”。中国的体育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同样以文化传承、特色发展、主体意识彰显等表明了文化主体性，并在继往开来中以文化主体性在场，感知了时代、国家之变，发出了人民、国家之声。
1.1 厚积薄发：中国特色体育文化基因传承与重塑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国体育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体育文化的支撑。然而在发挥中国体育文化的支撑力时，我们需要首先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发展何种中国体育文化。不同于美国等新兴国家的体育文化主要围绕现代体育展开，中国体育文化整合了传统体育和现代体育。从理论层面来看，基于文化的系统性，我们在发挥中国体育文化支撑力时，需要整体性地激发传统与现代体育文化活力，而不是偏重某一方。但从现实发展来看，我国出现了传统体育文化边缘化情况，这使得我们在以中国体育文化支撑体育发展时，常常力不从心。其固然有全球化背景下现代体育对传统体育产生了冲击的原因，但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传统体育文化的当代调适不足、未能激发当代人民兴趣，以及人民对传统体育文化的维护与传承意识不强。这不仅不利于传统体育发展，更不利于中国体育整体发展。即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为避免上演传统体育寻之无迹、中国体育发展无根的悲剧，我们需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基因的传承与重塑。
文化基因作为“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那个东西”，是人类活动代际传承的密码，因此，连续性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基因传承与重塑时的关键词。结合我国凝结了民族智慧、发展经验的传统体育赛龙舟来看，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车，一自以为水马”。在传统社会，赛龙舟虽然是体育活动，但因融合了历史文化故事、爱国情怀等内容而发挥出引导价值。传承至今，赛龙舟比赛仍在我国部分地区举行，并沿袭了过去的节俗、祭祀等习惯，此外也发挥出变迁社会、乡土社会解体下乡村成员找寻归属、强化自我认同的价值。从中可见，体育不仅是身体活动，还包含着政治、文化、信仰等内容，其社会价值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丰富。这种丰富是人民选择和实践的结果，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基因不但能在历时连续中实现传承，而且能在内容连续中实现重塑。同时，通过每年如火如荼的赛龙舟比赛和兴致盎然的观赛人群，可知传统体育并非对当代个体全无吸引力。大众参与其中，一方面有对该文化的认同与继承，另一方面有与时俱进的文化再生产，而贯穿二者的是文化基因的传承与重塑。此时，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不仅获得了“我是谁”的探源之问的解答，而且在文化基因传承与重塑中获得了保持主体性的前提、厚积薄发的动力。
1.2 革故鼎新：中国特色体育文化的“两创”共进
体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往往与社会情境、人们的需求密切相关。例如传统社会时期游牧民族的赛马、汉族的赛龙舟等，便反映出体育文化的形成受到主客观条件影响。随着社会发展、信息交互加速，主客观条件的转变影响了体育文化的发展。在当代中国，现代体育比传统体育有着更多受众群体，从表层看是媒体宣传力度大、现代体育更年轻化和趣味化，但从深层看实则是其体育文化的现代性更符合现代化发展中人们的需求。正如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将社会团结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人类社会经过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时，不仅个体性、差异性日益凸显，而且个体对规则、外界的依赖也增强。在现代化情境下，人们更乐于参与有着标准化流程、更易看到锻炼成效的现代体育，便获得了一种解释路径。伴随人们充满现代性的体育需求转变，我国体育文化若想持续发展，则必然要进行现代化调适。对此，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以及“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即在坚持道路、赓续文脉之外，积极发挥主体性，促进体育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概括而言，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需在“两创”共进中实现革故鼎新，以适应需求转变、国际接轨、文化连续。
首先，在体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革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对体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既包括传统体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包括现代体育的创造性转化。一方面，在传统体育的创造性转化中，促进其从形式到内容的现代性提升。对此，我国已开展了系列尝试，例如广场舞。我国虽然在传统社会时期便在祭祀活动中有集体舞蹈的仪式性活动，但大众化、常规化的广场舞则是晚近出现。如今我国广场舞广受国内外民众欢迎，也是传统体育可以经过创造性转化，提升现代性吸引力的证明。另一方面，在现代体育的创造性转化中，促进其本土化融合。近代以来，部分现代体育被传入中国并快速发展。在发展中推动相关活动的本土化，不但有助于提升现代体育吸引力，也有助于将之内化于中国体育文化中，促进中国体育文化再生产。“村超”便是很好的现代体育本土化融合例子。其次，在体育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中鼎新。所谓“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和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对此，体育文化的创新性发展，着重落脚点便在于丰富内涵、增强影响。例如武术竞赛套路的设计、孔子学院的太极拳教学，不但使传统体育更加标准化，而且成为文化宣传“大使”，即便大众不参与其中，也以对该活动的认同而强化文化认同。在新时代，基于现代化阶段主客观条件转变而推动的中国特色体育文化的“两创”共进，既是时代所需，也是新阶段体育文化主体性动力所在。
1.3 独立自主：在地化与民族的中国特色体育文化
2023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有了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坚定与自觉。”通过该论断所反映的文化主体性与坚定自我、担负使命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特色体育文化在新时代也进一步确立了发展内核，即坚守体育文化主体性。结合费孝通提及的“文化主体性”是本土文化对现代化的主动适应，文化主体性通过主体能动实践。如果说前文所谈及的，继往开来的体育文化调适、革故鼎新的体育文化再生产为我们展现了体育文化主体性发展的能动，那么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坚定自身、立足民族便反映了文化主体性维护的能动。中国特色体育文化在发展中，可通过在地化与民族化的主体能动维护，确保自身的独立自主。
首先，在地化的体育文化发展。本文所提及的“在地化”受到罗兰·罗伯森“全球在地化”的启发，不过不同于该概念中对外来文化融合地方文化才能被地方认同，本文的“在地化”指的是本土体育文化对同时代外来体育文化、不同时代体育文化的融合以确保自身认同，强调本土体育文化的主体地位。在地化的体育文化发展，一方面可在把握传统体育文化形成与发展规律的同时，结合当代本土社会情境，对具有历时性的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再剖析和再赋予，了解不同阶段体育文化差异，进一步明确哪些传统体育可直接为我所用、哪些传统体育可转变后为我所用，从而保障传统体育在地化的当代发展。另一方面可通过对外来体育文化进行当代解析的同时，结合所在地民俗、文化特征进行再思考和再调整，从而保障外来体育在地化的适应发展。
其次，民族化的体育文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民族构成使我国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也使得我们在体育文化发展时要兼顾“多元”与“一体”，以避免丢失体育文化特色。具体包含，一方面通过政策支持、主体激活等方式，尊重与保护众多民族内部的体育文化，确保不同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另一方面通过公共服务、全民健身等号召，促进中华民族整体的体育文化发展，强化民族成员的共识与认同。总之，在中国特色体育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主体性成为其发展的内核。通过在地化、民族化的主体能动维护，中国特色体育文化确保了独立自主、强化了主体性。
体育文化在中国虽然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但该文化相较于经济、政治等，在一段时期内获得的重视不足。人们更多将体育文化视为社会发展的“镜像”，以追溯历史发展。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体育文化的功能与价值也进一步被挖掘。即体育文化不仅受到社会影响，而且影响着社会发展。在当代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体育文化不但有建构健身氛围、促进体育发展等功能，还肩负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等蕴含现代性思考的使命。在此期间，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两个结合”“五个特性”“大历史观”，为充分发挥中国特色体育文化主体性，以自觉自强心态，促进文化强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了指引。
2.1 “两个结合”下的体育文化与文化强国
“体育”概念是在近代被引入中国的。虽然按照其文化属性进行历史谱系追溯，会发现我国有着悠久的体育存在与发展历史，但我国系统化、科学化的体育文化探讨则是近代之后的事。相较于传统社会时期发展速度较为平稳的体育文化，近代之后,我国体育文化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发生了快速转变。通过“体育救国”“全民健身”“健康中国”等号召，可见体育文化发展的动态性，也可见不同阶段文化观对体育文化产生了不同影响。由此，若想明确当前的体育文化发展追求，首先便需理解当前的文化观。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可知，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构成了我国当前的文化观，且具体开展时通过“两个结合”实践。在“两个结合”启发下的体育文化发展中，依据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体育强国、文化强国列入2035年发展目标，以及体育文化与文化既从本体又从认识层面存在关联，体育文化发展成了文化强国建设的一部分。由此，新阶段体育文化发展也具有了促进文化强国建设的追求，拓宽了发展思路。
首先，结合具体实际，挖掘体育文化中的精髓，促进文化强国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明确了文化的本质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将马克思主义蕴含现代性的人本之思具体结合到体育文化实际时，会发现因体育是人类通过身体实践开展的活动，所以体育文化中的人本不仅包含人类的群体属性、个体属性，还包含人身心一体的内涵。由此基于“第一个结合”的启发，体育文化的人本以对人类本身及人类身心的涵盖，在文化强国建设中除了形式、内容上的促进，还有情感上的促进。新阶段体育文化在发展时，可将情感能量纳入提升其社会吸引力的关注点。其次，结合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多重文化营养，促进文化强国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观。这种开放包容，不仅指对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包容，还是一种对其他文化跨领域融合的包容。结合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体育文化，其内涵不仅指向健身、娱乐层面，还包含着民族、宗教等内容。由此，基于“第二个结合”的启发，体育文化以对身体、宗教、民族、性别等多重文化营养的汲取，在促进文化强国建设中，便不是独自发力的，而是与其他文化交织共同促进。“两个结合”下的体育文化发展，既要充分发挥体育文化丰富的人本特色，又要强化同其他文化的融合与协同作用，以促进文化强国建设。
2.2 “五个特性”下的体育文化与中华文明
在塞缪尔·亨廷顿看来，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的国家，其文化发展过程也是文明前进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阶段，我们进行文化强国建设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过程。结合前文对体育文化和文化强国的探讨，体育文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便不难理解。由此，新时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内涵也进一步得到拓展，即包含了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其间，体育文化不但促进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而且受到国家层面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思考的影响，进而获得更大的发展启发。鉴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包含传承也包含创新，以及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历史，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要前提”，在以体育文化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除了传承与创新，还需要把握“五个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其也成为体育文化得以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前提。
对此，我们需要：第一，把握体育文化的连续性。虽然我国最早出现体育的真实时间未知，但可明确的是我国在“三皇五帝”时期便有了体育。发展至今，代际传递、周期性的仪式展演是维持其连续性的重要路径。这种连续性，从本体便展现了体育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联。第二，把握体育文化的创新性。我国体育文化的创新性不仅体现在不同体育项目的生成中，例如骑马、射箭、拔河等，还体现在同一类体育项目的文化再生产中，例如太极拳流派包括陈式、孙式、杨式、吴式等多流派。这种创新性使得体育文化在促进中华现代文明建设时也具有了无限潜力。第三，把握体育文化的统一性。这里的统一性不但体现在体育参与范围广，例如唐代蹴鞠运动作为全民活动开展，而且体现在民族或地区体育文化代际传递中的统一，例如蒙古族那达慕中的体育活动便展现了历时性的统一。体育文化的统一性，使其在促进中华文明建设时具有了跨时空对话的依据。第四，把握体育文化的包容性。中国自古就是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在发展期间，多民族、不同地区形成的体育文化具有多样性特征。这种多样化体育文化共在本身便反映了其包容性，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一脉相承。第五，把握体育文化和平性。该和平性不仅体现在不同体育活动在规则设定下的有序开展，还体现在体育所具有的促进地方认同和秩序维护的功能中。总体而言，体育文化与中华文明“五个特性”的契合，使其在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获得了可行支撑。由此体育文化的发展高度也得到了提升，具有了高维的中华民族视域。
2.3 “大历史观”下的体育文化与人类文明
文明是文化的历史沉淀，文化是文明的精神支撑。伴随文化的发展，文明的精神力逐渐提升，文明的构成也愈加丰富。基于人类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包含，以及二者间的互相影响关系，我们在探讨文明与文化发展时，除了中华文明，还可打开视野，进一步在人类文明视域下进行思考。对此，结合前文提及的体育文化同中华文明的关联，我们在探讨体育文化发展时，还可基于超越思维，围绕其与人类文明的关联思考其发展。正如“文化中所蕴含的一般性价值追求必然越出地域和超越民族性，体现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价值诉求”，这种超越，不仅是认识层面从文化到文明、从某一地区到更多地区的超越，而且是蕴含马克思主义哲思的大历史观下的跨时空超越。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的内容可知，大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于大历史观：“从宏大的历史视野和开阔的历史眼光出发，在长历史时段和大历史时空中看问题，分析事物的来龙去脉和演变机理，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主流主线，揭示事物发展的历史趋势和必然性逻辑。”“大历史观”下的体育文化在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时，也以把握规律、揭示趋势为实践支撑。首先，在长历史时段中，我们可通过总结体育文化发展规律，把握社会与历史发展阶段性特征，进而预测人类文明走势、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例如现代体育的全球化推广是近代之后开始的，在人类社会具有阶段性特征。通过对现代体育文化在我国的引入、融合、再生产等规律的探讨，不但可获知近代后不同时期社会发展情况，还可通过现代体育开展情况了解人类文明中的主流话语构成。其间，中国体育文化对现代体育的文化再生产，不仅对避免文化霸权，而且为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促进人类文明进步，都有积极意义。其次，在历史时空中，可通过总结不同主体间的体育文化互动规律，探讨人类命运进步逻辑。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例，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要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发挥奥林匹克促进人类和平发展的重要作用，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我国承办奥运会，不仅将奥运精神融入中国体育文化，而且结合体育文化发展经验，提出了促进人类命运进步的在地化思考。这种思考是多主体互动后的结果，也是主体具身体验后对人类文明进步逻辑的具象化分析。
新时代我们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的体育文化发展的探讨，既有促进理论品质建构意义，又有促进其跨时空传播意义。这种跨时空传播，不仅指传统体育文化、西方体育文化传播至当下的中国，还指当下融合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中国体育文化传播至同时期的其他地域，以及传播至未来的相关文化接触者。在跨时空传播中，为尽量全面地展现中国特色体育文化，我们在当下需守好传播的前沿阵地，以避免跨时空传播中的文化主体性消失或错位。在恩格斯看来，“文明是实践的事情”。人类在不断实践中建构了文明，也促进了文明社会的发展。通过学者对“文明社会是一个每个人实现自由自觉联合的以‘各尽所能’为本位的‘人类社会’”的描述可知，文明建设具有差异性，在“各尽所能”中认可差异、尊重差异。可以说，差异确保了文明社会的持续发展。差异以文明建构者的主体性实践为前提，因此为了促进文明社会持续建构，确保主体性成为需始终关注的内容。由于文明社会构成的复杂性，在思考其中主体性的确保时也应是多维度的。例如中国体育文化在促进文明社会建构的过程中，不仅有内容、形式上的主体性在场，还有传播上的主体性在场。前文已提及相关内容、形式上的主体性在场，本部分主要围绕传播的主体性在场展开探讨。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人在哪里，新闻舆论阵地就应该在哪里”“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增强阵地意识。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可知，阵地意识为确保体育文化传播主体性提供了思路。
在基于阵地意识进行的体育文化传播中，首先，需对自身体育文化有系统化把握，并进行深度挖掘，以彰显本土体育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我国体育文化从历时或共时来看都构成丰富。在传播时，除了系统把握那些传承、传播至今仍在实践的体育文化，还要挖掘处于消失边缘或已经消失的体育文化，并对相关内容进行记录。这种系统化的体育文化把握，不但能为后续文化追溯提供线索、为文化创新提供参考，还能彰显本土体育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提升体育文化传播的信服力。其次，需在对自身体育文化传播时建立本土文化的整体性思维。体育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也促进了本土整体文化的传播、强化了共同体形象。例如在体育文化宣传过程中，除了体育本身，结合历史故事等进行文化起源、内涵介绍，也是整体性的文化宣传过程。基于阵地意识进行体育文化传播，不仅有助于保持文明差异性、促进文明社会建构，也为跨时空传播主体性在场提供了支持。
3.2 面向不同传播对象的特色化宣传
习近平总书记曾把思想舆论领域划分为三个地带：“对红色地带，要巩固和拓展，不断扩大其社会影响。对黑色地带，要勇于进入，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斗，逐步推动其改变颜色。对灰色地带，要大规模开展工作，加快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防止其向黑色地带蜕变。”虽然该论断是在对全国思想宣传进行思考时得出的，但该论断对文化传播同样具有启发性。即我们在进行文化传播时需注意传播对象的差异性：一方面，根据传播地区特征，采取不同体育文化传播策略；另一方面，进行渐进的传播和推动。
具体到体育文化传播时，面向不同传播对象进行特色化宣传。首先，基于传播对象在不同地区的差异而制定不同的体育文化传播策略。这里的不同地区，不仅指国内的城市和乡村、不同经济发展速度的城市或乡村，还指其他国家和地区等。鉴于地区间经济、文化、民俗、习惯等差异性，在对不同地区进行差异化体育文化传播策略制定时，不仅要根据民众的体育偏好，还要将地区环境要素纳入思考。其次，基于不同传播对象的体育开展情况，进行渐进式体育文化传播。我国渐进式体育文化传播收效较好的代表之一便是太极拳，太极拳以健身功能、文化底蕴、文化代表性、相对易练习等特征，被纳入孔子学院的教学中。在对国外成员进行太极拳教学时，一方面使其参与太极拳学习、理解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也为宣传其他中国体育文化做了铺垫和准备。如今，不同国家社会成员将之视为中国体育文化的标志时，也蕴含着文化上的情感认同，这对后续体育文化传播，乃至将其申请为奥运竞赛项目，都有促进作用。
当然，在基于传播对象差异的特色化宣传时，还要注意把控宣传和内容的更新节奏，避免文化误读。例如，虽然中国武术在电影媒介宣传下被国际社会成员视为中国体育文化的代表，但电影媒介中夸张化的艺术手法，也使观众对其文化理解和认知存在偏差。这与艺术创作有关，但根本的原因还是我国相关文化宣传不足。总之，在体育文化宣传中，一方面要注意体育文化在新地区的传播空间、社会成员需求，进行特色化宣传；另一方面要注意传播地的发展节奏、新文化接受能力、文化调适弹性与潜力，进行渐进式的体育文化传播。
3.3 基于技术发展的同步化传播创新
文化的形成、发展与传播都围绕人本展开。随着社会发展、人本需求转变，文化的传播路径、方式也需同步调整。近年来人们在新媒介兴起中，不仅掌握了媒介传播能力和路径，也产生了更多元的体育文化需求。在此背景中，基于技术发展同步化体育文化传播创新，也成为大势所趋。首先，基于技术发展，同步化传播内容创新。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也揭开了算法时代的序幕。基于数据算法，我们一方面可进一步挖掘以前被忽略的体育文化内容，将文化精华凝聚；另一方面可在碎片化的体育文化间寻找关联，强化文化整体性思考，进而避免一些传统体育文化被边缘化，将传统文化以生动表现形式呈现。其次，基于技术发展，同步化传播体系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的关系，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新时代媒体多样化构成，不但使体育文化传播路径拓展，而且传播体系愈加复杂。如果说过去一段时间体育文化传播以主流宣传为主，那么面对大众化媒体趋势，在体育文化传播中有待进一步强化传播内容的统一性、避免矛盾，培养专业人员、强化专业信息整合、提高传播主体间协调，以确保体育文化传播体系的良性运转以及主体间对话。再次，基于技术发展，同步化传播主体媒介素养。伴随网络技术发展下媒介单向度传播模式被打破，文化传播进入全媒体时代。虽然“全媒体时代，人在哪里，媒体就在哪里，社会舆论就发生在哪里，意识形态工作就必然延伸到哪里”，体育文化传播将在有人便有媒体、便有意识延伸中获得更大自由度，但在此期间还需注意传播主体媒介素养的培养。媒介素养作为“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对其进行培养，可以尽量减少体育文化传播偏差，提高体育文化传播质量。
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开启了新篇章。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体育文化不仅要进行现代性调适，还要在多元文化碰撞中维持自身特色以确保独立自主。在此期间，强化体育文化主体性、明确现代性使命、促进跨时空传播，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持续在场的关键。本文通过探讨，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主体性在场，可通过厚积薄发的体育文化基因传承与重塑、革故鼎新的体育文化再生产、独立自主的体育文化特色维护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现代性使命，不仅指向体育强国建设、体育文化发展等体育领域内部，而且指向促进文化强国、中华文明、人类文明建设。在更高维的使命关联中，体育文化获得了更大发展视域，也获得了更高维的文明发展指导。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跨时空传播中，我们需强化传播的阵地意识，关注不同传播对象的差异、进行特色化宣传，同时基于技术发展同步化传播内容、体系创新以及传播主体媒介素养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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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登于《体育与科学》2024年第2期，已于中国知网发布，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文献引用格式：
陈凯华,曹建军,周振茂,等.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的体育文化理论品质与传播策略[J].体育与科学,2024,45(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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