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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传奇. 葛雷在中国(1920—1927)——对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体育部干事葛雷的历史考察 [J]. 体育与科学, 2024, 45 (04): 32-39.
1923年6月10日,上海《申报》和《时报》同时登出消息,远东体育委员会近日接到奥运会邀请函,正式邀请中国参加1924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八届奥运会,远东体育委会会长王正廷表示:奥运会是世界体育的盛会,中国应当派运动员参加。当时的北洋政府没有主管体育的部门,只能由民间体育组织远东体育委员会来筹备参加奥运会。王正廷忙于外交事务,于是把这件事情委托给他的助手远东体育委员会秘书葛雷来处理……(上述文字与图片资料来源:央视频视频号)
经作者授权,《体育与科学》公众号将本文相关史料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以便让更多研究者关注和获取史料信息,进而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图1 1923年12月28日葛雷发给美国草地网球协会的电报
注:这封电报是葛雷发送给美国草地网球协会的,电报中葛雷表达了中国网球选手希望能够参加美国戴维斯杯锦标赛的意愿,并询问具体的参赛事项。图2 1924年1月15日美国草地网球协会发给葛雷的电报
注:美国草地网球协会在回复葛雷的电报中介绍了比赛报名的事项,并特别要求葛雷提供中国网球管理机构以及相关网球运动员的信息。图3 1924年2月11日葛雷发给美国草地网球协会报名参加戴维斯杯网球锦标赛的电报
注:葛雷使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开头字样的电报,以远东体育委员会为官方机构向美国草地网球协会报名参加美国戴维斯杯锦标赛。图4 1924年2月12日葛雷发送给美国草地网球协会的电报
注:电报中葛雷详细介绍了当时中国体育管理机构以及相关参赛运动员的情况。
图5 1924年4月28日葛雷发给巴黎奥组委报名参加巴黎奥运会的电报
注:葛雷使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开头字样的电报,以远东体育委员会为官方机构向巴黎奥组委发送参加巴黎奥运会的报名表。
图6 1924年7月24日韦荣洛亲笔签名的发给葛雷的电报
注:韦荣洛在信中向葛雷解释了没有能够去巴黎参加奥运会网球比赛的原因,“很高兴地通知您,尽管之前由于吴仕光和邱飞海两人的因故缺席,一段时间以来能否组队一直悬而未决,但我最终还是组建了一支相当棒的球队,代表中国参加即将到来的戴维斯杯。……我放弃了参加奥运会的念头,一来是因为网球项目要到七月中旬才开始,二来是因为我的老搭档吴仕光没法与我一同参赛”。注:这封信札的内容是葛雷介绍远东体育委员会所管理的相关场地设施的情况,所使用的是远东体育委员会官方信纸,信纸上不仅有远东体育委员会的中英文书写,还有远东体育委员会的宗旨“提倡中华国民之体育”,以及委员介绍、通讯处等信息,该信笺对于研究远东体育委员会具有基础性价值。
摘要 文章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以与葛雷相关的报告、档案、信札、电报、报纸等历史文献为基础,对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体育部干事葛雷在华服务期间(1920—1927)从事体育相关工作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而广泛的考察和研究。文章围绕葛雷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体育部的基本情况,葛雷在华期间的职务及人际关系网络,葛雷在华期间的社会状况及对其影响,葛雷在华期间的体育贡献,但是社会对葛雷的关注与评价等方面展开研究。葛雷在近代中国体育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推动近代中国体育的现代转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葛雷的研究,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和了解近代中国体育发展与变革的历程,同时深入理解中外体育交流对于推动体育发展的重要意义。关键词葛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远东体育委员会;体育史
原文刊登于《体育与科学》2024年第4期,已于中国知网发布,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作者简介:李传奇(1985—),男,江苏徐州人,讲师,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体育的历史、文化与哲学,以第一作者身份在CSSCI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业余从事近代体育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尤其注重近代中国足球、精武体育会、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远东运动会等领域的史料收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部生成式AI微电影《百年前的那次出发》节目顾问,部分史料及研究成果被央视报道。
之所以从事葛雷的相关研究,一是因为葛雷对于1920年代的中国体育界太重要,二是因为笔者收藏了一些葛雷的信札。很长一段时间,学界并没有给予葛雷应有的关注,相较于同时期活跃在中国体育界的麦克乐,学界对葛雷的研究显得苍白得多。麦克乐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学术领域,而葛雷的贡献则主要体现在实践领域。在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葛雷,葛雷(John Henry Gray)是美国人,1879年11月30日出生于印度,他的父亲和母亲均为传教士,1883年他从印度回到美国,并在美国完成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1908年,葛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因此在中国时人们也习惯称呼他为葛雷博士。完成教育后,他长期服务于基督教青年会,1920年受北美协会委派来到中国,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体育部干事,1927年离开中国。在华期间,他除了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体育部的干事,还担任过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名誉书记、远东体育委员会名誉书记、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顾问、中华卫生教育会总干事等职务。简单列举一下葛雷在1920年至1927年间的贡献,或许就会明白葛雷在近代中国体育史中的地位(表1)。
葛雷对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说他开拓了当时中国体育发展的格局。葛雷之所以值得被研究,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对近代中国体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还因为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赋予了其丰厚的研究意涵。通过此典型个案,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1920年代的中国体育,其中包括很多的关键词,比如民族主义、非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体育全球化、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走向世界等。在葛雷所做的诸多工作中,其成功为中国网球运动员向巴黎奥组委报名这件事,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如今2024年巴黎奥运会已经结束,中国代表团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优异成绩。回望1924年,当我们读懂当时的中国以及葛雷在中国所面临的处境时,也就会明白,未竟的1924奥运之旅,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的历史必然。
《葛雷在中国(1920—1927)——对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体育部干事葛雷的历史考察》一文是“葛雷系列研究”中的一篇,“葛雷系列”研究是在2022年时提出的一个研究规划,由八篇论文和三本专著构成(表2)。这一体系性的研究,有的已经完成,有的暂时搁浅,如果说这些研究于笔者而言有什么意义的话,能够丰富中国的体育记忆,或许就足够了。笔者之所以愿意把葛雷称为一位体育世界主义者,主要是因为葛雷在很多国家工作和服务过,并专注于体育事业,他将体育视为一种推动人类交流的载体,一项象征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事业。他出生于印度,成长于美国,后来又分别在印度、中国、缅甸、美国工作和服务。曾于1924年获得法国奥林匹克委员会颁发的奖章,于1938年获得北美协会颁发的罗伯茨-古立克奖(该奖项自1930年颁发以来,首次颁发给主要在国外服务并产生巨大影响的体育工作者),另外英国政府也曾颁发三枚奖章以表彰其在印度的服务,这些都是对葛雷体育工作的见证与肯定。“葛雷系列研究”所运用的史料是比较多元的,既有近代的报刊,也有葛雷的信札、电报,还有美国春田学院以及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葛雷相关档案和报告。多元的史料,为研究提供了可能。
葛雷是由“北美协会”派往中国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体育部干事这一职务的最后一位体育专家。作为一位具有国际视野,同时具备扎实专业知识的体育专家,处于当时中国体育核心管理层的葛雷对中国体育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当时“激荡与变革”的大背景下,中国体育特别是在竞技体育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葛雷既是这一变化的见证者,更是这一变化的参与者。尽管葛雷在参与中国体育事务的过程中,同中国体育界人士存在文化、观念、认知等方面的冲突,但这种冲突遮挡不了彼此合作共进以推动中国体育发展的事实。香港大学徐国琦教授在研究中美关系时所倡导的“共有的历史”这一方法和视野,无疑对我们观察和理解1920年至1927年间活跃在中国体育界的葛雷,具有积极的意义。可以说,葛雷在中国的体育经历是曾经中美“共有的历史”的一个典型案例。在某种程度上,深化“葛雷在中国”这一课题的研究也可以为推动当下的中美体育交流提供一定的历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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