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2003年我考上大学来到上海，而我的父亲是回到上海。
有天，我陪他一起回他出生长大的弄堂闲逛，这是位于南市区（如今已经并入黄浦区）光启南路的老城区，距离上海著名旅游景点城隍庙不到一公里的距离。
在老宅门口被邻居爷叔看见，老人家很热情，邀请我们进到他15平米的房子里喝茶。
一根烟的功夫，进来一个中年男人，是老爷叔的三儿子，看到我父亲惊讶不已，张嘴的第一句话就是：
“从乡下回来了？”
这句可以让所有在上海的外地人拍案而起，略带地域歧视的语言，硬生生的压得我父亲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半天说不出话来，翻着眼睛看着对方，眼睛里在冒火。
我父亲15岁离开上海，漂泊半生，回到上海老家，邻居的第一句问候，就是将他称为“乡下来的人”。
我父亲是一名支内职工。
在上海像我父亲，这样不再被家乡认可的支内职工，超过100万人。
贰
建国后，上海作为曾经的远东最繁华的城市，拥有最强的工商业基础，本着都是一家人，有条件的帮助没条件的原则，上海从49年开始，在不同历史时期支援外地工业建设，先后派出的工业人口，就达到109.2万人。
上海的支内历史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64年为78.3万人，主要是参加兄弟省区经济建设，特别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第二阶段是1965—1973年为30.9万人，主要是参加“大三线”、“小三线”、上海后方基地和原料基地建设。
（来源: 说说三线 作者:柴俊勇 曾任市政府副秘书长 ）
这在上海老一代人嘴里被简称为“支内”，他们和“知青”“支边”“支农”几乎发生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很容易弄混。
这是一段被刻意屏蔽的历史，不要说年轻一代，就是我这样的支内职工子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分不清楚。
109万工业人口，就按平均一家单位迁出500人计算，上海先后支援全国各地的工业单位，至少有2000家。
但实际数字远大于此。
当时工业单位的支援方式分为两种，援建和包建，
援建指的是仅负责支援新工厂部分车间，新工厂是由来自全国的两家以上的单位合并而成，当时除了上海以外，主要负责援建的单位基本都来自东北，援建需要派出的人不多，少则3-50人，多则1-200人。
还有一种是包建，就是把上海的某家单位，整体搬迁到内地某个地方，原班人马，原厂设备，生产的也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按现在的语言，援建就是拼台，包建就是包间。
当年仅上海机电局，就有近百家下属单位，4万多职工干部，随迁家属2万多人，两万多台加工设备，都迁往内地。
针对福建三明市，上海就先后迁入了18家轻工业单位。
如果要把所有的上海支内单位名单列举出来，估计能打满几十页的A4纸。
对于历史书而言这是一个单位的名单，对于这109万人而言，这是109万个长达半个世纪的人生。
叁
我父亲曾经不止一次和我说起，他当年刚刚抵达老厂的场景，我们家的老厂来自于两家单位的援建，一个是东北辽阳的仪器厂，一个是上海天平厂，地点在湖南怀化下属一个叫洪江的县城。
我父亲抵达县城的时候已经是傍晚，而厂区还在距离县城5公里外的远郊，唯一来往的车辆是厂里运输物资的卡车，每天中午来一次，为了省下住招待所的五毛钱，我父亲决定连夜步行去厂里。
就这样，当年只有18岁，来自上海的年轻人，一脸无知的走进了群山当中唯一的一条，因为修建工厂而被卡车压出来的土路，等走了一个小时，我父亲才发现两个要命的问题：
山路和城市马路不一样，它不是直的，而是围着山一圈一圈的绕，直线距离5公里，实际步行将近10公里；
上世纪60年代末的山区和城市，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还没有通电，路上没有路灯，路上一片漆黑。
那天晚上我父亲借着月光，摸黑走了将近三个小时才抵达厂区，一路的疲倦和恐惧，让我父亲一生难忘。
按他的话说，在那三个小时，他把自己这辈子，所有会的脏话，骂了100遍。
著名导演王小帅的父母，当年跟随上海光学仪器厂去贵州的新添寨，修建了贵阳新添光学仪器厂，坐了四天四夜的火车进入贵州。
王小帅的母亲看着窗外的荒山就流下了眼泪，当上海光学仪器厂的1000多人抵达贵阳工厂以后，发现所谓的住房都是无砂混凝土，碎石子和水泥浇起来，用一把螺丝刀就能打一个洞，轻扒就能扒出一个大洞来。
因为厂区地处贵阳的远郊，物资极度匮乏，每次返回上海，王小帅的父亲总会采购酱油等物资带回贵阳。因为水质问题，他还特意从上海买回明矾，雨天就用大缸接水、明矾定水，待第二天将上面的清水舀来食用。
但是本着中国人来都来了传统，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一来就是几十年，甚至一辈子。
肆
在中西部地区，存在大量的上海飞地，一个以上海支内职工为主的国营工厂，就是一个小上海，国营工厂有独立的生活服务系统，基本可以不用和当地人来往。
在四川，在贵州，在陕西，在湖南，在江西，大大小小的上海支内职工修建的国营工厂里，家家户户吃的是上海菜，甚至食堂都是，因为大师傅都是上海招过去的，家里看的电视台是上海电视台，老人听的收音机都是黄梅戏或者苏州评弹，厂区通行的语言就是上海话。
我认识一个来自江西钢厂的子弟，父母都是江西本地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一个汉江机床厂的职工告诉我，他们厂子弟幼儿园，所有牙牙学语的孩子，学的都是上海话。
甚至在南京的梅山9424，安徽皖南的八五钢厂，数万上海职工独立生活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个上海城。
这些职工虽然远离上海，但是这些年来几乎都生活在上海人的圈子里，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上海。
到了80年代末期，国际形势缓和，原本计划经济下的国营单位纷纷市场化，要自负盈亏，那这些由上海支内职工修建的，地处山区的国营工厂一下就崩塌了。
面对沿海城市那些单位的地理优势，这些内陆工厂生产一个产品，原料运进去，成品运出来，高额的物料费用，导致成本要高出至少2倍，于是这些单位效益一落千丈，很快就开始发不出工资了。
当年千里迢迢来到这的上海年轻人，如今已经步入中年，两鬓斑白，上有老下有小，他们都是普通人，没有太多宏观的历史情怀，最多关注的，还是眼皮底下的柴米油盐。
工厂发不出工资了，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回家，回上海，当年一句话就让我们远离家乡来支援建设，现在厂子都要垮了，也不需要我们了，我们要回家。
除了单位的不景气，另外一个促使支内职工回家的原因，就是为了下一代，在偏远地区生活了小半辈子，这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已经回过味来了，自己算是交代在这了，下一代不能耽误了。
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直到现在都存在巨大的差距，更何况上世纪90年代，很多支内职工的愿望很简单
“我就想让我的孩子，能拥有和我小时候一样的教育条件”
于是支内职工纷纷申请返回上海。
但是去上海一问才知道，自己早就已经被家乡除名了，回不去了。
伍
首先就是户口的问题，当年支内的时候，虽然说是自愿，但是在那个历史背景下，单位确定了的名单，基本就是无条件执行的，很多职工都是全家被“一锅端”，直接全家的户口都被迁到外地。
20年后，当职工申请将户口迁回上海的时候，要做的第一个事情，居然就是要证明自己支内职工的身份。
很多支内职工被这个黑色幽默搞的哭笑不得
“我吃饱了撑的，当年一个人拖家带口离开十里洋场，跑到3千公里外的山区里待了几十年？”
牢骚归牢骚，胳膊拧不过大腿，这些年近50的支内工人只能戴上老花镜，一张一张的整理材料，拎着破旧的上面还印有“上海”字样的文件包，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求爹爹告奶奶的申请盖章。
一套证明自己是支内职工的材料，花费3个月全部收集好，盖好章，千里迢迢回到上海，来到相关部门提交，工作人员随手一翻，直接扔还回来，说少了什么什么材料，再去弄。
来来回回半年过去了，也没能搞好。
有的支内职工气的在市委办公室门口跳着脚骂：
“当年让我去支内，承诺了那么多，一项也没兑现，现在我退休了，就是想回家养老，你们就这么刁难我，当初把我户口迁出去的时候，十分钟都不到，敲锣打鼓的送我出去，现在呢，像打发要饭的一样对待我！”
也难怪老支内职工火气旺，当年上海北站的月台上，无数上海支内职工和知青被火车一车车的拉走。
火车站大喇叭里连续不断的传来当时领导的承诺：
“到哪儿都是上海人，故乡等你们归来！”
这样的表态也发生在动员大会上，很多人记得，当年开动员大会时，时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的周炳坤亲临会场信誓旦旦：
“你们永远是上海的儿女！”
当时上海派出的都是厂里最好的技术工人，送走的都是最新的生产设备，在当时的上海，支内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
甚至有很多没有资格支内的年轻人，写“献忠书”甚至写血书申请支内。还有的人，因为家里不同意，直接偷了户口本去支内。
而如今为了把户口迁回来，却是千山万水，困难重重。
如果说户口问题是第一座大山的话，那房子问题就是上海支内职工回沪最大的现实问题。
没有单位，可以打零工，甚至没有户口，也能当黑户，但是没有房子，就连最基础的生存都无法保障了。
当年放弃户口的时候，这些支内职工同时也放弃了本来分配给他们的公房，等到90年代他们回来的时候，发现房子的产权都归了房管所。
他们只有三个选择：
买一套，这些支内职工回来的原因之一，就是当地的单位已经发不出工资，生存困难，上海的房价那时候已经开始飙升，怎么可能买得起？
和父母亲戚一起住，上海的住房条件一直是最差的，直到90年代，一家两代人挤在一个十平米的小房间里的情况比比皆是，如何能再挤进来一家人？
租房子，这似乎成了支内职工唯一的选项，用本就微薄的收入，支出一大部分去租房。
经济上的困难只是一部分，更多是精神世界的隔阂，外出20多年，本地的人情关系已经寡淡，不要说社会关系，就算血缘亲人都陌生了，特别是遇见拆迁等事情，更加势如水火，反目成仇。
数十万的上海支内职工回到上海，发现自己成了最尴尬的一群人，如果干脆是外地来的也就好了，但是自己生在上海，从语言到习俗都是上海人，可却要到“外来务工人员暂住户口申报”点办理暂住证。
当他们和那些当年没有离开上海的人聊天，发现这座城市的人，对于他们这些支内职工所经历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不止是不知道，而且是完全不感兴趣。
按我老宅邻居的话说，就是“一群跑到乡下去的人”而已。
陆
当年不是所有人都能被选中去支内，也不是所有被选中的人都愿意去支内。
不是国营单位职工，技术不过硬，政审不合格，根本没资格支内，那些没被选中的，也就因此在上海生活了一辈子；
那些死活就不肯走，哪怕被单位街道威胁断掉粮油本，也坚决不走的人，最后也就留下来了，而且也被安排了单位。
走掉的，都是一些老实，胆小，天真而且优秀的业务骨干。
等到几十年后，他们白发苍苍的以外乡人的身份，再次回到朝思夜想的上海，却要面对当年这些没有资格离开，或者赖着不走的人的冷嘲热讽。
支内职工无力反驳，因为他们的退休工资和医保，的确比这些人少了一大截。
被邻居蔑称为“乡下回来的”那天晚上，父亲一边狠狠的抽着烟，一边和我说，邻居家解放前是帮派混混，解放后开始拉黄鱼车的（板车），属于街道单位，全家文盲，收入也低，几个孩子在弄堂混迹于最底层。
到了上班的年纪，都找不到单位接收，当年连申请去当知青都因为政审没过关，最后是被分配去了街道的清洁队扫大街。
而弄堂里被安排去支内的家庭，不是工厂的技术骨干，就是知识分子，当时都是弄堂的顶层家庭。
然后他说，前几年他回来探亲，和我母亲晚上散步回来，在弄堂口听到有人喊他，回头一看，是自己小学同学的女儿。
那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父亲说这么晚，你一个8-9岁的女孩怎么一个人在外面，让她赶紧回家，第二天想想不对，就给同学打了个电话，才知道事情的缘由。
父亲同学当年分配去了贵州，后来为了让孩子接受好一点的教育，小学就送回了上海，夫妻俩因为户口回不来，也没上海单位接收，只能继续在当地，女儿就放在外公外婆家。
上世纪上海住房条件差，15平米的外公外婆家，还住着同学哥哥嫂嫂一家，女儿只能在阁楼楼梯下搭个行军床睡觉，但是大家上上下下很不方便，日子久了，白眼冷语就开始飞向这个8-9岁的小女孩。
小女孩在这种环境下成熟的早，每天吃完晚饭，就很识相的到弄堂口的路灯下写作业，直到11点全家都睡了，才回去睡觉。
父亲同学当年是上海机床厂的职工，丈夫也是上海支内职工，是工程师。
父亲的同学哭着说，每次和女儿打电话，女儿都哭着说，什么时候接我回家，电话那边的夫妻俩也哭，然后整晚整晚的睡不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说完父亲沉默了，愣愣的看着窗外无尽的黑夜，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屁股。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有时候太优秀并不是一件好事。
而且无论什么时候，太老实都是要吃亏的。
当年支内职工如今已经全部退休了，有相当部分已经离开人世，这段被刻意屏蔽的历史，不要说在全国范围，就算在上海本地，也几乎无人问津。
但是这段上海人的隐痛，对如今的上海仍然在产生影响。
不要忘记，这100多万上海支内职工，还留下了几十万的子女，背后还有数百万目睹他们一生的亲戚朋友。
柒
这些被称为支内职工子女的年轻人，大多都通过各种途径来到了上海，这个他们父母曾经的家乡，如今也大多步入中年了。
他们都像我一样，在跟随父辈来到上海的这些年里，目睹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都不同程度的思考了父辈的人生。
我们这些支内职工子女的情绪是复杂的，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出生长大的那个地方，在四川，在贵州，在江西，在湖南，那里才是我们的家乡，那里有我们熟悉的一切，有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
但是父辈对上海的执念贯穿了我们的一生，从小家里的上海话，餐桌上的上海菜，还有无时无刻萦绕在耳边的那句话：
“好好读书，你将来是要回上海的”
等真的离开了，对父辈来说是欣喜，是数十年心结的打开，是梦想的实现，是回家。
而对我们这些支内职工子女来说，不是回家，是离开家，是抛弃了十多年来生活过的小屋子，抛弃父辈十多年来好不容易积攒下的“财富”，抛弃熟悉的一切，去一个对我们来说陌生的城市。
面对屋子里被废弃的一切，父辈只有感慨，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期待，而对我们而言，是实实在在的心痛。
为什么要离开我们心中的“故乡”，去那个一直存在于父辈言语中的发达城市？
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支内职工子女早就看穿了一切，那个叫上海的城市并不欢迎我们。
我们成为了一代无根的人，出生的地方认为我们是上海人，上海觉得我们是“乡下孩子”。
当然，支内的历史，给那些没有离开的上海人同样也造成了“阴影”。
曾经我一位上海长辈的孩子，因为创业的原因，要去武汉工作一年。
这位当年因为种种原因，幸运没去支内的上海长辈，硬生生的不吃不喝，和孩子死扛了三天三夜，以死相逼，不允许他离开上海半步。
“你只要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这辈子也回不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