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天意，奇幻作家，书评人。目前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摄影之魅与英雄主义
——评朱辉《蝌蚪》
钟天意
1839年，法国人路易·雅克·曼德·达盖尔（Louis Jacques Mand Daguerre，1787-1851）发明了达盖尔银版法。利用银盐感光原理，图像得以被记录在镀有碘化银的平板上，而这宣告了摄影术的诞生，使1839年成为历史上的西方摄影史元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摄影技术也随之传入中国。就和诸多来自西方的“奇技淫巧”一样，它在国人心中长期被视为夺魂摄魄的妖术。
我们长久以来惯于将这种抵触视为野蛮和蒙昧。但且不说摄影术刚面世时，大众对其的恐惧并非中国人或第三世界国家独有——巴尔扎克便曾认为，物质世界的身体是由鬼魅般的影像层层叠叠组成的，每一次摄影都意味着身体的实在被剥夺了一层。即使在今天，我们这些自诩的文明人也没能摆脱这种始于原始时代的、对图像以及其背后的形象产生的禁忌思维。美国批评家W.J.T.米歇尔在其著作《图像何求？》中也讲了另一个故事：当学生们想当然地嘲弄一幅图与图所再现的东西之间的魔幻关系时，只需让他们拿出母亲的一张照片，然后亲手将其眼珠挖下来试试。
诚如米歇尔所言，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是有生命的。而摄影摄像是一种将形象瞬间固定在媒介（相片或视频）中的技术，它让人联想到巫术实在是正常不过。我们今天能够大大方方地自拍，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多么“开化”，而是我们早已习惯成自然。只有先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在朱辉的《蝌蚪》中，主人公老秦面对的究竟是怎样艰难的境地。
《蝌蚪》首先是一部关于摄影的小说：虽说它的主线故事是一桩刑事案件，但文本中更为重要的则是小说中对摄影术的描写，以及老秦因摄影及其法医工作而受到的种种非议和委屈。老秦刚刚退休，他的大半职业生涯都与照相机和尸体相伴。退休之后，老秦想要保留前者，远离后者，但却发现死亡的阴影如影随形：在他去野外像一个正常的摄影爱好者那样拍摄风光时，镜头偏偏捕捉到了藏在芦苇荡里的尸体，并不得不因此再度出山。
小说虽说带有悬疑色彩，但在侦破案件上着墨并不多，大多数时候都在刻画老秦的苦闷。不断地拍摄尸体和伤痕是他的工作内容，换而言之，正是法医这一正当职业成了他屡次触犯禁忌的“免罪符”，而在他退休之后，法医与尸体为伴的工作履历成了压在他身上的包袱。他总是怀疑老伴的猝死是由自己不小心将她拍进自己的镜头所致；同村的老太心脏病突发身亡后，面对其子认为是老秦的“煞气”将其“克死”的无端指责，老秦也只能“气得说不出话”。
再次强调，我们很容易认为这篇小说在侧面留了一条嘲讽愚昧、批判看客的线索，但这是个阅读理解式的典型误读。一个荒诞、幽默而带有苦涩的细节是，即使是作为摄影同好的“老年摄影家”成员们，也始终对老秦敬而远之，“躲他的镜头，生怕被他拍进去”，而老秦自己也同样被困在整个禁忌系统中。我们不妨先思考一个问题：老秦已经退休，不再是警察，完全可以在提交了关键证据之后甩手事外，不去掺和这桩无头案，惹得自己一身泥。他为什么一直没有退出？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这篇小说的魅力就在于，既然无法克服根深蒂固的偏见，那么老秦能做的也只能是戴着镣铐跳舞，并因此而呈现出一种愚公移山式的、笨拙的崇高。这种笨拙的高潮在小说的结尾：为了找到关键物证，一群警察不得不跪在肮脏的地上搜查砖缝，或是抖落油腻的抹布和恶臭的被窝，寻找嫌疑人剪下的一小片指甲。所幸犯人最终被绳之以法，而在此之后，老秦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典当行赎回那只因拍到尸体而被自己认为不吉利的35mm镜头：
“摄影当然要继续玩，近在眼前的，远在天际的，近的远的，他都得备着。”
《蝌蚪》里没有复杂的情节，也没有如同从好莱坞电影中走出来的铁血战警或极恶匪徒。和大多数刑侦题材的小说相比，它可以说有些无聊。老秦的工作看上去鸡零狗碎，接二连三的倒霉遭遇甚至让他带有一丝喜剧色彩。甚至这个人的内心也没有多么崇高，小说中时不时还穿插着他对后辈的嫉妒与对同僚的提防。但阅读《蝌蚪》的体验是愉快的，整个故事让我想起更温和、更接地气版本的《老无所依》，或者一个不会打拳击也不用枪的菲利普·马洛。更何况，老秦面对的敌人和好莱坞的反派一样冷酷，而且更加古老。
如果这是一篇写于八九十年代的科幻小说，故事八成会以谜题堪破后，作者借老秦之口，告诫我们要相信科学，拒绝封建迷信收尾。好在今天我们不会简单地下这样的论断了。我们不能以科学或进步的名义否定禁忌，但至少可以选择以正确的态度与之共存。于是，这篇小说真正的主题实则为“第二次成长”：如同蝌蚪变态发育成青蛙一般，失落的退休老人通过艰苦地揭露真相来与自己和解、与摄影和解、与偏见和解。这就是小说中英雄主义的来源，也是它根本上不同于爽文或短剧的“爽点”之处。英雄人物并不总像王道热血漫画里的男主角那样，在紧要关头喊喊什么友情羁绊之类便会满血复活、佛挡杀佛，有时他们必须首先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海明威笔下的圣地亚哥并不仅仅是因为带回鱼骨和与鲨鱼搏斗而成为英雄，他的形象是在承认自己被打垮的那一刻才得以完整的。罗曼·罗兰的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说的是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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