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朴一和若楠老师身边,一些有趣的灵魂来来往往,自带光华,熠熠生辉,他们是宇宙的信使,带来古老而深刻的生命信息。我们会邀请他们来诉说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动人而又不凡的生命历程,以真诚对话为原则,探索内在、启迪智慧,感谢这一刻的相遇,讲述者、聆听者、阅读者,皆是勇者。感谢你的存在,让我们看到更多样的生命轨迹和更广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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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5 嘉宾
闫渤坤 和王玉圆
栏目策划|Luna若楠
今年7月在与黄良村南山木工天翼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他们正在筹划一场社区艺术节,计划在今年中秋举办。我们为此感到很欣喜,也特别期待能在西安乡村落地一场生活与艺术融合的自然艺术节。
聊到此事时,若楠老师随即表示很乐意为这场艺术节做点事情,后来我们为村落艺术节特意安排了几场公益自然音乐会和即兴舞动活动,将朴一的乐器和好物带到了市集,并且无偿推荐了媒体人和音乐人朋友,协助艺术节的宣发推广和音乐活动的策划。
黄良村汇聚了一群有创意,有想法,有才华的年轻人,他们生活在这里,同时做着自己热爱的事情,也逐渐吸引了更多对乡村文化感兴趣的人来到这里,把这个曾经的空心村变成了一个艺术氛围浓郁的社区。9月14~18日为期5天的艺术节在这里落幕,丰富了大家的假期生活。
“此次艺术节涵盖艺术展览、创意市集、音乐表演等多元内容,吸引了大量游客与当地居民参与。其意义不仅止于艺术作品的展示,更是一场深层次的对话,一次关于艺术、乡村与社区的共鸣探索。”街区不长,院子不大,走得稍慢一点,看一看展牌的文字,听一听他们的对话,参与一场感兴趣的活动,喝一杯茶或咖啡,淘一件喜欢的小物品,与人建立一点真实的关系,这场艺术节就更好玩儿了。
此次艺术节的主创团队不是官方,也不是某个资金和经验雄厚的公司,而是四位95后年轻人,其中两人生活在黄良村,分别是南山木工创始人张天翼和土象咖啡主理人关佳蓉。另外两位是他们的好朋友——98年的策展人闫渤坤和97年的和王玉圆,此次访谈也是同他们两人进行的。
(工作中的艺术小组)
历时近一年,他们在资金极度紧缺的状况下,租赁和搭建艺术节场地,策划各项内容和活动,做设计准备物料,做外联对接合作人、艺术家、媒体人、音乐人等工作,协调多方关系,举办开幕式和对谈,输出媒体宣发素材......所有事情亲力亲为。
通过这次的大型实践,让他们对艺术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他们说,艺术已经在过程中发生了,艺术节提供了一个人与人沟通的桥梁,促进了社区内新老村民之间的交流和理解。真实丰富有趣的线下活动也为不同群体的参与者带来了互动和共创的机会,正如艺术节名称中的“海绵”一样有着同样的特质,吸收、聚集、释放,艺术最终服务于生活、社区和大众。
在人手与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从无到有去构建落地一场艺术节,中间的工作难度和体量难以想象。时隔一个月在艺术节再见到渤坤时,他已经瘦了一大圈,天翼也晒黑了许多。几位年轻人做着这样一件不完全以物质和名利回报为目的的“苦差事”,背后可以窥见他们身上的纯粹、坚韧和确定感。
在这次艺术节的筹办中,朴一和他们有过密切的接触,也从侧面观察到了他们的很多优秀品质。在那么多紧迫或是庄重的场合中,他们体现出的是种无畏感以及圆满俱足和从容不迫。
对
话
为什么会发起这场海绵社区艺术节?这个名称有什么寓意?
渤坤:今年中秋举办的这场海绵社区艺术节源于一个偶然的提议。去年我们在黄良村办完了一场“野生菌”展览后,当时参观的朋友抛出了落地一场艺术节的话题。我们同黄良村的几位伙伴探讨后,一致觉得在这样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街区,的确很适合去做一场好玩儿的艺术节,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故事。
玉圆:“海绵社区艺术节”,这个概念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艺术节筹备的过程中诞生的,当时我们想到了好几个词,最终觉得“海绵”最符合这次艺术节的寓意。我们希望这个艺术节是有关社区和集体的,不是某个人的,而社区本身就是充满弹性和包容性的,就像海绵一样可以自如地吸收和释放水分,每个人在集体中可以通过协作来流动和连接,吸收和释放能量,个人和社区都会得到成长和发展。
具体来说,“海绵”这个主题和属性主要体现在,它极大地调动了不同群体的参与感,这是此次艺术节和传统的展览最大的不同。整个街区的主理人可以充分地加入进来,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和创造;在搭建公共空间的过程中,新老村民也可以共同参与场地建设;艺术家们有足够的空间和自由去创造艺术作品或装置;所有来市集摆摊的伙伴也会带来不同内容去丰富艺术节的形式;每位来参加艺术节的客人也能在这里得到一些新的东西并带回到自己的生活中。
概括下这次艺术节的内核,你觉得会是什么?
渤坤:海绵社区艺术节始于黄良村,一开始我们希望为在这里生活的年轻人们提供一个交流的机会,但到了后面我觉得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这个有限的空间。之后我们的思路也跟随做了调整,让艺术节去辐射更广泛的空间和人群,它可以囊括和提炼出更丰富的内容。
黄良村成为了众多社区的一个缩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试图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真正让生活和艺术发生关系的机会,以一种新的视角去观察生活的更多可能,去观察人与人的关系、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我觉得这是真正内核的东西。
玉圆:的确,很多思考是在过程中发生的。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是,这次艺术节村里的很多老人和小孩都参与了,部分村民也在关注和参与了场地的建设,活动辐射了周边的村落,很多年轻人会带着孩子过来玩。曾经生活在这里人们即使已经离开村子去城里工作了,他们也回到了家乡了解这里发生的变化,艺术节带动了各个年龄阶段的人聚合在了一起。
有时我很难跟别人解释,这次艺术节最显著的特点并不是艺术本身,而是在为社区和社群做服务,大家通过这种方式走到了一起,艺术不再是让人仰望的空中楼阁,而是起到了连接你我他的作用。这也体现了社区的包容性和去中心化,它不再是金字塔结构只有顶端的一两位核心人物被看见,而是如同海绵的无数孔洞与通道,在社区中连接和流动。每一个人都可以分享自己热爱的事情,吸引着相同喜好的人,这种平等共享的状态是我们想要传达的。
去年在黄良村举办过的“野生菌”艺术展览大概是一个什么状况,今年为什么还会选择黄良村来举办这次艺术节?你们与黄良村有什么的渊源和故事吗?
渤坤:我和南山木工主理人天翼是朋友(黄良村首位入驻村落工作和生活的年轻人),我经常来村里和这群年轻人一起玩耍,虽然我和玉圆没有住在村里,但黄良村这种互助、包容的社区氛围是非常打动我们的,街区的伙伴有时会聚餐一起过生日,互相帮忙,经常串门儿。这里的艺术文化感也很强,我们两人刚好是艺术专业方向的,所以就特别感兴趣和大家去落地一些艺术活动。
去年10月的野生菌艺术展是我们的首次尝试,在没有任何外来资金投入的情况下,我和村里南山木工、安安大力在文刀绘老师的空间完成了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展览。当时所有布展工作由我们亲自动手,很多地方也确实比较粗糙,但这次尝试也带来了一些经验和积累。展览结束后去年11月开始,我们受到启发就开始探讨今年中秋的艺术节了,最终自然而然地落地了。
从构思到实现此次艺术节这个大型社区项目历时了多久?你们四位主创人之间大概有什么样的分工?
玉圆:从去年11月我俩开始有了初步的想法,之后走访村落,陆续规划和开展,这期间得到了很多街区伙伴的支持。在今年,天翼和佳蓉加入我们,一起开始思考如何落地和呈现艺术节。
渤坤:我们几人组成了一个艺术小组(闫渤坤、和王玉圆、关佳蓉、张天翼),根据每个人的擅长,分工开始筹备和落地。
玉圆主要负责策划和设计,包括图片、海报设计、宣发的资料设计等;天翼主要对接艺术家和设计师等一些外联的部分;佳蓉主要负责财务、出票以及现场的维护;我做的其实也超过了策展的范畴,哪里需要就会去到哪里。
这只是大致的分工,基本上每个人都是多面手,都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
关于艺术节推动村落社区的交流,对此你们有什么印象非常深刻的经历吗?
玉圆:我们之前提到的艺术节成了社区交流的桥梁,我们通过这次活动更深地将新村民们和原驻村民们连接在了一起。超乎大家预料的是,在布展、施工中我们与老村民通过协作建立了新的关系,老村民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仅仅是被雇佣和执行的角色。假如说我们把展厅、客厅等公共空间搭建完全外包出去,那施工方一般只会按图纸建造,不会加入自己的任何想法。
这次在地建设中,我们的许多搭建是由艺术家和村里的工人师傅们共同完成的,我们发现村民与外包施工团队的不同是,因为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他们对村子有浓厚的感情,所以在施工中就打破了常规的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村民们在做村落的建设和改造中,他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并不是机械地执行,工人们同样把这项工作当成了自己的作品在完成,甚至后面呈现出来的已经和设计师最初的想法有很大不同了。
当然,我们也需要村民们一些必要的协助,比如面对一些不熟悉的地形,以及资金的短缺等,工人们有更多的经验可以为我们出谋划策,更好地达到想要的效果。所以,劳动人民身上有非常多的智慧,在完成这些工作中,他们充分地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共同创造了我们所看到了这些空间的建设。
在游客们参与到艺术节之前,对我们来说社区艺术已经在筹备的过程中发生了。新老村民有这样深入的交流是很难得的,村里的工人师傅们除了可以获得酬劳,他们还获得了自我表达和实现的价值感。所以,这些作品背后凝结着每个参与者的心血,在展牌中我们为每位建设者都有留名,他们都值得被看见。
你觉得这次比较有趣或有代表性的一个艺术作品/活动形式是什么?
渤坤: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艺术形式是我们搭建的一个“黑匣子”空间,这个空间里收集了村里不同人群的声音,包含新村民和原驻村民对于街区的看法以及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声音为媒介,将主流的、矛盾的、边缘的和质疑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多方位观察生活的视角。
当我们提到一件事情时,处在不同立场的人,所看到的角度一定是不同的。就像黄良村一样,每个人眼里的街区是不一样的,我们也认为黄良村本该就是如此,而不是所有人谈到它只有一个模样。从收集到的声音中,我们发现街区与外部的碰撞和问题也不少,这是一种挺复杂的关系。
我们在寻求一个机会,在尊重每个人声音的前提下,让大家把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放到一起去对话,去彼此了解,这样每个人的困境才有可能得以化解,我觉得这也是社区能够可持续发展下去的基础。
玉圆:艺术节期间,若楠老师和张华老师在黑匣子空间做了一场“时空的回响——声音的艺术”音乐会,我觉得这个空间的主题和若楠老师带来的内容太贴合了。在略显隐蔽的空间里,看到老师们坐在中间,周围所有人都非常安静,我觉得太美了,很有灵性,这个空间像是为这场声音艺术活动量身打造的。
渤坤:栈哥在15号晚上策划的“秋天欢乐的聚会”我觉得也非常非常棒,他完全get到了艺术节的精髓,他对这场活动的介绍是“我们想要不同的声音”。那场音乐会他把十多个音乐人、以及完全不同的乐器全部融到了一起,带给大家全然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感受,这跟艺术节想要表达的是高度一致的。
那天的音乐会其实就像是艺术节的一个缩影,声音和艺术形式很丰富,观众分布很广泛,本村村民、外来游客、大人、小朋友们都有。当然现场也有点混乱,比如一开始两位老师跳舞时灯光没有跟上,会场里的人流量也超过预期,导致部分人已经进不去了。
整个艺术节的状况和那天的音乐会现场基本一致,不确定的事情非常多,尽管我们提前会尽可能去想到一些问题,但还是有很多是突发的、预料不到的,那不如就允许这些未知发生吧,遇到什么现场尽可能去解决。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若楠老师的摊位,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摊位是做什么的,不清楚你们会摆放什么东西,但游客来了之后,我发现这个摊位是很有趣的,也把市集丰富起来了。摊位并不只是售卖东西,这么多好玩的自然声音乐器可以让游客们参与和体验,这是很符合艺术节的理念的。
玉圆:的确,艺术节里面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那些能与大众建立关系的一些活动,通过体验,我们拉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跳海举办的趣味运动会,吴潇老师的lolo鼓圈,还有安安大力的四驱车比赛,吉建芳老师的分享等,我看到有很多大人小孩在参与,大家都很欢乐,这样的活动是很有意义的。
这次艺术节的组织和举办中,你们觉得最具挑战性的是什么?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
玉圆:挑战和困难多到数不清,首先这个事情我们从来都没有做过,虽然有一些专业背景,但其实我对艺术节的了解是比较少的,这完全就是一项从无到有的工作,相当于在空中搭建一整个系统。我主要负责策划,有时坐在电脑前盯着屏幕完全没有眉目,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去推动这个事情。
最开始我们是以策展的视角去筹备艺术节的,在过程中会不断思考艺术节到底需要什么,比如市集就是后面才有的想法,在策划中还会进行许多的自我推翻和重新构思,还需要快速地去接受和适应那些偏离轨道的大小事宜。
另外,设计的部分对我来说难度也比较大,我记得大概是在艺术节前两三天左右,我们大概有20个展板要设计完,还有其他一堆细活,需要印刷的物料也得赶在节点前完成,这就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事儿。
我们之前找了一位设计师兼职这块的工作,但在开幕前一个礼拜左右,设计师因工作量过多没法做了。当时我就很头疼,两天要做完20个展板设计,时间太紧迫了,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处理,后来找了朋友才帮忙分担了一些,终于赶在艺术节前完成了这些内容。
其实,整个过程中,大家都很累,身心已极度疲惫,但事情已经扛下了,也在进行中了,没法指望别人,只能自己去学去做,无论什么结果,都会尽力而为。
渤坤:各个环节都是挑战,只能一个个去面对。需要花钱的地方非常多,包括停车场、公厕这些基础设施的问题都十分严峻。还有公共场地的搭建,这个完全已经超过了一场策划的范围了,只能想各种办法用极有限的成本去完成基础的建设,有时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策划特别考验人的一个点是,你很难凭空想象或者生搬硬套去完成,所以我们在没有灵感的时候会回到社区中,观察生活,观察社区里面人与人的关系,从细节中去试图提取一些内容,所以后面才有了海绵客厅、海绵厨房等这些概念。
我们前面提到的“黑匣子”空间,里面收集了很多村民对于黄良村文化街区的发声,这样看似简单的一个事情,我们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见缝插针地去完成,也花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很多村民看到我们拿着摄像机和录音设备,一些人是很抗拒的,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式和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们得去和他们沟通,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这是在做什么。
对我来说,最难的是协调的部分,协调会涉及到不同的部门,中间的关系也很复杂。比如停车场的问题,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民众,对这个是无能为力的。开幕式当天,现场的停车其实也是不理想的,开幕那会儿我一直在外面协调停车的事情,当时让我挺痛苦的。
还一部分是关于招募赞助商的事情,也让我觉得非常地为难,这是一个要向别人取得极大信任的事情,因此非常感谢丰雨楼为我们提供了独家赞助,让这场艺术节能够有机会落地。对合作的艺术家,我们也很尴尬,拿不出费用给对方,只好去向他们讲述我们的初心和规划。很多时候,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也没想到艺术家们会同意给予我们支持,真的非常感谢。
玉圆:经历了太多次的崩溃和疲惫,人都有点麻木了,好像再遇到什么问题也无所谓了,就尽力去解决。当时只是希望这个事情能尽快落地,尽早地完成这场艺术节。
失控,也是很大的挑战之一,因为首先没经验,其次涉及到的环节、人员太多了,这件事情也无法用一种强有力的集中控制的方式去做。所以,这些未知和失控的发生我认为也是必然的,没法完全预料和规避,心里已经有这个准备了。当然还有一些我们能力范围内无法解决的事情,那就接受它的存在,并不会把它当成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筹办这场没有经济利益的艺术节,它对你们有什么意义?
玉圆:我在研究生那个阶段就对社会公共艺术活动非常感兴趣,村里刚好有好朋友在这边,我们对黄良村也很熟悉和喜欢,然后10月策划了黄良村“野生菌”的展览,之后很快又开始筹办了这次艺术节。其实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就像一场实验,全身心地投入,但很难去定性,内心是希望把这一件事尽可能地做好做精。
回头想想那些不确定的事件,我觉得也从中带给了我们一些思考,我反而觉得这些未知有它存在的必要。因为我们不想把它做成一个模式化流程化的东西,我们希望艺术节的主题和内容是可以不断更新和变化的,不希望它变得僵化,最终成为了一成不变的固定活动,这个就没意思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放下了对一切细节的掌控感。
包括这次我们也总结了很多不够完善的地方,比如此次艺术性的呈现还不够丰富,没有及时地记录下过程中发生的趣事,以及对很多人和事的处理都不够成熟等,这都为我们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我们没有住在黄良村,所以就很容易去切换到旁观者的视角,去观察这个村子社区间的关系,也让这里成为了我们社会实践的基地。表面上看好像没有直接的利益到自己,但我们已经在无形中获得了巨大的滋养和反哺,即看到了艺术最终要服务于社会,帮助人们建立更好地关系和生活,不然只停留在学习中是虚无的,没有意义的。
关于这一年的工作和实践,我们会站在更大的视角去看待它,所以不会只关注眼前是否会带来收益,当然这是在不会对我们现有生活造成困扰的前提下。
今天的网络信息如此发达,但我们却似乎更容易被外界输入的东西困住了,但我觉得那些固有的模式并不一定是我们自己内心真正想要选择的。我们需要分得清哪些是外在的声音和导向,哪些是我们自己内在的声音,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我们没法全都按照一个模板去生活,所以去建立一个自己的生活体系,为自己的人生寻找意义和价值,找到自己更舒服的一种状态,这是我更看重的,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件事情。
你们对若楠老师有什么样的印象,对她在此次在艺术节的筹备、支持等方面,以及音声和舞动剧场的呈现,有什么感受吗?
渤坤:我觉得为这次艺术节付出特别多的就是若楠老师和栈哥,他们对这个事儿的上心程度会让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因为这次活动在资金很紧缺的情况下筹办,我们给不了对方什么回报。
另外,他们两人对艺术节的理解也完全与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策划的活动和内容是特别为这场艺术节加分的。若楠老师还非常慷慨地推荐了她的媒体人朋友萱萱老师,大晚上跟我们一起熬夜,对接活动的宣发和媒体事宜,这让我们都非常感激和感动。
源于一个小小的提议和想法,最终将这样一个非常庞大琐碎的事情落地,集体的力量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和支持。所以,这次艺术节的举办其实也不仅仅是我们四个人的努力,它是集众人之力,所有参与者一起落地了一场村落盛大的秋季艺术节。
作为策展专业出身,通过对这场乡村艺术节的深度接触,你们对艺术有什么新的理解吗?
渤坤:当我在学习艺术史的时候,我对艺术的想象是它有一个华丽的外衣。而从去年开始在黄良村筹备的这场艺术节,我觉得自己是在对艺术祛魅了,也更直达它的本质了,艺术完全可以走进大众生活,是人人都可以参与的。
玉圆:艺术可以走出博物馆和展览馆,进入到了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场景里。通过这次艺术节,我觉得公共艺术关键在于要建立起与参与者更亲密的关系,在集体的协作共创中,充分地调动每位建设者、参观者,让他们有足够的主观能动性去展现自己的智慧。
不管是发生在展览馆还是乡村,场所都不是最重要的,通过互动和参与,艺术建立起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这个才是核心。所以,艺术已经不仅仅是艺术家一个人的专属了,这是所有人都能平等共享共创的机会,艺术发生在了过程中,而非最终的一个成品。
人人都是艺术家,通过这次艺术节,大家可以把艺术的理念跟自己的生活发生关系,这会给一个人带来更多的愉悦。人们也可以通过艺术去分享自己的生活理念和态度,而不是局限于只有学音乐或绘画才算艺术。所以,不是艺术没用,只是我们应该更深入地接触和理解它,让艺术为生活服务。
这次采访我觉得挺奇妙的,第一次和两个人同时坐一块交流,其实他们给的信息已经足够多了,而且非常地核心。过程中确实让我觉得有一点乱,总觉得好像有什么没有谈到,但在我整理时发现其实很全面和深入了。找一两个核心点作为主线,比面面俱到也更有力量。
这次访谈也带给了我很多反思,我在思考我到底替谁在发问,替谁在表达,我在引导他人讲述时是否总在想着让他们认同自己预想的观点,主观和客观表述之间的差异和界限,我还需要再清晰一些。
更重要的是明白了一个更深的事情,有些东西要让受访者从他们嘴里直接说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比如让一个谦虚低调的人来说自己是怎么样的谦虚和低调的,这不就成自相矛盾了么?我要明白自己他们的不同视角。而我们采访的大多数人他们的确是这样的,没法那么直白的讲自己做了什么,成为了怎样的人,而且也没必要这么做。
作为一个有阅读和思考能力的人,应该能明白去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事件看为人。而我作为观察者和第三方的视角,需要尽可能中正直接地去传达每个人的特质,让大家有更直观的印象。总之,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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