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积极想象中的意向性和非意向性
Karl Baier
from the book Intentional 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s
译者：袁帅
本章以积极想象为例，探讨了自性转化实践中意向性与非意向性之间的关系。这种冥想形式由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1875-1961)所发明，并成为其心理治疗方法的基石。第一部分介绍了用于探讨该主题的理论框架。然后，我主张将积极想象的发现解释为类皈依体验的仪式化。接下来，我回顾了后荣格派的代表性的方法，以标准化该技术。最后，讨论了从受任意思想和意向行为支配的存在于世的模式向无方向开放的世界协调的模式转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荣格关于积极想象实践的这种变化的陈述与海德格尔关于从意志导向的表象思维（“vorstellendes Denken”）到沉思之思（“besinnliches Denken”）和泰然任知（“Gelassenheit”）的转变的思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从“路径学（margalogy）”的视角看积极想象之路
由于缺乏更合适的术语，我建议用新的词语“margalogy”（源于梵语 mārga：路径、道路、正确的路线、探究、救赎之路）来指称所谓的路径文化的学术研究。我从对前现代和现代冥想指导和手册的研究以及在现代瑜伽、佛教传统、灵性研究和心理治疗领域的探索中得出了理想的路径文化类型。这个概念帮助我更好地概念化了这些不同领域和潮流的共同点和具体的差异。它让我更好地了解了它们能为参与者提供什么以及它们让我着迷的地方是哪里。也许这对其他学者也是有帮助的。对于“路径（path）”的意象，我采用了近东、欧洲和其他文化地区众所周知但在东亚和南亚尤其常见的隐喻（参见 dao、do 或上述 mārga 等术语）。与此同时，由于亚洲修身养性理念和实践在全球的普及，路径的意象也传遍了世界各地。
路径文化注重发明和传播转化性的生活方式与实践，旨在塑造人们与自己和所处世界的关系，并会经常提到蒂利希所说的“存在和意义的基础”。这些“生活的学校”通常至少包括以下一些典型元素：第一，一套实践——根据行为准则/道德准则、冥想技巧、仪式、祈祷来塑造生活；第二，描述和解释在实践过程中或实践之外出现的、被认为对路径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见解、经验或精神状态；第三，关于路径上的障碍以及如何克服它们的建议；第四，将这些实践教义嵌入宇宙学、人类学或救赎论框架中；当然还有传递路径知识的人际关系（上师/弟子、师生、治疗师/来访者、精神导师/受指导者、某些形式的社区生活等等）。 此外，路径文化形成的社会机构，从小型非正式团体到大型的组织，都在发展和维护各自的路径，并创造和维持促进个人转化的社会空间。
在我研究过的路径文化中，转化性体验“改变了你的生活方式，甚至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了你作为你的感觉”，主要以三种方式为主题。我在这里提到它们是因为这三种方式都发生在荣格的积极想象实践中。首先，参与短暂而激烈的披露情境（disclosure situation）、改变游戏规则的时刻或用亚伯拉罕·马斯洛的著名术语来说就是“高峰体验”；其次，通常是由第一种方式而引发的皈依或类似转化性中期过程；第三，走完整条道路，包括光明的高地、令人沮丧的低地和无风的平原，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转化性的体验。探索路径文化中体验的功能和模式在我的路径学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我无法在此进一步详述。
我认为路径学是利用相关人文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对正统文化的探索：文化研究、社会科学、史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神学、哲学，以及宗教研究。宗教领域主要是由十九世纪的学术界的概念化和普及，是路径学研究的对象，因为“宗教”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被解释为路径文化，或者包含此类文化作为子集。然而，路径学并不局限于对“宗教”的研究。它的主题还包括……例如，古代欧洲哲学和现代心理治疗学派、匿名戒酒会等自助组织、MBSR或感觉意识训练的实践、知识和制度框架、费登奎斯方法和自体训练、武术和现代瑜伽学校、舞蹈和其他艺术形式，只要这些学科的教学和实践是为了促进练习者的自我意识和希腊语 epime-leia heautou 意义上的实际自我关怀。
使用非常广泛的功能主义宗教概念，许多这些和类似的学科当然可以称为“宗教”或贴上“隐形宗教”的标签。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归入“灵性”的范畴。这个术语最初是指基督教和其他传统宗教中的路径文化。如今，它还代表着高度个体化的自我关怀、道德态度和路径文化，这些文化借鉴了不同起源的各种世界观和实践，并且与特定的宗教象征系统和组织只有松散的联系，如果有的话。我不确定将宗教一词或形容词“宗教”的含义扩展到涵盖整个流动领域是否有意义。但很明显，路径文化正在构建和稳定它。这就是我认为路径学研究与理解当代文化相关的原因之一。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心理治疗可以描述为一种现代心理路径文化，受到神话和宗教比较研究的影响。荣格从基督教和一些亚洲玛迦、唯灵论、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中获得了灵感。他认为自性化道路与现代精神早期的炼金术特别接近。然而，他并没有宣扬一种新的宗教（尽管他因此受到各方的批评），而是将自己的路径定位在心理学领域。因此，积极想象成为了他心理治疗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更确切地说，它在更广泛的荣格路径文化中形成了一条相当独立的“小”路径，这种实践原则上是可以融入其他背景而无需进行重大改变。
2.意向性、恩典和无路之道
在以下讨论中，“意向性”表示一切“深思熟虑、有目的的”行为。它包括自愿的身体行为以及自愿进行的心理行为。“非意向性”一词指的是对最终超出体验自我控制范围的事物采取一种接受的但不一定是被动的开放态度。在关于积极想象的评论中，荣格一次又一次地处理和质疑意向性和非意向性之间的关系，然而，他并没有使用这些术语。他绝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路径导向思想家。意向性和非意向性的作用、它们的纠缠或不相容性长期以来一直在各种路径文化中受到争议。泛亚佛教关于突然或逐渐觉醒的论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古典时代晚期的伯拉纠之争及其影响使这个话题在基督教中一直活跃至今。
一方面，通过遵守某些道德原则、刻意祈祷或冥想以及定期参加治疗课程等形式进行自我约束的意向性是路径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仅是行动，刻意不做某事也属于有意行为的范畴，例如自愿接受禁食、禁欲或睡眠剥夺等苦行。
另一方面，一些学派认为，他们实践的救赎目标已经存在于实践者身上，虽然着或多或少都是隐晦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将路径理解为通往遥远目标的道路，只有通过意向性的修行才能一步步实现，这种修行至多只是初学者的修行，用途是很有限的。这种观点的例子可以在几个禅宗学校以及大圆满、吠檀多不二论和埃克哈特大师关于超越意志和意象的无路之道的教导中找到。同样，基于纯粹恩典的救赎概念，假设人的意志太过腐败，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接近救赎的现实，会将意向性视为从属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角色。这里可以提到奥古斯丁的恩典神学和对新教唯独恩典原则的严格解释，以及净土真宗的救赎论。弗里茨·斯塔尔曾将基督教、佛教和印度教中关于此类“简单方法”和“无为教义”的争论与当时非常激烈的迷幻体验是否是真正的“神秘”体验的讨论进行了比较，因为迷幻体验只需要服用一粒药丸（这已经是一种低水平的意向性努力）然后等待。然而，在迷幻药中，人们认为药物体验取决于环境。因此，刻意的准备和仪式框架被认为是对此有用的。
当然，即使是坚持“无为教义”的学校也经常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练习通常被设计成强烈相对化意向性的时刻或在练习过程中消解它的方式。在这方面应该提到道元大师。他不认为坐禅（冥想）是心灵的逐渐净化，而是从一开始就觉醒的表现。
在本章中，我将尝试表明，遵循一条路径包括有意且经常仪式化的行为，其中内置了允许非故意披露情况发生的开口。这种二元性典型地适用于积极想象的情况，但也可以用于其他形式的自我修养。有些路径文化将放弃意向性视为关键要素，而有些则强调意向性的努力在路径上前进的重要性。然而，两者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
3.荣格积极想象的发明：一种类皈依体验及其仪式化
荣格在1913 年秋天开始发展他后来称之为积极想象的方法。在完成他的著作《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后，他经历了人生危机，也在这一阶段与弗洛伊德决裂。他将这段时间描述为迷失方向、不确定和停滞的时期。他不再喜欢自己的工作，并放弃了在苏黎世大学的教职。在公开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几个基本假设划清界限后，他迫切需要为自己的心理学和心理治疗奠定基础。当时他做了一些令人困惑的梦，他和弗洛伊德都无法解释。对他的传记，尤其是童年记忆的自我分析回顾，也没有让他的处境变得清晰起来。 “于是，我对自己说，‘既然我什么都不知道，那我就随心所欲地做我想做的事。’于是，我有意识地让自己屈服于无意识的冲动。” 如果他的自传《回忆、梦想、思考》（由 Aniela Jaffé 合著）在这件事上可信的话，那就是导致积极想象发展的最初事件。
此时，意向性和非意向性的因素已经交织在荣格的描述中。在所有其他意识的努力都失败后，荣格承认自己不知道如何摆脱困境。根据一个在非意向性中产生的想法，他决定自愿放弃所有受意志力控制的进一步尝试，并做接下来想到的任何事情。这意味着有义务认真对待自发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并遵循它提供的线索。在引用的段落中，荣格将这种新态度解释为对无意识的屈服。我将在下文中回到这个问题，并讨论从意向性领域到非意向性领域的有目的的过渡问题。荣格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件事是他还没有想到的童年记忆。他记得自己小时候曾热情地用积木搭建房屋和城堡，后来他又用石头和粘土继续玩这个游戏。荣格觉得，他曾经的那个男孩拥有他现在所缺乏的活力和创造力，而且不知何故，这个男孩还活着。他意识到，恢复原有活力的唯一方法就是重新像个孩子一样玩耍。“这一刻，”他写道，“是我命运的转折点，但我是在经过无休止的抵抗之后，带着一种认同感才屈服的。因为意识到除了玩幼稚的游戏之外什么也做不了，这是一种痛苦而又羞辱的经历。”他开始收集被冲到他家门前的苏黎世湖岸上的石头、木块和其他东西，并逐渐用它们建造了一个完整的微型村庄。即使在危机时刻，荣格也坚持他正常的日常生活，建造村庄的趣味工作成了他日常生活中固定的一部分。他每天午饭后都忙于这件事，直到下午两三点。然后他和他的病人一起工作。如果之后还有时间，他会继续建造他的村庄，直到夜幕降临。荣格将建造教堂描述为他建筑活动的高潮。“教堂仍然缺失，所以我做了一个方形的建筑，上面有一个六角形的鼓，还有一个圆顶。教堂也需要祭坛，但我犹豫要不要建。”他一直思考着如何设计祭坛，有一天他正沿着湖边散步收集石头，一块金字塔形的红色石头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立刻知道这就是祭坛。“我把它放在圆顶中间，这样做的时候，我想起了童年梦中的地下阳具。这种联系给了我一种满足感。”
在他关于微型村庄的最后阶段，意向性和非意向性的时刻再次交织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有意义的结果。刻意的搜索之后是一次偶然的发现，他立刻知道这是祭坛问题的解决方案，却不知道为什么。当他最终有意地把石头放在小教堂里时，童年梦想的自发记忆浮现出来，祭坛因此被赋予了重复和欣赏他早期关键经历的意义。
荣格在三到四岁时就做了他在这里提到的那个梦。他梦见地下室里金色宝座上放着一个巨大的阳具。荣格后来表示，这个梦是他“最初的启示”，也是他进入地球和黑暗领域的一次启蒙。 在他看来，性欲（在这里指的是阳具）具有超自然的特质，因为它是“冥界之灵”的表达，是上帝的另一面，即我们上帝意象的阴暗面。
从《红书》到《答约伯》，上帝同时存在黑暗与光明、善与恶的对立面，这观念一直是他的中心主题。建造微型定居点只是一个开始。它引发了一系列的幻想，荣格仔细地记录了下来。这最终使他在随后的几年里找到了他喜欢的实践形式。正如沙姆达萨尼指出的那样：“从 1913 年 12 月开始，他继续进行同样的程序：在清醒状态下刻意唤起幻想，然后像进入戏剧一样进入幻想。”
最初的、路径开辟的直觉导致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灵感闪现，以及它们有意识的、意向性的重复和阐述。为了建立自己的村庄，他每天都会重复他最初自发记得的童年游戏，持续了更长的时间。由于自发产生的幻想没有停止，他也回到了最初的开放性的行为，并通过将其作为一项练习，将向无意识的屈服仪式化。
他经常练习这种做法好几年，通常是在晚上睡觉前，躺在图书馆的沙发上时。他记录了自己在幻想之旅中的经历，并仔细编辑了笔记。此外，他还创作了与想象相呼应的画作。这些笔记和画作最终融入了他著名的《红书》的创作中。在后来的几年里，每当他遇到与1913 年类似的麻烦时，他就会恢复这种练习。“这种事情一直伴随着我，”荣格写道，“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每当我遇到一堵空白的墙时，我就会画一幅画或凿一块石头。每一次这样的经历都被证明是随后的想法和作品的开场仪式。”通过有意识的重复，自发的想法和行动成为了克服僵局的行为模式。
荣格在描述他发明的积极想象时，使用了皈依叙事中众所周知的主题。他并没有改变宗教信仰，加入一个新的宗教组织，而是改变了他个人的宗教态度。我们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有前后之分：荣格谈到了他命运的转折点。之前的时间被描述为一段停滞和危机时期，所有已知的摆脱困境的方法都失败了。在危机的高潮中，内心的抵抗被克服了。荣格放弃了他的任性，抛弃了他已知的身份。与皈依叙事相比，这个过程也有痛苦的一面。至少在一开始，它会带来一些负面情绪。荣格的整个村庄建设过程最终以教堂的建立而告终，这表明它的核心是宗教的重新定位。结果，他获得了新的生活。
当皈依导致加入某个宗教团体时，决定性的转折点通常是仪式上接受新团体并充分参与团体仪式。它支持皈依者加深信仰并巩固新生活。就荣格而言，他发展了自己的仪式，以类似的方式稳定了他的新生活，帮助他进一步展现个人神话，并增强他对它的信仰。这样，积极想象就变成了一个持续启示的过程。
与荣格的自传类似，梦境和幻觉通常在皈依叙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后，荣格的叙事与该体裁的许多其他例子一样，具有辩护目的。通过讲述他的故事，荣格为他的病人和读者提供了一种转化性体验的模式，并希望激励他们参与类似的实验，并利用积极想象来改变他们的生活，就像他自己成功做到的那样。荣格对想象的实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仪式化，他将它们变成了可以而且应该被他人重复的实践。因此，积极想象成为荣格心理治疗路径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荣格自身的实验也预示着他的分析工作发生了变化。他鼓励病人开始进行类似的自身的实验。病人被指导如何进行积极的想象，进行内在对话并描绘他们的幻想。他把自己的经历看作是一个模范。
如果他没有皈依某个宗教团体的救赎之路，那么他皈依了哪里？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但我认为他首先皈依了对无意识智慧的信仰。在1916年发表的论文《超越功能》的 1958/59年序言中，他声称如何对无意识给予应有的实际关注的问题将“由印度哲学，特别是佛教和禅宗提出。间接地，这是所有宗教和哲学的基本实践问题。因为无意识不是这个或那个东西；它是未知的，它直接影响着我们。”在其他地方，他明确表示，“我更喜欢‘无意识’这个词，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想用神话语言表达自己，我也可以同样地谈论‘上帝’或‘精灵’。”
在他的皈依中，他将自己的意识意志和知识交给了“未知”，并将自己托付给了无意识的治愈潜力。这类似于向隐藏的神灵 Deus absconditus 臣服，以接受神性可能授予的意想不到的启示。至少刚刚引用的段落表明荣格将“无意识”一词视为一个心理范畴，它充当着超验的终极现实的占位符。然而，在他的著作中，当无意识显现时，说话的人是谁往往不清楚。他的表述通常不那么神学化，例如在《超越功能》中的一段话中，根据这一段落，它是“类人猿和古人”，“一方面是他的 [...] 本能世界，另一方面是他的 [...] ] 精神理念的世界”，他“补偿和纠正我们的片面性，从黑暗中走出来，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是如何以及在何处偏离了基本模式，并在精神上削弱了自己。” 人们可以用严格的自然主义方式来解释这一点，即当心理失衡时，古老的行为模式就会被激活。但荣格可能将拉马克的生物学方法与原始启示的理念混为一谈。那么，自然的古代人类，通过基因组仍然活在现代人的无意识中，没有被文明所腐蚀，将代表一个完整和自由的原型，这是上帝的纯粹意象，因此是神圣的启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建立平衡将是上帝意象（即人的神性）的更新。
无论如何，荣格将积极想象的发现解释为一种皈依叙事，将积极想象解释为重生荣格的核心仪式，这一解释得到了这位瑞士心理学家本人的支持。在谈到他完成《力比多的转化和象征》一书并进入人生危机时的年龄时，他说：“这本书写于1911年，我三十六岁。这是一个关键的时期，因为它标志着人生后半段的开始，这时悔改（Metanoia），即精神的转化是很常见的。”
众所周知，悔改是一个希腊词，在《圣经》中用来表示思想的彻底改变和忏悔，这被视为成为基督追随者的必要条件。在这篇文章以及稍后撰写的自传中，他进一步指出，在写作《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期间对历史神话的研究使他开始思考哪种神话在引导当代人的生活，而他，荣格，自己又生活在哪种神话之中。 他告诉我们，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唯一知道的是，基督教神话不再属于他。因此，他开始发现自己的个人神话。荣格将自己展现为一位后新教宗教探索者，与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他努力寻找自己的宗教真理。在他看来，积极想象服务于这一探索，从以下陈述中可以看出，这也强调了想象的仪式性：“当然，我思考了我演奏的意义，并问自己：‘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们正在建造一个小型定居点，并像举行仪式一样进行它！’我不知道答案，但我内在确信我正在走向自己的神话。”
刚刚引用的这段话也表明，荣格的皈依从早期就与他发现自己所处的过程的理论反思有关。在我看来，这种认知澄清过程是体验本身展开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不是独立或后天的事情。他理论化的一个核心关注点是对他发现的与无意识沟通实践的解释。
1916年的论文《超越功能》是荣格对积极想象理解的开创性之作，该论文写于他仍在进行激烈的自我探索之时，直到1958 年才发表。在这篇论文中，荣格解释了为什么以及如何想象能够成为认知无意识内容并将其融入意识的来源。他解释了在心理治疗过程中以及治疗后意向性诱导无意识内容的重要性。荣格还将其与治疗师-患者关系中的移情功能以及梦的分析进行了比较。《超越功能》可以解读为对意向性和非意向性之间关系的反思。荣格认为，集中意志和有目的地行事的能力是人类极其重要的成就。 “没有它们，科学、技术和文明就不可能存在，因为它们都以意识过程的可靠连续性和定向性为前提。”然而，意向性的意识会面临排除一切与其意图不相容的事物的危险。意识自我的定向性必然是片面的，因为一个人采取的每一个方向都会排除其他方向。荣格将心灵概念化为“自我调节系统”，该系统通常以无意识的补偿倾向对这种片面性作出反应。
如果现代人的心理状态没有因意向性过度而长期失衡，那么这种对立面的不断相互作用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不平衡往往会完全切断与无意识的联系，从而破坏心灵的自我调节：
如果意识的态度只是稍微“定向”，无意识就可以完全自发地流入。事实上，所有那些意识张力水平较低的人，例如原始人，都会发生这种情况。在原始人中，不需要采取任何特殊措施来唤醒无意识。
荣格将现代文明人的心灵比作“一台速度调节非常不敏感的机器，它可以继续运转到自我伤害的地步。”为了治愈其极端的意志导向以及由此导致的心灵分裂成两个独立的系统，他建议使用幻想作为解药。通过自我与涌现的幻想的相互作用，可以恢复超越功能，即意识的意向性与非自愿的无意识心理过程之间的平衡。
总结这一传记部分，可以说荣格的积极想象实践涵盖了本章第一部分提到的转化性体验的所有三个含义。其中包括最初的开放和臣服于无意识，或为他的微型村庄的教堂建造祭坛等高峰。这也是荣格转化性体验的核心，这种转化体验持续了数年，涉及强烈的认知努力，以明确他发明的冥想技巧的含义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幻想。最后，荣格继续深入研究积极想象数十年，亲自实践并通过他的病人和学生的体验与之互动。这使他成为路径文化中第三种意义上的转化体验经验丰富的实践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