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到1980的大三线建设，以及所有的小三线建设，上万家不同的工厂，都统一生产过同样一个产品，数量多达百万，这个产品就是三线厂子弟。
在历史上，“子弟”这个词，在历史上，其实不是一个好词语，纨绔子弟、八旗子弟、富家子弟、官宦子弟，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一类子弟，都是根据家庭出身，给贴上了一个标签。
在这一点上，我们三线厂子弟也一样，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天，就被贴上了一个标签，就是三线工厂职工家庭出生，以厂为家的一群人。
三线厂大多都在偏远的山区，乡镇，所以一个厂，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社会。“大而全”，从出生到坟墓，厂里啥都有。
我曾经说过，厂一代是建设者；
厂二代，是跟着父母，从东北、从上海、从全国各地来到三线建设工地的一代人，他们亲眼看着厂子是怎么建成，然后在厂里工作，结婚，退休，在厂区渡过大半生；
厂三代，就是我这种，出生在厂职工医院，在厂子弟幼儿园长大，在厂子弟学校读书，然后很多人都目睹了老厂的辉煌，目睹老厂的衰败，甚至破产，最后全部离开老厂的一代人。
厂四代已经很少了，就算有，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下，他们也不可能像上三代人一样，对老厂有特殊的情感寄托。
三线厂子弟这个名词，我这样的厂三代，应该是最后的终结者，三线厂，还有三线厂子弟，都已经已经成为历史名词，最后可能会被写进历史书里。
老厂对于厂子弟来说，特别是对于厂二代来说，就是一个幸福的乌托邦。
首先就是物质生活极大丰富。
在6-70年代，那个物质不丰富的年代，是买米买菜买油都要凭票证的年代，就连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为了买一块冷库的冻肉，都要凌晨2点起床，去国营肉店排5个小时的队，还不一定能买得到，家家的早饭几乎都是泡饭加酱菜。
但是在三线的国营大厂，早晨七点，职工食堂里面，馒头、花卷、包子、牛奶、豆浆应有尽有。甚至在有的厂，为了照顾各个地方的职工的口味，还单独调集援建单位的当地的厨师过来做饭。
比如在四川江油的长城钢铁厂，在江西新余的江西钢铁厂，食堂里都给上海的援建职工，准备了大饼油条。吃饱喝足，父母骑车去厂子里上班，而厂子弟步行10分钟，就能抵达子弟学校上学。
逢年过节，对于大多数县城乡村居民家庭来说，几乎是攒足了一年的票证，想办法要过一个体面的春节，而对于三线厂单位的家庭来说，工厂会集中采购大量的鱼肉，水果糖，瓜子花生，然后统一分发给每一个职工，我见过上千台自行车，车把手上都挂着一条一米多长的大草鱼，从厂区呼啸而过的场面。
也听说过在北方，全厂职工都把厂里发的，半块猪脸肉挂在阳台上风干，结果把晚上来厂区下象棋的，厂外县城的老人吓出心脏病的故事。
只要进厂，就能住进单身宿舍楼，只要结婚，厂里就给安排住房，只要有孩子了，工厂就承担职工从怀孕到出生，到孩子成年以前所有的教育和医疗，在那个年代，在高考恢复以前，能进工厂，是所有年轻人除了参军以外，最大的梦想，最好的职业选择。
其次，对厂子弟来说，你厂子弟的身份，就是意味着就业的保障。
就算你成绩再差，就算厂子弟高中都考不上，没关系还有厂技校，厂技校考不上有大集体。大集体上不了，还有大厂每年的“自然减员”指标，只要没惹太大的祸，厂子弟一定有班可以上。
高考恢复以后，如果统招不能上线，大厂有委培指标。最差的，工厂有自己的电大，夜大，只要去上课，就能毕业，毕业后全部安排工作。
农村里的同龄人，哪怕高考恢复了，也只有一次机会，就那一次机会，考上了，国家安排工作，而且很可能就是去你家附近的那家工厂，县城的孩子更加麻烦，因为连地都没的种，只能靠父母到处跑关系说好话送礼，想办法在县城的，街道单位找一个工作。
而厂子弟从来不用担心这些，因为只要厂子还在，就一定有你的位置。
因此也导致了，三线大厂子弟，他们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甚至不输给城市干部家庭的子女，曾几何时，所有三线大厂周边的年轻人，都以能招工进厂为荣，就算自己进不去，能和厂子弟结婚，都是父母能在亲戚那炫耀的资本。
当然那是历史，现在我们都明白，当时厂子弟舒适安逸的小日子，是时代的阴差阳错造成的。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大厂没有订货、生存、成本的压力，只要完成生产任务，就可以涨工资、提福利，没有利润考核，所有的财务都是国家统一拨款。
因此三线大厂的职工几乎没有任何压力，除了按时上下班，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大家的精力都在组织一场场的，体育比赛，文艺晚会上面，厂俱乐部里经常播放最新的电影，在只有厂生活区的电视机，才能收看的闭路电视里，厂电视台每天24小时，循环播放最热门的电视剧。
我们这群厂子弟，就是在这种物质丰富，而且氛围轻松愉快的环境里长大。
特别是相对现在的孩子，我们还拥有一样他们无法拥有的东西，就是自由。
6岁开始，我就能自己出门去玩了，爸妈给我脖子上挂一根家里的钥匙，告诉我天黑前回家吃饭，不要离开厂区，就再也不会管我了，6岁开始，我就可以自由的，在厂区里尽情的撒野，去草丛里抓虫子，去厂车间捡来废铁丝，去钳工车间的钳工台上，用老虎钳做出一把弹弓，我甚至无聊的时候，会爬在厂区的梧桐树上，一边吃水果糖，一坐就是一下午，现在的孩子，不会有这种自由的童年。
现在我不敢让我的孩子一个人在小区玩，我小时候可以，因为只要在厂区，路边的每一个成年人，都认识我是谁，我父母是谁，甚至连我家的亲戚都认识，甚至他就是我家的亲戚，厂区，是厂子弟最安全的地方。
我们不缺朋友，玩伴，我们3000人的老厂，同一届的厂子弟，就有50几个，从幼儿园开始，住在一起，上学在一起，放学在一起，暑假寒假在一起。所以三线大厂子弟的生活，至少在老厂没有出问题以前，简直就是天堂。
但是美梦终归有醒来的那天，八十年代，市场经济开始了，附近的农村都出现了“万元户”。但是对大部分三线大厂的职工而言，把孩子送进工厂当工人，还是厂子弟的首选，现在你们看来可能觉得很可笑，但是还原到当时的社会环境，这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选择。毕竟从那段特殊年代走过来的老一辈人，对政策的变化都很敏感，当时的市场经济到底会走向哪里，走多久，没人能说得明白。
所以，老老实实当工人、找厂子弟结婚、分房子、涨工资，才是最稳妥的人生规划。厂子弟呢，大多都是老实本分，这主要就来自于厂二代们的教育。上一代人对饥饿、贫穷、和脱离组织的恐惧，对社会变局的心中没数，对大厂既感恩又害怕失去的心态，决定了他们对子女基本价值观的教育。
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时代真的变了，计划经济转型了，当年完成国家订单就能拿奖金的三线厂，哪怕是曾经上万人的大厂，也要自负盈亏，全面市场经济了，而很多三线厂，连销售部，这个现代企业最重要的部门都没有。
厂长，党委书记，一个去上级部门要支持，另一个开始出去跑业务，开始还信心满满，但是跑着跑着突然发现，凭借自己厂几十年的生产能力，在市场经济的市场上，根本就找不到订单。
，市场上最缺的是彩电冰箱洗衣机这些家用电器，而自己的厂，造了几十年的防空雷达，手榴弹，冲锋枪，高射炮甚至是飞机导弹，完全对接不上。对接不上就硬上，造子弹的造自动步枪的厂改行去做自行车，造导弹的厂，改行去造小客车，造火控雷达的厂，改行去做电视机，甚至有当年造核工业零件的厂，改行去做冷饮的。
但是这些厂，用的还是三线建设初期的，不计成本排除万难的那一套，没有人控制成本，没有人管理客户，没有人关注市场变化，因为全厂没有人懂这些，结果就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出去了，但是利润根本不够发工资，更不要说养活厂配套的，那一大摊子医院子弟学校锅炉房车队，这些编外人员了，或者是一开始卖的还挺火，但是过了三五年，这个产品在市场上就被淘汰了，而厂里却后知后觉，直到没有订单了才反应过来，完全没有现代企业的，产品周期迭代管理的概念。
所以没过几年，大多数当年专门做军工品的三线厂，都穷到发不出工资了，这大多就是90年代中期的事情，从这时候开始，我们这些厂子弟的好日子就结束了，先是边缘的服务部门被一个个的撤销，一批批的职工开始买断工龄，一个个的厂服务单位被划分给当地政府，最后甚至连我们子弟学校，都被划给了当地教育局。
不过据些在子弟学校，教了一辈子的老教师说，他们还是怀念原来子弟学校的时代，因为厂子弟都特别听话，厂职工家长都特别重视教育，都很配合学校的工作，而且家长和老师的关系也都很好。
现在就不一样了，社会上的孩子太难管，家长更加是惹不起，动不动就去教育局举报你，还是厂子弟学校的时候好管理，孩子欠作业了，直接轰到教室门口站着去，然后直接一个电话打到父母的车间里，孩子一回家，迎接厂子弟的就是一顿暴打，现在不可能了，上课的时候大喊大叫，老师都不敢说一句重一点的话，所以全都变了。
我们这代厂子弟，厂三代长大了以后，几乎都离开了老厂区，因为我们的老厂，大多数都在2000年左右，都破产安置了，老厂不在了，厂生活区的职工也越来越少，只有一些退休的老职工了，空出来的房子，都被租给了外人。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当年厂职工生活区，如果住进来一户不是厂里的家庭，大家都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他们，但是如今，厂生活区已经变成了商业住宅，老厂的职工反而成为了稀罕物。
三线厂子弟，我们身上的标签是永远脱不掉的，虽然现在大家都离开厂里了，这个标签还是贴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永远撕扯不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