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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原名贡布慈丹，出生于1938年3月，藏族，青海循化人。1941年被班禅堪布会议厅选定为第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1949年6月3日，经当时的中央政府批准，成为第十世班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世班禅即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并愿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1950年，十世班禅派团到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致敬，并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1951年又赴北京，支持和推动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1952 年由青海返回西藏。1954 年任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任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64 年任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79 年任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同时担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二、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他担任过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和代理主任委员，他还是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院长。
几十年来，十世班禅大师作为中国藏传佛教的领袖人物，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功绩和声望早有定论，也已载入史册。笔者在人民政协战线上工作几十年，60年代初就有幸多次见过班禅大师。但真正同他直接接触，并交为朋友，却是在非常岁月（“文革”）刚刚结束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
政协委员中的“小伙子”
1978年2月，全国政协召开五届一次会议，笔者担任小组秘书工作，所在的小组，成员以平时由我担任小组秘书的原政协直属学习小组为主体，还有一部分“特别邀请人士”，在30多人的名单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班禅和包尔汉，他们在“文革”前政治地位最高——班禅当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包尔汉是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不过，这次他们却是作为一名普通委员来出席这次盛会的。
他们俩的身份比较特殊。我的任务是在他们报到之前照顾好他们的生活。会前有关领导同我打过招呼，说包尔汉年事已高，就不住在小组全体委员下榻的北京友谊宾馆南工字楼了，已在主楼安排住宿，但班禅要同小组的委员们住在一起，要我照顾安排好。这次会议的近两千名委员全部在北京友谊宾馆下榻，主楼的住宿条件最好，其他各楼如南工字楼、北工字楼等等，条件都差不多，当然在当时的北京，也算是数一数二的。
事前，我到南工字楼现场看过，所有房间都是一个格局一大间在外， 有20多平方米；小间在内，只有10平方米，按名单每个套间都得安排3个委员，只好小间住一人，大间住两人。所谓的照顾，我只是把他安排在向阳的套间中的一个小间。与他同住的是两位我比较熟悉的性情温和的老人宋希濂和陈铭德。宋、陈先到，我一向他们解释，二老便连连说：“他住单间好了，我们俩相熟，住一起好说说话，你不必解释了。”宋、陈二老都是70岁左右的人了，论资历宋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陈是老报人、《新民报》的创办者，而班禅时年40岁，是全组委员中唯一的一位“小伙子”。
我接到班禅在主楼报到的电话通知，便立即到大门口迎接。班禅是由国家民委的一位司机开着一辆上海牌小车送过来的，他穿一驼色藏袍，身材高大。我迎上前去自我介绍，他那双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笑着说：“您好，给您添麻烦来了！”我对他能讲出这种带京味的汉语甚表惊讶。在引他上楼进小单间之后，他马上询问，外间两个铺位住的是谁？我答复是宋、陈两老，并简要介绍了他们俩的情况，他立即说：‘陈老最年长，他住单间，我和宋委员住在外间更好。”我坚持说宋、陈二位是老朋友，他们愿意一起住在外间，他才作罢。刚落坐，他就递烟，并像老朋友一样地和我交谈起来。叙及年岁，他比我小两个月，他说：“我们是同龄人，按汉族人的习惯，都属虎，两只大老虎（十世班禅大师年龄比我小三个月，但我出生 于1937年12月，属牛，並不属虎。他顺口一说，我没有解释。）!”
他的毫无拘束和健谈感染了我，我便脱口而出：“听说你刚出来不久，这些年你一定受了不少苦吧。”我的冒昧使他愣了一下，随后就接过话头说：“没有什么，这场运动前所未有，全中国受折磨的不知有多少。我是去年10月放出来的。10月是个好日子，10月1日是国庆节，前年，10月6日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我是十世班禅，‘10’这个数字对我来说也是吉祥的。”正说着，陈铭德、宋希濂二老推门进来，我当即介绍班禅与二老握手寒暄。二老夸他这么年轻，身强力壮，令人羡慕。班禅连声说：“在二老面前，我是年轻人，小伙子。我早就久仰二老的大名，今日有缘结识，还住在一起，幸会幸会。”
第二天早饭前，
当天早饭后我即去班禅的房间里和班禅聊天，当我提起宋老向我反映的意见时，他笑了，满不在乎地说：“我曾度过漫长的监禁生活，现在恢复了自由，我的心情只有共同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完全理解。3个多月了，我每天早上从家里（东城东总布胡同）沿着东长安街跑步到天安门，在广场上同市民们一块做体操，呼吸新鲜空气，有时随便聊聊天，这种自由自在的普通人生活，不但我在狱中10年，而且在‘文革’之前，都未曾有过：‘文革’之前，我去什么地方都有随行人员，几乎从来没有机会单独外出过。这3个多月来，尽管问题还没有解决，思想上仍存在若干疑虑，在我与普通老百姓自由相处的日子里，第一次感受到我也是中国的一名普通公民时，我情不自禁地感到从未有过的欣幸和满足。白天在家里，我除了吃饭、看书、读报外，就帮着做点家务，搞清洁卫生是我每天的必修课。现在住在宾馆，陈、宋二老比我年长许多，我仅仅打扫一下室内卫生，有何不可呢？”
班禅大师这一席坦率而真诚的话，真有点使我无言以答，但我仍坚持说：“班禅委员，您的话我完全理解，但现在是开政协大会，整个友谊宾馆有近两千位政协委员，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开会，讨论国家大事。这里不仅有近千名的工作干部在为会议做会务工作，而且有近千名服务员、炊事员、汽车司机在为委员们的生活提供服务。如果每个委员都动手做服务工作，那么服务员们每天还做什么？如果您每天起早打扫卫生，那么其他的委员又该怎么办？不是说政协委员打扫卫生就降低了身份，而是此时此地这项工作有专人负责，您的职责是开好政协大会，为国家大事做贡献。我作为本组的小组秘书，希望您理解我刚才说的这些话，请给予合作，要不然不仅陈、宋二老，还有本组的其他委员，他们知道后也会这样对您说的。我请您协助，好不好？”
班禅摇着头，咧着嘴，说：“好，好，我服从你。咱们这两只老虎不仅同岁，而且脾气、个性、说话，都有相似之处。”我回答说：“我们同岁是实，但我可不敢同您相比，要说现在，您是政协委员；要说从前，您是副主席、副委员长，国家领导人。我是普通干部一个，怎么能同您相比？当然，我们认识虽然才两天，但我敬佩您的坦诚相见、平易近人的性格和为人。在全组政协委员中，您是最年轻的，身体又好，如果大会开始后，有些事您能顺便帮忙照料照料，那倒是可以的。”班禅说：“那好吧，以后有事你就吩咐。不过你说的不能同我比，我不能接受。毛主席说过，为人民服务是不分职务高低的，是不是要把这段语录背给你听听，学习学习？”我禁不住笑出声来，说：“好、好，就算我刚才没说。只要你同意从明天起不再打扫卫生，我就万分感激了。”从第二天起，班禅大师真的就不打扫卫生了。
但在长达20天的会期里，他也真的帮我们小组秘书做了许多事。比如，每天吃饭，上楼下楼，进出餐厅，他总是跟随着年老体弱的委员从友谊宾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坐的是大轿车，本组委员正好坐满一辆车，他总是最后一个上车，第一个下车，同工作人员一样忙前忙后的照料。有一次坐车回到宾馆，年逾花甲但身体极好的
少年班禅眼中的周恩来
1978年2月一3月，这一介于粉碎“四人帮”之后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特定时期，除梁漱溟这样的少数人外，大多数人在小组讨论时都回避了“文化大革命”是否应该否定、刘少奇、彭德怀等是否应该平反等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但所有委员都无一例外地在会上控诉林彪、“四人帮”的罪行，缅怀毛主席、周总理的离去，不少人讲到伤心处声泪俱下，听者也热泪盈眶，甚至泣不成声。班禅大师一直动情的倾听着，但他却迟至会议进行到一半，才向组长表示要发言。
等轮到他时，他用低沉的语调说：“我同各位的心情一样，听了大家的发言，我心里很乱，我想先说几句话。我在‘文革’中没有死掉，能活着出来，现在能同大家在一块开会，主要是周恩来总理的恩情，是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想着我，关怀着我……”班禅的话刚开了个头，就说不下去了。 他双手捂着脸， 头慢慢低下，组长不得不宣布，请班禅委员休息一下，别的委员先发言。
这天晚上，我走进班禅的那间小房，听他细说白天在会上没有讲完的往事。这项谈话进行了3个晚上。后来知道，他只是说了部分事实，没加多少评论，这当然也是受到1978年这个特定时期的种种限制。
“缅怀敬爱的周总理，我自然也有一肚子话要倾诉，但一想起一桩桩往事，一次次同周总理的见面，就禁不住泪如泉涌，说不出话来。在这里同你个别交谈，气氛不同，我能冷静地说一些往事……”班禅递给我一支烟，平复了一下激动的情绪。
“我虽然比同组的年长的委员们认识周总理的时间晚，但由于我的身份和遭遇，解放后我同周总理的接触比较多，所受到的关怀和教诲要一次都讲全，连我自己都一时理不出个头绪来。”
“先说我第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班禅陷人沉思，努力克制着激情与冲动：“1950年4月27日，我率领僧俗官员一行45人首次到达北京，当晚，就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并宴请。那时我才13岁，还是个少年，但又是活佛十世班禅。我自幼受到的良好教育，使我懂得礼仪，能应付各种隆重场面的待人接物事宜。但我当时对国家政治活动的认识还很肤浅，只知道我是藏族，也是中国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也知道毛主席、周总理是新中国的领袖。至于别的情况，我所知道的就有不多了，在政治上我还是很幼稚的。我见到周总理，第一个印象是他穿一身藏青色中山服，浓眉大眼，英俊潇洒，慈祥和蔼，有一股极强的感染力吸引着我。我当即向他献了一条洁白的哈达，按藏族的习惯表示对他的崇敬。
周总理十分亲切地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从最细小的风俗习惯、生活琐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与西藏的前途；从我在北京的食宿、活动安排，到汉藏民族团结的重要以及达赖、班禅两位活佛的关系。我当时虽然还不能全部理解周总理这次谈话的深刻内涵和深远意义，但我却深切感受到他的真诚和厚望，使我意识到周总理不仅是新中国的卓越领导人，而且是一位可亲近、可信赖的长者。而这种情谊上的亲切交融感，是从第一次见面开始，直至以后的许多次见面、谈话，包括他对我为数不多的批评与教育，都牢牢地保留在记忆里，始终没有消失。后来我知道，周总理对待党内党外的同志朋友，都是这种坦诚平等、与人为善的态度。
这正是当周总理一旦离去，全国各族人民泪流成河的重要原因所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在第一次谈话之后，周总理陪我步人宴会厅，到了门口他停住脚步伸手示意让我先行，我自然双手合十，十分恭敬地请他先行。在双方互相谦让之际，周总理挽着我的右臂，并肩步人了宴会厅。在席间，他还不停地给我夹菜，介绍各种菜肴的特点、味道以及烹调技术。很可惜，当时我还没有学会汉语，交谈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如果是在今天，直接进行交谈，将一定更加亲切、随和。然而，周总理已经离开我们两年零两个月，我们再也见不到他的音容笑貌了……”，说到此，班禅大师的眼圈又红了起来。
《七万言书》的来龙去脉
班禅喝了口水，又给我递烟，平静了一会，接着说：
“关于我的《七万言书》，说来话长。就形成的时间说，从1960年至1962年，最早的提纲和蓝本是我同李维汉同志的《谈话纪要》。1960年至1962年上半年先后召开人大、政协和民族工作会议，这期间，我在《谈话纪要》的基础上，经过更广泛的调查研究，听取意见，在会议上作更系统的发言，然后写成文字作为向中央汇报的材料，即《七万言书》，题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
从内容上说，《七万言书》包括了平叛斗争、民主改革、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统一战线工作、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宗教问题、民族工作问题等八个方面。《七万言书》首先肯定各方面的巨大成绩，然后指出缺点，错误和偏差，最后提出改进的办法和今后工作的希望和要求。其着重点是批评了西藏工作中‘左’的错误，言词有偏激之处，有些事实也不一定那么准确，但我的本意是爱党爱国，为民分忧，希望党和国家在西藏和藏族地区的各项政策贯彻得更好，对国家、民族更有利。
在开始时，我的这种积极性曾受到鼓励，即便有言词过激不当之处，也是善意地被指出来。但后来情况大变，主要是党中央在1962年夏天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之后，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论点。我十分信赖的老一辈革命家、党内民族问题专家李维汉同志挨了批评，他所主持的中共中央统战部被批评为‘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李维汉把这些人宠坏了。班禅翘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比U一2型飞机翘得还高’。
这一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李维汉受到严厉批评，被免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职务。自1962年底开始，我在西藏受到严厉的批判，我的《七万言书》成了批判的对象，它的命运与彭德怀的《万言书》相似，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因为我不服而抗争，后来又整出个‘班禅叛国集团’。这些事都发生在1963年至1964年的西藏。至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我被免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一职。李维汉同志也被免去了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从1964年到今天，14 年时间过去了，如何评价‘文革'以前的这桩历史公案，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党中央会作出公正结论的。与我那段历史公案密切相关联的李维汉同志不是这一次也来出席人大、政协会议来了吗？至于周恩来总理在1962年至1965年这个时期对我的保护，我是后来才知道的。首先是他亲自关照，让我于1964年底离开拉萨，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常住北京，他担心我在西藏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我到北京不久，周总理又让我住进已故沈钧儒副委员长的寓所，独门独院，有专用车辆，贴身随从，生活上给我优厚的照顾，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早归人敌我矛盾范畴，要不是周恩来大力保护我，照顾我，我还能正常生活下去吗?”
两次不同的“监护”
“再往下说，就是‘文革’爆发之初发生的一幕，那就更可怕了。”班禅一边摇头叹气，一边继续说：“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中央民族学院的少数红卫兵翻墙入院，闯进我的住所，二话不说，把我五花大绑，强行拉上停在门口的卡车，拉到中央民族学院关押。后来知道，周总理在这之前，就一再教育，劝阻红卫兵，并作出对乌兰夫、班禅这样的少数民簇代表人物要加以保护，他们有问题可以写揭发材料送交中央；也可背靠背地进行揭发批判，但不能揪斗等一系列指示。少数红卫兵违背周总理指示，把我劫走。更严重的是他们私设公堂，在肉体上对我进行折磨，捆绑踢打，啐口水，揪耳朵，边打边骂，极尽恶言污辱之能事。他们在家中抄出一些外币，就硬说这是我叛国投敌的铁证。他们不仅召开几千人的批判大会，还揪我示众，通过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大声喊叫，说他们已揪出‘叛国头子’、‘最大的反动活佛’、‘西藏最大的寄生虫、吸血鬼’班禅，借此把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也吸引到中央民族学院看热闹，对我的批斗会持续不断。
我虽然相信这不是党中央的政策，但面对这种残酷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污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很可能会被活活折腾掉。正当生死关头，周总理得知后马上出面营救我。他派出联络员，通知中央统战部和卫戍区部队，要劝阻红卫兵，要把班禅保护起来。我当然是事后才知道这些的。在此之前不久，陈伯达已在中央的一次会上当面点徐冰部长的名，‘要炮轰以徐冰为首的中央统战部’，统战部机关已贴满批徐冰的大字报，但徐冰得知周总理的指示后，立即同刘述周副部长一道与周总理派来的联络员和卫戍区的解放军同志一起赶到中央民族学院，与红卫兵谈判，传达周总理的指示，把我交由卫戍区的解放军同志看管，实际是把我解救并保护起来。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在卫戍区把我转移走的同时，仍有一部分红卫兵不同意，他们不认识徐冰，却认出了刘述周副部长，蛮不讲理的红卫兵就把刘副部长揪住，当场在中央民族学院校园批斗，说刘述周是‘李、徐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干将’，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在民院校园里四处游斗后又转移到民族印刷厂批斗，刘述周副部长为保护我也吃了不少苦头。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虽然我受到卫戍区的保护，但外边各地区、各高校的各派组织对我的批斗却在升级，他们先后成立了‘ 揪斗班禅联络站’、‘批判班禅指挥部’等联合组织。面对这种情况，周总理再次派人劝阻制止，通过卫戍区、中央统战部及其联络员，给各派组织做工作。周总理明确指出：班禅不能控制在群众组织手里，必须由北京卫戍区负责监护，经过反复协商、调解，达成三条协议：一，各级组织联合召开批判会，不能轮流批斗：二，要文斗，不能武斗，不能捆绑，不能‘坐飞机’；三，只能联合批判一次，批判会结束后，必须把班禅交回卫戍区，押送工作由卫戍区全权负责”
遵照总理的指示达成了这三条协议后，首都红卫兵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了一次规模最大的对我的批判会。虽然没有意外的事情发生，但按协议批判会结束要把我送回卫戍区监护，当场却仍有成群的红卫兵围攻、谩骂，不让解放军同志把我带走。卫戍区的解放军同志服从命令，坚持原则，寸步不让，硬是冲破一些红卫兵的阻挠，把我护送上汽车。红卫兵对我的大批判也就到此结束。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卫戍区把我转移到北京军区的一个解放军营房里，使我吃惊又感动的是这营房里无论是官还是兵都称我‘首长’，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意想不到的。自1964 年以来的几年时间里没有人叫我‘副委员长’、‘副主席’、‘主任’等官衔了，而更多的是‘反动分子’、‘叛国分子’、‘吸血鬼'、‘反革命'等帽子，听得太多，也听惯了，忽然听到周围的人叫我‘首长’，心中的滋味是不言而喻的。红卫兵野蛮地打我，污辱我，我也没掉一滴泪，但听到‘首长'的称呼，我的眼圈却红了。特别是营房里的一位年轻的领导找我谈话。是他第一个向我正式传达周总理指示保护我的消息。
他说：‘首长，周总理指示我们要好好保护您，绝不允许红卫兵再把您弄走。现在的情况是，不但首都的红卫兵要揪斗您，西藏民族学院还来了一些红卫兵，打算把您押回西藏，交给藏族群众批斗，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肯定会出乱子，出危险。因此首长现在只能秘密住在这里，暂时不能回家，不能同您父母见面，更不能同其他外人接触联系。要是红卫兵知道首长住在这里，他们马上会来闹事的，万一出了事，我们不好向周总理交代，不好向中央交代……，我听着听着热泪夺眶而出……。
在这个军营里，我住了两个多月，他们送我一本毛主席语录，一部《毛泽东著作选读》，还送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让我佩戴。我一个人住一间房，每天早上同战士们一块起床、出操跑步，一日三餐由战士送到我的房中，伙食比指战员们的都好。我在这里住到寒冬来临，还是那位年轻的领导找我谈话，说：‘红卫兵运动过去了，首都现在平静了，首长可以回家了。’当天夜里，他们派出吉普车，把我送回到位于东城东总布胡同的寓所。现在回想起红卫兵作乱的那段日子，不知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关怀，没有解放军同志的保护，我班禅还能活在世上吗？
班禅第二次被监护，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时间是1968年夏天，即在他离开解放军营房回家居住一年半之后，突然来了一些解放军，说奉上级指示把他带走，到达地点后向他宣布实行“隔离监护”。这一“隔离”，竟长达9年零8个月。准确地说是我被关进单人牢房里，这里不是营房，而是“文革”时期的准监狱。有许多党和政府的高级千部被关押在各自的单人房间里，里边穿着军装的不是看管人员，便是专案审查人员，他们完全不同于第一次“监护”班禅的营房里的解放军官兵，班禅也不再是什么“首长”，而是一名被审查的“罪犯"。
“文革”自1968年之后，进人了一个矛盾更加复杂、斗争更加尖锐的时期。后来知道，周总理曾经几次想提前解决班禅的问题，包括恢复班禅自由和出来做应担任的工作。周总理的这些努力，都没获得成功，可见事情的难度在当时有多大！对于这9年零8个月的情况，我请他谈谈详情时，他谢绝了。只说了如下一段话：
“我不愿回忆这段伤心的事，有些事情的来龙去脉我至今也搞不清楚。我只能讲这么两点：第一，9年零8个月，我没有受过体罚，但常有一连许多天，十天半个月没人同我说一句话，这种活哑巴似的折磨差一点使我发疯。我的最大收获是天天拿着一本《新华字典》，攻读毛主席著作和为数不多的几张报纸，并想尽办法同专案人员和看管人员讲汉语。这漫漫岁月，我坚持不懈地学汉语，如今不但能讲，而且能写，汉语基本过关，掌握的汉字已达中学程度了。要在过去，你我这种长谈，没有翻译是根本不行的。
第二，在最困难甚至面临绝望的时候，只要一想到敬爱的周总理，我就相信总会有出头之日，尽管当时我还不知道道周总理有什么指示，但回想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年岁上我从少年到青年、壮年，所走过的路，党中央毛主席特别是周总理，是最清楚的，更何况在‘文革’之初红卫兵作乱时，周总理想方设法保护了我的生命安全。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周总理这样的老领导，是使我在困难和绝望中确立信心的最重要的力量源泉。
我要说的只有这两点，别的细节我不想说，甚至连想也不愿再去想它了。但愿所有痛苦的记忆忘得越快越好。虽然今天，毛主席、周总理都已经逝世了，损失不可弥补，但重要的是林彪、‘四人帮’垮台了，10年‘文革’的浩劫结束了。中国有了新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往前看，因此我不愿意太多地谈过去，尤其是痛苦的往事……”
这是发自班禅大师的肺腑的话。
最后的日子
身边的人不断劝他早点休息，他总是高兴地说：“我不累，灵塔的建成，完成了我一桩最大的心愿，再累我也高兴，实在太高兴了……”谁能料到，
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于1960年由国务院颁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1966年夏秋爆发的“文革”风暴，把扎什伦布寺的佛像、佛塔和佛经等文物破坏殆尽，尤其是历世班禅的肉身灵塔连同祀殿全被毁坏，伤害了广大僧俗信徒的宗教感情，自然也成了班禅大师的一大心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班禅大师向中央提出“将被破坏的五位班禅额尔德尼的遗体合葬，建立一座精致壮观的灵塔及祀殿”的建议，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准。班禅大师亲自主持了这项工程的建造。经过几年努力，这项50年代以来国家投资最多、建筑规模最大的寺庙灵塔终于建成。
在1989年1月22日举行的灵塔祀殿隆重的开光典礼上，班禅大师心情激动地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班禅东陵扎什南捷这座宏伟壮观的灵塔祀殿，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的正确性和真实性的象征，是汉藏两大民族共同劳动的结晶。我完全相信，凡来到东陵瞻仰膜拜、参观游览的人，只要他是尊重事实的，就必然会领悟到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真谛，领悟到藏汉民族团结的重要，领悟到坚持爱国主义的立场的意义。”
就在班禅大师发表这篇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讲话之前的1月11日上午，中共西藏自治区委书记特地将60年代初批判审查班禅期间，从班禅那里没收来的档案文件，其中包括有名的《七万言书》的藏文本手稿，亲手当众全部退还给班禅本人。在现场，班禅大师从一大堆档案材料中拿出《七万言书》的手稿，颇有感触地对在座的领导同志说：“你们看，这七万言意见书，完全是我亲手写的，亲自修改的，我为此费了不少心血，熬过无数个日日夜夜！但当时批判我时，却说这意见书是这个人那个人写的，连累了不少人，也冤枉了他们。”
班禅大师这里所说的《七万言书》事件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一桩错案，“文革”爆发之后，他曾为之度过铁窗生涯9年零8个月。对班禅大师历史冤案的平反，是从“文革”结束后就逐步进行的，1979年1月之后，实际上已在政治上彻底平反，但人大常委会对外正式宣布平反的决定却延迟到1988年，最后一批材料退还给他本人，则在班禅大师病逝之前的第11天。
（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