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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读过几年书，更不要说上医学院了。
然而，2009年，他被卫生部授予“全国优秀乡村医生”荣誉称号。2023年，“廖氏蛇伤医术”，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他成了这个医术的第5代传人。他被中医同行尊称为“民间中医大师”。在去年以来的12个月里，他受邀每月一次到衢州市中医院坐诊，还受邀在江山市中医院建立了“专家工作室”。
他是个很土的人，走在人群里，很不起眼。然而，在许许多多的人的心目中，他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贵人。2023年4月，他获评江山市“道德模范”暨首届“有礼使者“。
他的名字，叫廖其贵。你可知道，他有一段让人唏嘘的传奇人生？
本张图片来自衢州市中医医院公众号
01亲之欲其贵
他的原名叫徐大石，其父徐达，是国民党的一个中将军长。尽管，上苍让他降生在豪门时，父亲才是一个少将旅长。
1948年10月18日，他在武汉呱呱坠地。
在我等凡夫俗子看来，一个男人，戎马一生，拥有将军的头衔，那是万目敬仰的贵人了。再按“将门虎子”、“虎父无犬子”的逻辑往下说，他的“虎子”也即“贵子”——不是只赚个嘴甜、图个吉利的“贵子”，而是名副其实、长大后自然就成了贵人的“贵子”。
一个人有幸做这样的“贵子”，可谓是几千年修来的福气。
然而，眼睛还没来得及睁条缝瞅一眼他初来乍到的这个世界，他就被送上军车颠颠簸簸“颠”到了“首都”南京。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他又被母亲抱着，形同逃难般地逃至父母亲的江山老家寄养。此时，离他的“初度”，正好二十天。
将门添丁，将军夫妇当喜不自胜，怎么会急着“弃子”呢？
今天，徐达夫妇已在九泉之下，我们已没有办法考证，但只要翻开解放战争史，就可以断定徐大石生不逢时。
其时，辽沈战役正如火如荼。被困数月的长春传出消息说，城里所有的树皮都被人们扒光吃掉了。就在徐夫人为徐将军“添丁”的前一天，驻守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众投奔人民解放军，而后一天，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也被迫在长春率部放下武器。当他们一家来到“首都”时，历时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以人民解放军完胜、国民党军惨败而结束。我想，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徐达，不会不明白战争的残酷性及这场内战的最终趋势。此时“添丁”，无喜而有忧啊！
我想，将儿子送往老家寄养前，夫妇俩一定权衡再三，最终是被迫作出这项痛苦抉择的。
好在夫妇俩的人脉关系不错，经各路亲友一番打探寻觅，便物色到一个绝佳的寄养人家。这家人姓廖，家住与徐将军出生的村相邻但更为偏僻的冷山坞里，女主人因新生儿夭折悲痛欲绝，但奶水未断，领养宝宝正合其意，正当其时。还有一个求之不得的有利条件，女主人与丈夫长年在江山县城做帮工，可以暂在县城抚养数月，以隐匿孩子的身世，然后悄悄“溜”回村里。
安顿好儿子，徐大石的母亲流下凄楚的泪水，忍着撕心裂肺的弃子之痛，匆匆地、悄悄地走了。
徐大石仍在襁褓中。不过，他的名字已经变成了廖其贵，从此也就成了廖家的后代。孟子有句名言：“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大意是说，因为爱他，就想使他富贵。廖其贵之“其贵”，是否取孟子这句名言之意，不得而知，反正“其”字后有个“贵”字，至少听起来比大石之名要“贵”一些。
据说，其贵养父的父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风水先生”，肚里有点墨水，其贵之名，当是他的杰作。不管怎么说，让其贵日后成为一个贵人，乃是廖家最大的心愿。然而，他毕竟遭受“贵贱反转”，已从贵人之子徐大石变成了庶人之子廖其贵。尽管廖家极力“亲之”、“爱之”，等待他的却是漫长的“卑贱者的生活”。
02“贵子”藏不住
大湖山以高而陡闻名浙西，人烟稀少。廖其贵的家，就在大湖山脚下，现今称为大陈乡大唐村，屋后靠山，屋前面山。他与几间泥墙屋一起，“藏”在窄窄的山坳里，朝不出山，夕不出屋。
一“藏”就是十六年。
十六年来，与廖家兄弟一样，其贵过着清苦而平淡的生活。唯一让他留下一点美好记忆的，就是九岁那年，他有幸到这个小山村简陋不堪的小学校里念书。尽管整座学校只有一名老师，教着四个年级几十名学生，但他第一次听到了琅琅的读书声。这声音，常常与窗外山间婉转的鸟鸣融合在一起，组成一曲美妙的乐章，让他很享受，也很难忘。然而，这样的生活，命运只让他享受了三年，然后就因家道消乏而辍学，以放牛为生了。
十六年间，廖家对其贵的身世讳莫如深。外村人不知，就是鸡犬相闻的邻居，也被蒙在鼓里；至于廖其贵本人，更没想过这档子事。他凭什么怀疑自己的出身呢？没有任何理由啊！
然而，1964年，也就是他十六岁那年，一切真相大白。
那时，廖家似乎开始走红。其贵的廖家哥哥，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其贵的养父，成了公社一家煤灰厂的负责人，是全国性的“先进分子”，被上头派往苏联学习培训，并且正在积极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
其贵本人，也时来运转迎来一个人生重大转折点——被选为大队卫生员的候选人。这是不错的机遇。据说，相中他是因为他生性乖巧苗子好。不过，我想，廖家哥哥那时还当着支部书记，或许也有些便利。
选卫生员，事关人民群众的健康与生命，马虎不得。严格把关的第一条，就是要进行政治审查。
审查怕什么？廖家的成份是贫农，根子很正！其贵的“贵子”出身嘛，神不知，鬼不觉，有什么好担心的！
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冷山坞里，也藏不住秘密，藏不住真相。
大陈公社一名中学校长，原是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高级将领，他不知从哪里得到的消息，竟然详细了解廖其贵的身世。出于正义感，他向政审人员揭发了真相。我想，这在当时，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儿。
起初，其贵养父担心道出真相会坏事，便咬定牙根，不肯松口，只说“其贵是我亲生的”，可后来，在证人证词面前，他又不得不低下头来，承认“其贵的确是徐达的儿子”。
这一来，其贵养父的脸上即刻沾上了“欺骗组织”的污点，先进的光环瞬间消失，渴望入党的愿望化为泡影。要知道，他非常痴情地热爱共产党；若可以，他甚至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入党的资格。无论说什么，他也接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于是，他一气之下，吐血成病，且一病不起，三年后撒手人寰，享年仅四十三岁。其贵告诉我，养父临终前，仍一再对家人说：“我要入党！我要入党！”
为“藏”其贵的身世，养父付出了血的代价。这让其贵椎心泣血，无肠可断。
厄运继续降临廖家。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滚滚而至，冷山坞忽然间也热闹非凡起来。当支书的廖家哥哥，一夜醒来，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人戴上了高帽游村批斗。
幸好，其贵身世的秘密被揭开时，“文革”尚未涨潮，冷山坞里依然平静，政审人员的头脑也还冷静。他们说，在十六个春秋里，廖其贵都是贫农的儿子，仅有可以忽略不计的二十天是国民党将军的“贵子”，当个最底层的卫生员，有何不可！
“同意！”经上级批准，廖其贵于1965年当上了大队的卫生员，后被称为“赤脚医生”。
不过，“阶级斗争依然是复杂的”、“阶级敌人时刻都有新动向”，廖其贵毕竟是来自敌营的血脉，对他的使用要“适当控制”。怎么“控制”呢？不让他走出他生活的那个山坞参加任何培训，只派一名医生上门给他一点辅导，让他能够开展最简单的卫生服务。直到“四人帮”倒台后的第二年即1977年，廖其贵才第一次被获准走出山坞，到区卫生院实习了一个月。廖其贵不无感慨地告诉我，这是迄今为止，他所接受的最高级的临床培训。
随着岁月流逝，廖其贵的身世渐渐被人淡忘，而“赤脚医生”的形象则让他十分意外地身显名扬。
03神话诞生了
“敷料”是怎么写的？廖其贵对我说起当初写不出这两个字的情景，笑起来仍然有些尴尬。
当初，廖其贵背起药箱能做什么呢？无非就是敷伤口、包烂脚。敷一次伤口、包一次烂脚，花了多少钱的“敷料”，要记在账上，可他这两个字怎么也写不出来。
他急出一身冷汗，同时也掂出了自己的分量：一个连“敷料”两个字都写不出来的人，怎么当得好卫生员呢？
他借了许多书，也买了许多书，一边学医，一边学文化。除了勤查字典，他还拜当大队会计的“秀才”做老师。他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自学。几年下来，竟然也能粗略读懂手头的医书。
1968年秋天，有个“四类分子”的三岁幼儿得了急性肝炎，因没钱住院，从区卫生院抱了回来，让其贵“试着治治”。那时光，贫下中农到卫生院看病，可以到生产队预支几块钱，而“四类分子”则没有这项待遇。孩子的父亲说：“其贵，这孩子反正是个死，你大胆试，医死了也不怪你。”
其贵对着医书，上山采草药，也对着医书观察病情，调整用药。结果，没出二十天，没花掉病人一分钱，他居然把孩子的病治好了。
消息传开，廖其贵名声大振。先是村内村外，后是市内市外，东南西北的各类肝炎病人纷至沓来，把他捧为“杏林高手”、“肝病克星”。或许，这“高帽”是戴得有点高了，但经他一次次尝试，一番番探索，治愈的肝炎患者数以万计，却是远近村坊有目共睹的。
不过，让他名声籍甚的却是另一顶“高帽”：神蛇医。
1970年夏天，廖其贵得到一个口信，让他去毗邻的常山县治一个蛇伤患者。要说治肝炎，他心中还有些谱，而治蛇伤，却是乡里人进皇城——头一回，连门边也摸不着呀！然而，这个病人正是他女朋友年仅十六岁的小弟弟，因夜间走山路不慎，被黑背腹蛇咬了脚背，已毒遍全身，危在旦夕。当地数位蛇医看过，没法子；送到县医院，医生摇头说，“送迟了一步”，只得拉回来等死。未来的丈母娘下了死命令，让他这个当赤脚医生的“毛脚女婿”试着治一治，说法与让他治肝炎的“四类分子”相仿：“反正是个死，治好了是好事，治不好也没你的事！”
那时的劳动纪律严似铁。一个月只有四天假，除此，他唯有在夜幕下才拥有行动自由。等到晚上六时，他才能起程，步行两个多小时后赶到十五公里外的女朋友家；凌晨四时，他又必须从女朋友家出来，在早晨七时前赶回村里。一连数月，几乎天天如此。
虽然，儿时爷爷就带着他上山采药，他认得一些蛇药——爷爷是一位草药师，对祖上的蛇医秘方、验方有所传承，但面对奄奄一息的特殊病人，他深感力不从心。于是，他翻烂医书，做了不少功课。在此基础上，他为病人煎了大量草药，又是喂服，又是清洗。除此，他铆足劲，不断走访周边地区的民间蛇医。凡听说是蛇医，无论远近，他都连夜登门求教；凡讨到蛇药，不管是药丸还是药末，都给病人服下。
一个多月下来，他连续走访了五六个蛇医，讨了几十种治蛇伤的药，病人服后未见明显好转，但也还维持着生命，未见进一步恶化。讨来的皆是药丸药末，因而病人到底服了哪几种草药，他一概不知。
一天，听说开化县大山区里有个“老右派”治蛇伤非常了得，他便急忙查明住址，披星戴月，前往拜访。
那个地方比女朋友家还要远，去一趟，廖其贵得动用一个非常宝贵的白天假日，外加一个夜晚。在正常情况下，他得午夜动身，先步行三个来小时，再摇摇晃晃地坐两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最后走一个半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目的地，然后花上相同的时间当天返回。可第一次去，又要等车，又要问路，少不了还要走弯路，竟然花了九个多小时才见到那位也是“藏”在冷山坞的“老右派”。
老先生与老伴单家独户住在三间泥墙屋里。他那稀疏的头发全白了，但一丝丝反梳着，给廖其贵的第一感觉是，“挺有知识分子的派头”。
彼此见了面，其贵说明了来意，描述了病情。老先生踌躇了一番，配了可吃四五天的药量，收了两元纸币，说是“拿去吃吃看”。其贵拿了药道了谢，转身就走。
病人服完后，似乎有些效果。其贵决定再次前往拜访。
这一次，他背了十来斤面粉，还有一大把刚从菜地里摘下来的六月豆，太阳刚刚出山就赶到了老先生的家里。进了门，二话没说，他就操刀劈柴，挥锄清理屋前屋后的水沟，又将溢满粪缸的粪水一勺勺舀到桶里，挑往老先生的自留地，一勺勺地浇玉米、南瓜苗。末了，他挑起水桶，将水缸里的水灌满。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的老先生夫妇，留他在家里吃了中饭。交谈中，其贵知道老先生原是一个老军医，已是八十六岁高龄了。因有一段“右派”的经历，他性情孤僻，不苟言谈，行事十分谨慎。尽管其贵一再表示，希望“多拿点”，可老先生只比前一次增加了两天的药量。
其贵不甘就此罢休。第三次去时，他如法炮制，又主动勤快地给老先生打起了杂工。干了半天，老先生终于被感动了，说：“这些草药山上都有，你自己挖吧！”
在老先生的指点下，其贵认识了十几种治蛇伤的草药。自己识药，治疗起来当然就得力多了。半年后，未来的小舅佬在他的精心医治下，竟然起死回生，完全康复了。
又一个美丽的神话随之传开，廖其贵被神化成妙手回春的“神蛇医”。
“神医”名下，其实难副。慕名找上门来的蛇伤病人接踵而至，着实让本质上还只是个“赤脚医生”的廖其贵难以招架。
如今，回忆起当初的情景，他依然感到惊魂动魄：“那时，每年都有几十个蛇伤病人死在我面前啊！”
个中原因，当然有其交通不便而“送迟了”的，但他那时只有半瓶酱油半瓶醋的医术，也是毋庸赘言的。
病人绝望无助的眼神，家属惊天动地的哭声，一次次强烈地刺激着他的神经，让他一刻也不敢懈怠。除了潜心从书本上汲取营养，他反复从实践中揣摩体会。四处拜师求教，更是他的一大法宝。他先后拜二十多位蛇医为师，还与八位挖药材为生的山农交上了朋友。其贵说：“这些挖药材的朋友，识药懂药，对我帮助很大。”
最近几年，头顶上闪烁着“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光环的廖其贵，每年治愈严重蛇伤病人六百多人。对此，一向言行谨慎的他，也掩饰不住内心的自豪：“如今，再也没有蛇伤病人死在我面前了。”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偶然听到的一句顺口溜：“贵人其贵，蛇伤病人的保险柜。”
04“贵人”藏心中
何为贵人？
在大唐村一些村民的心目中，曾是“村官”的廖其贵就是贵人。
1986年10月，其贵继承养父遗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履行一个中共党员的职责。后来，他当了四年的村民委员会主任、五年的村党支部书记。九年间，他与伙伴们一起，架桥修路、改造山溪、复垦废弃矿山、开通有线数字电视，还让三十多户生活在大山里的村民下山脱贫，实事、难事办了一件又一件，但他不仅没有拿一分报酬，连差旅费也没有报销过一次，甚至反贴村里数万元。村民中，有的邻里有隙，有的婆媳隔阂，有的治病、上学有难，往往去找贵人其贵相助……
在国门初开的岁月里，外商、外宾、华侨、外籍华人皆是国人心目中的贵人。廖其贵只要点个头，跨出一脚，就可从庶民之子还原为豪门贵子徐大石。
1987年夏初，已是美籍华人的徐家哥哥，遵父亲之嘱，从洛杉矶赶到上海，又费尽周折，把电话打到大唐“村部”。听说三十九年前被父母“雪藏”在冷山坞的亲弟弟“至今活着”，徐家哥哥悲喜交集，见弟心切。于是，在约定的时间里，亲哥俩通了电话，又相约在上海见面。血缘让哥俩初次见面便分外贴心。哥哥翻来覆去地传达父母心愿，希望其贵尽快办妥出国手续，不久就能跟他走。那里，有他在冷山坞里难以想象的汽车、洋楼、产业——他可以去当一个农场主。哥哥回去复命后，父亲又写了亲笔信让他赴洛杉矶定居，徐家上下都在太平洋彼岸一次次地催他动身。然而，犹豫徘徊了一段时间，他却把一本有效期五年的出国护照交回了公安局。他的理由很简单：“小山村里，有我可采的草药，有我要治的病人，走不开，丢不下！”
这在当时，可谓新鲜事一桩。正在干“跑新闻”活儿的我，与几位同仁一起采访了他，并由我执笔写了篇小通讯，题目叫做“小山村与大都市之间”，有的报纸刊出时另加了主标题“他选择了小山村”。的确，他最终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小山村。
华侨、外籍华人没做成，“村官”也不做了，他还是个贵人吗？
贵人该有一副贵人相。从外表看，其贵怎么也不像。论身材，他比养父矮，不如生父高，难以把一般成年男子比下去；论穿着，常常是脚穿破皮鞋，腰扎旧皮带，身着可以轻易在地摊上买到的衣裤。第一次见“洋哥哥”，出家门时空中有雨，到上海时艳阳高照，结果他穿着高筒雨靴，走在繁华的大街上，土得令哥哥目瞪口呆，路人“侧目相看”。
然而，在一拨人、一拨人的心目中，其贵就是生命中的贵人。
浙中有个“养蛇大王”，年仅三岁的贵子，不慎被五步蛇咬伤右脚。在一家大医院治疗了七天，医生将一张“截肢”意见书送到他的面前，让他签字。字一签，宝贝的右脚就没了。笔重千钧，又万般无奈。就在这当儿，他从一位江山商人口中，认识了生命中的贵人。在其贵蛇伤医院待了半个月，小宝贝双脚完好地痊愈了。脚是宝贵的，钱是不缺的，掏个几万元是有心理准备的，可其贵仅收一千来块钱便送病人出院，这让“养蛇大王”感慨万分：“保住了儿子的脚，还学到了做人，真是碰到贵人啦！”
每年，都有不少蛇伤病人，在万般无奈之际，因某种机缘，从县市医院，甚至从上海、杭州、南昌这样的大城市医院转出来，在浙西偏僻的小山窝里，找到了老百姓口中的“其贵医院”，遇上这位悬壶济世的贵人。
谁都渴望生命中出现贵人，也都渴望自己能成为一位贵人。然而，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贵人呢？在与其贵的交往中，我有了新的感悟。
许多人有个习惯，要将咬他的蛇打死送给医生，为的是便于诊断。凭其贵的本领，本不需要见蛇诊断，但还是不断有患者这样做。于是，他就有选择性地将这样的蛇泡进酒里。不久前，我去拜访他，他就拿出这种蛇酒招待我。我又摆手又摇头：“不喝！不喝！”为啥？一来不胜酒力，二来嫌此类酒腥味呛人。其贵笑哈哈倒了一盅，不依不饶地要我“品尝品尝”。我舔了一口，竟觉一点不腥，不由得连称“好喝”。其贵相告，蛇酒不腥，乃因贵人相助。
原来，浙南有户人家，连续五代被毒蛇咬得无手脚齐全者。第六代人被蛇咬时，因遇上其贵而免残。因家境贫寒，无以致谢，遂破例送上祖传去腥秘方，一除其贵土制蛇酒之腥味。其贵感其心诚，视之为贵人。
其实，在其贵的眼里，所有的病人都是贵人。诊断施医，他无论昼夜，随叫随到；收取费用，他能低则低，能免则免。他一脸诚恳地对我说：“没有他们，哪有我的今天！”
廖其贵指导孙子开药方
我似乎明白了，其贵之所以被视作贵人，深藏于成千上万人的心中，就在于他的心中，也深藏着成千上万看似普通的贵人。
是啊，“君子贵人而贱己”，只有把别人当贵人而置于心中的人，才称得上真正的贵人。（初写于2011年8月，改写于2024年8月）
编辑：肖芝麻 衢州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