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末代皇弟"爱新觉罗·溥杰,交往了三十年

文摘   2024-07-09 06:30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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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溥杰(1907一1994)和爱新觉罗·溥仪(1906一1967),是清皇朝光绪皇帝之弟爱新觉罗·载沣亲王之子,且同母所生,又仅差一岁。因光绪帝无后,掌控大权的慈禧太后令溥仪即位,三岁登基做清朝末代皇帝宣统,时经三年辛亥革命爆发被轰下台,仍受优待继续在故宫内小朝廷做“小皇帝”。至1924年冯玉祥将军打进北京,取消溥仪当“小皇帝”的优待,被轰出紫禁城,其时溥仪已十八岁。因为是同父同母的同胞兄弟,从溥仪登基宣统皇帝宝座,到在故宫续当十多年“小皇帝”,再被轰出故宫逃进天津租界当寓公,到日冦侵华后又跑到“伪满洲国”当皇帝,至1945年日冦投降漙仪被俘,1950年被苏联遣返回国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至1959年和1960年先后被特赦,到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直至1967年溥仪病逝,可以说兄弟俩形影不离地相伴了一生。

这是本文作者担任近二十年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小组秘书后将离任时的合影,1982年摄于学习组多年使用的政协礼堂第三会议室。(前排右一黄维,右二赵君迈,右三溥杰,右四程思远,右五梁漱溟;后排左三沈醉,左四米暂沉,左六杜建时,左七马璧。后排左一为本文作者汪东林

他们兄弟俩于1961年进全国政协机关当文史专员,我于1962年调入全国政协机关工作。溥仪1967年病逝,与我相识相交仅五年。而溥杰长寿,1994年87岁高龄才病故。而我是1962年进全国政协机关上班,至2004年退休,连续工作四十余年。仅从时间段相比,我同溥杰相识相交三十余年,时间要比与溥仪相识相交长多了!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爱新觉罗·溥杰赠本文作者的墨宝

一、北京西城护国寺大街50号:一个闹中取静的小四合院,曾留下我数不清的记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爱新觉罗·溥杰夫妇摄于鲜花绽放的北京护国寺大街50号住宅院内

在老北京属下,在皇城根核心地区的东西城,有东单、西单大街,鼓楼大街,还有其它若干条这样的店铺林立的商业大街,但护囯寺大街却并非是这样的商业大街,而是一条半胡同半有市面的小街。特点是闹中取静,生活方便。相比之下,爱新觉罗·溥杰和爱新觉罗·浩夫妇的住所比其皇兄爱新觉罗·溥仪和李淑贤夫妇的住所,无论是四合院的面积还是住宅地段,都要好不少。这是因为溥杰的夫人浩是日本皇室嵯峨胜侯爵的女儿,而且在1945年至1960年溥杰服刑改造15年间,一直居住生活在日本,并因中囯方面获准,夫妇得以长期通信。溥杰1960年第二批特赦,1961年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浩女士就要求带着女儿赶到北京与丈夫团聚。正因为加上这一层的涉外关系,爱新觉罗·溥杰夫妇在居住及有关生活条件方面,受到别的政协文史专员所不具备的特殊照顾。

爱新觉罗·溥杰夫妇1937年在日本完婚后,度蜜月时拍摄

从1962年我比溥仪溥杰兄弟晚一年进入全国政协机关大院工作,到1994年溥杰87岁高龄辞世,这三十多年间我曾经多少次跨进护囯寺大街50号这个院落,已无法细数。但印象最深,至今难忘的有四次:

一是在“文革”前溥杰夫妇刚搬进这个院落不久,我跟随全国政协机关一位分管后勤工作的领导,礼节性地去拜访,询向他们的生活用品还短缺什么?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个只有南北房而没有东西厢房的院落,并非是标准的北京四合院,但南北房之间,有一个颇大的院子,种满鲜花草木,一推开冲北的大门就芬芳扑鼻。第二是一进院门后左侧的北房正中间,布置了一个日本榻榻米式的客厅,既是他们夫妇家人起居休息之地,又有专供来客端坐交谈的沙发地毯。我的第二个深刻印象是溥杰夫妇特别是浩女士的日本礼节,无论是端坐交谈还是进出门迎送,都弄得我手足无措。这次登门拜访,除了溥杰给浩女士介绍我是政协学习组工作小组秘书,是联系文史专员学习组工作的,我点头称是,从头到尾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半小时后离开,他们坚持送我们到大门口,又一番点头躬身的礼节才正式告别。在我的记忆中,即便以后彼此相熟,我因某些小事琐事登门并很快离去,溥杰夫妇仍行这些礼节。


二是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病逝,震撼大地,全国泪目。1月9日上午正赶上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例会,哭红了眼睛的委员们一致要求暂停平时政治学习的内容,改为悼念周总理的小组会,召集人(组长)赵朴初、于树德、王芸生等当即拍板同意,嘱咐我这个小组秘书事后报告办公室,我点头称是。组长让大家起立默哀,老泪纵横的委员们立刻又发出呜呜的哭声。坐下后举手第一个发言的申伯纯同志,当时他已“解放”,但没有工作,因为“文革”尚未结束,政协机关的领导工作由“三人领导小组”负责,委员政治学习也由“临时学习领导小组”负责,什么学习委员会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机构都没有恢复,老共产党员申伯纯要求参加无党派委员为主的政协直属学习组学习,得到批准。他发言的第一句话是:“我是1936年12月在杨虎城西北军总部任交际处处长时面见认识周恩来同志的”,便再次伏案痛哭,讲不下去。因为全组所有成员,都无例外地早年经历就结识周恩来总理,并长期受其关怀。因此这个小组追思会,每周二到三次,一直开到1月15日召开周总理正式追悼会,轮流发言还未结束,一直沿续到1月下旬才告一段落。(按:关于委员们追思周总理的发言内容,笔者将另外撰文。)在两天后的第二次小组发言中,溥杰和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老板)都谈到了他们为经常寄托对敬爱的周总理的哀思,在家里精心设置了一个周总理的灵堂。大家记在心中。在悼念周总理活动结束后的次月,即1976年二月,我和临时学习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临时负责人即我的顶头上司老吴一块,送物走访溥杰家中。我们俩都知道,溥杰在发言中提到的设置周总理灵堂的小屏风,就是去年即1975年溥杰首次携夫人访问日本走亲访友归来,送给周总理的礼物而被退回的。我们也知道多年来周总理对溥杰夫妇的亲切关怀。因此我们事先商定,要顺便看一下溥杰家设的周总理灵堂。他们像以往一样开门行礼相迎,引我们进了中日合璧的“榻榻米”客厅,一眼就看到客厅朝北墙的正中间挂着周总理的标准像,下面是两边放着鲜花瓶的小条案,再下边就摆放着那扇硬木架精雕花鸟、金线铺面的屏风。因为四个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投向一个方向,还没有说几句话,浩女士就面对灵堂作揖,泪流满面。溥杰上前劝解,自己也泪花闪闪。于是只好我们俩过去解劝。因为周总理病逝一个月后,囯内政治形势如何发展,令许多人忧心。彼此都没有心思长谈,便匆匆告辞了。

三是1976年“7·28”唐山大地震,波及首都房屋倒塌,伤亡者均有。许多老百姓不敢住在屋里,在街上和广场搭棚过夜。当时的领导决定,起码是生活供给关系(指发工资、供给车辆、分配管理住房等)在全国政协机关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去他们住处查看,有无危险。这次去溥杰家一行三人,其中有两位工人同志认真检查了住房的上上下下,认为基本结构未受损害。我询问溥杰夫妇地震发生时的情况,他们说只是受了点惊吓,对我们的查访一再表示感谢。

四是唐山大地震十年后的1987年初,在浩女士重病三年去世后两个月,溥杰仍处于悲伤中的时候,我的到访给他带来一次长谈的机会。我告诉他,我离开政协直属学习组投入人民政协报的繁忙工作,一晃六年,很少有时间看望他们。现在,爱新觉罗·浩女士仙逝,与您相爱相伴50年的妻子走了,您的痛楚可想而知。我知道,1967年溥仪病逝前的十多年时间内,您全力以赴,为协助溥仪完成《我的前半生》一书几乎投入了全部时间。“文革”结束,想到自己撰写自传,却担任全囯人大常委会委员的重任,再加上繁忙的社会活动和应酬,时间又没有了。我今天找您,只是因为我同您们夫妇交往多年,现在浩女士走了,我倒想要写篇专访您的文章,题目是《从政治联姻到恩爱夫妻》,只写几千字,以纪念浩女士的病逝。您只要同意,再同我画龙点睛般说一些重要部分,我的任务便完成了。爱新觉罗·溥杰当场表示同意。

二、从政治联姻到恩爱夫妻

1931年“9·18”事变后,日冦迅速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在日冦的阴谋策动下,一直躲在天津租界做梦也想复辟大清做“皇帝”梦的爱新觉罗·溥仪,于1932年2月赴东北,在一小撮清皇朝遗老遗少的簇拥下,当上了伪满州国的“皇帝”。他的胞弟爱新觉罗·溥杰自然紧随其后,再次当上了“皇弟”。在溥仪昏昏然坐上龙椅宝座之初,主动对日本关东军表示“亲善”,提出让胞弟溥杰留学日本。正中下怀的日本关东军,立刻把溥杰派往日本,先在学习院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后进士官学校学习陆军,1935年毕业后回国,一身戎装,当上伪满州国皇宫禁卫军中尉,日夜陪伴“皇兄”身边,也着实得意了一段时间。

然而好景不长,在溥杰回到溥仪身边不久,就传出日本人要给尚未婚配的溥杰介绍日本女子成婚的消息。这一传闻,溥杰本人耳闻后并没有多大的震动,却使溥仪这个“儿皇帝”惊出了三魂七魄!这是因为,自1924年溥仪十八岁被轰出北京故宫,逃避天津租界当寓公,到1932年当上伪满州国“皇帝”,至1935年溥杰留日归来,十余年的时间内,溥仪身边一直有皇后妃子即女人成群,却从没有生出一个儿女。身边人知道,溥仪自己也明白,他要养育子女是难上加难之事!如果皇帝无后,其胞弟的婚配及子女便成为继承皇位的首选。而多疑成癖的溥仪,立刻把溥杰叫来询问此事,溥杰回答:“那是传闻,我的婚事不听别人,只听皇上的!”溥仪对溥杰的答复颇为满意,答道:“爱新觉罗家族不能与一般人家联姻,更不能同外国人混血通婚!我马上派人到沈阳,到北京,去寻找合适人家的女儿,与你婚配!”溥杰身着军服,立正敬礼,响亮回答:“是!”

这时候的溥仪,想到的他还是正统的大清皇帝,他未来的继承人必须是爱新觉罗皇族血统,自然也是中国人的血统,而不能有外国人的血统。他想到先下手为强,立即派人去沈阳和北京寻找“门当户对”的人家,把生米做成熟饭。溥仪没有料到,派出去的人还没有回音,日本关东军总部高级参谋兼伪满州国皇室秘书吉冈安直,先找溥杰,后找溥仪,直接发话:“给溥杰娶日本女子完婚,是日本关东军的考虑和安排。本庄繁大将已亲自出面在东京替溥杰做媒,寻找最合适最完美的对象。这事不能更改,你们不要作别的考虑了!”主子命令,“儿皇帝”溥仪哑口无言,更何况溥杰?日本关东军的考虑也即是日本侵略者东京总部的考虑。就在宣布此事不久,关东军总部就让伪满州国的“囯务院”,制定了“皇位继承法”,明文规定,伪满洲国皇帝无子,皇位传之皇帝之弟,再传之皇弟之子……对待主子的考虑和安排,溥仪溥杰兄弟只有“服从”,别无选择。所不同的是,溥杰留学日本数年,他了解日本的婚姻和家族的习俗,也了解日本的男女关系之别。尽管这是明显的“政治联姻”,溥杰却抱着逆来顺受,听之任之的态度。而心怀极度不满却又无力反抗的溥仪,却把这件事埋在心底,以近乎变态的心理,求佛占卜,诅咒这桩婚姻失败,甚至于婚成而无子…… 

青春美貌岁月的嵯峨浩

1937年4月,30岁的爱新觉罗·溥杰完婚,妻子是日本皇族嵯峨胜侯爵23岁的女儿嵯峨浩。新婚夫妇在日本度过蜜月,返回中国东北的伪满州国。这位新娘的美貌、温馨、体贴、恩爱,一下子打动了新郎的心!她第一件事是改姓全名叫爱新觉罗·浩,第二件事情是因为她是中国人的妻子要求立即放弃日本国籍加入中国国籍,第三件事是申言她是一个女人,她的职责是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这三件事,前两件立即兑现,最后一件她再三申言,从现在开始就身体力行,说到做到,还要以其一生的岁月,明证心迹。

浩女士的申言溥杰中听,他相信这是妻子的真情实意,从婚姻的开始之日他就直接感受到的。实际上,日本关东军总部是本着东京总部的旨意,以中国的东北三省为基地,进一步霸占全中囯,伪满州国是他们手上把玩的傀儡,无须在溥仪溥杰身边耍什么卧底监控,他们要的是日本血统的皇位继承人!对此,溥杰是深信不疑的。但溥仪不是这样,他和他身边的“宠臣”们都一百个不愿意将来大清的皇位,由日本血统的侄孙来继承。这一小撮日本侵略者的奴才,一直是把伪满州国当成是大清帝国的复辟的。然而他们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生存,自然不可能有任何反抗手段。迷信至极的溥仪,只有算命打卦占卜,求神保佑,托恶神诅咒,让浩女士绝后,不能生子。不料一年后浩女士就怀孕了,惶惶然溥仪又求神请鬼让浩女士生女不生男。婴儿落地,溥仪如愿了,是个女孩,取名爱新觉罗·慧生,除了溥杰夫妇把孩子看成心肝宝贝,其他人的祝福贺喜都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两年后浩女士第二次怀孕,又惊动了溥仪一帮人故伎重演。神奇的是,浩女士又生了个女儿,取名爱新觉罗·嫮生。一对千金,溥杰夫妇都视为珍宝,其时浩女士才二十八岁,来日方长呢。溥仪对一连两次求神占卜显灵,暗自窃喜,但仍担心着浩女士第三次怀孕。然而溥仪溥杰兄弟都未等得及浩女士第三次怀孕,日本投降了,伪满州囯覆灭了。溥仪溥杰兄弟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先坐苏联监狱,后转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一十五年。而爱新觉罗·浩则带着两个女儿,转回到日本,单身艰辛地把孩子抚养成人。

溥杰和他的小宠物黄子

从1937年至1945年,是爱新觉罗·傅杰夫妇五十年恩爱婚姻的头八年。这无疑是政治联姻,溥杰本人也心知肚明。但浩女士却从做新娘的头一天起,就对此不闻不问,不理不睬,她全心全意投入的,是遵循一个日本女子的本分,遵照中国的传统道德,在体贴照料丈夫、操作日常生活事务、培育家庭情爱温馨等诸多方面,尽到一个好妻子的职责。在连续有了两个宝贝女儿之后,更激发了浩女士浑身的母爱之情,真正意义上地做到既是好妻子、又是好母亲的角色。尽管条件优越,人财物均丰,但浩女士总是坚持亲自安排,亲自动手。作为丈夫的溥杰,自然看在眼里,爱在心里。不仅仅如此,浩女士还牢记敬重唯一比溥杰位高权重的溥仪,三天两头亲自做日本料理和中国菜肴,供呈给“皇上”品尝。浩女士却不知道,由于溥仪多疑成癖,他怕浩女士下毒药,全盘照收,却是一口也不吃的。后来溥杰知道实情,一直埋在心底,他不敢向浩女士透露半个字。于是浩女士敬重溥仪之举,竟一直坚持到伪满州国垮台,约七八年之久。

这是部分第一、二批特赦人员1961年在北京东城前厂胡同5号唐生明、杜聿明、宋希濂居家的四合院内的合影。(二排右三是溥仪,右一是溥杰,右二是杜聿明;二排左一是宋希濂,左二是宋希濂夫人易吟先;一排右一是浩女士,三排左一是唐生智胞弟、起义将领唐生明

从1945年到1960年溥杰被特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浩女士带着两个女儿在日本,度过了15年漫长的夫妻分离生活。政治总是要冲击人的生活的!因为是政治联姻,因为是溥杰犯了严重的叛国即汉奸罪,他必须接受惩罚,长期服刑。但浩女士在日本却仍然坚守做个好妻子好母亲的生活准则。她一不改中国国籍,二不改爱新觉罗姓氏(即清朝灭亡后不少人改姓为金),而且自女儿懂事以来,总是不断地教育她们,你们的父亲爱新觉罗·溥杰是中国人,因为犯罪在中囯服刑,我叫爱新觉罗·浩,加入中国国籍,也是中国人,因此你们虽然生活在日本,但都姓爱新觉罗,都是中国人。浩女士还在自己的家中,挂满许多她们仨与溥杰在中国东北生活的老照片。浩女士在日本度过了最艰难的几年,在溥杰转移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劳动改造之后,他们是所有战犯中最早也是第一对获得通讯权利的夫妻。他们只知道是通过日中友协会长(中国称中日友协,会长是廖仲凯何香凝之子廖承志)申请沟通而获准的,却不知道这正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对他们这对恩爱夫妻送去的最早的关怀。

溥仪(左二)和溥杰(右一)特赦后去看望七叔载涛(右二)

因为有了夫妻通讯自由,爱新觉罗·溥杰夫妇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得救了。浩女士几乎每个月都写封长信,告诉丈夫她们娘仨在日本的日常生活,包括孩子成长,饮食起居,以至于刮风下雨之类的琐碎之事。当然还时时规劝他遵规守法,安心服刑。溥杰除了自己心安且喜,还经狱方同意,把部分信件给胞兄溥仪看。这时候的“皇上”也改弦易辙,庆幸浩女士对胞弟溥杰的不离不弃。在孩子读书识字之后,浩女士还让两个女儿书写短信,一同寄往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特别是每年中国中秋节和春节,浩女士还让女儿自己制作贺卡寄去。这一特例,让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其他战犯羡慕。在溥杰特例之后,有若干战犯也先后获得了与亲属通讯的权利。对于溥杰夫妇,时间就在两地书来回飞鸿般匆匆过去,两个女儿上小学了,上中学了,十多年光阴飞逝,除了彼此惦念,称得上平安无事。谁也难以预料,在爱新觉罗·溥杰1960年被特赦前的一年多,一个悲剧在爱新觉罗·溥杰夫妇两地分离但一直安稳的家庭里,发生了。

这是二十岁殉情而死的长女慧生在不满周岁时,同父母爱新觉罗·溥杰夫妇嬉戏

1959年初,年满二十岁的爱新觉罗·慧生,私下与其男友投入爱河,向母亲提出结婚成家的要求。出乎意料的浩女士极为生气,况且她原本的设想是女儿长大后,父亲溥杰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血统的中国人,女儿自己也是中国人,因此未来的女婿也应该是中国人。浩女士便以此为理由,反对长女慧生的这桩婚事。浩女士还恳请日本的亲友长辈出面,规劝长女放弃,仍然无济于事。很快母女就进入经常为此事吵架的阶段,且不断升级。一手抚养孩子长大的浩女士深感困惑,何以女儿会变成这样不听话的烈性姑娘?无可奈何,浩女士退了一步,对长女说:“你父亲是一家之主,给你父亲写信,他要同意,我就服从!”于是浩女士和长女慧生各写一封信,各表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很快寄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到了溥杰的手中。溥杰把两封信看了又看,几天睡不好觉。他请示监管,监管说这是家事,要自己拿主意。又问胞兄溥仪,溥仪说我们是要坐一辈子牢的人,还有替儿女作主的资格吗?这句话溥杰听进去了。他提笔给妻子和长女复信,说你父亲是有罪服刑之人,无资格作主。长女的婚事自己要考虑好,要听母亲的意见。溥杰不表示可否,又对妻女说了模棱两可的话。浩女士坚持己见,拖了一段时间仍不改变。不料这位年仅二十岁的烈性女子,与她的男友竟双双投入大海殉情而死!这炸雷般的打击,差一点使浩女士的精神垮塌。几天几夜抱着次女痛哭流涕,经过好些亲友的力劝,浩女士渐渐从梦幻中醒过来,想到几千里之外服刑的丈夫。她再一次振作起来,呵护次女嫮生,强咽泪水,给丈夫写正常信件,特意瞒着长女慧生的噩耗。真所谓祸兮福所倚,艰难的日子才过了半年多,在爱新觉罗·溥仪首批被中国政府特赦之后不久,浩女士的丈夫爱新觉罗·溥杰就第二批被特赦,而且很快被安排了工作,有了住宅。爱新觉罗·浩得知喜讯,立即整理行囊,带着次女嫮生兴冲冲从东京飞到北京!

三、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爱新觉罗·溥杰一家

美满爱情甜如蜜,幸福生活美无限。

从1961年爱新觉罗·浩带着次女爱新觉罗·嫮生住进北京护囯寺大街50号这座小巧而宁静的院落,至1986年底浩女士病逝于此,是爱新觉罗·溥杰夫妇五十年恩爱夫妻生活中,最美好的二十五年。他们很快知道,他们能够获得新生的源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爱新觉罗·溥杰夫妇在一起切磋书画

作出把改恶从善改造好的战争罪犯特赦,转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并安置其工作生活的重大决策者,是新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而具体安排分批特赦并安置工作生活的直接领导人是敬爱的国务院总理兼全囯政协主席周恩来同志。周总理每次都亲自集体或单独接见每一批特赦战犯的代表性人士,过问他们的工作生活安排。而受到特殊关怀的,莫过于爱新觉罗溥仪和溥杰兄弟。爱新觉罗·溥杰与夫人浩女士在北京团聚不久,便知道第一个让他们获得狱中通讯自由的是周恩来,特赦后工作安排好让他们住进护国寺50号院落的是周恩来,因为浩女士是没有生活来源的全职家庭主妇而特批每月发给浩女士优厚生活费的是周恩来。这一切,使他们深深地敬爱毛泽东和周恩来,热爱他们的伟大祖国和人民!周恩来不但单独接见过爱新觉罗·溥杰一家数次,还破例一次会见溥仪溥杰兄弟在北京的爱新觉罗氏亲属好几十人!

溥仪溥杰兄弟先后第一、二批特赦后,周总理会见在京的爱新觉罗直系亲属。(前排右三是周总理,左二是溥仪,右一是溥杰,右四是浩女士,左四是溥仪溥杰之七叔载涛,即光绪皇帝最小的弟弟,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左三是在旗的满族著名作家老舍,他是这次非爱新觉罗家族主要会见陪同者之一

然而又怎能料到,甜蜜幸福的生活也会出现新问题。

当溥杰一家在北京护囯寺大街50号度过几个月的欢快日子之后,同样是刚满20岁的次女嫮生,向父母提出了今后去向的大事。她说,妈妈从此同爸爸在北京居家相伴,幸福到老,这不成问题了。但我成长于日本,无论生活、语言、环境,对我来说,日本比北京更适应、更合适。因此我要求回日本长住,往后学习或工作,或成立家庭,都比在北京强。但我保证一年至少到北京探亲,看望您们。希望爸妈考虑我的愿望和要求。

溥杰夫妇乍一听,竟无言以对,沉默许久。想到长女慧生的前车之鉴,本已拿定主意让次女跟随父母长住北京的浩女士,也不敢把次女的话顶回去,而只是说,不是刚来几个月吗?不急,慢慢来,从长计议。溥杰是唯浩女士是从的,不敢提出不同意见,而是附和说,听你妈的,在北京再住一年半载再议不迟。但是,菩萨不急和尚急,嫮生控制不住,一面往后拖着,一面时不时追问,在得到几个日本至亲支持之后,次女更加焦躁起来。

此事传到周恩来耳中,他抽出周日的半天时间,突然到访护国寺大街50号,溥杰一家三口‍‍高兴得诚惶诚恐!笑容满面的周恩来总理一进大门,就夸奖浩女士满院的花木种得这么艳丽芬芳。进屋坐定,特地把嫮生拉到身边沙发上落座,溥杰夫妇对面而坐。周总理先询问他们近几个月来在北京的生活情况,然后说:“我是首次登门看看这个小院。因为我听到你们日子过得和美,但也发生一点小小问题。我便乘外出路过这里,拐弯冒昧进来,时间有限,长话短说。”周总理先讲了一个中国京剧里的一个小故事,说:“这个小故事里有个女性叫王宝钏,她在家等了十八年,才等到丈夫衣锦还乡,皆大欢喜。浩女士等了十六年,还差两年,等回来的不是衣锦还乡的大官,而是有了工作且生活安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把浩女士比王宝钏一古一今,未必准确。但在等待丈夫十八年,期盼婚姻家庭重新团聚,却是一样的。这是多么不易呵!”讲到此,周总理把话锋一转,指着嫮生对溥杰夫妇说:“听说嫮生想回日本长住,你们还没商定。我的看法是,长住何处,要听取孩子的选择和意见。再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必将万古长青,两小时航班即可到达。根据你们的特殊情况,东京有个家,北京有个家,你来我往不断地走动,不还是亲如一家吗?”

周总理的一席话,一下子解决了让溥杰一家三口纠结的难题。自此,嫮生回东京长住,结婚后总共养育了五个孩子,她仍经常带着孩子回北京探亲。浩女士在嫮生有了孩子之后,也每年都去日本探亲,但仍长住北京。唯溥杰本人因“文革”等原因,迟迟未有机会同去日本探亲。直至1975年才在周总理的关心下,得以实现首次访问日本。其时周总理已病重,于次年1月8日逝世。溥杰夫妇在极度的悲痛中,在家中榻榻米客厅,用从日本带回的精致贵重的小屏风(曾赠周总理被退回,配总理遗像,搭建了总理灵堂,天天叩头祭拜,寄托无限的哀思。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延伸阅读:我与溥仪做邻居

编辑:衢州明天   芭蕉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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