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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姓汪，名东林，祖籍徽州（歙县），出生于江山之清湖镇（1937）。先后就读并毕业于清湖高级小学、志澄中学（现江山二中，初中）、江山中学（高中），1960年夏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即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从1962年初开始，连续四十余年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直至2004年退休。现居北京文溪斋。
先生是著名传记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人民政协报副总编。
东林先生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期间，自1962年至1982年，担任全国政协直属无党派知名人士学习组小组（下称政协学习小组）秘书，负责记录、简报和会务工作，后参与创办人民政协报，因此得以结识于树德、王芸生、十世班禅、赵朴初、程思远、梁漱溟、马寅初、邹秉文、熊庆来、向达、翁独健、秦德君、赵君迈、巨赞、刘品一、皮漱石、阎迦勒、何柱国、范汉杰、文强、周同宇、冀贡泉、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沈醉、爱新觉罗·溥杰、唐生明、董竹君等一大批老一辈爱国民主人士，并积累了亲历亲见亲闻的关于这些人士的大量历史资料。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东林先生走上人民政协报的高级记者岗位，业余时间开始着手写作一些民主人士的传奇故事，展示中国现代史的若干真实的侧面，弘扬统一战线的大团结大联合的精神。
从1980年初由吉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东林先生（与人合作）的《李宗仁归来》以来，先生先后创作出版了《梁漱溟问答录》《宋希濂今昔录》《梁漱溟与毛泽东》《1949年后的梁漱溟》《“反面教员”梁漱溟》《十年风暴中的爱国民主人士》《远去的背影》《江山儒商王寿昌》《为了忘却的岁月》《名人传记集粹》等十余部人物传记和传记文学作品。
东林先生作品的传主大都是国内知名人士，截取的多系社会关注的重大事件，且又是叙述当事人亲力亲为的故事，因此广受读者欢迎。尤其是《李宗仁归来》《梁漱溟问答录》《宋希濂今昔录》出版发行之时，更是洛阳纸贵，读者奔走相告，欲先睹而后快。
曾有位徽州籍国家领导人见到东林先生，交谈中得知先生写过什么作品后，即说：“《李宗仁归来》和《梁漱溟问答录》这两本书20世纪80年代刚出版时我就看过，有印象。”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作品，能让国家领导人年轻时就“有印象”，由此可见，东林先生的著作当年是发生过广泛的甚至是巨大的影响的。
东林先生为什么能取得这样骄人的成绩？他曾经“扪心自问，自己天赋不高，仅仅还算勤奋，没有这个岗位，没有这些机遇加缘分，我这十余本书是不可能写成并发表出版的。”（汪东林，《我的自述》）东林先生把他成功的原因，归结为“机遇加缘分”，这诚然是实情，亦是他的肺腑之言，但我以为除此以外，还有更重要的因素，绝不只是“机遇加缘分”。因为，东林先生不仅仅是这些传记的“碰巧”的整理记录者，他还是这些传记的催生者，甚至是主动创造者。
有机会接触这些名人的工作人员不止他一个，能诗善文的政协人士比比皆是，为何独独东林先生能脱颖而出，不仅著作宏富，有十多部广受好评的传记作品让读者分享，而且成绩斐然，给社会留下弥足珍贵的文史资料？这是因为：
东林先生是一位有心之人
在这些闻名遐迩的民主人士中，不乏曾经沧海的大神级人物，东林先生布衣出身，与他们也不是同时代人，竟能取得他们的信任，与他们相识相知，乃至成为他们的知音、知己、忘年交，其人缘之善自然已到极致，毕竟虽然同在一组学习马列，处境与地位其实大不相同，东林先生是职责所在，而那些民主人士，其主题则是改造落后思想。能与这些昔日的活佛皇亲文臣武将交谊甚笃，并且一起做言无不尽的交流，东林先生是个异数。
几十年来，东林先生不辞劳苦，不厌其烦，尽最大限度地录下每个人的发言，包括批判者的发言，久而久之，除了整理上报的简报，积累的笔记本竟有100多本。他一面做好本职工作，一面还勤奋地积累资料，收集了一大堆相关的照片，书信，手稿，字画……，虽然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东西能派上什么用场。但是，他隐隐地觉得，总有一天，他会把他知道的故事告诉读者。他要对得起命运派给他的这份得天独厚的差事。
这些名人，饱经沧桑，满身都是故事；轶事繁杂，容易旋踵即忘。东林先生相信“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大事小情，细心详录；字画书信，小心珍藏，这正是东林先生过人的用心之处。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当他牛刀小试，与人合作的《李宗仁归来》应时而生，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就立刻转向难度更大的创作，单独撰写《梁漱溟传》。梁漱溟家世显赫，学识渊博，学富五车，既是哲学大家，又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对于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一般人自然不敢染指。但东林先生底气十足，自信啃掉这块硬骨头非己莫属。
因为这位有心之人，数十年与梁漱溟先生相随相交，过往甚密，收集了梁漱溟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88年病逝近四十年间，他在若干政治运动中的内部学习时的长篇讲话及文章。当历史已成陈迹之时，这些资料就可以派上大用场。他虽自谦“天赋不高”，不是巧妇，但他做的是有米之炊。传记不容造假，只可少说，不能多编。那些珍藏的笔记本，就是他最早积累的素材，等待开发的矿源。
东林先生是一位正直之人
先生不畏风险，不惧困难和压力，坚持长期调查真相，终还瞿秋白烈士以清白，就是体现先生正直品格的一个极好的例子。
作为中文系学生，东林先生在大学时代，就知道瞿秋白是一位伟大的文艺家、革命家，对他的英雄事迹历来崇敬有加。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英勇就义，当时，驻扎长汀的是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是宋希濂中将，秋白同志就是由宋部直接审讯并奉蒋介石“就地处决，照相呈验”的命令执行枪杀的。对这一些情节，视野宽广的东林先生也早已耳熟能详。
但是突然有一天，瞿秋白被指为“叛徒”。墓被毁了，碑被砸了，死后四十多年烈士的名字被打上了大大的黑×。
为什么会这样？昨天还是为革命捐躯的烈士，今天又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叛徒？真相到底是什么？正义感驱使东林先生要一探究竟。
按理，瞿秋白的事轮不到他来过问，他甚至能不能被允许去调查前共产党总书记的死因也不得而知，但是事有凑巧，原来那个大名鼎鼎的瞿案当事人宋希濂1959年被特赦后，于1961年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到全国政协机关上班，正是东林先生担任秘书的全国政协学习组的成员，东林先生遂得以捷足先登，以工作人员身份，了解史料为由，先后三次采访了宋希濂，请他细述有关瞿秋白就义的来龙去脉。东林先生作为采访整理人撰写了《革命先烈瞿秋白同志的最后岁月》，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大采访内容，撰写出版了《宋希濂今昔录》。
东林先生的著述，全面揭开了瞿秋白从被捕到就义的神秘面纱，澄清了瞿秋白因叛徒指认而暴露身份、拒绝昔日学生宋希濂的劝降、坚贞不屈从容就义的真相。现在来看，自然是莫大功绩一件，但当时已是海啸突袭、风雨满楼，到宋希濂处调查的北京学生成群结队此去彼来，他们大都是为了查出问题而非澄清真相，无怪东林先生的初次采访遭到宋希濂的婉拒，在他充分表示诚意后才勉强同意。
在当时的情势下，东林先生的采访殊属不易，屡受干扰，但东林先生的性格是，凡事不做则已，要做必竭尽全力，他的三次采访前后延续了十年之久，瞿秋白之死的谜团终于真相大白。
中国共产党新闻和中国国家历史官网，介绍瞿秋白被捕和英勇就义详情，用的就是东林先生采访整理的“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那一段文字，位于江苏常州市钟楼区和福建长汀罗汉岭的“瞿秋白纪念馆”，叙述瞿秋白烈士的最后情景，采用的也是这一段文字。这应该是对东林先生坚持正义和知识分子良知的最好回报。
东林先生是一位勇敢之人
程思远先生是政协学习小组召集人之一，他是李宗仁夫妇归来的重要当事人。在1956年4月到1965年6月的10年间，李宗仁先后五次派程思远到北京，晋谒周恩来总理。程思远两赴欧洲牵线搭桥，为李宗仁回归大陆作了充分的准备。在程思远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东林先生因为早有准备很快写出了《李宗仁归来》的初稿。
虽然当时解放思想方兴未艾，但出版发行却大费周章。在出版陷入困境时，东林先生的朋友把稿子带到长春。初稿经与人合作修改后，在《长春日报》分20多期连载，登载三五期后即发生了轰动效应，著名报刊竞相转载，从而推动了吉林人民出版社得以顺利出版了《李宗仁归来》，几次加印，印数竟超百万册。
这种倒逼出版的模式虽然得到了成功，但却遭到了一位高层领导的严厉批评，理由是 “涉嫌失密”。因为，书中有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搭巴方医院救护车进卡拉奇机场接机的情节。始作俑者的东林先生，被召听取部级顶头上司的转述口头批评。并导致了已经搬上舞台演出的话剧停演，准备开拍电影的计划夭折，并撤出了全年度评奖作品候选名单。
一时间，东林先生感到莫大压力，甚至对要不要继续写作梁漱溟都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心想民主人士大多是搞政治的人，难免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分寸很难拿捏，写作中常会遇到政治敏感的事，政治敏感的人，弄不好就会犯错误。但他是个有胆有识、勇敢的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坚信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法宝总不会错。同时在上级领导的劝慰下，他决心吸取经验教训，写作积极性再次高涨，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梁漱溟问答录》的艰难创作中。
《梁漱溟问答录》其实就是梁漱溟的传记，写好很难，写到能公开发表，更是难上加难，难就难在梁漱溟一生都在搞政治。梁漱溟是一贯特立独行的学人，自1953年那次惊天动地的大顶撞后，“梁漱溟先生被戴上‘反面教员’的无形帽子，尽管全国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却从此被‘冷藏’起来，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成了他唯一的发声之地，他坚守自立的‘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行为准则，仍然讲真话实话，敢言人所不敢言，不断受到大大小小范围的批判，但从不见诸报端。”（选自《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梁漱溟问答录》/汪东林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9月版）因此，梁漱溟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特的存在。东林先生内心暗暗为梁漱溟先生事事处处坚守“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不顾一切地顽强抗争而吃惊，并渐渐产生敬佩。
他越来越留意认真记录梁漱溟先生各种有准备的长篇宏论和即兴而发的片言只语，每篇都整理成文一一校对，包括请梁漱溟本人过目。须知，这几十年，梁漱溟总是处于被批判的状态，因为他反对阶级斗争，认为“文革”是人治登峰造极的结果，反对用林彪的名字扰乱国家大法，反对批林挂钩批孔，反对……这种情况，一般人躲之唯恐不及，绝不会去趟这个浑水，但他不是一般人，他是汪东林。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林先生，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正是汪东林这个独特的存在与梁漱溟这个奇特的存在结合在一起，才有了关于梁漱溟的系列作品《梁漱溟问答录》《梁漱溟与毛泽东》《1949年后的梁漱溟》《“反面教员”梁漱溟》。也就是说，没有汪东林，就没有现在读者看到的“这一个”梁漱溟。
最近这些年，东林先生又在报刊上放出大文章，回顾了围绕梁漱溟创作的人和事，披露了一些当年鲜为人知的内情和秘密，引起了文化界的广泛注意。比如，他的《一位刚直不阿的老人》，遭到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高层人士的批评：“梁漱溟这样的人对谁刚直不阿？报纸的屁股坐在哪一边？乱弹琴！”正是在孙起孟等许多老同志的支持和点拨下，把第三人称写作的梁漱溟传记改为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梁漱溟问答录》，并请梁漱溟本人审看稿件，签字认可，作者只述不评，避免了各种无理纠缠，终于在《人物》杂志推出连载，并成功出版。
而费孝通则在演讲中盛赞梁漱溟为“中国研究人类基本问题的思想家”，并鼓励东林先生：“不少名人的传记不妨晚点写，甚至不写。但梁漱溟先生这样的与众不同的名人，则非写不可。”在东林先生的《梁漱溟拒绝“批林批孔”》发表之后，吴祖光先生打来电话，说：“梁先生的敢言敢为，如此坚守真理，大义凛然！如果说20世纪称得上中国知识分子脊梁的，我以为第一是鲁迅，第二就是梁漱溟！”画家吴冠中也有同样的说法。我以为，这些由梁漱溟衍生的故事，至少与梁漱溟的故事同样重要，如果不说更加重要的话。
独特，正是东林先生作品的意义所在。
东林先生的特殊经历和独特视角，给他创造了大器晚成的机会，他的有心的举措，他的正直的品格，他的勇敢的精神，这些元素汇聚在一起，助力他最终获得了成功。要言之，没有汪东林，就没有这些脍炙人口的传记。我们同时代人现在能读到这些传记，是我们的幸运。
东林先生作为一个高级记者，能有幸接触到一些注定留存青史的重大事件，了解其中的细节与真相，依凭他自己的勇气和胆识，通过自己的作品，把他的认知传达给他的读者，应该是了却一个记者最大的心愿了，我们祝贺他。
东林先生在清湖出生、长大，后外出读书、工作。江山人历来有“清湖卸倪”之说，东林先生就是外出发展的一位清湖卸倪，而且成绩斐然，为清湖争了光。为此，我们亦为之欣欣然，我们感谢他。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芭蕉绿了 衢州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