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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闲话
江山的灵山秀水、古道雄关极具魅力，自古以来，吸引了无数骚人墨客、名人大咖前来追寻、游览。
1994年5月21日，叶廷芳、林斤澜、张抗抗、舒婷、蓝翎等一行9人组成的作家访问团来到江山。在游览江山胜景的一天时间中，我有幸陪伴在他们左右。
这些在当时文坛很有名望的作家，我在报刊杂志上与他们神交已久，在阅读他们大作时，常常揣测他们的模样。他们的光临，我既兴奋又有点自卑。但当我走到他们中间，便觉得他们都那么平易随和，丝毫没有名人的矜持与傲慢。我甚至从他们风趣开朗、互相调侃的笑谈中，感觉到他们的个性与作品之间某种相通的灵气。
初夏的雨，没有影响作家们浓浓的游兴，反而添了不少诗意。在途中，舒婷对蓝翎的美名产生兴趣，盘问他为什么起个名字叫“蓝色的羽毛”。于是，这位当年与李希凡齐名的红学家、杂文家，兴致勃勃地谈起小时候为逮一只美丽的小鸟，从房顶上摔下来掉在牌桌上的趣事，并对“翎”字的含义引经据典地进行了诠释。在这种愉快的氛围中，不知不觉间，车便把我们送到浓雾深锁的郎峰之下。
壁立万仞的三爿石在沉沉的雾霭中若隐若现，越加显得神奇缥缈，峰峦之下，云雾在天际中逍遥游弋，使得郎、亚、灵三峰在客人的慧眼中莫测高深。张抗抗抚摸着那高入云天不偏不倚的天然屏障说：“我是杭州人，竟不知浙西有这样奇特的自然景观。从局部看，比黄山还要雄伟壮丽、摄人心魄。”
《光明日报》编辑、作家韩小蕙仰望奇峰惊叹不已，尊口大开：“现在有谁把这郎峰云雾摄下，我给予发表。真是太美了！”轻快灵动的舒婷摘下一朵白色小花，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说：“真香。”又问谁知道这叫什么花？可惜无人知晓。舒婷道：“俗名叫指甲花，这花有药用价值。”我们都艳羡她知识面广，舒婷自嘲说：“我只知道这么一点，就及时卖弄一下，不然就没机会了。”
因为天下着大雨，路很滑，考虑到林斤澜先生已七十多岁了，我们放弃了攀登郎峰绝顶的计划。当我们从飞云峡往回走时，前面的雾气已散，回首身后却看不见一丝亮光。姜德明便说“向前看是希望，往后看是绝望”。姜德明和蓝翎都来自《人民日报》，他俩的杂文随笔都写得很精彩。
希望在前，舒婷脚踏崭新的旅游鞋一马当先，跑在前头。正如她在《会唱歌的鸢尾花》中说：“生命的冲刺，没有终点，只有速度。”舒婷的速度确实非我所能及，后面紧跟着的是张抗抗和纪秀荣。纪秀荣是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9人中她最年轻，短衣短裤，英气勃勃。我们市文联副主席何蔚萍扬起清亮的嗓子引吭高歌，歌声在峡谷中回荡。大家都为她热烈鼓掌，欢迎她再来一首。
我和温文尔雅的韩小蕙走在最后，一群男士更是远远落在后头，因为林斤澜先生年纪大，加上一双凉鞋不合脚，所以那些男士们都陪着林先生慢慢走。这里头最沉不住气的是兰州军区大校记者杨闻宇，他年轻好胜又精力充沛，总是为落在女士们的后面而“愤愤不平”。
等我们一群返回招待所休息时，还没等大家喘过气来，大校已做好“歪诗”一首。张抗抗、舒婷一看便笑得东倒西歪。我连忙把小纸片抢到手中，展开一看也忍不住笑出声来。他是“影射”舒婷，以发泄没由他领头下山之遗憾：“青竹绕山为攻城，女将下山似逃兵；压塞之人带头蹿，背影越来越朦胧。”大校眼睁睁看着我把歪诗迅速塞进书包。张抗抗笑道：“周小姐已收藏了你的手迹。”我连忙保证：“不会让您这首诗与读者见面。”但我现在斗胆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是因为它实在是作家访问团有别于其它团队的一大妙笔，我舍不得忍痛割爱。
饭毕，主人便捧上签名本和文房四宝让名作家们留言。第一个上阵挥毫的是德高望重的林斤澜先生，他落笔生辉，写了一幅“江山如画”。最后是外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叶廷芳先生，写了一幅“遍尝江郎奇珍，尤识江山异才。”这显然是溢美之词，但当时主人只顾高兴而顾不上脸红。张抗抗和舒婷是棋逢对手，两人在边上唇枪舌剑地互相打趣。看来，挥毫泼墨是男作家们的专利。
我们游完江郎山，又向仙霞岭进发。到仙霞关已下午三点，雨仍旧不依不饶地下着。这次由市文联主席在前开路，舒婷、张抗抗、纪秀荣紧跟左右，我和韩小蕙、叶廷芳教授走在后头。韩小蕙是位名记者，她用极其随和的口气问我仙霞关的历史背景和风土人情，又用柔和的京腔问我：“这叫什么树？那叫什么草？”，绝无半点居高临下的神态。我暗忖这便是大记者的风范吧。
当我们走到两棵参天大树下，韩小蕙看见牌子上写着“双宝树”。便问：“双宝树是什么树呢？”，她仔细观察后告诉我这是桉树，又问我山上有什么野兽？她观察周围环境很仔细，问得也很仔细，可惜我对树木花草鸟兽之类所知极为有限，答不上来只好转变话题。
我说：“我是《光明日报》的忠实读者。”她轻轻反问：“是吗？”我便谈起她编的“周末文荟”上那些名家写的美文。我又很自然地说起4月18日头版《致富论》令人振聋发聩，不知作者赵石宝是何其人。她听到这儿终于信服，说：“你果然是《光明日报》的热情读者，你们江山工人文化修养真高，请多提宝贵意见。”
走到黄巢冲天苑时，我陪他们进去看黄巢像。这时叶廷芳教授说他累了，我便陪他去休息室喝茶，谁知道走在前面的一群人全在那儿聊天。等我们走出来时，杨闻宇、韩小蕙已不见了踪影。这时雨很大，我与蔚萍两个人不免着急，幸亏只有一条路，我们便一边往前走一边呼喊他们的名字，又急又累又热，身上已湿得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
一直跑到第四道关门，还没见到人影。这时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以为他俩早已返回去了。等我们回到车上时，唯独少了他们俩，于是一车人全都慌乱起来，尤其是市文联的同志更觉责任重大。一边由沈天法带人再次上关寻找，一边由文联主席回到戴笠故居所在的保安乡，请广播播放《寻人启事》，又给市委领导打电话。大家都为之担忧并作出种种猜测。虽然我知道仙霞关民风淳朴，不会出什么意外，但人没回来毕竟是心焦的。
谁知道两位大名鼎鼎的记者，竟然从第四道关门一直勇往直前地走下去，尽管天已擦黑也不肯回头，一直走到龙井村，走到小竿岭国道上。要知道当时天下大雨，在千年古道上行走，随时有滑倒的可能，由此可见二位大记者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确非一般。他们站在公路上甚至挥手一连拦了三辆汽车，幸亏司机没有带走这两位京城来的名记者，不然可真叫人急得鸡飞狗跳了。
这时天色渐渐暗下来，龙井村的广播上反复播送着寻找二位记者的启事，他们听到了，终于幡然醒悟，于是从原路返回，碰上前去寻找的沈天法。这一插曲有惊无险，大家转忧为喜。张抗抗、舒婷本来你一言我一语说要把他俩分别关禁闭，以示惩罚，不然不足以解心头之“恨”，一见他们安然回来，顷刻之间“恨”意尽消。原来他俩是迷路了。
离开仙霞关已暮色四合，一路上车开得飞快。我知道分手在即，便从书包中取出一张5月1日有我拙作的《江山报》，放在张抗抗手中，说：“我是一个普通职工，您能抽空看这张报纸，我便很感激了。”张抗抗非常动情地握着我的手，对我说了很多安慰和鼓励的话，使我深为感动。因为我从她的话中，感受到了她对一个同样有上山下乡经历的姐妹的一片爱心。
叶廷芳教授说过：“没有博大深沉的爱，决写不出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显而易见，无论作文还是做人，对平凡人生的一点爱心，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我在这一天里所获得的最大感受。
写于1994年6月11日
（图片由沈天法等摄影，部分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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