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因为大三线建设，上海光学仪器厂整体内迁，全厂的工程师、技术工人和家属，来到贵州贵阳郊外乌当区的新添寨，组建新添光学仪器厂和赤天光学仪器厂，为海军潜艇生产潜望镜，以及各种光学仪器。
整个厂区连职工加上家属有上万人，这是一家几乎全部由上海支内职工组成的贵州三线厂，在厂区里，大家都讲上海话，吃上海菜，几乎成为上海的一块小飞地。
79年两家厂合并，组建新天精密光学仪器公司，这个厂现在还在，叫新天光电。
这家厂的历史，并没有什么波澜起伏的故事可以讲，和绝大多数三线厂的发展史差不多，唯一的不同，就是这家厂上海支内职工占比很高，基本就是上海支内职工历史一个缩影。
当年上海光学仪器厂党委书记，以及后来贵州新天光学仪器厂的党委书记葛民治，用这段话总结了这段历史：
“内迁”——这个不寻常的字眼，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至今还有着震撼心魄的含义。它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内迁大军告别父母，携妻带子，全家革命，从繁华的工业发达的地区，浩浩荡荡奔赴深山荒原；它意味着满腔热血的拓荒者，在当时还十分贫穷落后的内地，在我们的下一代无法想象的，极度艰苦的条件下建设起一个个，现代化的工厂，并且“献来青春献终身，献了终生献子孙”，为祖国内地经济的巨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对于这家厂的普通职工而言，他们没有更多的考虑贡献这个崇高的字眼，对他们来说，是一生的颠沛流离。
这家厂有一位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然后被分配到上海光学仪器厂的上海姑娘邓美慈，刚生完孩子没多久，就接到了上级通知，厂子要整体内迁。
她的丈夫叫王家驹，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然后留校当老师，已经教了6年的表演课和导演课，上面一声令下，丈夫就得跟着妻子一起走，没得选择，简单的收拾一下家当，带着只有4个月的儿子，就千里迢迢的来到了贵阳的新添寨。
邓美慈直接参与工厂建设生产，丈夫被贵阳市区的京剧团选中，去那里排练样板戏，孩子没人照顾，只能先送到厂区附近的农户家里寄养，直到子弟幼儿园建立起来，才由母亲照顾，而父亲一个礼拜才能回来一次，甚至更久。
这个男孩就在新添寨的厂区长大，一路子弟学校读上来，身边的朋友全都是同厂的子弟，父母大多也是来自上海的支内职工，他在这个三线厂小世界呆了足足13年。
13岁那年，他父亲被武汉一家部队文工团选中，调往武汉成为话剧演员，他和母亲还有妹妹也一同被调了过去，从此他结束了自己的三线子弟生活。
后来他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这个当年上海支内职工的子女，新光厂的厂子弟，就是著名导演王小帅。
王小帅在他这本自传《薄薄的故乡》里面写到，他对故乡的心理转变，出现过几次变化，最早他觉得自己就是贵阳人，毕竟4个月的上海生活是没有任何记忆的。
而且在15岁之前，他压根儿就没去过上海，但是到了武汉以后，作为一个刚刚从山区走进城市的少年，面对同学的嘲笑，他内心又把自己当成了上海人，用这种我是来自大城市的心理暗示，让自己渡过那段尴尬的适应期。
等到了北京，大家都是北漂，反而这种故乡情怀淡薄了。
直到他策划拍电影《青红》，他回到了自己阔别多年的新添寨，见到了十几年没见的发小，在交谈中，他们都说贵阳话，但是偶尔会说几句上海话。
王小帅很别扭，说我是贵阳人，说什么上海话，结果发小们很不屑的说，你算什么贵阳人，你是外地人。
王小帅一下就懵了，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你们都不认可我，那我到底是哪里人呢？
之后他在十年的时间里，拍摄了三线子弟三部曲，《青红》《我11》和《闯入者》，但是因为大家对三线建设这段历史很陌生，所以行业内都称它为故乡三部曲。
因为大多数人对三线建设的历史并不了解，后来王小帅写下了这本回忆录，薄薄的故乡，在书里他和故乡这个执念达成了和解。
他说，故乡不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你的记忆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哪怕那里已经面目全非消失殆尽，哪怕最后只能存在在一张薄薄的纸上，那也是薄薄的故乡。
王小帅有一个小学同学，和他一样从上海来，从小特立独行，不与其小朋友玩，大家都在下河抓鱼上山打鸟的时候，他只是在家里看书，这个同学叫许东峰，后来高考是贵州的理科状元，现在是国家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还有同厂的一位比他们两大几岁的厂子弟，叫吕克勤，现在是位于上海的一家德国汽车电器集团的亚洲区总裁，他当年去新添寨的时候，还住过干打垒的房子。
这些厂子弟，在一个三线厂区长大，在一个子弟学校读书，最后四散各处。
当年仅上海一个城市，还不算小三线，仅在大三线建设中，就有304个项目、411家工厂、2.6万台设备、9.2万名职工迁往大三线地区，随行家属一起，估计超过15万人。
而那时候上海的城市人口还没超过800万人，这些都是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技术工人，是那个年代我们国家为数不多的，接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是高级技工培训的人才。
上海新民晚报当记者的唐宁，用了4年的时间，采访了300多位当年贵州新光厂的当事人，写下了一本书，《归去来兮：一部亲历者的三线建设史》。
唐宁说到，很多大三线企业已经成了工业遗址，第一代建设者都已退休，他们中有新中国培养的大中专生、痴迷于科技的技术人员、身怀绝技的工匠，大部分人月退休金在2000元左右，远低于上海同期水平。
当年的时代精英，成了需要帮困救助的弱者，然而在讲述热血青春时，他们依然神采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