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1906年日俄战争结束，沙俄战败，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南满铁路，一并也占领了铁路两侧的用地。
在这里建立了伪政府，规定南满铁路以东为市政街区，以西为工业区，并在1938年正式将铁路以西工业区命名为“铁西区”。
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日本财阀蜂拥而至，在铁西区修建工厂，掠夺东北的资源。
其中就有后来因为售卖家用电器，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日立集团，当年就在铁西区成立了伪满洲日立制作所，解放以后，这家单位被新政府接收，改名为沈阳变压器厂。
1966年，为了帮助厂里部分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属，厂里组织他们成立了一个不足100人的职工家属生产组，一年后这家小厂被收为市属大集体企业，名称叫作沈阳市防爆器械厂。
这家人员不足百人，固定资产不足5万元的小单位，成立之初，在被称为东方鲁尔的铁西工业区里根本不起眼，但是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这家单位日后居然被载入史册，成为中国工业单位改革历史上标志性的一家单位。
1986年8月3日，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正式宣布破产，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破产的国营单位。
破产一个月后，1986年9月25日，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被整体拍卖。沈阳市煤气供应公司出价二十万元，买下了这家破产企业的全部厂房、设备、产成品及其他资产。
三个月后，1986年12月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
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职工们，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下岗工人。
当时这件事引发了小规模的震动，但是对于铁西区数千家国营工厂的职工而言，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对于全国数万家其他国营工厂而言，只是报纸上的一角新闻，无人在意。
大家没想到的是，几年以后，这场变革会席卷全国，数千万国营工厂的职工都被迫加入了这个时代最具悲剧色彩的群体：下岗工人。
贰
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国营工厂，曾经是一个乌托邦一样的存在。如今社会上所有困扰普通年轻人的难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比如现在的年轻人随时面临失业的风险，但是那个年代国营工厂的职工是固定工，工厂没有特殊原因，绝对不可能开除职工，
甚至有的工人因违法坐牢了，刑满出狱以后，也是由原单位负责接收。
现在年轻人要为之奋斗一生的三座大山：
结婚买房，下一代教育，看病养老。
在计划经济年代，只要能进入国营工厂，全部都由单位负责解决，那个年代的国营工厂的福利保障，讲的是“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条龙式包办。
哪怕自身条件再差，找不到结婚对象，也会由工会妇联负责给你托底，想方设法给你介绍对象。结婚不用彩礼酒席，单位会组织集体婚礼。
最重要的是，只要结婚了，厂里就会分配一间职工宿舍给到工人，而且是免费的。
生孩子可以请长假，孩子出生后，厂里有幼托班，满月的孩子就能送过去。孩子全部的教育完全可以在厂自办的教育机构完成，厂子弟幼儿园，子弟小学，子弟中学。
甚至下一代的就业问题，单位也负责解决，比如孩子成绩不好，初中毕业就能去读厂办技校，毕业后直接分配进厂上班，或者干脆在家呆着，父母一方只有有人退休了，就能顶替父母的职位进厂上班。
下一代从怎么生出来，到怎么活下去，单位全包了。
工厂大多有自己的职工医院，医生大多来自医科大学，医术高超，条件一流，而本单位职工在职工医院看病，医药费全免，职工家属在这里看病，至少能报销一半。
工人退休后，可以继续享受免费的医疗，闲暇无事，可以去厂工会组织的退休职工俱乐部打发时间。
哪天驾鹤西游了，也会有厂办相关人员负责你的后事，甚至有些条件好的单位，可以在厂殡仪馆举办一个体面的追悼会，厂领导都会出席，最后埋葬在厂里专属的职工公墓里。
每一个国营工厂，几乎就是一个独立于地方的小城镇。
水电通信全部是独立的，甚至很多单位有自己的厂闭路电视台，吃饭有食堂，洗澡有厂职工食堂，无聊了，有厂电影院，厂俱乐部，想锻炼身体，几乎每家单位都有自己的灯光篮球场，甚至标准足球场和游泳池。
所有的厂都有独立的行政机构，银行，邮局，派出所，甚至有些大型厂矿单位拥有独立完整的公检法机构。
有些厂甚至奢侈的创办了众多的服务机构，有制作点心的作坊，冰棍汽水厂，甚至还有自己的农场。
1984年我出生在湖南的一个三线厂单位，是一个标准的国营厂子弟。
从出生到高中毕业，我就几乎没有离开过厂区，在记忆中，厂区的生活就是平淡惬意的，全厂3000多人的生活，全部是围绕着“厂”进行的，这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
高中之前我读的全都是子弟学校，老师也是厂职工家属，同学几乎全都是厂子弟，大家都住在厂生活区里，学校距离家不到300米的距离，6岁开始，我就一个人上下学。
1983年2月，劳动人事部门下发了《关于积极试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这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
1986年全国正式推行劳动合同制，在此之前的工人都为固定工，之后的全都成为了合同工，两者直接最大的区别就是，
合同制是与用人单位产生雇佣关系的国有合同工，只要符合相应的条款，单位就有权解雇合同工。
至此开始，国营工厂的职工享受了将近三十年的终身制福利，将一去不复返。
但是历史制度的惯性，使得改革的列车进行的并不快，很多普通的国营工厂的职工并没有感觉到历史的严峻性。
叁
其实早在1979年，中央在国企改革问题上首次提出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到了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要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
旱涝保收的计划经济时代结束了，自力更生的市场经济时代来临。
国营工厂三十年来让人眼红的高福利和世袭制，却成为了国营工厂最大的负担。
国营工厂企业社会化职能的性质，导致在承担生产成本的同时，还承担了大量的非经营性的成本，三十年来积累的大量退休职工，人数甚至达到了现有职工人数的一半以上，他们的退休金，医疗报销费用都由原单位负责。
还有煤气站，子弟学校，职工医院，电影院，体育文娱设施，甚至还有冷饮车间，牛奶车间等一系列职工福利单位的费用，根据90年代初期的一项统计，国企非经营费用支出占管理费用支出的40%。
高福利，背后是高支出，而且福利是不能减少的，一但减少，职工的唾沫星子就会把厂领导给淹没。
当时的厂领导没有什么特殊待遇，和厂职工同样住在厂生活区宿舍，抬头不见低头见，根本躲不过去。
我曾经听过一位退休的国营厂领导说过厂里高福利的来源，70年代的时候，大多数国营单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效益都很好，不仅旱涝保收，甚至有盈余。
按照当时的规定，获利部分是要上缴给上级部门的，当时企业单位都有社会化职能，有领导就动了脑筋，直接申请开设了厂福利单位，这样就可以把这部分费用从上缴费用里面扣除，毕竟都花在职工身上了，在当时合理合法。
于是在修建了基础的福利设施以后，很多单位就开始“奢侈”了。
动辄修建3千人座位的电影院，规模比当地政府单位修建的电影院还大，甚至修建副食品厂，生产冰棒汽水蛋糕，还有的干脆搞了个农场，养奶牛。
在70年代的时候，这些国营单位的职工就实现了早餐面包牛奶，夏天冰棍雪糕的生活。
当时领导想的很简单，反正是要上缴的，又留不住，还不如花在自己职工身上。
当时这是个造福于厂职工的事情，但是国营工厂进入市场经济以后，营收大规模下滑，在自负盈亏的要求下，这些福利单位就成了累赘。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刊发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以极大的热情描述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深圳特区发展的如火如荼。
当时国家已经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改革的速度只会加速，时不我待。
而在广大的内陆地区，国营单位仍旧如30年前一样没有变化，于是，有地方率先不管不顾的动手了。
1992年，徐州市率先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口号是打破“三铁”：
一是改革企业干部人事制度，搬掉“铁交椅”，以经济效益定升迁。
二是改革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打破“铁工资”，以企业收益定收入。
三是改革劳动用工制度，砸烂“铁饭碗”，以个人技能工效定岗位。
其中第三条最为重要，1986年就提出的合同工制度，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执行。
按个人技能工效定岗位，这个条例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弹性很大，有些单位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
据说当年全国一共清理出上百万的“富余”劳动力。上百万国营工厂职工被打破铁饭碗，流向了社会，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批下岗潮。
当时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健全，社会也没有足够的岗位来安排这些下岗职工，一时间造成了一定范围的混乱。
天津市盛传天津手表厂搞“破三铁”，结果因为经验不足，出了乱子，据说出现了工人罢工、女工自杀、厂长免职的情况，一时间谣言满天飞。
当时有一个重要的试点城市，就是曾经的老牌轻工业基地——上海，数百家上海棉纺织企业开始破三铁。
我1992年暑假来到上海探亲，印象中的那个夏天，上海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摆摊，卖毛巾床单枕头套的人。
我父亲去老同学老街坊家串门的时候，临走前很多熟人都会塞给父亲几条当做礼物。
从大人的交谈中，我第一次听到了下岗这个字眼，当时上海不少棉纺厂，因为亏损严重，工资发不出，就用产品抵工资，导致全上海满街都是卖棉纺织品的小摊。
《人民日报》于1992年5月2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企业改革与工人阶级》的文章，“破三铁”运动终止。
肆
“破三铁”运动后，国家于1993年就发布过关于安置富余员工的文件，其中提到的一个主要办法是发展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俗称企业三产，这在当时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词了，早在80年代，国营单位就纷纷开设下属服务性质的第三产业，但是当时主要是为了安置两类人群。
第一类是返城知青，退伍军人，第二类就是职工家属，这种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慈善举措，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
但是到了90年代，已经看清形势的国营单位领导明白，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三产很可能是企业继续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于是乎企业办三产成为全国几乎所有国营单位的主要任务。
还有一类国营工厂，他们曾经肩负特殊使命，这就是军工厂，特别是三线军工厂。
当年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从1964年开始，大量来自东北上海的工业单位，工业人口内迁到中西部的三线地区，修建了数千家军工三线单位，这些单位大多以生产军工产品，兵工产品为主。
中美建交以后，国际形势缓和，战争阴霾散去，数百万计划计划经济时期修建的军工厂，被要求大规模裁减。
而裁减的第一步，就是消减军工订单，要求这些军工单位去生产民用产品，史称“军转民”。
于是乎，有趣的一幕出现了，曾经生产国之重器的军工厂，纷纷开始下海生产民用产品，就像一个个魁梧的彪形大汉，突然都开始学起了十字绣。
011基地是三线建设时期航空工业第一个大型军事工业基地，主要是生产战斗机，基地下属的126厂修建于1970年，当时的任务是生产飞机盘式刹车机轮、气动刹车的电磁活门。军转民以后，开始生产汽车零件；
河南9617厂于1968年投产，主要的产品是82mm迫击炮，军转民以后开始生产细纱机、喷灌机、播种机、电热毯，后来还生产过电梯；
1966成立的陕西9904厂，最早是生产火箭发射管、破甲弹、大粒黑火药的，军转民以后开始生产电梯专用的钢丝绳；
河南126厂，起源于鼎鼎大名的沈阳庆华机械厂，主要生产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军转民以后开始生产发令枪、三轮车、摩托车、开关；
南京的720厂，是国内第一家自行设计制造雷达的军工企业，军转民以后生产出“蝙蝠”牌电风扇，这个电扇被称为可以传三代的电扇，曾经在百货店橱窗里24小时不停的运行了整整5个月；
南京的772厂，前身是1935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设立的电气研究室。后扩建为国内第一个专业电子管工厂，军转民后生产出第一台全国产化全自动洗衣机和家用微波炉；
就连著名的核工业504厂，也开始生产雪糕，成为兰州一代人最美好的童年回忆，口感绵柔，价格实惠，坊间传言，这个雪糕是用核工业离心机生产出来的；
在这个时期，各家国营单位各显神通，努力寻找突破口，但是最终活到新世纪的不到一半。
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
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对于大多数国营单位的普通职工来说，这只是报纸上的一篇国际新闻而已，只是茶余酒后的谈资，但是他们没想到，这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国家经济这一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国企改革没办法在温和下去了，大刀终于砍下。
1998年，国家提出国企“三年脱困”，从这年开始，最大的一波下岗潮开始了，仅1998年当年，就有将近700万人下岗。
据统计，仅1998年~2000年这三年，登记在册的正式下岗职工就超过2500万人，如果要加上那些被冠以各种名号实际失去收入来源的职工，数字将更为骇人。
农村里的人丢了工作还可以回农村种田，再怎么困难也有退路。而城市里下岗的工人，则无路可退。
特别是以东北为代表的老牌工业基地，整个城市90%的人口都是产业工人，几乎所有市民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全部都是产业工人，整个城市几乎所有的单位都是国营工厂，民营单位少之又少，一但下岗潮爆发，几乎没有可能在短期内找到工作。
一时间哀声四起。
随之而来的就是跨越整个90年代的社会治安问题，这当中一部分来自下岗工人，而更大比例，是来自于厂子弟。
在工厂效益好的时候，厂子弟都可以顶替父母的职位，直接进厂上班，因此很多厂子弟并没有好好去规划自己的人生，突然一下工厂几乎停产，岗位没有了，数百万无所事事的厂子弟游荡在街头。
这些20岁不到的年轻人，没有收入，没有未来，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稍微引诱一下，就成为了犯罪团伙。
北方的沈阳，南方的邵阳，在那个年代因为治安问题闻名全国，而这些人大多都是当地倒闭的国营单位的厂子弟。
陆
当初，与“破三铁”同时出现的另一个说法叫“船”论。它将国家比喻为一艘无所不能巨船，因为冗员过多而行驶缓慢，要保障巨船和船上人的安全，就得把人疏散到成千上万的小船上去。
过去，工人拿的是一张由国家颁给和兑现的终身船票，他们在船上劳作生活，也被称为船的主人。
到了90年代，这张船票逐渐被废弃，工人们或凭借技术本领，或凭借关系运气才能攀上小船，那些没能爬上来的，乒乒乓乓落进了水里。
有些人在大海里随波逐流，得过且过，大部分人都努力的划水不让自己沉下去。
当年第一家破产的国营工厂，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老厂长石永阶，在工厂破产的那天，抽着闷烟看着工人们领救济金，心中百味杂陈。后来他选择了创业，开了一家豆腐坊。
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厂职工张希勇夫妻两人，下岗后最早在沈阳南二小商品批发市场，经营塑料袋批发的生意，吃了不少苦，之后赵本山大火经历启发了他，最后他也成为了一名东北小品演员。
数千万人的命运，终究成为了历史，可能在史书里，不满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