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的名字，在场的幽灵

上周，一则离职新闻再次震惊时尚界：Helmut Lang宣布Peter Do将于本月底辞去创意总监一职，即将推出的Helmut Lang 2025早秋系列将成为后者任职期间的最后一季作品。“感谢Helmut Lang团队，他们为我的愿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能够继承Helmut Lang的遗产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旅程。这也是一次毕生难忘的经历。”Do在品牌母公司迅销集团发布的一份简短声明中如此表示。

理论上，这不过是过去几个月间众多时尚品牌更换创意总监的消息之一。更何况，Peter Do的资历尚不足以称为明星设计师，Helmut Lang品牌的体量和声量也无法与顶级奢侈品牌相提并论，从毫无预兆地任命到仓促离场的“辞职”，Do在Helmut Lang的整个过程不满两年，结果似乎可以笼统概括为“Helmut Lang加入无主品牌之列，时尚界的抢椅子游戏再添一员。”

事实上呢？具体内部原因我们尚且无从得知，但仅从Do上任以来的表现来看，1990年出生的越南裔设计师Peter Do是青年设计师中不可多得的一位人才。2018年成立同名品牌后不久便先后多次入围LVMH大奖、CFDA新兴设计师奖、ANDAM大奖等奖项决赛，其个人品牌风格与Phoebe Philo时期Celine的极简主义美学类似，时装深深根植于纽约文化。在Helmut Lang的设计中，他也十分尊敬Lang的遗产，首秀中不乏标志性的出租车印花图案和带有洋红和闪金撞色处理的黑白色系套装，设计精简克制，呈现出一种平易近人的时髦感。

《纽约时报》将他形容为“神童”（Prodigy），时装设计师Phillip Lim将他的出现定义为“一支避雷针”，《华盛顿邮报》时尚专栏作家Rachel Tashjian把他在Helmut Lang的首秀描述为“原始而精确…抢尽了风头”……即便也有评论家对此抱有批评态度，因为“毫无意义的商业化属性”，但对于母公司迅销集团来讲，复苏Helmut Lang并获得大量营收未尝不是一个好的解法。这也是大众普遍认为“显然没有其他人比他更适合这一职位”的原因所在。Peter Do接受这一切，并对此有着清醒认知。“继承Helmut Lang这样强大的传统总是很困难的。很多人都喜欢这个品牌，我认为我无法取悦所有人。”他在接受《Interview》杂志的首秀采访中如此说道。

按常理讲，皆大欢喜，只待时间。但问题的根本恰恰也是时间，当下高速运转的时尚界早已无法允许设计师慢慢来，更何况是在Helmut Lang这样一个背负着巨大的信仰的时装品牌。自学成才的Helmut Lang于1986年创立同名品牌，是上世纪90年代时尚界最具影响力的设计师之一，凭一己之力助推美国时尚走上世界舞台。即便他在2004年便选择离开品牌、隐退时尚界，但那些炫酷却简约、具颠覆性却保有实穿性的风格仍令众多业内外人士回味至今。Helmut Lang不只是一个品牌，这个名字的意义重大。

这与比利时“六君子”在时尚界所象征的划时代意义相似。2013年11月，Ann Demeulemeester用一封带有漂亮笔迹的手写信宣告自己即将离开这家创立于1985年的公司，这种诗意的浪漫在继任创意总监Sébastien Meunier手中勉强延续了十年；后青年设计师Ludovic de Saint Sernin接手，首秀即终点，全程不到半年，《时尚商业评论》将离职原因描述为“管理分歧”，但品牌的忠实信徒则认为，Ann Demeulemeester所描绘的女性绝非“裸露即性感”，它不应当沦为一场旨在吸引年轻一代群体的炒作。如今，这一重任落到了Stefano Gallici手中，三季过后，无功无过。再或，今年3月份同样宣布退休的Dries Van Noten，在6月交上最后一季男装系列后，时尚界笼罩在那一团闪耀的、怀旧的悲伤色彩中；其同名品牌目前仍处于无主状态，但新总监上任所面临的境况稍想便知一二。

这些曾被载入时装史的名字，早已远超其创立之初的“品牌”标识含义，它们在几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长河中积淀成为一种信仰，一种回忆。大众对于这些承载着各自回忆的“名字”寄予厚望，希冀在未来的某一时间往日记忆能够复刻、重现，又盼望着它们能够适应时代改变，进化出一些新的模样，但同时却又不允许自己的信仰被颠覆、被改变。问题出在哪里？变或不变，或者怎么变，这是一门学问。如果是以维密（Victoria’s Secret）秀或倍耐力年历（The Cal）这一类的“老套”方式回归，不仅毫无意义可言，甚至还会招致笔诛墨伐。

关于后者，“Alexander McQueen”便是一个绝佳例证，而Seán McGirr的McQueen首秀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个名字所包含的厚重意义。但与“Alexander McQueen”具有同等重量的名字，或许是“John Galliano”，两者在多维度上几乎都可以完全媲美，从设计原创性、颠覆性到对时尚界造成的深刻影响，恰如美国时尚畅销书作家Dana Thomas形容的“两位国王”。但仍有一点略微不同，即在对待自己的名字上。

众所周知，Galliano以颇为壮观的顶级时装屋任职履历著名，也创造了众多永存时装史的经典时刻，从曾经的Dior到如今的Maison Margiela。但对于其个人同名品牌，自Galliano从Dior离职后便销声匿迹，至今仍停留在John Galliano 2019春夏系列秀场，期间偶尔发布一两支静态广告，既不保持更新也未宣布关闭，处于“假死”状态。或许这也是如今盛传“Galliano离开Margiela后回归LVMH重启个人同名品牌”言论的原因所在。

2011年，在Galliano发布反犹言论后，彼时与Galliano合作长达23年的Bill Gaytten被迫走到台前，在Raf Simons任职前为Dior设计了几个系列，同时兼任John Galliano品牌创意总监，即便有美妆大师Pat McGrath和女帽设计师Stephen Jones的协助，但多年来，John Galliano——作为一个设计师品牌——并未激起任何水花，且日益淡出时尚视野。相反，人们对于“John Galliano”的印象则逐渐回归设计师本人，延续至如今的Maison Margiela。

对于时尚界而言，Martin Margiela又何尝不是信仰般的存在？但与其他明星设计师声势浩大的做法稍有不同——如2012年，Hedi Slimane接任Saint Laurent创意总监时，大张旗鼓地将创始人之名“Yves”从品牌名称中删除，导致品牌原有信徒认为“这一举动是对品牌历史和创始人的不尊重”，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Galliano也同样修改了品牌名称，但悄无声息——在首秀2015春季高定系列中，邀请函和秀场说明中自1988年成立便一直使用的“Maison Martin Margiela”变成了“Maison Margiela”，“Martin”被删除，无任何官方声明。《纽约时报》首席评论家Vanessa Friedman在2015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除《国际先驱论坛报》（《纽约时报》国际版前身）《女装日报》《卫报》注意到这一变化外，其他人并未察觉，除非有意引起争议，否则这就是如何在暗中重塑品牌的大师级做法。这很聪明。”

如今看来，这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毕竟几乎所有的品牌都选择弱化创始人名字存在的做法。比如，Maximilian Davis邀请平面设计师Peter Saville设计的Salvatore Ferragamo新标志“Ferragamo”，Julien Dossena在Paco Rabanne任职十周年将名称变更为“Rabanne”，以及Seán McGirr去除了Alexander McQueen中的“Alexander”……

不胜枚举。简言之，这种做法像是一种宣告：新设计师，新名字，新开始。但无论最终决策出于集团领导层抑或创意总监自身，他们都忽略了一个事实，也是我们前述的“名字”的含义。时尚业内人士或单纯的时尚爱好者，之所以会感到自己与某一品牌产生强关联，恰恰是因为其与这个“名字”邂逅时的记忆，如有人钟爱Balenciaga，是源自创始人Cristóbal Balenciaga一丝不苟的高定制衣理念，则必定有另外的人是因为2015年上任的Demna，那颠覆高级时装界的街头主义。“名字”代表了熟悉和亲密，而改掉名字则意味着亲手抹杀这种令人倍感亲切的记忆。这不仅是一串字母或代码，而是某一群人的集体回忆。

比如，Tom Ford。他曾帮助Gucci建立成衣系列，并塑造了Gucci在90年代大胆的、性感的时尚影响力。离职Gucci一年后，成立个人同名品牌，即便前任总监Peter Hawkings追随了Ford本人20余年，仍因未能满足市场需求或背后集团高管期望，仓促离场；直至今年9月份明星设计师Haider Ackermann就任，但是否能帮助品牌跨越至Tom Ford 2.0时代，结果仍旧悬而未决。而Gucci现任总监Sabato De Sarno的处境则更加险峻，他背负着两个显赫的名字——Tom Ford与Alessandro Michele——的双重压力，而如何以自己的名字重塑Gucci的记忆，答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现在的Gucci。

虽然Peter Do离任Helmut Lang的具体原因我们无法得知，但从众多Helmut Lang的忠实信徒对于此次离职事件的观点来看，当Helmut Lang选择离开后，这一品牌已经名存实亡，而维持品牌持续存活的，并非历年来更换的创意总监或采用的新型创意模式“驻地编辑”（editor-in-residence），而是二级市场上流通的天价Archive所维系的微薄的回忆。

更何况，Lang并非怀念过去之人，他对自己的系列归档存储完全不感兴趣，这也是为何在经历大火烧毁档案后，选择将那些无法修复的作品撕碎化成时尚的“五彩纸屑”，将一些作品捐赠给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并委托前雇员Joakim Andreasson（2023年，Baron出版书籍《Helmut Lang Archive Dispersed》的拍摄、整理者）在eBay上出售剩余的作品。一定程度上，这与如今的Vivienne Westwood品牌在创始人去世后声量日益式微的境遇属于同一种逻辑。

2006年，时尚评论家Tim Blanks受《Fantastic Man》杂志之邀采访了“退休”后的Helmut Lang，其中写道：“当他与彼时的Prada集团首席执行官Patrizio Bertelli签订了一份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巨额协议时，这种结果似乎已成定局。当双方关系出现问题时，人们自然会认为，Lang离开了他的品牌并放弃了拥有自己名字的权利。”巧合的是，在Peter Do离任Helmut Lang时，《1 Granary》杂志也发布了一篇以“为什么你不该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你的品牌”的报道，其中也引用了前述Blanks在采访Helmut Lang时的话语，“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坚持你的名字，因为这是你最终拥有的一切。”

并非没有前车之鉴。70年代著名美国时装设计师Halston，同名品牌被收购后出售了自己的名字使用权，无权对系列的任何商业决策发表意见，直至10年后被自己的公司解雇；美国设计师Kate Spade出售品牌后，只能以“Frances Valentine”的新名字复出；Jil Sander、Donna Karan都是如此。时尚法研究所创始人Susan Scafidi曾写道，“一旦你用自己的名字给公司起名，这个名字就变成了一项企业资产，投资者通常会想要获得一部分或完全的公司资产。这对创始人来说，可能意味着完全失去对自己的名字的权利。”

当下时尚界正经历着巨大动荡。一众时装屋都正面临着填补创意总监空缺这一难题，或背负着新总监将奉首秀的大众期望。既渴求明星设计师附随而来的巨大营收，又不乏对品牌历史和创始人之名的担忧，但首先需要思考的或许应当是，时装屋或设计师，那一串字母或代码所包含的集体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