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速度社会学相关理论出发，以身体生物性与社会性的情境化表征为线索，沿着竞速、失速以及如何减速的递进逻辑，试图从加速社会的角度理解体育的现代性进程。研究认为：（1）在竞速语境下，身体竞技快感驱力与自我无限的加速循环，社会心态能动性与功绩社会独立外在的文化引擎，以及主客之间不断调整的知觉后勤感知驱动，构成了加速社会体育在社会空间实存的结构化样态；（2）过度竞速下，体育与技术“义肢”的选择性亲和将进一步加剧身体内向殖民化和竞速革命，个体在时间暴政下难以消弭运动与过劳的叙事张力，最终，身体运动在速度虚无的空间中以虚拟表象的方式在场，个体的自我存在由此面临更多不确定性；（3）面对失速，须主动减速并对主导体育发展的竞速逻辑进行批判反思，以“位育”思想建立动态的社会稳定机制，在认知上进行“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的思维革新，在理念上构建柔性竞争机制以约束加速倾向，在行动上通过福利政策的同频平衡主客体关系。
关键词 速度社会学；功绩社会；技术义肢；时间暴政；速度虚无；运动社会学
速度：身体的内向殖民与社会性重构——加速社会下体育与现代性的反思及择向
文 | 王智慧
（《体育与科学》2024年第6期）
一百多年前，法国著名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曾经这样描述，“望远镜越是被完善，星星就越多”。如果将这句话置于现代性的语境之下理解，望远镜和星星就犹如人类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及其衍生的复杂社会问题。现代性越深入，社会运行和变迁得越快，给社会秩序带来的影响就越错综复杂，这种进步及其背后的秩序失范与重构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19世纪30年代，“秩序”和“进步”成为“社会学”一词创立者孔德当时为此门学科确立的起点命题。之后，伴随科学技术发展，社会快速转向工业化并在现代性进程中产生一系列后果，社会学进一步确定了思路，开启了经典时代篇章。在此期间，虽然社会学领域围绕社会变迁及其相关后果进行了多维探讨，但“速度”并未作为社会学现象引发思想家的广泛关注，即便社会发展本身便蕴含速度。通过追溯发现，物理意义上的“速度”与社会学关联，源于对速度的积极体验，一如意大利诗人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在一百多年前感慨，“这个世界因为一种速度之美而更加壮阔了”。然而速度本身及其带来的影响总是积极的吗？面对社会高速发展过程中速度所显现的难以掌控性，以及伴之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曾忧思“我们的时代迷上了速度魔鬼”。尽管上述两种观点指出了速度的利弊，但事物的多面性也使我们知晓，二元视角无法揭示速度的复杂性，也难以把握其作为一种现代性社会事实的本质。因此，我们需要拓展分析视域。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戴维·哈维（David Harvey），以及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分别提出的“竞速学”“时空压缩理论”和“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是迄今讨论速度议题无法绕开的基石。尽管维希留理论中有着“人类被加速科技殖民”的技术决定论色彩，哈维更关注后福特主义下加速的生活步调，二者的理论观点均具有片面性，但不容否认的是，其都为我们在今天理解加速社会提供了参考与反思路径。当然，在维希留、哈维之外，罗萨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代表人物，通过对既往速度理论的有机整合，所指出的整个现代性发展就是社会加速，而“社会的加速”即社会本身的性质，也颇具启发性。
当“一切都越来越快”成为现代性带给我们的直观体验和核心属性,“效率！速度！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座右铭”，加速社会业已成为事实，那么具有社会性的人，又相较过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并以自身“镜照”了加速社会呢？对此，以身体为载体的体育运动，为我们提供了典型的观察视角。一方面，鉴于人类作为生物体，身体伴随其生命始终，人类的转变通过身体体现，因此人类在加速社会中的身体体验，作为人类的一种具身性微观“故事”言说，为我们提供了思考人类于加速社会中转变的路径。另一方面，基于体育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的密切关联，以及体育运动既关涉生物性身体又关涉社会性身体参与，因此以身体为载体的体育运动，不但为我们观察加速社会中人类改变，而且为我们洞悉宏观加速社会带来的“现代性后果”提供了支持。借此，本文结合速度社会学相关理论，以现代性背景下体育参与中身体的生物性与社会性情境化表征为线索，沿着中国体育“竞速”实践所反映的加速社会与体育现代性客观存在、技术发展下“竞速”失控（即“失速”）时加速社会中体育面临的现代性风险，以及为避免一系列风险而采取“减速”措施的递进逻辑展开，以期在反思中国体育发展经验的同时，尝试揭示加速社会中体育发展的本质，思考理论拓展的可能。
如果说人类社会的现代性进程是以技术发展为主线的“竞速革命”，那么现代性场域的个体则在无意识间被卷入了加速社会中的时空变革。伴随“加速”不仅以概念形式而且以意识形式渗透社会运行系统，并从科技进步、社会变迁以及生活节奏三个面向影响着个体和社会秩序，加速社会中体育内涵与外延也发生了改变。在理解这种改变时，竞技运动以自身同“加速”的直观可视性，以及在体育现代性进程中的历史性、代表性、前沿性特征，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本部分主要通过对中国竞技体育的竞争之根、功绩之态、堕距之象的探讨，说明加速社会体育现代性。 2.1 竞争：身体竞技的快感驱力与自我加速的循环
牙买加人尤塞恩·博尔特（Usain Bolt）的百米最佳成绩是9秒58，肯尼亚人埃鲁德·基普乔格（Eliud Kipchoge）的马拉松成绩是2小时1分9秒。如果说这些以时间为单位的数字标识着具有差异化的生物性身体在物理空间中的运行速度，彰显了生物性身体的潜能，那么中国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实现金牌榜零的突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跃升金牌榜首位所呈现的“时空压缩”意义上的体育发展速度，则彰显了以社会性身体的情景化符号为表征的“社会有机体”的变革。两种速度虽然存在差异，但就本质驱动而言却具有一致性，即都源于竞争：前者是个体基于生物性身体潜能具有挖掘空间的竞争，后者是国家基于现代性背景下体育事业综合水平具有提升空间的竞争。 对于不同速度源于竞争的理解，也可通过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获知，即竞争是生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具体到人类发展中，可从生物性身体与社会性身体两方面理解：一方面，人类出于生物体生存或快感需求而提升自身速度、开展竞争时获得的身体感，往往同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本我”相连，构成人类活动的原初动力，并以情感连接与宣泄的形式传播和呈现；另一方面，人类在面对种内与种间竞争结果的不确定性时，常常为了社会性需求，在目的和动机层面开展多元博弈。在博弈过程中，由于残酷的竞争环境往往塑造人类自私、冷漠和利己的角色性格，因此不应忽视人类为社会性需求而开展的竞争中所呈现的异化可能性。整体来看，如果说人类为满足生物体生存或快感需求而开展的竞争，是竞技运动开展的原始形态，那么随着人类社会化、文明化进程下竞争内容的丰富，竞技运动也实现了升华，不仅上升到思维与文化层面，而且具有社会文化的普遍意义。由此，人类在以速度为表征的竞技行为中表现出的“想赢怕输”心态，兼具生物性与社会性内涵也便不难理解。 在一次次竞技成绩刷新中，人类逐渐建构起具有因果关联的自我强化、自我反馈与自我更新的竞技文化系统。首先，人类在身体竞技上的不断自我超越，驱动了体育文化建构与更新。由于竞技本身就是一种竞争，是身体参与和比较的结果，因此，超越“自我”与“他者”的思维便构成了竞技体育发展的认知逻辑。在人类寻找“超越”与竞技价值间的平衡过程中，体育文化系统也得到了更新。其次，以科技与制度为依托的加速和超越思维意识，成为现代体育发展的直接动力。当身体竞技的快感向社会空间延伸的时候，身体竞技的文化属性就不仅仅停留于个体层面，而是以身体竞技价值符号与民族国家紧密关联，表现为从个人快感上升为民族国家的荣誉（快感）。此时不同民族国家在加速与赶超中所呈现的竞争博弈，在为现代体育发展提供动力的同时，也展现了加速社会中体育现代性的“争之本”。
2.2 功绩：社会心态能动性与独立外在的文化引擎
在体育现代性进程中，伴随身体竞技快感逐渐被物质化的符号所遮蔽和掩盖，以及“金牌”“冠军”等表征体育竞技优胜者的符号与称谓征召起复杂的行动者网络和利益者相关群体，竞技运动的联结性也得到生动彰显。竞技比赛中，虽然颁发金牌是即时性的，但获取金牌则是过程性的，其中关涉运动员之外的科技、文化等多重要素。而这一过程说明，人类在身体竞技中获得的快感，不但是驱动个体不断超越自我的原初动力，而且能够在互动仪式中通过情感能量联结，衍生为内在意识，并培育出一种动态、突生和宏观的社会心态。这种社会心态作为社会文化意识的表达，以对不同场域体育演进历程和价值趋向的包含——一方面,印证了古特曼意义上现代体育“从仪式到记录”的本质；另一方面，也揭示了集体“快感”的走向——成为剖析体育发展过程中价值异化的关键。关于异化，马克思曾指出“人类产生劳动后，就进入不断被物化、异化的过程，人类的情感也随之发生变化”。既然异化已有历史，而不同群体的文化认知、价值观等差异会使异化走向不同，那么我们在反思加速社会体育现代性时，便不应停留于表面，而应将思考引向社会因素和文化本质。 为生动理解体育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异化，我们可结合法国当代思想家罗兰·巴特的系列观点来看。巴特在研究戏剧等表演时，认为戏剧迷在观赏戏剧时，能通过听觉和视觉使彼此间产生联结和融合，并从中获得类似“性快感”的体验。在此过程中，“声音是一种扩散，一种暗示，它穿过身体的整个表面和皮肤，可以引发高潮”，而“文本也是一种身体，尤其是一种性爱的身体，人的性爱身体与文本的性爱身体的交流导致一种极乐”。其间，巴特结合戏剧表演，将躯体理解为一个纯粹、充满欲望快感与享乐主体的思考方式，对我们理解体育竞技实则具有启发性。例如当竞技场充斥“假打”“黑哨”时，对观众而言也犹如一场戏剧表演，只是其所引发的“虚假高潮”具有欺骗性。而这种存在于现代体育发展过程中的异化现象和理论解释上难以吞咽的张力，恰是当前宏观经验主义层面的“对策与建议”和“体育治理”类文本无法回应和解决的矛盾。 面对加速社会下体育社会心态的异化，以及超越生物性本体意义上的体育工具化诘难，我们需要站在一个以工作绩效、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为导向的“功绩社会”价值原点上予以其重新认识。首先，在功绩社会，成绩、业绩以及一系列相关价值，成为体育工作中理想“自我”的评判依据。随着人们在加速社会中持续追求目标，功绩社会逐渐发展。与之相伴的是，库利“镜中我”的理论解释力得到延伸，即追求别人对自我的肯定成为加速社会中功绩心理的认同标准。区别于规训社会中人们被告知“应该做什么”，功绩社会更侧重激发主体的内在动机和自我驱动。继“你行”“你可以”成为功绩社会赋予个体的“精神权力”，个体在体育工作中的自我评判依据也发生转变，主要表现为对成绩等内容的关注。其次，以功绩社会为文化引擎，“自我”进一步推动体育发展。功绩社会作为文化引擎，改变了以剥削与不平等进行的异化和去现实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断完善自我信念，以及自由和自我实现（Sich-Verwirklichung）。基于此，自我不但以效率与个人绩效为驱动力，而且在体育发展中的主动性、能动性也进一步提升。概言之，功绩社会是竞速革命的结果，是加速社会的一种表现。当个体快感在功绩社会中从中心被挪向边缘，而群体“功绩”被挪至中心时，体育社会心态也发生了异化。此时功绩激发了行动者的自我驱动力，也使真实自我被部分遮蔽，如果不能把控其中的张力则可能导致失速风险。2.3 堕距：主客之间不断调整的知觉后勤感知驱动
个体身处加速社会，犹如乘坐高速行驶列车的乘客，并不具有控制列车启动、加速或停止的权力。伴随“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的个体情境化感知成为常态，尼古拉·果戈里提到的“还没有出发，人就已经不在原处”，愈益被理解，人类既是速度的主体也是其客体，同样逐渐成为共识。基于人类与速度的关系，以及人类与社会的关联，我们在探讨加速社会中人类发展时，便脱离不开对速度与社会的思考。 对此，维希留认为“社会竞争的本质是速度的竞争，现代工业发展史更像是被速度发展影响的速度变迁史，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竞速革命’，在速度影响之下，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早期的借助外界自然力量的自然速度、工业与交通革命时期的相对速度，以及信息化时代的绝对速度三个阶段”。从中不难看出，维希留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建立在速度革新的基础上，并将速度置身于自然可感的经验中。此时身体被看作本体论意义上的知觉主体，即维希留认为身体在空间的移动性感知使人类获得了自己与世存在的真实经验。虽然这一颇具梅洛庞蒂现象学影子的观点，为我们理解和解释速度提供了不同以往的视角，然而其技术决定论倾向，也使其在阐释社会加速带来的复杂问题时，显得明显力不从心。在维希留等学者研究基础上，罗萨进行了再思考。罗萨以《加速：现代时间结构的改变》（2005）的发表，成为社会速度研究领域新的关键人物，他将加速作为社会本质，以现代性不断卷入加速的过程为切入点，在承继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时间（时间社会学）的视角所建构的新的加速批判理论，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对速度与社会的思考。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维希留与罗萨等人开展的速度社会学研究具有一定启发性，但系列观点在解释加速社会中出现的复杂命题时，仍存在局限性。而这也印证着齐美尔和奥格本曾提及的，人类知识生产与社会发展无法绕开的因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滞差而产生的“文化悲剧”，以及因物质文化发展快于精神文化而出现的“文化堕距”。 面对加速社会长期存在的主客间堕距，为避免陷入单一视角僵局，我们应以中性态度分析堕距的影响。即在堕距的消极影响之外，认识到其积极作用，并在消极与积极认识中找到有序发展的平衡点。就积极层面看，堕距的产生实则对应上文论述的身体自我加速循环（内在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体育发展的外部驱动。一方面，“堕距”驱动发展，也解释了“赶超思维”的逻辑原点。对于中国体育事业而言，“奥运三问”“体育强国战略”和“三大球”发展战略都是基于“堕距”制定的，是一种内在事实通过外在意向的直观化显现。在“堕距”事实面前，中国体育以缩小差距为发展目标，也生成了“赶超思维”。另一方面，在堕距驱动下，主体通过调整的知觉后勤，以一种隐形的文化驱力形式强化着自我实现预言。在加速社会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金牌就是资本”“成绩就是王道”“不努力就会被社会淘汰”，以及“为了千分之一秒，穷尽一切努力”等生存哲学和竞技体育价值哲学广泛存在，并以一种“模板效应”规训和指引着人们的行为逻辑与行动策略。个体为适应社会发展，通过提高生活步调、压缩时间等方式，在调整和适应自己的后勤感知的同时，进行自我的殖民与压迫，并通过超越自身生命的有限性发挥出更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总之，加速社会使个体在主观生命和具身体验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速度感”。为适应以高速运行为表征的外在实存，人们不断调整后勤感知。然而调整并不代表能够同步，个体间、群体间以及区域间仍存在速度发展滞差下的堕距。落归到中国体育发展，这种堕距滞差一方面构成中国体育发展的内在动力，一方面也造成以竞争和赶超为基调的体育和社会文化变迁。
“你们看见这只蚊子了吗？这是一架带有微型探测血管传感器的绝妙机械。它用微小的锯子在皮肤上锯一个切口，极其准确地吸血。我们不久就会造一个这样的机器人，把它派往人的体内进行探测。”从中可见人类社会的科技进步水平之高、速度之快，也可见速度可控又不可控。所谓可控，即人类知晓提升速度的目的为何；所谓不可控，即人类不知道提升速度的同时会产生哪些连带影响。正如竞速革命给人类社会发展注入动力的同时，也催生了异化。这种异化于身体本身和体育发展而言，最直接的表现是技术嵌入体育与身体、社会等多维时间争夺，人与非人身体共在下体育内容、边界、主体的模糊化。这些异化说明了加速社会隐而不显的身体殖民，也反映了体育现代性进程中存在的隐忧。
3.1 技术义肢：身体内向化殖民化的证成
前文谈到，当竞技运动不仅是个体层面的身体快感，而且成为群体和民族国家荣誉时，竞技运动也具有了以目标和价值为导向的复杂社会文化活动内涵。虽然人类在竞技运动开展中，早已认识到生物性身体在物理空间位移速度的有限性，但并不妨碍其对无限提升自身速度的追求。当无法改变生物体本身时，人类开始借助技术手段以实现加速目的。从早期借助兴奋剂类的药物（直至今天竞技体育仍无法摆脱违禁药物的困扰），到今天借科技直接干预或间接辅助，技术不但以不同方式嵌入体育实践，而且在更新迭代中深化了对身体的干预。通过1983年芬兰奥卢大学发明第一台无限心率遥测仪（Polar PE-2000），2019年超光频数据连接技术的ClearSky运动表现评估系统，以调控脑皮层兴奋性提升运动员运动表现的经颅电刺激技术（TES，transcrani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谷歌DeepMind开发的人工智能足球助教，自诩“腕上健康专家与私人运动教练”的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可穿戴设备在体育竞赛领域的运用，可知，竞速革命下的技术应用已渗透到体育实践的细节中，并与运动的身体建立连接和耦合。 不知不觉中，我们已进入维希留意义上“技术义肢”的生存模式。而技术嵌入体育的本质，在于速度权力对身体的殖民，正如人类虽然无法完全突破肉身硬件条件的约束，但可通过使用技术实现速度质与量的飞跃。彼得·戴曼迪斯预计，“在人机合一的未来，直径50～100纳米的机器人将成群结队地驻扎在人体内，承担诊断、修复和维护任务，这比身体本身具有的自然生物功能更有效”。此时，身处加速社会的我们，内在意识和外部经验都因技术而改变。然而在惊喜于技术带来的速度飞跃之外，还需要思考身体在由人与技/机合成时，“人”的肉身性运动体验还存在吗？回答该问题，则要先把握身体内向化殖民的两个表现。 一方面，技术义肢遮蔽了身体运动在经验世界获得感知的切身性。诚如上文所述，技术革新的积极意义在于为体育发展注入动力，同时拓宽身体的感知边界，但技术发展带来的“反噬”效应同样不容回避。首先，技术殖民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身体的“完整性”。个体在肉身感知中，对运动时间的感知与反馈来自长久积累的具身体验。随着技术义肢的植入，人类对身体运动的感知方式逐渐被智能技术填充和替代。当作为运动载体的身体在人与技术耦合中被再建构时，个体的身体意识也具有了拼贴合成意味。此时的身体运动感知已然非整全地源自人类身体，而这也说明了技术殖民对身体“完整性”的某种破坏。其次，技术加速发展下的身体内向殖民，使人类在运动时的身体感进一步抽象化。伴随技术的快速发展，真实肉身同数字化等虚拟身体共在已不再新奇。在算法逻辑展现出的取代个体生活感知能力之势下，细腻、鲜活和整一的身体运动感知消失于无质性变化的虚拟身体和“类人”身体之中。另一方面，加速社会的技术革新将加剧身体的内向化殖民态势。尽管人类已意识到加速社会以及技术革命可能的后果，但在竞速革命带来的红利面前，人们常常选择后者。例如在对人类身体潜力挖掘的过程中，更新的技术不仅作为辅助工具，而且作为重要主体参与其中，人对技术依赖性的提高也是技术革新下身体内向化殖民的一种表现。总之，技术义肢既是人类身体的延伸，也是人类身体殖民的证成物。即便马克思、维希留、哈维以及罗萨等人的洞见，已表明有人认识到了“类人”技术取代人类以及感性被技术驱逐的危机，但加速社会中的体育行动者，面对技术红利与不可逆的现代性，仍选择性亲和技术义肢。而这将进一步加剧身体内向殖民化和竞速革命。
时间的流逝不可逆。虽然“越来越快”是当前大众普遍提及的时间体验，然而也出现了诸如“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时间无处不在，却又使我们不理解它们”的困惑。时间于社会而言，绝不只是变动的数字。在社会学经典时代，迪尔凯姆已意识到“时间是基于社会建构意义上的类目，社会生活的节律是时间被视为这一类目的基础”，而索罗金和默顿也认为“时间指向了社会的节律、脉动与跳动”。如果说迪尔凯姆和索罗金等人对时间与社会节律关联的认识，为我们理解加速社会与时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那么维希留、罗萨等人的速度之思，则进一步为我们理解相关关系提供了启发。不同于维希留“速度学”更倾向于技术决定论下的线性时间关系，罗萨基于晚期现代性背景，围绕科技、社会与生活三个层面，着力探讨质性加速观。随着研究深入，后现代加速理论代表者韩炳哲认为罗萨的观点具有阶段性趋向并予以否定，指出“当今的时间危机不是加速，加速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感受到的加速，只是时间消散的诸种症状之一”。通过上述对时间与社会既往研究指向的简要介绍，我们可知，学者们广泛认同时间是加速社会的社会支配要素。无论是在罗萨的多元加速观中，还是在韩炳哲范式变换意义上的“虚无”中，时间都是关键变量。当时间抗争与由此衍生的现代性社会问题不可避免，时间于现代体育而言亦是一个核心内容，并作为运动与健康关联的“发生器”发挥作用，且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竞技要素的时间主宰着从业者的命运。马克思认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加速社会不仅导致时间的异化，还导致体育从业者利益分配和思维的异化，进而表征为以竞技时间主宰从业者命运。例如“为了千分之一秒，穷尽一切努力”是我国某竞技项目国家队的标语，旨在激励运动员抓紧时间和机会努力训练。而在激励行为背后，实则蕴含着竞技体育从业者工作、生活均由时间主宰的内涵。这里的时间具有多重指向，既指向备赛训练时间，也指向赛事时间，同时包含对生活时间的挤压以将更多时间用于竞技成绩提升。其间，体育竞技从业者在有限时间内获取最大效益的行为与话语表达，反映了实用主义从业者的潜在思维，也恰恰是将中国体育推向工具化、功利化以及唯金牌论、唯竞技论思维的“元凶”。 另一方面，社会时间与生命时间的疏离导致劳动时间与运动时间的抗争，成为绕不开的现代性症候。社会时间的加速以社会变迁和生活节奏的加速为表征，我们在疑惑“时间都去哪了”时，也在不经意间步入时间暴政带来的失速危机。鉴于“现代社会中谁控制了时间的分配和对时间做出解释，谁就掌控了社会生活”，时间暴政隐喻着权力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相关权力未被合理分配时，失速危机也随之出现。例如从“996”“007”工作制到被要求在有限时间里配送完订单的“骑手”，无不是时间暴政规训下人类成为时间的奴隶的烛照。此时“个人的梦想、目标、欲望与人生规划，都必须用于喂养加速机器”，“速度会杀人”理解起来也不再困难。面对加速社会中内卷、缺乏运动以及不良生活方式等导致的疾病，人类直观感受到的是充斥于生命体验中的恐慌感和时间匮乏感，但其背后是社会时间与生命时间及其疏离导致的劳动时间与运动时间深层矛盾。对此，人们仅仅通过不断重新开始以应对种种不确定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现代性症候，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思考。整体来看，即便我们已“分秒必争”，但在他者面前仍“焦躁难耐”。时间暴政下，个体既难以消弭运动与过劳的叙事张力，也无法回避社会失速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导致体育异化，以及需要我们在运动与健康之间探求衡平机制的深层社会原因。
加速社会并未像工业革命般，有确定出现的时间节点。正如历史上曾有人在1760年的某一天大喊“工业革命要开始了”，然而未有人在某个时间明确提出加速社会已经开始，但未被明确说明出现时间不代表其不存在。通过韩炳哲和罗萨等人对加速社会的探讨，便可见其肯定加速社会的存在。加速社会改变了人们生活，也改变了人们对速度的感知。如果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习惯于通过具身感知速度，那么随着技术进步下速度脱离经验性感知而进入由时间和空间建构的网络，人类对速度的感知也逐渐被虚拟现象遮蔽，进入一种速度虚无的存在状态。结合维希留所指出的“时间-光”（time-light）成为世界的座架（enframing），当下成为光的在场，“存在”成为一种“虚拟存在”。笔者提出智能时代“虚拟表象”，以说明加速社会人类感知的速度虚无。智能时代“虚拟表象”指智能时代身体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拟态化存在，并在社会交往和互动过程中呈现物理临近与电子临近并存的一种社会内在事实的外在意向。以此为背景，人们在加速社会中的速度感知虽然仍然存在，但不再如过去般完全是肉身感知，而是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实践。这种隐蔽以个体在虚拟空间中的身体实践完成。例如，个体在《健身环大冒险》（体感健身冒险游戏）的虚拟空间中的奔跑速度对于现实空间的个体而言是一种速度虚无，但不能就此否定该速度与产生速度的身体运动的存在。 伴随以ChatGPT、Sora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维希留所说的“虚无”时代业已到来。如果说“昨天，我作为地球人的肉体似乎就是胡塞尔所说的活着的在场者唯一的中心”，那么随着现实加速以来科技改变了人的中心地位、智能时代空间无限拓展、身体在现实社会空间和虚拟社会空间之间自由切换、世界以一种远程共在或模拟共在的方式呈现……以身体为载体的运动和体育竞技也迎来了变革，2024年2月21日在俄罗斯喀山举办的以“phygital”（即“physical：身体”与“digital：数字”的融合）为主题的“未来运动会”就是最好的证明。无论承认与否，“当科技遇上运动，未来已来”。当不可逆的加速事实带来实体的社会事实时，体育获得的绝不仅是技术义肢等带来的便捷，还有基于智能时代身体在场与自我存在的不确定性，其至少呈现两个方面的转变。 一方面，身体在场方式的改变及由此带来的竞技方式与竞技思维的异化。“未来运动会”中模拟竞技与现实竞技的结合，尽管只是智能时代竞技的一个开端，但也已说明过去完全依靠肉身在场的传统身体竞技模式正在改变。当前，身体在场的方式已日益多元化，并表现为共在、分在与虚拟共在，物理临近与电子临近等在场。进一步地，通过Sora制作生成式模拟视频完成“城市漫步”虚拟体验，我们也可知，虚拟运动已是可实现的未来，同时身体在场方式多元化也预示着人类竞技与游戏的拓展态势。然而技术进步下身体在场方式发生改变，带来的影响总是积极的吗？假如我们通过在人的头骨内放置芯片实现人机共生，使信息传递速度至少提高100万倍，此时的身体竞技还是我们所理解的身体竞技吗？当竞技运动不仅比拼身体还比拼技术，我们要制定怎样的规则来保证竞技公平？虽然马斯克于2016年底成立的神经链接（Neuralink）公司已在从事这样的研发并取得了初步进展，但种种转变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也决定了我们无法预见人类未来的竞技运动样态。然而可以确信的是，加速社会的体育将面对身体在场方式的改变及由此带来的竞技方式与思想的异化。 另一方面，“自我”的多主体性以及平行社会的建立，将增加体育中的“自我”异化与不确定性。即如加速社会不会骤然结束，竞速革命仍在进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每个人除了在现实社会中展现“自我”，还可在虚拟世界中建构“自我”。此时不同身体在场下的不同“自我”，展现了“自我”主体性的多元，也说明了加速社会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而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但体现在“自我”的多主体性中，还体现在人类社会与人工智能“类人”社会的平行共在中。当人与“类人”共同作为主体互相联通、发挥作用时，虚拟与现实空间中将会出现更多类似phygital的竞技形式，与之相应的，加速社会中的体育不但竞技行为与秩序会愈加复杂，而且将面对更多的“自我”异化与不确定性。 总之，尽管既有理论观点帮助我们从速度视角诠释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和现在，但也无法忽略相关观点在分析智能时代未来已来的社会事实时，仍存在一定解释局限。对此，面对加速社会日益显现出的速度虚无，我们除了认识到理论解释局限，还应从身体在场与自我存在的不确定性视角出发把握体育发展转变，以深化对加速社会体育现代性的思考。
4 减速：“位育”或将成为一种动态化的社会稳定机制
如前文所述，加速社会中的体育在现代性进程中面临着“新异化”的世纪症候。在建设体育强国过程中，我们该如何应对加速社会所带来的身体殖民与异化表征？
4.1 认知：革新赶超思维，“安其所”“遂其生”
对于加速社会中出现的一系列异化症候，罗萨开出的治疗方案是“共鸣”，即建立“半被动、半主动”的主客体相互回应关系，并从“改革经济制度”“翻新福利政策”以及“改变思维”三个方面给出应对之策。然而罗萨的方案并不适合中国体育发展：一方面，“改革经济制度”和“翻新福利政策”的主张不具有普适性；另一方面，中国体育具有自身独特性。因此在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前提下，发展自己的理论和实践道路，才是题中应有之义。笔者认为，“同频”对中国体育发展尤为重要，即在个体与社会、个体与集体、自我与本我三个层面之间进行联结，同时通过主动的自我认知和动态调适以保持同频。我们虽然竞技水平提升速度史无前例，但其间存在“三大球”水平落后、“高金低迷”、假球黑哨、权力寻租和体育腐败等现实难题，而这些都不同程度影响了中国体育发展。我们在反思时，除了认识到赶超式发展策略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是基于中华民族近代悲情历史和教训而对落后的恐惧，蕴含我国内省式归因和决绝行动的逻辑，还应认识到该策略在当前中国体育发展中的局限性。当赶超思维成为一种文化资本在体育从业者中进行代际传递，并作为一种惯习外化于体育发展和治理的实践过程时，该思维本身实则也发生了异化。如果说早期的赶超更多是为了彰显大国力量、获得国际话语权，那么如今以“唯金牌论”“唯成绩论”“唯竞技论”为代表的赶超，更多反映了资本竞争以及世俗社会生命价值最大化的文化逻辑。此时，运动员身体不仅承受着功绩社会自我殖民的压力，还面临着被“工具化”“被征用”和“定制化”风险。面对赶超思维下体育文化异化为以“精英主义叙事”为核心的竞争文化，我们可尝试以“安所遂生”的思维，引导主体规避赶超思维下的异化风险，促进中国整体体育发展的同频，具体包含以下两点。 第一，明确革新赶超思维不等于放弃竞争与竞技，而是摒弃唯金牌论、唯竞技论以及成绩绩效等旧有思维。在加速社会体育发展中，不但关注体育参与主体的生命感知与幸福体验，而且关注主体与高速发展的社会客体间的关联互动，同时推动从追求价值观传递的被动体育，到广义上主动身体活动参与的运动认知范式转变。概言之，在广义的运动场域空间下，区分“体育运动”与“竞技运动”的价值指向，回归运动之主体性和普遍性，在主客对称转译机制下，打破单一价值观的预设，以求和谐共生。 第二，“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的认知与实践，或将是中国式体育的现代化底蕴和规避失速风险的有效方式。尽管现代体育与现代性皆源于西方，但这并不意味着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是唯一的，也不意味着西方的道路就是普适的。在未来，面对现代性进程中自我与他者间冲突所致的危机，儒教与清教分别以各自的理性主义适应世界和把握世界而导致的价值分殊将愈加明显，即如英国社会学家阿尔布劳所言“清教畸形，儒教行动”，在中国哲学的千年积淀下，中国能够探索出清教理性传统下陷入现代性泥潭的西方国家所不具有的通透与清醒。我们在寻找适合自身并造福人类的发展之路时，不可抛却中华传统文化。而“中和位育，安所遂生”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思想，也正是加速社会中一系列危机的破解之道，需要我们从“生”“位”“所”“育”改变认知和实践。按照潘光旦先生的说法，可从“动”与“静”两个方面展开，即生物的自身发育以及在环境中所处的地位。具体到中国体育发展中，“中和位育，安所遂生”之于中国体育而言，便是以人民福祉和自身存在为本，协同生命、生存与生活要素并育共生，同时统筹处理体育发展与秩序之间的张力，在各得其所、各尽所能之外，恰当发挥人的主体性，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整体推进中国体育发展。4.2 理念：构建柔性竞争机制，约束加速升级倾向
如上所述，个体与社会在竞速革命中的理想状态是并育不害、并行不悖，彼此成就、共生发展的。然而在实践中找到一种与加速社会对应的“减速绿洲”，并不容易。个体同社会的密切关联，使加速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不愿意被落下，竞争意识充斥于社会成员间，也激励着个体自我强化；同时，社会也在用快速、效率、成就、增长、成绩等蕴含竞争涵义的词汇引导着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从这个意义讲，前文论及的赶超思维与加速社会的社会心态和价值取向有重叠之处。在此之外，还须明确，中国体育文化中的赶超思维以及由其衍生的“唯竞技论”“唯绩效论”和“唯金牌论”等，与加速社会的价值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区别在于：我国体育文化中的赶超意识形成于竞技体育，同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悲情历史相关，虽然赶超思维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了部分转变与异化，但整体并不与当今国家发展以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一致。由于当前的体育及身体运动的核心价值在于有效推动人民幸福生活，在于延伸和保障个体生命长度和质量，而这些内容主要通过大众体育、学校体育以及具有基础性的体育文化涵养实现，因此从竞技体育中生发的赶超思维便显现出局限性。此时，革新赶超思维也便具有了现实意义。结合上文提及的“中和位育，安所遂生”涵养体育文化、建立与之适应的价值观以实现对行为的约束和控制来看，我们可围绕“匹配”进行革新。也就是说，确保价值观和体育发展理念既与加速社会背景相匹配，又与广大民众的社会生活实际需要相匹配，同时与中国体育发展的现实状况相匹配。当然在革新思维之外，鉴于一系列危机与风险源于失速发展，结合潘光旦先生所指出的“人类在科学的助力之下控制物力的力量无比强大，但人类在对自我的控制和认识方面却如童子婴孩”，以及人类社会的危机“不在于‘运用失当’或者操控失误，而在于‘童子操刀’或‘醉汉骑马’”等论述，笔者认为，还须构建柔性竞争机制、约束加速升级倾向，以确保加速社会中的中国体育有序发展，而其中的关键又在于两个方面。 其一，转变体育发展观念，约束自身加速升级倾向。竞争在某种意义上构成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强调转变体育发展观念并不是完全放弃竞争和竞技体育的夺金意识，而是有的放矢地约束自身加速升级的倾向，避免陷入失速风险。对此，我们可从协同生命、生存与生活要素并育共生的角度出发，真正使体育发展成果普惠于民。当然，这还需要从根本上革新体育认知、价值、文化和行为理念，以健康、快乐和参与为主线，以运动（或体育）文化涵养为目标，营造一种全新的社会心态，从生命、生存和生活的维度上对身体本身、身体参加运动的知识以及身体运动的价值和意义等进行启蒙。这也有助于对身体内向殖民的社会化重构。 其二，以“道法自然”促进政府窄覆盖的治理实践。将体育从强制的被动身体教育转变到自我主动的运动参与并不容易，这不仅涉及既往固化思维观念的转变，也涉及顶层设计的政策引导。在转变过程中，也伴随着体育发展重心的下移。例如，通过对比“村BA”的火爆与CBA的冷淡，“村超”的“喧嚣”与“中超”的“沉寂”（当然也包含失范和越轨行为的频发），我们会发现，体育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如果盲目加速，则体育发展很有可能会出现潘光旦先生提及的“童子操刀”情况。此时，以“道法自然”促进政府窄覆盖，并不是搞放任自由主义，而是通过重心下移，改变政府既往全覆盖（政府主体）的发展模式，同时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和市场参与的多元治理机制，提升对加速升级倾向的约束力。4.3 行动：通过福利政策的同频，平衡主客体关系
如果说认知和理念接近于韦伯意义上的思想模型（理想类型）的话，那么行动则是对这种思想或者目标的理性实践策略。中国的体育发展实践表明，自上而下的政策调控在特定的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也如前文所述，在加速社会的体育现代性进程中，仅依靠国家宏观政策调控，易导致政策设计的理想化，且宏观政策与底层操作间如果存在较大差距，那么也极易出现治理效能衰减等情况。面对加速社会中不断被技术殖民的身体、不断自我强化的“劳动”热情，以及由此衍生的亚健康等诸多现代疾病，体育理应承担起为生命长度和质量提供延伸和保证的时代使命。然而如何承担呢？笔者认为良性的福利政策，是我们未来需要努力推进的内容。 作为人类制度文明的核心要义之一，福利等同于幸福美好生活，具有广义上的现代性特征。按照现代福利制度的构成，前文谈到的“认知”和“理念”隶属于“看不见”的价值观和福利文化层面；而福利制度的另一个层面（也是福利制度建设的主体部分）则表现为政策法规、管理体制、服务对象、服务项目以及财政资金等多样化社会服务实践。在以福利推进“幸福美好生活”时，我们可从主体和社会关系出发。主体在社会生活中只有实现良好互动和获得支持，才具备“幸福美好生活”的基础，而加速社会及其内部的异化又影响了个体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获得，因此，在推进“幸福美好生活”时，基于个体和社会间的联系和协同，能够中和加速所带来的异化效应，以福利政策同频平衡主客关系，使中国体育承担起相关时代使命，也具有了可行性支撑。 一方面，通过有关系的关系实现主客双方的“同频”。“唯成绩论”“竞技化”和“锦标主义”使原本嵌入大众生活的身体运动（或体育），脱嵌为少数人以接近或超越生物体潜能为目的的竞技运动。这里可通过CBA与“村BA”对运动员的要求差异来理解，CBA运动员身高、竞技水平与普通人存在明显区隔，而“村BA”运动员就是普通百姓。二者分别对应“缺乏关系的关系”和“有关系的关系”，而这也是我国体育发展中出现差异化、不均衡发展的重要原因。在加速社会，当绝大多数人无法与竞速革命同步时，便易出现主体与世界的疏离和冷漠。对此，如何使原本就有关系的主客双方不彼此拖宕，并保持有效互动和同频，当为政策制定的核心。 另一方面，通过福利政策制约和调节异化。在加速社会，加速和加速现象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一个人既是被加速者又是主动加速者。据统计，某送餐平台的三千米送餐最长时限，从2016年的1小时，缩短至2017年的45分钟，再到2018年进一步缩短7分钟，定格在38分钟。在速度和时间的权力统摄下，人类似乎只能通过不断自我加码来适应社会发展。然而因劳累过度而产生的机体裂变等现象，也让我们意识到，除了关注社会发展，也应关注人类自身需求。具体到中国体育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需要将运动参与权利（体育权利）上升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在以国家为基础的同时，采用政治引领、经济政策为主，社会政策为辅的方式，建立中性和工具性的社会福利政策，以强化公民权利，制约和调节因加速而产生的异化，同时促进个体与社会间的共生和谐，为个体在社会中实现自我而创造更多有利条件。超验主义奠基者埃默森曾言，“告诉我你对当前的直觉，你就会得到过去和未来”。时间都去哪了？是我们置身于当下较为普遍的疑问。埃默森认为，“当前”“过去”和“未来”是对时间延续和现实的即时说明，其中蕴含着对事实相继性的解释。落归于加速社会，几乎不存在可置身事外的孤岛，一切都在变，一切都在加速。如果说加速社会中时间和速度意味着权力，是一种异己的力量，掌控了时间和速度也就掌控了权力，那么速度对于体育而言，更是一种生产力。由于速度可控又不可控，竞速在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的同时，也带来新的异化，所以加速社会下的中国体育现代性进程也充满挑战。 在加速社会，正视其中的危机，对中国体育发展尤为重要。基于对此事实和危机本质的揭示和有效应对，围绕体育与现代性进程中“竞速”“失速”与“减速”的逻辑递进关系展开研究后，笔者得出三点发现。首先，竞速语境下身体竞技快感驱力与自我无限的加速循环，社会心态能动性与功绩社会独立外在的文化引擎，以及主客之间不断调整的知觉后勤感知驱动，构成了加速社会中体育在社会空间实存的结构化样态。其次，过度竞速的结果必然导致失速，人类将受到技术义肢、时间暴政与速度虚无的奴役和牵绊。即体育运动与技术义肢的选择性亲和会导致身体内向殖民化和竞速革命的加剧；时间暴政下个体难以消弭运动与过劳的叙事张力；速度虚无的空间下，身体运动将以虚拟表象的方式在场，为自我的存在增加诸多不确定性。最后，面对失速的后果，唯有减速以及对体育发展过程中的过度竞速思维逻辑展开实质性批判才是济世良方。即通过“位育”思想建立一种动态的社会稳定机制，在认知上革新赶超思维，“中和位育，安所遂生”；在理念上构建柔性竞争机制约束加速升级倾向；在行动上通过福利政策的同频平衡主客体关系。 从速度社会学和运动社会学的视角出发，阐明加速社会身体的生物性以及社会性在宏观的体育与现代性语境下如何遭受技术殖民和异化再造及其后果，具有独特的深度。在此，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两点：其一，在加速社会背景下对中国体育与现代化进行反思的同时，为进一步探寻主客关系的同频联结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二，为西方速度社会学思想的中国化实践提供了可供观察的经验视角，为接下来本土化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可能。![]()
原文刊登于《体育与科学》2024年第6期，已于中国知网发布，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文献引用格式：
王智慧.速度:身体的内向殖民与社会性重构——加速社会下体育与现代性的反思及择向[J].体育与科学,2024,45(06):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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