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下，数智技术赋能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已然成为建构“强国家—强社会”互动关系的题中之义和具象映射，对于加快基层体育治理现代化进程和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共同生产理论对数智技术赋能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的逻辑机理、过程困境与纾解方略进行系统分析。研究认为：数智技术赋能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的逻辑机理在“共同规划—共同设计—共同提供—共同评估”四环节框架下体现为数字信任关系塑造与数据决策方式生成、主体平等参与界面构造与数字协商设计空间营建、整合式公共资源管理与互动式服务项目实施、平台化优化评估过程与智能化响应评估结果。但在实践过程中，其受到“数智技术赋能”的理念共识缺位和“技术应用悬浮”的行动认知偏差的理念困境、组织重塑的交易成本高昂和主体间权责利分配失衡的组织困境以及技术应用的规范性不足和评价监管与扶持性制度不全的保障困境这三重困境制约。提出三条纾解方略：弥合“数智技术赋能”共识达成的机会差距，厚植人本主义的服务生产行为认知；“智能合约”重塑共同生产组织架构，“算法权力”明晰主体权责边界；增强数智技术应用的深度与标准度，完善规范性和保障性制度体系等。
关键词 数智技术；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
数智技术赋能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研究
文 | 胡若晨，朱菊芳
（《体育与科学》2024年第5期）
社区公共服务系民生、连民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城市社区作为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关键场域，其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质量直接关系着居民对美好健康生活的获得感、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满足感以及社区集体的认同感。伴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国内外学者也基本达成“共同生产是超越‘更多的服务，更少的税收’两难困境的新路向”的理论共识。我国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历经“行政主导—福利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范式转变，初步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的专业生产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供给覆盖面扩大、服务内容丰富的成效。需要言明的是，作为一项集体行动，有效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须充分考虑“政府、社会、市场、公民”（下文简称“政社市民”）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与利益基点，但在现阶段的供给实践中，由于不同主体间的权责分配不明、角色认知偏差以及专业生产模式的路径依赖，公民这一核心需求主体依旧处于“从属和附庸”地位，这与共同生产中“服务主导”逻辑所倡导的“以公民为中心、价值共创”的理念相悖，从而导致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居民“合而不作”等复杂性问题亟待消解。 与此同时，“数”和“智”是数字经济时代社会治理范式革新的两大重要元素。党的十九大以来，“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的政策要求为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ICT）创新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指明新的行动路向，且在学术界也形成“数智技术赋能对提升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绩效、调优供给主体结构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与独特优势”的普遍共识。既有研究侧重从宏观视角探讨数智技术赋能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整体性、高质量、智慧化供给的体系构建、逻辑解析、困境挖掘与路径探赜等现实命题，从微观视角对其多主体合作过程的关切相对较少，尤其针对数智技术赋能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的研究更是阙如。鉴于此，本研究借鉴共同生产理论，在明晰数智技术赋能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的内涵特征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其内在的逻辑机理，精准把脉过程困境，进而提出纾解方略，以期为丰富相关研究体系，加快社区体育治理现代化进程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1 数智技术赋能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的理论阐释
1.1 共同生产理论阐释与适切性说明
1.1.1 共同生产理论阐释
共同生产（co-production）是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基于科层理论和“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的以“官僚制”为特征的传统公共行政改革和20世纪70年代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以“公共服务市场化和服务外包”为特征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于新公共治理时代为“补偏”前两次改革中将公众视作“委托人”和“顾客”的角色定位，克服公共服务供给成本攀升与绩效低下的双重弊病而兴起的第三次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改革。最早由Ostrom在关于美国城市公共服务研究中为有效回应当时主导城市服务供给的政府集权思潮，并尝试建构一个公民与政府共同参与服务供给的理论模式而首次提出，是指非同一组织中的生产者共同投入公共服务生产的过程，强调公共服务供给有赖于“专业生产者”和“服务对象”的协同参与。从主体层面看，共同生产理论聚焦于公民参与，突破传统公共服务供给中将公民视作“被动接收者”的理念束缚，将公民视作促进服务质效提升的共同设计者、发起者、实施者与获得者，注重参与主体的多元化特征。从驱动因素看，政府对公民参与的兼容性和官员对公民参与的态度以及公民自身的利益动机、价值诉求、特征与资源、公共议题知识储备、社会认同感与信任感等均会影响公共服务共同生产模式成型。从执行过程看，共同生产可以分为共同规划（co-commission）、共同设计（co-design）、共同提供（co-delivery）和共同评估（co-evaluation）四个部分。目前，该理论已在城乡社区公共服务、智慧医疗卫生服务、公共文化服务数字治理等诸多领域中广泛应用。1.1.2 共同生产理论与本研究的适切性说明
共同生产理论的提出与发展具有较强的时代回应性，其理论价值不同于个体偏好选择生成的个体贡献，而是在于“政社市民”联合行动创造的公共价值，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共服务“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要求提供新的供给方案。诚如狄骥所言：公共服务是任何因其与社会团结的实现与促进不可分割而必须有政府加以规范、控制并有义务实施的行为。该表述进一步强化了公共服务共同生产与“社会团结”之间的因果关联，使得共同生产理论之于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具有较强的适切性。其一，共同生产强调公民参与，将公民置于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关键地位，充分发挥共同生产行动链条下沉延伸的特性，实现公民由“消费者”的被动接受地位转向“建言者、决策者、消费者”全流程参与的主动生产地位，彰显新时代“人民至上”的治理理念与公共价值内核。其二，共同生产实践注重建立“政府治理、居民自治、社会与市场协同”的新型行动者网络，有助于推动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由过去“单一政府主导”的“机械团结”转向“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配置、居民共建”的“有机团结”新模式，放大多主体协同的互补优势，化解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碎片化”困境。其三，共同生产通过多主体聚合行动，以“集体在场”和“公共议题探讨”促成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决策情境”和“价值共创”共识形成，挣脱因现代生活方式与空间压缩而形成的如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韦伯所言的“理性牢笼”中的“人际关系冷漠、区隔与失落感”“缺乏激情与社区认同感”的“异化状态”的枷锁，扩大社会资本存量，激发共同生产的隐性文化价值。1.2 数智技术赋能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的内涵特征
数智技术赋能是指特定组织或系统通过变革与整合数据要素和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场景，有机融入个体价值、组织价值及组织目标，为利益相关的行动者赋予资源配置优化、竞争优势重塑、创新水平提高、科学精准决策等能力，以实现行动者价值共创。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作为一种以人为本、整体干预、经济高效的社区健身和健康促进方式，是指在现代城市中具有“共同体”身份认同和共同文化维系力，并以诸多约定俗成的规范制度来调节人际交往和维持群体生活的特定活动场域和空间范围内，为社区内体育需求者提供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福利性的体育产品和服务的公共行为总称。综合上述概念和共同生产理论，将数智技术赋能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界定为：由城市社区这一特定场域中的政府、社会、企业和居民等全体成员，以“人民至上”“价值共创”和“多元协同”为理念指引，利用区域内的自然资源、公共资源与公共体育资源，结合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手段赋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共同规划、设计、提供和评估的志愿性或非志愿性活动的全过程，旨在提高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率和精细化、精准化程度，优化公共体育资源配置，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的差异化体育健身、个体健康维持和美好生活等多维需求。其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生产理念的人民中心性与价值共创性。在服务生产过程中充分考虑并吸纳社区居民“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差异化体育健身诉求和运动健康需求，以“大群体”的均等化和“小集体”的精细化理念保障全体居民的公共体育权益，并依托数智技术手段将相关需求与意见反馈前置，以价值共创而非委托代理关系形成“需要什么建什么”的服务供给新模式。第二，生产过程的全员参与性与互惠共生性。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背景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亟须从过去以街道办和社区居委会为代表的“强国家、弱社会”向街道办、社区居委会牵头，联合体育组织、企业和居民等全体成员共同参与的“强国家、强社会”模式转型，通过权力下沉、基层赋权、资源联动和制度优化等举措重塑公共服务供给的分工格局，形塑主体平等、互惠互利、互补共生的秩序协调机制，建立开放共享的公共体育服务生产系统。第三，生产方式的技术赋能性与复杂适应性。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涉及共同规划、设计、提供和评估等诸多环节，各环节不同的生产主体、公共资源、内外部环境、体制机制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适应—冲突—调适—再适应”的动态循环的自组织互动过程。同时，该过程还需要通过数智技术的“基础设施云化、触点数字化、业务在线化、运营数据化和决策智能化”的支撑赋能，以需求识别、数据集成、平台共享与算法决策突破传统公共服务供给的“静态均衡假设”，实现资源可视化精准调配管理、生产决策科学有序与服务供给量质并升。 2 超越参与：数智技术赋能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的逻辑机理
数智技术赋能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本质上是对公民参与阶梯理论的更新与深化，强调政府、体育组织、企业、居民等主体超越单纯的参与供给，在生产过程中基于共同的价值目标和利益诉求而形成新型服务供给模式。为此，解析其逻辑机理，需要立足于服务供给的全过程，基于我国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现实情境，结合共同生产理论的核心要义以及共同规划、共同设计、共同提供与共同评估等四环节的分析思路展开（见图1）。![]()
2.1 共同规划：数字信任关系塑造与数据决策方式生成
共同规划是共同生产的起始环节，指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居民共同合作确定公共体育服务预算、供给内容序列和相关政策制度制定的优先级问题，以实现资源精准化配置和服务精细化供给。数智技术赋能以“数字信任”夯实共同规划的信任基础，以复杂算法模型和数据要素提升共同规划决策的科学化和精细化程度。一方面，信任是公共体育服务共同规划的重要前提，数字信任是指基于数智技术的互信互助、依赖交融、公开透明的数字共生型信任关系和共同规划的集体意识。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泛联性、多向性优势，增强居民健身健康需求、资金使用预决算、体育场地设施等各类公共体育服务信息交互的透明度和共享度，畅通不同主体间的信息壁垒，实现信息“多向触达”，保证共同规划过程“阳光运行”。同时，以数字公共体育服务信息平台建设拓展共同规划和协商对话渠道，保障不同生产主体间自由交流、平等互动，培育“我们的社区”的公共精神，克服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中习俗型、契约型、合作型信任关系因公共利益弥散、工具性合作信任不足以及自我利益稀释等原因导致的“现代信任危机”，消解部分非官方主体参与服务生产的无力感。 另一方面，政府主导并联合其他生产主体基于二代智慧健身路径、智慧社区健身中心等数智化健身场景、终端设施、传感器装置、可穿戴设备等硬件设施有效聚合多源异构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基础数据（如场地设施布局、服务机构与人员组织、居民健身与健康数据等）、居民个性化健身健康需求和服务获得与使用反馈数据、相关规章制度数据等信息以形成相互关联的“数据足迹”并上传至数据中台。随后，通过聚类分析、关联规则、神经网络等算法模型实现对多场景、多领域、多主体间数据的“收集聚合—编码处理—分类归整—内容识别—挖掘学习—需求感知—预测分析—决策生成”，聚焦服务供给的重点、难点和痛点议题进行规划，以“人口”为定位器，促使服务供给流程从单向度的“自上而下”向供需协同转变，决策方式由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从而提高需求响应速度、资源配置精度、决策结果优度和服务供给效度。例如，浙江嘉兴市的“运动家”智慧体育社区公共服务平台运用智能物联和数据上云技术，基于GIS系统，依托百姓健身房、智慧健身设施等实现居民健身健康、场地设施、组织社群、赛事活动、体质测试、教学视频、社会体育指导员“约教”等大数据“实时感知收集和动态共享”，并通过数据集成仓和可视化决策系统促使供给对象全员化、供给内容精准化、供给决策科学化。2.2 共同设计：主体平等参与界面构造与数字协商设计空间营建
共同设计是共同规划与共同提供的中间环节。数智技术赋能将公共体育服务生产主体汇聚于“在场与缺场”的双重耦合的数字化协商空间，优化主体结构与行为模式，以“价值共创”理念让各主体贡献服务设计的独特经验、技能和观点，增强共同规划与共同提供环节衔接的精准性。一方面，借助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将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社区居民等多层级、多部门、多行业的生产主体置于同一/平行的生产界面和分工网络中，改变权力运行向度和信息流动路径，以数据化思维、技术化运作、联动协同式机制缩小传统上不同主体因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平等等因素在该环节中的参与“位势差”，强化主体的独立自主性和平等对话性，从而能够更好地嵌入多元主体在这一环节中的情感价值、利益诉求与需求表达。 另一方面，数智技术还将拓补建构具有开放共享性、平等互补性和时空跨越性的“线上+线下”公共体育服务设计的模拟实验室、协商会议室等空间集合，营造多主体“共同在场”的切身感，根据共同规划议题清单的优先级和具体要求，结合社区内的各项基础设施、组织等资源的实际情况，依托APP、小程序、网站等线上会议平台和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平台以及数字孪生等情境模拟技术，绘就多元主体擘画设计公共体育服务共同提供的实践蓝本，包括物理场景（如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文化性、艺术性和特殊群体保障性、项目布局、标识标语等）、社会场景（如体育项目供给组织与人员数量、信息共享与需求反馈等相关规章制度等）和电子场景（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信息平台的界面设计、功能布局等）。例如，成都市武侯区由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牵头，联合青年艺术家和设计师团队、街道办和居委会、社区发展基金会、居民以及相关企事业单位共同参与“CAP社区艺术计划”，通过数字公共平台、微信社群、实地走访、网络投票等方式，充分考虑居民健身娱乐诉求、社区资源环境状况、后期运维等信息并设置相应的场地管理、活动组织等工作制度，以配对组合会议、在地创作小组形式实现对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场景的在地性、主题性、文化性、艺术性与运动性相结合的共同设计改造。2.3 共同提供：整合式公共资源管理与互动式服务项目实施
共同提供作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实践环节，包括服务内容与资源的共同管理与实施。数智技术赋能通过整合式管理与互动式实施，拓展“政社市民”多主体在服务共同提供过程中的合作边界，创新服务供给模式。一方面，依托大数据、互联网等数智技术和5G等新基建，打造数字化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资源管理平台，有效统合多元生产者需求与资源配置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主体、信息、资源之间的割裂状态，实现对体育场地设施种类数量与项目布局、人员流量、居民群体特征、服务开展的资金存续状况与用途渠道、服务开展的相关工作制度、社区余裕空间等“人财物”基础服务资源的碎片化整合、可视化管理、共享化查阅与精准化调配。 另一方面，数智技术最大限度发挥不同生产者的主体特征与行动优势，并形成基于数字网络平台的互动式实施供给方式。一是由社区居委会、街道办等政府部门根据共同规划结果的优先级，以“项目发包”和“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基于数字体育平台，公开向企业、体育组织、居民志愿者等主体招投标，通过公开透明的“项目发布—招标报名—资格审查—专家论证—结果公示—资格确认—合同签署”的流程，并依照网络协议、共识机制和智能合约实现多主体共同提供公共体育服务过程的全时性互动与动态性纠偏。二是通过平台化技术应用，社区体育组织、志愿者等非政府主体以更具独立自主性、专业互补性的身份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的自我生产，发挥其在社区这一有限的场域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天然亲民性和志愿精神，扩充社区社会资本存量，通过“云—网—端”打破时空局限，以“运动志趣”建立网络化、平台化运动社群，提供高效、精准、精细的虚拟健身技术指导与培训，科学健身与体质健康知识生产与流动分享，云健身赛事组织等跨时空服务内容，更好地回应居民个性化需求，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例如，浙江天台县开创“数字化+基层体育委员”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模式，以“体育委员e站”为基础，不仅汇聚覆盖全县21个社区的1660个公共体育场地设施数据，1410名社会体育指导员、423名基层体育委员信息，22个社会团体数据信息，提供集场馆、组织、活动、体测、教学、资讯等全要素“一站式”服务，还根据全县体育协会、俱乐部特点和时间安排设置“体育服务超市大菜单”，并结合居民需求开展健身技能培训、健身讲座、体育展演等“你点我送”活动。此外，鼓励社区居民通过该平台报名参与体育活动并上传图文视频、交流健身心得、提出建议反馈以实现自我生产。2.4 共同评估：平台化优化评估过程与智能化解析评估结果
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评估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内生于当代中国国情、政治实践与制度文化的治理机制和理念形态并提升服务供给效能的关键环节，强调主体间的公共价值耦合、利益诉求共享、主观能动参与和评估结果正义，要求不能仅仅关注服务绩效与质量等“结果导向”的工具理性目标，而要更偏向于“过程导向”的多主体参与服务生产过程中的公共价值创造的价值理性目标。数智技术应用有利于实现监督和评价的共同评估全过程公开透明和动态科学。一方面，以平台化和数据化技术嵌入强化非政府主体的覆盖面，依托微信社群、公众号、APP等平台开展在线化问卷、信访、投票等工作，以丰富并拓宽弱势、边缘群体参与针对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规划与设计方案颁布的科学性、服务项目招投标过程的规范性、服务项目提供结果的精细性的评价和监督渠道，实现民意、民情、民心“自下而上”的即时流动与动态聚拢。同时，辅以设置完备的服务满意度和规范度评价指标体系、信息公开和意见反馈制度、评估结果计分排名的激励与约束制度（即将评估结果与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资源获取、荣誉分配挂钩）、各类规范标准化制度（如服务提供质量、人员配备、场地设施配置、项目招投标流程等）等制度体系，激发非官方主体对其参与服务共同生产的“合法性”与“重要性”主体地位的有效感知与强烈认同。 另一方面，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算法决策模型等数据化和智能化技术手段充分挖掘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过程数据的内在价值和关联规律，有效解读数据的意义内涵，敏捷回应实践变化，提升资金、人才、场地等资源配置效率，破除传统线下以座谈会、评审会等结果导向评估形式引致的评估结果偏差与迟滞，为调整、完善和优化下一阶段服务项目规划、设计与供给提供高效科学的决策依据和实践参考，从而能够让共同生产主体深刻感知其将需求偏好、利益诉求、资源需要以及满意度评价等相关数据“上云”后为其带来的正向反馈，保障共同生产模式的稳定、持续运转。例如，江苏省常州市作为国内首个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依托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形式的政府公共体育服务采购平台，建立“前期居民参与网络投票确定购买项目+第三方专业机构引入参与确定购买项目的全过程跟踪绩效考评”的供给模式，构建以居民满意度为核心，涵盖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8个一级指标、31个二级指标和59个观察点的评估体系，并引入动态监管机制和服务供给质量的激励机制以满足居民需求。
3 路径依赖：数智技术赋能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的过程困境
数智技术赋能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旨在打破传统服务供给模式中“自上而下”的行政嵌入桎梏，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模式。但受制于传统模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理念、组织、保障等方面的实践困境和路径依赖，若不能及时对其进行消解和回应，则容易出现“数智技术赋能”向“数智技术负能”的异化样态。
3.1 理念困境：“数智技术赋能”的理念共识缺位，“技术应用悬浮”的行动认知偏差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指出，“要坚持以思想理论创新引领改革实践创新”。数智技术赋能要求多元生产主体深刻认识和把握技术赋能增效的本质内涵与规律特征，以数字化、智能化思维实现精准高效、精细优质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然而，依实践观之，无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主体层面均未完全建立“数智技术赋能”的理念共识且存在认知偏差，导致数智技术思维悬浮于共同生产的行为实践。一是“数智技术赋能”的理念共识缺位。数智化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的关系互动从传统的面对面、点对点的现实互动转向以网络社群、APP、小程序等为载体的虚拟互动，基于数智技术的选择性和门槛性特征，在“数智技术利维坦”的算法规训与控制下，不同生产主体因经济水平、受教育程度、数字素养等因素容易形成数智技术的接触机会、使用意愿与认同接受差距，政府、体育企业等主体较居民而言往往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老年人等数智弱势群体则游离于共同生产场域之外。由此，在增加生产主体强化技术认知学习成本的同时，也容易因主体间的“数字鸿沟”撕裂“数智技术赋能”的理念共识并出现数智弱势群体的“技术脱嵌”现象，难以形成“数智技术赋能多主体参与共同生产”的理念共识与行为关系的“蜂鸣效应”，进而导致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向的“数智技术使用的幸存者偏差”，与新时代“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均等普惠和公平正义”的目标相悖。 二是“技术应用悬浮”的行动认知偏差。政府、体育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信息优势群体在应用数智技术提升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能时容易陷入“技术赋魅”的目的理性而非“人本主义”的价值理性的认知偏差，出现“重硬件技术、轻软件服务”的“达标主义”和“数字官僚主义”现象，希冀短期内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大数据、物联网等数智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操作系统引进以实现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数智化建设，缺乏对数字弱势群体在数智共同生产过程中的参与便利性和接受性的情感观照与功能改进，容易出现数智化设施“拥”而不“用”的“技术应用悬浮”形式主义，忽略了平台数据的隐匿性与复杂性特征，在造成生产主体的选择性区隔的同时，也挫伤社区居民对数智化共同生产需求反馈与流程参与的积极性。例如，目前仅有22%的数字政务平台中的公共体育服务模块提供无障碍浏览模式与实时翻译的便捷功能；笔者在对J省、Z省、S市等地调研时同样发现如“运动SZ”“来H动健身地图”“C享动”等数字体育平台缺乏“老年模式”等适老化、便捷化功能植入与界面设计。同时，多主体在参与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过程中容易过度注重数据分析，缺乏对居民实际诉求和服务供给真实情境的深度挖掘与多维考量，进而引发体育场地设施数量、类型、空间设计等规划方案和交付配置与居民的人群特征、项目偏好之间呈现“有什么练什么”而非“需要什么建什么”的“实践脱域”现象。3.2 组织困境：组织重塑的交易成本高昂，主体间权责利分配失衡
数智技术赋能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要求重塑主体组织结构，从工业社会的强结构、强控制和垂直化的“单中心生产结构”转向数字社会的弱控制、扁平化、网络化的“多中心生产结构”，在此基础上围绕共同的生产目标，以完备的共同生产机制建设保障生产过程的持续性。然而，揆诸现实，正如格罗塞所言：“现代社会是由同时具有多角色、多参照标的个体组成……建立在人们的流动之上，建立在他们忠诚或背叛的多元性以及身份的多元性之上。”生产主体间包容互信的文化缺位、利益价值冲突、互动沟通障碍等因素导致组织重塑的制度转型成本高昂和主体间权责利分配失衡。一是组织重塑的交易成本高昂。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看，数智技术赋能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的组织重塑本质上是一种由“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转向“平等分治”的多主体共参的渐进式制度变迁过程。由于不同行动者在利益基点、动机偏好、资源持有等方面的差异性，其在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过程中的由利益博弈、契约签订与执行磨合所产生的基础费用，组织重塑带来的实际效果不确定性及其“水土不服”的社会成本和组织重塑的制度磨合与兑现的时间成本共同形成的总交易成本较高。同时，由于缺乏虚拟生产场域中利益相容、互惠互信的价值基石，不利于多主体共生的混合磁场形成，因此基于“维稳大于维权诉求”和“风险规避”的现实考量，容易回归到传统的由街道办、居委会等政府部门作为“掌舵者”和“划桨者”的双重身份运用数智技术主导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资源配置并提供相应服务项目的模式中，而社区体育组织、居民及企业等主体则落入边缘性群体的“垂直性”生产组织模式的窠臼之中。 二是生产主体间权责利分配失衡。有效的共同生产需要将“政社市民”等各方行动者的“权力—责任—利益”进行有机匹配，但在实践中，不同主体间存在以下桎梏：政府职能部门因“部门中心主义”压力型体制和“政治锦标赛”而导致部门间处于非理性竞争和不完全合作局面，并为获取考核优势建立数据信息与协同联动壁垒；基于“运动志趣”形成的社区体育组织的规范化、社会化的自生水平和主动参与共同生产的能力不足；体育企业的逐利性与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普惠性存在“二元对立”；居民因长期“上行下达”的路径依赖和缺乏社区归属感、群体文化认同感而过度关注个体利益，对共同生产的公共利益选择性忽视；有效的激励机制、分工协调机制和互惠杠杆缺位难以调和多主体的价值冲突与利益博弈，从而引发“制度打架”“单打独斗”“多头领导”“权责模糊”等困境。这使得共同生产组织的脆弱性风险攀升。3.3 保障困境：技术应用的规范性不足，评价监管与扶持性制度不全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认为，数智技术作为外生变量，其赋能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能否行稳致远并最大限度释放技术提质增效的关键在于能否建立与之适配的规范性、扶持性和保障性的制度体系。然而，依现实观之，目前技术应用的规范性以及评价监管与扶持性制度保障方面亟待健全完善。一是技术应用的规范性不足。一方面，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具有跨部门、跨领域的特点，涉及的数据体量庞大、种类繁杂、结构零散。由于缺乏数据隐私确权与保护、数据端口接入与采集上传、数据共享互通与流转传输、数据归整分类与决策分析等方面的规范标准化制度设置，实践中容易受到部门间的“条块掣肘”和主体间的“条条割裂”，强化了数据资源矛盾张力，容易引发数据泄露、滥用、误用的风险，增加隐私性保护、准确性识别以及虚拟互动关系维护与风险控制的交易成本。例如，笔者在J省N市和C市调研过程中发现，多数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平台中涉及居民需求、场地设施等方面的数据信息散落在当地体育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街道办等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以及相关服务供给与平台运营的企业、社区体育组织等主体中，数据碎片化、孤岛化和垄断化特征明显。另一方面，公共体育服务智能管理平台的功能与数据类型单一，在功能方面仅提供场地设施查询与预订、健身指导信息发布、赛事宣传报名等，基本是将原先PC端的服务内容迁移至移动终端，缺乏精准化运动健康干预处方、个性化健身指导以及适老化的心率监测、步态跟踪和摔跤预警等服务功能。在数据采集与技术处理方面，笔者在J省N市、C市和Z省J市调研过程中均发现目前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智慧管理平台的数据采集仅限于居民运动的步数、能量消耗、场地维修、培训项目等简单信息，未能在相应的场地设施设备中运用传感器装置实现对居民健身行为、需求感知等信息的深层次整合。同时，现有的算法模型仅以知识图谱与可视化技术为主，针对简单数据进行初级分析，缺乏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高精度技术采集和挖掘居民情感特征、行为监测、场景需求、身体反馈等中高级数据。 二是评价监管与扶持性制度不全。一方面，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成效评价与过程监管的主体包括政府官方主体、社区体育组织和居民等社会主体以及外部引入的高校、专业评价企业机构等第三方主体等。由于缺乏完善的评价监督的业务流程、工具选择等方面的制度标准与可操作的实施细则，同时在评价指标设置方面过度重视结果性的经济效率类和投入产出类等可量化的具象指标（如人均数字化场地面积、社会体育指导员配置比例等），在过程性的效果类和质量类的指标设置方面滞后（如服务满意度、居民感知价值等），容易因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和时效性、主体价值偏向的客观性和公共性、评价监管人员的专业性和权威性、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和全面性等原因导致评价监管结果出现“晕轮效应”的误差现象。另一方面，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需要丰富的资金与高素质人才支持，但笔者实地调研后发现，目前大部分社区的资金主要依靠上级政府部门财政支出和彩票公益金转移支付，缺乏社会资本投入的制度设置及针对资金投入主体身份、金额、方式、优惠补偿等实操性说明，不利于激发社会资本的积极性。而在人才方面，社区岗位招聘专业设置多为新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缺乏专门性针对“体育+数据分析”的应用复合型岗位设置，居民志愿者的数字素养和数智能力参差不齐，且后续未能及时跟进开展有利于“干中学”效应释放的计算机、医学等相关课程培训，进一步挤压数智技术的赋能增效空间。
4 同声相应：数智技术赋能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的纾解方略
同声相应要求“政社市民”多主体在运用数智技术赋能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过程中的理念、组织、保障等方面同频、同声、同心、同力，但在实践过程中却面临理论应然与路径依赖实然之间的“耦合性冲突”。为此，应从理念共识、组织重塑和制度保障等层面破解现实之困，从而有效激活数智赋能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的主体关系与资源要素。4.1 弥合“数智技术赋能”共识达成的机会差距，厚植人本主义的服务生产行为认知
一是弥合“数智技术赋能”共识达成的机会差距。充分发挥街道办、社区居委会、体育局等政府部门的兜底性和普惠性作用，推进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相关数智化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用于行为感知、情感反馈等方面的设施设备，降低智慧健身设施设备以及数智化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平台的技术门槛，简化操作流程，有效提升居民对数智技术的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同时，定期安排技术企业进社区开展数智知识与技术帮扶活动，为居民、体育组织等提供数智化体育设施设备使用以及平台运营维护的技术支持和信息咨询服务。此外，通过运动社交方式有效聚拢不同阶层的居民参与健身活动，形成无私奉献、团结邻里、互惠互助的“熟人社区”，唤醒居民的社区公共精神，并在实践中通过数智技术使用与教育的“传、帮、带”机制增强“数智赋能”的共识辐射效应。例如，浙江桐乡高桥社区充分调动党员、志愿者、网格员、居民积极性，聚合多方力量组建“运动管家”团队，以运动社交快速将“安置小区”“外地人小区”磨合成“熟人小区”。此外，增强服务供给全流程相关数据的透明度和开放度，以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方式激励非政府主体积极通过数智化公共体育服务平台参与社区体育服务共同生产的整体规划、方案设计与项目实施的全过程，提升治理效能。 二是厚植人本主义的服务生产行为认知。坚持数智技术运用的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在数字技术赋能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过程中始终坚持“速度、精度、效度、温度”的“四度合一”，以满足全人群实际需求为出发点，以增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落脚点，以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锚点，重点关切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遵循《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移动终端适老化技术要求》等政策和团体标准要求，在数智化公共体育服务平台和相关场景设施上以智能语音播报、界面功能精简、大图标字体、高对比度文字等方式推出“关爱版”“无障碍版”“大字版”等模式，降低“数字歧视”。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引入AI智能识别与深度神经网络模型，实现对使用者的年龄感知，精准推送相应的适老化界面。同时，在运用可视化技术进行社区体育资源调配和服务生产决策时，应谨防“唯技术论”“唯数据论”的“数智陷阱”，辅以微信社群或线下面对面形式的大众投票、社区体育需求座谈会、实地走访调查等方式进一步深挖数据背后具象化的居民行为认知和情感诉求，保障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资源供给“是民所想”“为民所需”“由民所用”。例如，上海市在运用全民健身智慧服务平台汇聚各类健身数据的基础上，创新社会体育巡防员机制和“地上有格、格中有人、人能管事”的模块化治理网格，在杨浦区、宝山区等5个试点区和2个试点街道开展巡访服务共589次，切实为居民解决社区体育场地设施、赛事服务、健身培训等问题57次。4.2 “智能合约”重塑共同生产组织架构，“算法权力”明晰主体权责边界
一是以“智能合约”重塑共同生产组织架构。首先，形成以区政府领导，街道办和基层党组织带领，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体育组织、物业公司、企业、社区体育巡防员、居民等共同组成的基础组织架构。其次，运用共识集群管理、对等网络等技术将上述生产主体纳入数智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管理平台中，以项目制“智能合约”形式重塑形成“政府引导、市场配置、社会协助、居民参与”的扁平化组织架构，在共同规划和设计环节约定完善相关体制机制（资源整合与决策机制、监督评估与熔断机制、建言反馈机制等）、各类办事规章制度和运作流程（信息协同共享制度、奖惩制度等）、公共体育服务规划设计方案以及生产主体的角色分工等内容，并将其以“数字签名+非对称加密算法”的形式写入平台中，实现“事前数字化缔约”。再次，在共同提供环节运用大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各主体节点的工作进度进行动态显示与即时纠偏，为主体协同合作与评价监督营造公开透明的数字场域，保障服务供给的有序性。最后，在共同评估环节根据过程性和结果性的评价监督内容，结合既定的相关体制机制、办事规章制度明确各主体的奖惩状况并予以处理。此外，还应运用新媒体宣传和培训等方式强化非政府主体的权利意识，激发其主动参与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的主动性和创新性，降低组织重塑的交易费用。例如，笔者在J省N市X街道智慧社区健身中心调研时了解到，该项目作为全国首批7个试点之一和J省首家试点单位，基于不同主体间拥有的技术、资源的优势互补特点，以公开招标和委托运营的方式交由QD健康管理公司负责整体运营、ST健康科技负责“乐活空间”，LK运动提供智能化管理系统运维，并由政府部门定期以招投标的合约规定、相关规章制度以及居民满意度等为依据进行评估监管，有效解决周边居民“健身去哪儿”的痛点问题。 二是以“算法权力”明晰主体权责边界。运用分布式数字身份算法模型明晰各生产主体的角色定位与分工内容。首先，发挥社区街道办、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引领作用，把好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的“转向盘”，并由社区居委会、体育部门等行政部门扮演“服务者”的角色，做好资金、人才、场地设施等方面基础性和兜底性的服务生产工作，推动各类资源和权力下沉。同时，深化体育与相关部门在政策制定、办事流程、执法方式、业务流程等方面的政府跨部门联席沟通机制，实现多方资源的聚合联动。其次，社区体育组织作为“协助者”，增强其“自我造血、输血”功能，优化自身组织架构，完善内部治理体系，注重吸纳周边社会体育指导员、全民健身志愿者等基层力量并加强健身指导、服务举办等专业能力培养，提高承接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项目和创新提供差异化服务能力。再次，企业作为“外部资源支撑者”的角色，依托资金投入、技术嵌入、设施引入等方面优势提升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数智化建设和共同生产的总体质效。最后，居民作为“获得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角色，强化自身的“主人翁”意识和“志愿服务”意识，发挥个体的经验、能力和智慧，主动参与并提升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供需耦合性。最后，在前述基础上，构建基于共识算法、共识节点的“权力—责任—利益”有机匹配的“算法权力”网络，完善主体分工的“物质+精神”的激励与“劝解教育+强制执行”的约束机制，制定各主体的权责清单，绘制可视化的权力运行图，并将其以区块链形式写入平台中，有效平衡生产主体力量并发挥生产能力的差异化优势，改善传统权力结构，促进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与协商决策过程民主化、透明化、科学化和智慧化，避免共同生产过程中因权责不清而导致推诿扯皮和服务效能低下，实现集体行动的“纳什均衡”。4.3 增强数智技术应用的深度与标准度，完善规范性和保障性制度体系
一是增强数智技术应用的深度与标准度。一方面，由政府联合相关高新技术企业共同研发用于挖掘社区公共体育服务需求分析的算法模型、技术场景和决策平台，借助时空轨迹聚类算法、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机器学习、图像生成、人机交互等技术手段，在居民健身偏好、人群画像、场地设施闲忙状况等初级数据信息的基础上，长期跟踪感知、采集挖掘与综合评估居民个性化和共性化的行为与情感诉求、居民对相关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议题关注度、居民运动健康状况及健身环境与风险、居民健身促进健康效应等难以量化的信息数据，进而以知识图谱方式用于需求特征预测以及共同规划、设计方案决策参考，避免“选择性需求回应”。另一方面，首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等政策法规为范本，由政府部门联合高新企业和相关组织对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涉及的场地设施建设、运动健身指导、居民人群画像、居民体质健康、运动处方、资金使用等方面的各项数据采集上传、确权授信、转码编译、分类存储、加密处理、开放流通、分析决策、评估监管全过程的基本术语、范围、格式标识、标准、类型、程序、分配、适用情境、法律责任等内容作出详细清晰说明，有效规范生产主体的数据使用行为。其次，以数据共享开放全过程为主线，加快建立主体间公开透明、高效传输的数据互通和信息互联制度，并形成统一的数据接入端口，打通多主体间的数据、信息和资源共享渠道，破除因数据隐私保护、安全责任和部门利益等原因形成的“数据孤岛”和“信息茧房”。例如，浙江省绍兴市作为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依托智慧化数字体育平台纳入体育部门、社区基层政府、体育社会组织、场地设施运营企业等多部门数据信息并实现共享互通，从而在体育健身指导、场地设施运维、赛事活动组织等方面实现场景化应用、数据化决策、跨主体协同的“整体智治”格局。 二是完善规范性和保障性制度体系。一方面，以项目制为基础完善对社区体育场地设施、活动赛事组织、社会体育指导员和体育组织配置、资金使用的“规划—设计—提供”等全流程的综合性监管制度体系，打造信用监管、数字监管等监管工具应用和“双随机一公开+自我评价+第三方专业机构+大众评价”的长效监管模式。例如，镇江市体育局联合建行镇江分行共同打造“体育大市口”智慧体育平台，上线“在线缴费—资金托管—按服务次数扣款—消费评价”闭环健身指导培训服务监管体系，有效破解服务准入审查和预付资金监管难题。同时，围绕“居民满意度”这一核心要旨，将原来较为单一的、注重结果性和投入产出比的评价体系升级为重视服务供给全过程的质量和监督结果相结合的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为共同生产提供精细化的决策依据。另一方面，以“线上+线下”联审联办的方式为社会资本投入营造优质的制度环境，健全资本投入主体在财政税收、金融信贷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与实施细则，缓解政府单一主体的财政压力。同时，以“柔性引进+人才飞地”的方式为社区引进计算机、体育学、医学等方面的高校和企业专家坐岗和参与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基本事务管理、赛事活动组织、健身健康知识指导等工作，并定期为社区在岗人员、体育组织、居民志愿者等开展数据分析、活动举办等方面的知识技能课程和讲座，增强工作人员综合能力。
数智技术赋能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实践”的时代必然，还是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必由路径。本研究从共同生产理论出发，以“共同规划—共同设计—共同提供—共同评估”四环节框架明晰其逻辑机理，并针对由传统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生产模式向“数智技术赋能共同生产”的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理念、组织和保障三个维度过程困境提出相应的纾解方略。后续随着研究深入，可运用多案例分析、田野调查等方法进一步检视数智技术赋能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在实践中的应用状况，不断强化研究张力和现实解释力。![]()
原文刊登于《体育与科学》2024年第5期，已于中国知网发布，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文献引用格式：
胡若晨,朱菊芳.数智技术赋能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同生产研究[J].体育与科学,2024,45(05):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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