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运动的身体隐喻着社会，运动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虽然目前处于新兴阶段，但其以对更广义身体活动的思考、新时代社会现象解释机制的探索等日益彰显出其研究价值。鉴于学界尚且缺乏对其概念、论域以及范式等内容的清晰界定与系统介绍，本文尝试沿着运动社会学何为、何以可为、何以可能的脉络，在厘清其概念与边界的基础上，探讨运动社会学的构成要素、研究谱系及核心论域，并从视角、方法、知识生产三个维度思考其范式革新与中国本土化发展。本文认为：（1）运动社会学是研究运动行为与社会秩序耦合机制的社会学分支学科，秉承社会学的学科之术和经验研究品质精神，探究人类运动行为的内在规律，关注兼具生物性与社会性的身体在运动场域空间中的情境化表征，以及运动行为、社会与知识生产间的关系；（2）身体运动基于运动、社会与知识的有机连接，扮演着社会的“发生器”“阅读器”和“转译器”角色，不但制约着主体交往的形式，而且以其具身性体验促进知识生产、以其社会性安置拓展学科想象力；（3）运动社会学潜在巨能的触发需要一场具有反思意识的范式革命，除了走出宏观抽象经验主义误区，还应探究生物性与社会性的融通解释机制，同时在知识生产上避免“发明”与“发现”的混淆与滥用。
运动社会学：身体生物性与社会性联结的谱系及范式
文 | 王智慧
（《体育与科学》2024年第1期）
人类身体运动行为作为社会文化现象，虽然拥有丰富的构成与内涵，但既往人们关于它的探讨主要围绕“竞技”和“体育”等概念和行动展开，并在不同侧重中显现出差异化的价值指向。不过，身体作为人类运动的载体是这些研究的共识，这也为以身体为主线探讨人类运动行为提供了关键支撑。回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身体认知的发展，可以发现身体曾被以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为代表的西方哲学思想所贬抑，后在尼采、马克思、齐美尔、韦伯、涂尔干、戈夫曼和福柯等巨擘的思辨下逐渐获得重视。伴随身体的社会性价值的凸显与进一步被挖掘，身体研究也呈现出由隐到显的转变态势，以身体为载体的运动与社会秩序间的关系也由此被重视。特纳曾以“我来到了，我随身带着我的身体”，指明人不仅拥有身体，身体更是人本身。身体既是人本身，又是世界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因此，社会场域中的身体运动，或者说运动的人，也以关联、系统、能动及主体性而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本”。虽然有关运动（本文所指运动为广义上的人类身体活动，包含但不局限于体育、竞技，下文将重点论证）的思考，因身体一度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未被重视而未能得到广泛推进，但回溯社会学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诸多社会学先哲巨擘曾或多或少地谈及运动。例如，涂尔干很早就认识到运动提供了一个观察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窗口”，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也谈到了运动与社会文化的关联。19世纪末以来，随着体育教育、竞技体育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多社会学学者将运动，尤其是体育、竞技视为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研究，伴之兴起与发展的sports sociology（或sociology of sports）也成为社会学的一个研究分支。有时因译者理解差异而在同一外文翻译中出现释义或中文词语选择的差异，例如sociology（今译社会学）便曾被译为群学，而在斟酌哪种翻译更精准之外，我们更应关注释义语境的重要性，这不仅对把握sports sociology（或sociology of sports）研究对象，而且对了解其理论认知边界等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sports sociology还是sociology of sports，均以sports为根本的研究对象。sports一词虽然在牛津、朗文、柯林斯高阶英语词典中的释义存在细微差别，但都以人类的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ies）为解释基础，在中文语境中同样如此。整体来看，sports sociology（或sociology of sports）虽然研究身体活动，但并非广义上的身体活动，这也使得部分身体活动未能被纳入其探讨视野。尽管同属于身体活动的内容被人为归入不同领域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具体身体活动的探讨，但也限制了对人类身体活动的整体把握。鉴于身体活动的多样性以及多样身体活动共有的身体基础，我们在肯定围绕sports展开的研究对有关运动的思考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也可从更广义的身体活动出发，进一步拓展有关运动的思考空间。例如舞蹈、宗教仪式中的跪拜（等身礼）等均属于广义的人类身体活动，结合这些广泛的活动类型展开思考，有助于打破体育、艺术、宗教等文化领域间的壁垒，由此拓宽研究视域并积蓄激发范式革新的潜能。伴随数字时代的到来，围绕人类身体“缺席”与“在场”的探讨进一步推动着关于以身体为载体的运动行为思考。对此，无论就运动丰富的形式、构成、内涵来看，还是就场域中身体存在的复杂性，以及运动日益凸显的主体性来看，我们在肯定已有研究贡献的同时，以已有研究成果为支撑，结合运动发展进一步推动更广视域的运动思考也便具有了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本文探讨的“运动社会学”，以既有研究成果为基础，同时基于人们多元的身体运动与附着于个体、表征于结构与秩序的运动经验的流变，不但获得了理论拓展的空间，而且借此积蓄起推动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潜在巨能。鉴于目前运动社会学学科概念、研究边界及范式尚且缺乏较为清晰的厘定，而这影响着运动社会学潜在巨能的挖掘，本文将通过对运动社会学的学科内涵、谱系及论域、研究范式三个核心内容的探讨，阐释笔者的运动社会学之思，以期用绵薄之力为挖掘运动社会学潜能、探求中国运动社会学发展之路提供一得之见。
如前所述，相较已有聚焦于体育、竞技等内容的社会学研究，运动社会学以对广义身体活动的研究指向更广的研究视域。包含体育、竞技但不局限于二者的运动社会学研究并非对已有研究指向（sports sociology或sociology of sports）的否定或贬抑，而是在肯定既有研究价值与贡献的基础上，以既有理论和研究成果为支撑，通过对广义身体活动的进一步探讨，拓展身体运动研究视域和革新研究范式，以使我们在数字时代身体“在场”方式及身体运动形式等转变下，更好地把握身体运动本身及其与社会和个体的关系。虽然就研究内容来看，学界已开展了运动社会学研究，然而，囿于缺乏对运动社会学研究概念、谱系、边界、范式的系统思考，已有的研究更多地散见于不同领域之中，这抑制了运动社会学学科特色的彰显，其学科潜能也未能得到充分的挖掘。鉴于激发运动社会学潜能首先需要把握其来路与进路，本文沿着运动社会学何为、何以可为、何以可能的逻辑脉络，对运动社会学的概念、谱系及论域、范式等进行了探讨。具体分析框架如下（图1）：![]()
首先，探讨“运动社会学何为”。运动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以对广义身体活动（同时包含主动性与被动性身体活动）的探讨锚定了基准。鉴于身体运动同社会的关联、互证互释，以及身体运动以兼具生物性与社会性的身体为载体，运动社会学的概念、研究范畴也获得了界定依据。其次，探讨“社会学何以可为”。以对运动社会学概念、研究范畴的明晰为基础，以已有身体运动相关研究为支撑，运动社会学的构成要素、谱系、论域及解释机制等也得以被言之有据地诠释。在运动、社会、知识的有机连接下，身体运动作为社会的“发生器”“阅读器”“转译器”，不但在同社会的互动中形塑彼此，而且促进了知识体系的产出和学科想象力的激发。再次，探讨“运动社会学何以可能”。基于对运动社会学的概念、研究范围、谱系、论域等的探讨，结合运动社会学研究特色，对部分研究成果所呈现出的研究局限进行反思的同时，探讨范式革新、推动运动社会学本土化发展，以期提升运动社会学在现代性背景下的理论解释能力，进而激发运动社会学的潜在巨能。
3 “嵌入”与“脱嵌”：运动社会学的合理性存在及其潜能
运动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早已与人类社会的演进和发展融为一体。虽然学界迄今就运动起源尚无统一答案，但广泛认同人类学家基于早期人类社会资料的考察所得出的“游戏（play）和仪式（ritual）是人类运动起源不可或缺的要素” 的观点。受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所提出“嵌入”与“脱嵌”的启发，通过游戏、仪式和人类运动起源的强关联，我们可以认为运动“嵌入”（embedded）人类社会之中。在部分研究者对运动在人类社会的“嵌入”，以及对人类社会“镜照”的研究推进中，涂尔干有关可将运动作为观察人类社会生活窗口的思考得到了印证。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人类运动因形式多元化、行动主体自主性提升等因素而逐渐出现“脱嵌”（lifted out）迹象，并成为社会学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指涉的运动“脱嵌”并非指“运动”同社会关系的剥离，而是指“运动”主体自主性凸显下相关研究体系生成以及作为人类社会中一个重要构成的彰显。同时，本文所谈及的“嵌入”与“脱嵌”并非绝对意义上的二元对立，而是借此对概念来铺设本文关于运动和社会关系的思考，呈现以身体为载体的运动同社会要素间既关联互动又彼此独立的双重关系，以此展现运动本身与运动社会学所实现的由隐到显的转变，以及相关议题的生发。
3.1 一个朴素的问题：什么是运动社会学？
运动在人类社会的“嵌入”，是由人类身体在人类社会的始终在场，和人类身体作为人类身体活动的载体持续发挥作用所决定的。这使围绕“运动”展开的研究常常沿着“嵌入”下的相关关系推进。然而，人类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类运动行为的多样性及其结果的不确定性，当以身体为载体的运动不再仅仅被作为一种文化、竞技形式、生活方式或娱乐行为，而是具有更广指向和更强作用时，运动本身实则被赋予不同的价值符码并表现出从泛化的社会文化中的“脱嵌”。至此，将运动理解为一种健身方式、价值观的传递或身体竞技都不足以涵盖其能指与所指。鉴于运动社会学研究核心是以身体为载体的“运动”行为，而“运动”常因与“竞技”“体育”关系模糊而被混用，要明晰何为运动社会学，首先需厘清“运动”与“体育”“竞技”之间的差异与关系。首先，什么是体育？体育是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基于资本主义文化被提出的概念。虽然学界对其概念的界定众说纷纭，但就相关表述的根本而言，体育（physical education）是教育的一种，是基于身体活动的价值观传递，其中包含着主客双方及其二者间的双向互动。随着全球化发展中多元身体活动的推广，在教育范畴之外，以奥运会为代表的体育竞技，因其广泛的受众群体和影响力而逐渐成为相关研究的主流议题。那么，什么是竞技？竞技（competitive sports）是人类之间在同一规则下通过发挥人的生物体潜能以无限接近身体极限为目标的对抗性身体活动。不同的竞技有着特定的行为介质（运动器械）、比较标准（速度、距离、高度、重量等）以及竞技形式（耐力型、身体型、竞速型、难美型等）等规则。这些规则的本质是摩尔根意义上人类社会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过程中的产物，也是人类对抗性身体活动在理性提升下从早期无序性到有序性转变中形成的现代竞技运动的内在要素。最后，什么是运动？运动（physical activities）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以身体为载体，涉及体力、惯习、实践与知识权力等多要素的综合性社会文化行为，包含主动性的和被动性的身体活动。从对“体育”“竞技”“运动”内容的概括可知，“运动”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包含且不局限于“体育”运动和“竞技”运动，同时涵盖其他涉及体力、惯习、实践与知识要素的身体活动。需要说明的是，明确“运动”的内涵并非对运动的研究范畴“帝国主义化”，也并非使运动社会学研究“巴尔干化”，而是在厘清“运动”“体育”“竞技”三者差异与关系的基础上（表1），秉承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学科品质来洞悉微观身体运动与宏观秩序间的互动机制，探讨运动同社会结构和关系的彼此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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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示，本文将“运动”“体育”与“竞技”的概念内涵进行比较，其用意并不在于呈现三者的并列关系，而是表意一种在人类广义“运动”行为概念之下的种属关系。即人类广义上的运动行为包含体育运动、竞技运动和具有目标价值导向性的其他身体运动（比如健身、娱乐、游戏和仪式性身体活动等）。诚如上文所提及的运动包含但不局限于“体育”与“竞技”，还涵盖其他涉及体力、惯习、实践与知识要素的身体活动。整体而言，本文认为，相较于通常表征为技能和价值观等被动性传递的“体育”（physical education），“运动”（physical activities）以对主动性与被动性身体活动的兼容而具有更广阔的内涵和更多元的研究指向。在研究推进中，一方面，运动可以被视为一种观察人类社会的窗口，并且作为一种通用语言联结着人类社会；另一方面，运动也为研究者通过个体运动行为透视社会关系、分工与分层体系、冲突与融合等社会运行基本态势提供了一种可能。基于上述探讨，以“运动”为核心的运动社会学的内容可被概括为：运动社会学是研究运动行为与社会秩序耦合机制的社会学分支学科，采用社会学视角和理论方法探究人类运动行为的内在规律，关注兼具生物性与社会性的身体在运动场域空间中的情境化表征，以及运动行为、社会与知识生产间的关系。诚如学科发展的动态性，本文对运动社会学的概括虽然提供了一种通过广义身体活动理解社会的视角，但这并不构成运动社会学的全部内容，对其概念和内涵的认识将随研究的深入而呈现出动态性。
3.2 从边缘向中心：运动社会学研究的边界与潜能
正如社会学源于思想家们对19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转型的关注和思考，其分支学科也是研究者们基于变迁社会的复杂面向而形成的知识分化与增量。运动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便生发于社会学界对变迁社会中身体运动的关注和思考。虽然学界迄今尚未就运动社会学的学科概念形成客观、公允的定义，也还未出现如布莱恩·特纳所著的《身体与社会》般被视为身体社会学标志性成果之一的研究著述，但这并未影响社会学领域对运动行为进行微观或宏观考察。可以说，伴随聚焦身体运动行为与秩序关系研究的推进与拓展，运动社会学也逐渐显露，成为费孝通在中国社会学重建时期所擘画的“五脏六腑”学科体系格局中一支关键力量的潜能。在从边缘向中心发展过程中展现出的“脱嵌”中，运动社会学的学术共同体将随之凝聚，其社会学想象力也将在诸多研究议题探讨中被激发和提高。为更清晰地彰显运动社会学的学科特性，需在明确其学科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其研究范畴与学科边界。
一方面，如何界定运动社会学的研究范畴？虽然学界对人类身体运动范畴和属性的界定一直存在争论，但对于身体运动是以身体为载体的社会性实践活动的认定则有着广泛认同。这也为运动社会学研究范畴的界定提供了依据：运动社会学关注生物性身体与社会性身体在运动情境中的耦合，以及这种耦合同社会结构的互动及知识生产的多元机制。运动社会学在从社会学视角探讨身体运动同社会环境、文化交互影响之外，还洞察和探索社会运行的机制，因此，遵循社会学学科之术的运动社会学虽然在研究对象及方法设计上有其边界，但在理论对话与知识产出层面则拥有无限的想象力拓展空间。
另一方面，如何激发运动社会学的潜在巨能？如果延续韦伯和齐美尔等对现代性具有忧思意识的社会学家所做出的“身体在‘现代性’的社会学解释框架中难以避免”的判断，那么对于以身体为载体的身体运动而言，也因身体运动与身体本体的紧密关联而成为社会学在“现代性”解释范畴中的重要内容，并以身体运动（体育）与现代性关系的思考为主要体现。因此，有关运动社会学潜能的激发，笔者认为其关键在于增强运动社会学对现代性背景下人类运动和秩序关系的理论解释能力。在现代性场域中，人类身体运动和秩序并非某一种研究领域的专题，而是涉及社会学等诸多研究领域的复杂命题。尽管社会学研究范畴中尚且缺乏可供运动社会学直接借鉴的议程体系和理论模板，但是这也为运动社会学提供了发挥学科想象和开拓理论疆域的空间。研究者既可以从制度文化、结构秩序等宏观视角展开探讨，也可对个体运动参与者的能动性、自为性与本体性以及存在意义等微观领域进行思考。
总体而言，在界定运动社会学的学科概念与研究范畴时，我们不仅需要明确以身体为载体的身体运动是社会的“容器”和“镜像”，还应把握人类兼具生物性与社会性的身体是个体存在的基础以及构成社会的前提。从社会学有关人类运动的既有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结构功能主义、符号互动论、新制度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还是社会分层、不平等、性别、权力等议题和相关假设，都助力着运动社会学认知的推进。在思考对运动社会学潜在巨能的触发时，除了明晰运动社会学学科概念与研究范畴，还应把握运动社会学的谱系、论域并锚定其研究范式。
4 身体运动与社会：运动社会学的构成要素、谱系及论域
随着以身体运动与社会关联为基础的运动相关研究的推进，社会场域中人类运动行为的解释机制也呈现出静态和动态的交互。对于以生物性身体的社会情境化表征为构成要素的运动社会学而言，在对人类身体运动行为及相关机制进行分析时，由于身体与社会耦合的复杂性，应同等重视“社会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social）以及“联结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解释范式。为更清晰地展现运动社会学研究何以可为，本部分将以身体运动与社会的关联为主线，从身体运动在社会中所扮演的“发生器”“阅读器”和“转译器”角色出发，展开对运动社会学构成要素、谱系及论域的探讨。
4.1 “发生器”：身体运动作为“触发装置”制约着主体交往的形式
身体运动虽然在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且持续发挥作用，但事物的存在时长并不必然决定相关研究的发展程度。即便涂尔干、韦伯等社会学家曾注意到并思考了运动与社会的关联，但相较于社会互动、社会分层等主流议题，有关身体运动的研究在社会学领域实则一度处于边缘。即如一位研究者所概括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对仪式、认同构建和身体表演的分析，并没有给予运动和与运动有关的实践足够的关注”。不过，这种情况伴随社会学学科日臻成熟而逐渐得到改善。当前，身体和以身体为载体的运动行为均在“现代性”的社会学解释框架中获得一席之地。在整合了身体生物性与社会性的运动实践中，身体运动同社会的关联和对社会的表达仿若一种“发生器”，作为“触发装置”制约着主体交往的形式。
一方面，身体运动作为人类行为的微观叙事隐喻着社会性与联结性的存在。涂尔干将运动作为观察人类社会的窗口，实则也为我们展现了唯实论视角下社会对运动的形塑。其中，身体运动作为人类行为的微观叙事，受到社会规训的同时也展现了其存在的社会性。由于现实社会中人类运动行为具有动态性，从齐美尔认为社会学要回答“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就需要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研究的意义上看，身体运动对人际互动模式的影响也反映出其存在的联结性。另一方面，身体运动承载着社会记忆、情感连接与身份认同。身体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决定了运动社会学研究需要兼顾这两种属性才能把握身体经验的全部内容。虽然不同主体的身体运动因场域情境的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但并不代表代际间和同侪间不存在共识，栖居在生物性身体中的“自我”（社会性身体）作为社会的“镜像”和人际互动的基本要素，实则也同“他者”在基于共识的运动中一同促进着社会记忆的建构、情感的连接和身份的认同。此时，身体运动作为社会记忆、情感连接与身份认同的载体，也为身体与社会之间的互证互释提供了一种路径。总之，身体运动作为社会的一种触发装置，犹如“发生器”般不仅制约着主体交往互动的形式，还在自我与他者间建立了具象化的社会关系，彰显并强化了个体与社会的连接。
已有研究进展为我们理解身体运动如“发生器”般制约主体交往形式提供了阐释，整体而言，相关研究可概括为两个指向。其一，通过身体运动所呈现的经验性事实考察个体间、个体与特定社会情境间的互动。以Baeth、Tulle等对性少数群体和女性的运动相关研究（不局限于运动员，而且关注非运动员）为例。Baeth等人通过对属于LGBTQ群体的竞技体育裁判因性少数身份在竞技体育中面临的挣扎及污名管理的探讨，认为这类并不进行身体展演的人群会随竞技体育的愈加商业化而被进一步边缘化和去人性化。Tulle则基于布迪厄的实践论与巴特勒的性别展演，指出女性在登山运动中表现出的低参与性源于时间要素与排斥性叙事结构的制约。其二，从一系列互动关系中讨论身体运动的中介作用。随着社会流动性加剧，面对社会原子化带来的危机与挑战，研究者们从不同领域开展了促进社会整合的思考。在基于运动展开的相关研究中，有研究者通过对个体身体运动经验的考察，探讨了运动在促进异质性文化理解与身份认同上的作用，丰富了以运动促进社会整合机制的研究。同时，在网络技术迅猛发展过程中兴起的电子竞技等运动形式，也引起了部分研究者对运动员与自我身体关系的再思考。身体运动不仅包含体育与竞技，而且有着更多元的类型指向，因此，研究者们对宗教仪式中身体活动的探讨，同样对我们理解身体运动在社会交往里的中介作用具有启发意义。例如，Belcher通过对基督教礼拜仪式的发展与仪式化身体之间关系的讨论，认为基于身体惯习的礼拜仪式有着一定的稳定性，能够限制宗教礼拜仪式的快速变迁。以此为启发，可以通过对照中世纪的基督教礼拜仪式与当下美洲、非洲与亚洲的身体仪式来了解宗教礼拜仪式的殖民扩张历史。Stadler在对耶路撒冷玛利亚墓穴内一系列具身朝拜仪式所具有的母性意涵的探讨中，发现朝拜者在子宫般的墓穴内部进行亲吻、触摸、爬行、弯腰和其他模仿胎儿行为的身体活动，是在试图复原生育和分娩等母性实践，以使朝拜者获得重生般的感觉。整体来看，社会赋予人类身体运动以特殊的价值，并使之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社会的现代性演进中，相信随着身体运动作为社会文化“发生器”的功能被不断挖掘，运动社会学的论域也将得到进一步扩展。
4.2 “阅读器”：身体运动的具身性体验是知识体系产出的原动力
如上所述，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社会的镜像，从这一点出发，人类运动行为同样包括“人世间和人间事”的广义内涵。借此，本文将运动社会学的主旨概括为：在个体间、个体与社会互动中，以身体运动的经验事实探究“人世间”和“人间事”的多样形态、机制、结构及规范，最终揭示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在此过程中，人类的身体运动作为社会“阅读器”以具身性体验促进着知识体系的生成。为更好地把握运动社会学的谱系，了解身体运动如何作为社会“阅读器”促进知识体系产出，我们首先需把握运动的身体性基础。正是以身体为载体的人类运动及其背后复杂的叙事文本，为运动社会学何以可能以及何以可为提供了支撑，同时为身体社会学与运动社会学的交叉融合创造了条件。虽然在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以及齐美尔等巨擘那里，身体未被视为独特且自为性的本体，但散见于部分成果中的身体相关思考，对以身体运动为核心对象的运动社会学研究而言也是重要的谱系线索。基于相关理论与视角下进行的根本性反思，既是布陈运动社会学理论范畴并明确其研究边界的必要准备工作，也是启发该学科未来结合身体社会学以实现知识创新的契机。正如莫斯提出的“身体技术”更加强调身体技术习得的社会性，而未摆脱身体是社会意义的容器这一涂尔干传统，仅仅从社会或结构角度出发研究身体相关内容并不足够。具体到以身体为载体的运动相关研究中，单纯从社会或结构角度研究人类运动可能会产生“外部化”或“表面化”偏见，同时可能使秉承社会实体论的研究者忽视了运动具身性经验感知的知识生产潜能。由此，我们在思考运动社会学何以可为时，除了将身体和以身体为载体的运动等理论和研究均纳入追溯的谱系范围，还应发挥好身体运动作为社会“阅读器”的作用，促进基于具身性体验的相关知识产出。
已有研究成果同样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则，过程论和实践论等理论为身体与身体运动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社会理论研究的多元化转向（尤其是过程理论的出现）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式微（过程论者也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叛逆者）在扩展了社会学思考空间的同时，促进了身体与身体运动相关研究在社会学领域的发展。以埃利亚斯、布迪厄等观点和理论为例。埃利亚斯将体育运动视为欧洲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在有着严格之规的形式，我们称之为运动当中，人们耗尽了体力，由此形成象征性表述，服务于国家之间的非暴力、非军事的竞争模式”。基于埃利亚斯对“静止”（static）观念的拒斥，对长程观照（long-term perspective）的强调和对文明进程的呈现，以及受之影响的过程论社会学对身体和情感的关注，运动社会学研究者围绕身体运动所展开的研究，获得了诸多思路。不同于埃利亚斯，布迪厄批判地分析了体育运动所隐藏的社会角色，并将运动参与者的体质特征与社会身份联系起来。通过对法国精英教育学校的批评，布迪厄揭示了现代体育运动的兴起、形成以及其与教育的关系，提出了“具身化的文化资本”（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体现为具身化、客体化和制度化三种形式），剖析了现代体育运动从“游戏”演化为“自治”的专门场域的内在机制。受布迪厄理论启发，有研究者或将其实践理论中的资本要素拓展为身体资本，以理解职业运动员通过服用镇痛剂来管理伤痛和疲惫背后的行动逻辑，或结合其理论探讨了运动员退役后的职业选择。
二则，运动场域中的具身化实践为运动社会学的理论拓展提供可能。华康德曾在对拳击手运动经验的讨论中指出，社会学家可以从肉身的具体运动经验中汲取社会学知识，因为身体既是自我的存在形式，“也带着社会印记”。近年来，运动社会学研究从具身运动经验中所实现的知识更新，主要体现在对现有理论的拓展以及对旧现象的新解释机制探索。在对现有理论的拓展上，Allen-Collins等人借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理论考察了运动体验中的主观性、感知、情感以及直觉等不同面向，拓展了身体现象学的理论指涉和对身体经验的解释能力，并逐渐将有关具身性运动体验的思考引向主体与身体的关系。此外，福柯的思想也是社会学领域身体和运动相关研究中的常客。Nelson便以福柯关于身体、文化、语言的不可分割性的观点，对举重运动员减重过程中的身体失调进行了讨论。而在对旧现象的新解释机制探索上，研究者们从个体的具身运动经验出发，更新了对个体的运动参与程度、个体在运动中的身份认同，以及身体运动的时空基础等议题的思考。由上可见，运动、社会与知识三者间形成的有机连接，使人类身体运动不但作为社会“阅读器”，为我们理解与思考社会提供了路径，而且以独特的具身性体验促进了知识体系产出。对于以身体运动为载体、以生物性身体的社会情境化表征为构成要素的运动社会学而言，身体和以身体为载体的运动等理论和研究，均是运动社会学谱系追溯的重要线索。在运动社会学研究推进中，我们除了有选择地延续相关理论思考，还应基于身体运动的具身性体验促进知识体系产出，以进一步推动运动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4.3 “转译器”：身体运动的社会性安置是拓展学科想象力的根本
身体社会性存在的关键在于“自我”的存在，即一种依赖于身体但又区别于身体生物性的社会性存在。基于身体社会性存在，身体运动成为社会的“转译器”，促进着主体间协调与共识达成的同时，展现出身体运动的社会性安置。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身体运动的社会性安置并非对唯实论的重复，而是基于运动社会学的构成要素和谱系，将运动社会学研究引向微观的身体经验解释，并以“联结”建立起另一种社会解释机制。对此，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提供了注脚。如果以拉图尔意义上的转译（translation）来理解身体运动的社会性安置，那么其关键便在于把握行动者（actant）之间发生联系的过程。鉴于行动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或者信念和现象，行动者间发生的联系过程具有动态性、复杂性特征，因此，在思考解释机制时，需同等重视“社会的社会学”与“联结的社会学”的解释范畴，即，不仅要注重对微观身体经验的解释，还需关注微观身体经验背后的社会秩序。运动社会学的学科想象力与研究价值由此也能得到进一步彰显。
结合既有研究成果来看，部分学者已为我们展现了有关身体运动的社会性安置的思考。一方面，以提升理论能力为旨，吸纳其他分支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来丰富对身体运动的解释。21世纪初，研究者们多以实证研究范式探索经典社会学理论与身体运动研究的结合，如Giulianotti很早就提醒我们齐美尔的社会学思想与身体运动研究的广泛联系，无论其形式主义社会学思想，还是关于“陌生人”与“冒险者”的类型分析，抑或是关于社会性的讨论，都能为身体运动研究的某些议题提供一定的解释基础。Wulff从爱尔兰人的舞蹈入手，结合保罗·康纳顿的记忆理论讨论身体与社会记忆建构之间的关系，以此揭示出社会记忆的流动性特征。Rogers等人则以舞蹈政治学的概念剖析了现代柬埔寨舞蹈行动中的身体所具有的国家意涵与民族性隐喻。近年来，随着社会学研究的物质转向，新唯物主义视角也为之提供了研究启发。例如，Thorpe在新唯物主义视角下将新冠疫情视为非人的能动之物，考察既有的生活秩序被这种非人之物中断后，女性在日常居家活动中对幸福感的再想象。除此之外，部分研究者还结合身体技术、情境理论、身体社会学视角等，展开了更加多样的身体运动研究。Crossley对身体技术的考察触角延伸至音乐领域，他借Small将音乐视为一种活动的观点，分析了音乐乐动这种集体行为中观众与表演者的身体技术。Norrito等人借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的生物生态学理论（情境理论），分析了难民足球运动员的职业转型，细化了个体身份转型中个体与结构的互动过程。Day则借身体社会学的视角反思了身体运动研究有关身体经验疼痛-愉悦的二分逻辑。
另一方面，扩大研究议程，将身体运动置于不同的社会情境中以展现运动与社会的联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部分社会学研究者扩展了体育运动与多元社会现象的勾连，如体育运动与社会阶级、意识形式和霸权理论的关系；体育运动与社会性别、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体育与种族和民族；结构化理论视域中的体育运动；文明化进程中的体育运动；体育中的暴力问题；在社会学研究的后现代转向下关于运动研究的知识生产范式的再思考。随着研究的推进，围绕身体运动所展开的研究本身逐渐得到关注，研究者反思了如何才能使相关研究在社会不平等、社会参与、健康与可持续，以及民主与权力等现代性议题上有所作为。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者围绕个人运动行为实践与国家复兴和民族解放的关系、对抗性运动背后社会文化系统对身体的剥削、瑜伽教学中身体知识的社会转化，以及少数族裔的工薪阶层女性通过舞蹈重构自我身体认知等方面展开了探讨。
概而言之，身体运动的社会性安置将运动社会学的解释机制引向更加广义和深层的论域。运动社会学研究不仅统合了体育、竞技、舞蹈等多元身体活动形式，而且兼容“社会的社会学”和“联结的社会学”之间交互的解释机制，从中可见运动社会学丰富的价值指向与学科想象力空间。
前已述及，运动社会学的构成要素为生物性身体的社会情境化表征，并以此为基础探究运动行为、社会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借此，本部分从视角、方法与知识生产三个维度进行反身性思考，探寻触发运动社会学潜在巨能的路径。
5.1 视角：走出宏观抽象经验主义误区或为拓展运动社会学想象力的关键
对于以人性与社会秩序为核心议题的社会学而言，虽然有着广泛的研究主题，但也因此存在着研究边界模糊的问题。对此，社会学家的解决办法是对人际之间各种行动与互动构成的社会关系进行范畴划分，进而确定研究焦点和理论边界。在身体运动研究中，由于学科归属的模糊性以及人类运动行为的复杂性，研究者们对运动行为的解释机制常常基于多学科交叉（其中以体育学与社会学交叉尤为突出）展开。这种研究共识虽然推进了身体运动研究开展以及运动社会学的形成，然而，共识之外我们也应关注到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具体研究的差异。例如，我国部分相关研究在一段时期内表现出将宏观社会现象和宏大主题叙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特征。虽然其中的一些成果在我国运动社会学发展中起到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是为避免因陷入宏观抽象经验主义误区而导致理论生成与经验社会事实的脱节，我们也应正视已有研究的局限，以进一步推动我国的运动社会学发展。
整体来看，相关局限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论题的宏观化和外部化倾向。这种情形与中国的体育历史和自主知识体系不完善密切相关。一方面，我国自近代以来，长期将体育发展与民族国家等宏大话语相联。相较于对体育本身及其社会关系的探讨，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体育与国家发展广受关注。部分研究者更倾向基于对相关政策、重要历史事件的解读，从宏观或中观层面为体育发展提出建议。另一方面，学科之术的不明确以及自主知识体系的不完善，导致相关研究外部化。相较于“体育社会学”，已有部分相关研究表现为“社会体育学”。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同母学科接轨不足导致的学科之术模糊。运动社会学研究范式须秉承社会学的学科之术和实证精神的问题之学，以经验性的事实与材料来验证假设和命题，在理论对话中实现知识生产。当然，相关研究论题的外部化倾向，除了以运动社会学与社会学母学科接轨不足为表征的学科之术不明确有关，还与以西方社会学理论在中国本土问题解释乏力为表征的自主知识体系不完善有关。因现有社会学理论多根植于西方社会而生，有着西方社会问题和背景的前提与预设，难以充分认识和解释中国的本土性问题。对此，明确学科之术的同时，着眼中国本土性问题来建立自主知识体系便迫在眉睫。第二，微观运动行为与宏观运动秩序研究的盲区化倾向。一方面，既往针对微观运动行为的研究常常呈现对他者的关注，研究者在对应研究中扮演客位角色。这使得相关研究常常在貌似微观的研究命题下，徘徊在费孝通所说的只见社会不见人的困局中。近年来，随着运动研究中口述史、自我志、主体志以及个体运动行为志等方法的应用与推广，微观运动行为研究得以推进，运动者的主体性也得到进一步呈现。另一方面，部分研究在运动与秩序（如体育强国、冰雪文化普及等）的讨论上常从顶层出发，而对底层回应关注不足。第三，对微观运动现象研究的片面化倾向。在运动行为研究中，部分研究者或把中位数群体和抽样代表视为社会的真实，或将个体、群体的运动行为归因于各种因素的组合，以类似于“物”的方式进行要素阐释，而忽略了人的个性和社会性。
综上，在我国运动社会学发展过程中，我们肯定已有那些围绕宏观社会现象和宏大主题叙事展开的研究所具有的作用，同时也要客观认识到对宏观议题关注较多而对微观现象关注不足带来的研究桎梏。为避免陷入宏观抽象经验主义误区而导致理论生成与经验社会事实的脱节，除了统合历史与现实、融通宏观理论视野与微观经验事实之外，我们还应关注运动行为与秩序的异质性。在聚焦宏观结构下的个体主动性和联结互动，以及微观运动参与的经验性事实中，洞察背负在个体身上的隐形枷锁，推动运动社会学的自我范式革命、拓展运动社会学想象。
5.2 方法：探究身体的生物性与社会性融通机制是触发运动社会学潜在巨能的路径
生物性与社会性是社会学领域解释身体议题的重要方面，二者既界限分明又相互融通。在对以身体为载体的运动进行解释时，社会学同样表现出对两种属性的思考。基于社会结构对身体运动的制约与形塑，以及身体与自我理论否认思考，已有研究对以身体为载体的运动的解释主要沿着两个模式展开：其一，在社会规训身体运动的解释模式中，强调社会秩序、文化与结构对个体运动行为的影响与规束；其二，在个体运动能动性的解释模式中，从个体身体运动本身理解运动行为与运动活力。整体看来，社会学视域下的身体运动研究与解释，既重视身体运动的肉身性生物体验，也关注身体运动在社会结构下的情境化表征。随着现代性情境中身体运动形式与内涵的丰富，定义和解释人类运动行为的难度也逐渐增加。虽然身体运动与身体技术、身体运动与自我、身体运动与社会、身体运动与文化认同、身体运动数字化等议题的提出拓宽了身体运动研究边界，但愈加复杂的身体运动和秩序，以及模糊的解释边界也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鉴于研究者对生物性与社会性解释模式的差异化侧重与采用，身体运动研究易落入生物主义或文化主义决定论的窠臼。因此，相较于对生物性或社会性的单一解释模式的更新，回到“运动”本身，从仪式、舞蹈、竞技、体育等多元运动中探究根源性的人类运动行为规律，俨然更有助于身体运动研究范式与理论解释的更新。
随着更广义的身体运动被研究者关注和探讨，运动社会学也逐渐走出社会学学科边缘。为更好地发展运动社会学，在秉承学科之术的同时也应注重学科潜在巨能的触发。对此，可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在人类运动行为解释中建立生物性与社会性的融通机制。人类身体运动的生物性感知与社会性嵌入事实上是互为存在与发展的条件。从本质上看，个体的运动行为具有韦伯意义上的行动指向，是与外在社会秩序不断交互的结果，因此，在运动社会学的潜在巨能触发中，除了以运动的身体为主线来把握身体的规训态、支配态、镜像态与沟通态多元面向，还应在“社会”与“关系”之间寻找间性弥合。其次，倡导行动伦理分析，把“人”带回运动社会学。“人”作为运动行为、运动现象与运动秩序的主体，不单指个体，也包括基于个体连接形成的群体。之所以强调将“人”带回运动社会学，是因为“人”是社会和历史汇总而成的行动者，只有将其置于历史、社会以及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来理解，才能摆脱运动行为与秩序研究的碎片化和变量化局面，并突破宏观仪式化、盲区化与片面化的束缚，强化运动社会学研究对实质且鲜活的社会过程的观照。“人”既有生命也有意识，且受到价值观念和文化制度的支配，因而在把“人”带回运动社会学时不仅要通过对“人”的社会关系、场域空间、风格底色进行行动伦理分析来理解人的运动行为方式，还应关注人的“通性之同”，察觉“个性之异”。这从学科层面而言，贴合运动社会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整体需求；而就现实层面来讲，有助于回应中国当下转型期的实际问题。
5.3 知识生产：避免“发明”与“发现”的滥用是建构运动社会学知识体系的根本
社会学是近代以来工业化转型期间人类社会剧烈变迁，以及人类文明智慧增量的产物。对于社会学而言，扎根实际、提出理论、回应并解决社会问题是其长期以来坚守的学科基因；而对经验研究品质和实证性的追求，以及对现实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则构成了其学科知识生产的关键。正如应星所说，社会学的知识生产过程是一个不断“发明”和“发现”知识，并积累和更新的过程。社会学的中国化发展也是过程性的，自19世纪末严复将“sociology”译为“群学”以来，社会学被引介入中国已有百余年，其间，社会学的中国化也被中国社会学界所持续探索。
运动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其中国化同样是相关研究者们所思考的内容。从人类身体运动的整体发展来看，早期以游戏和仪式为表征的运动行为并无明确的中西分野。经历了埃利亚斯意义上的文明化进程之后，现代体育在西方社会兴起与发展，并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中西方身体运动对比的要件。在现代体育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被西方社会思想家所关注与探讨的过程中，运动社会学（体育社会学）等研究分支随之出现，并在世界范围的社会学身体运动研究中发挥引领作用。随着全球化发展，以及现代体育与西方社会学理论被不断引入中国，中国的运动社会学（体育社会学）研究也逐渐开展。然而，相较于现代体育以及运动社会学（体育社会学）在西方社会的“早生内发”，在中国则是“晚生外发”，加之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在研究社会场域中人类运动行为与秩序关系方面，中国的运动社会学需要在本土情境中挖掘独特的田野经验。因此，研究者在推进运动社会学（体育社会学）中国化时需要兼顾对理论和方法范式的思考，需要明确的是，正如米尔斯对帕森斯宏大理论的批判，以及默顿的中层理论所陷入的碎片化困境等提供的镜鉴，我们既不倡导对宏大叙事进行选择性亲和，也不认同对抽象概念的盲目崇拜。强调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舍弃一般性知识，而是要在本土性实践经验中总结和提炼出普遍性认知，将人类发展的局部经验上升为整体认识。
在中国的运动社会学知识生产过程中，为更好地构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以及提升“三大话语”体系，我们需尽量避免因学科区隔而产生的三个问题。第一，避免跟风式的知识生产。主要包含避免以宏大的抽象经验主义或朴素经验主义，将运动行为、现象与秩序置于时事性、权宜性和短期性的政策语境下加以考量，并规避将政策征询与时事宣讲等同于学术创新的粗浅做法，或者基于特定的重要历史事件简单衍生出仪式性和口号性的“知识”碎片。第二，避免因缺乏严谨的学科之术而产生的地方性知识。学科之术是展开学科对话的前提条件，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不取决于研究对象，以及定性和定量方法的优劣，而是取决于生成研究结果的学科之术的规范性、科学性以及研究问题与方法的适配性。研究者不应忽略已为共识的方法论体系，同时，也要避免基于片面认识而盲目自创方法与范式。第三，避免“无中生有”和“旧瓶新酒”式的知识生产。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尽管需要研究者对研究主题所涉及的思想家观点和研究谱系有清晰的把握，即以前人的研究终点作为当前研究起点，但相较于理论与概念从无到有的“发明”过程，“旧瓶装新酒”则是“发现”的过程。
一言以蔽之，运动社会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建立在遵循严谨的学科之术和历史性地传承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之上，在把握已有知识谱系的同时，结合当代本土场域中的运动行为、现象与秩序的实践经验，在不断交流与对话中促进具有本土化特色的知识生产，实现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运动的身体隐喻着社会。如果说这构成了本文论证的核心要义，那么，身体运动的社会性隐喻也为进一步拓展运动社会学的想象力指明了方向。随着智能时代身体“在场”方式的转变，以及身体运动形式的多元化趋向，围绕身体以及身体运动展开的研究也得到进一步延伸和拓展。在此期间，运动社会学逐渐走出社会学研究边缘。为了更好地理解运动社会学，我们可将其同与之存在部分研究议题重叠的身体文化研究（Physical Culture Studies，简称PCS）进行对比。不同于身体文化研究（PCS）重视社会性的身体而对生物性身体关注不足，运动社会学同等重视身体的生物性与社会性；同时，不同于受英国伯明翰学派影响的身体文化研究（PCS）以活动的身体（active body）如何在社会权力网络的运作中被组织、被表征和被经验为核心问题，并在身体与社会权力关系的解释中沿袭了文化研究的批判性传统，秉承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学科品质的运动社会学更强调洞悉身体运动与秩序间的互动机制，聚焦于探讨运动同社会结构和关系的彼此形塑，同时，也由于从广义身体活动来切入而具有更加宽广的研究视域，并在对 “联结的社会学”与“社会的社会学”解释机制的兼顾中进行自我范式革新。
总体而言，本文并非形而上的概念思辨或学科史梳理，而是通过锚定运动社会学论域，提供一种解释人类运动行为与秩序关系的可能性思考。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许无法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牛顿和爱因斯坦，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运动社会学的深耕。在运动社会学发展中，我们除了要继承社会学开拓者的心志、胆识和胸怀，还应与时俱进地深入经验事实的细微之处建立问题意识，将更广阔视野中的人类运动行为与秩序置于微观的社会生态描摹之中，继而在自身文明与现代世界的交流碰撞中激发思想动能，拓展社会学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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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登于《体育与科学》2024年第1期，已于中国知网发布，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文献引用格式：
王智慧.运动社会学：身体生物性与社会性联结的谱系及范式[J].体育与科学,2024,45(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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