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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文学·未来
本栏的设计初衷是促进文学与青年的对话。
我们将邀请一批批思想不拘一格的青年学子，针对《十月》新刊作品发表自己的见解。
我们相信：青年的姿态、言说方式和思想资源不仅关乎文学的未来，更牵扯着时代的征候。《十月》始终坚持“文学向未来”，用青年的声音回应时代，回馈读者。
本期“青年读书会”的相关讨论将围绕雷平阳的组诗《迷宫山集》（点击可阅读，首发于《十月》2024年第6期）展开。
| 主持人语 |
意寒
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研究生，《十月》实习编辑
写诗和与诗有关的文章，也教孩子们写诗
有能力的诗人会自觉地去尝试处理最本质的问题，雷平阳的《迷宫山集》关乎自然、神和人，处理的是神和人的关系，最根本的是在追问人应如何在自己的世界中生存。《断念》一诗奠定了整组的基调，诗人创造出“狮子、蟒蛇、狐狸、猎犬、瘦马/斧头、羊羔和土丘的影子”等众多人间生活中的“幻象”，铺展开繁杂的人间图景。相比之下，“松树”所代指的自然本身和“菩萨”所代指的更高的神性只是偶尔“闪现”。不过，此处的诗人又并非是一个完全世俗的人，而是一个更接近于神的，神圣与世俗的中间人。
这便构成了一处疑问，神和人应如何定义，究竟存在着什么本质上的差异？《迷宫山集》最终是想呼唤人去接近神，还是呼唤人去回归人？有趣的是，本期的四位作者都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问题，但给出了相当不同的回答。在姆斯看来，人固然受到神性的吸引，却难以克服人本身的欲望，破局的关键在于抛弃抽象的概念，回到人最本源的需求，在“生老病死，吃喝、劳作、爱”等日常性中找到抵达神的途径；阿谣则肯定了对不可见的、永恒之物的追求，认为诗人有意避开了“常见的、大众化的情感共鸣路径，而是引领阅读者通过置身更为纯粹、更为原始的生命与万物相处的情境之中，去重新审视、感受那被我们在纷繁生活中所忽略的本真”；易珺昊抓住诗人如何将众多意象与对立的命题融入“人性”这一基本话题中，但他认为近乎摄影机式的记录和描述未能有效地表达本质，反而离其事物的本真状态更远，过度嵌套的“密码编写”遮蔽了诗人的原初目的；毕如意则以云南人的切身经验，再度提炼出具有地域特色的群像和出离于众人的诗人形象，让我们看到“云南的人神物，已然在此境中相融、相合时而分离，高原猛烈的阳光如一，让寂静也如红铁，迸发搏动的蛮力”。
《迷宫山集》作为组诗的结构是经得起推敲的。《断想》与《迷宫》以寓言式的方式奠定了整组诗的主题与质地。《偶记》《枯枝与白鹤》《登山途中》三首，以一种中国古典传统的美学氛围深入了对于“神性”的观察与思考，整体是“向上”的；《哀牢山虎舞》《哀歌》《七月》《路遇》则跳出诗人的独自沉思，将“虎群”“盲人”“长老”“缅甸媳妇”及更多的陌生人放入了视线。这些形象多是怪异的、狂热的、神秘性的，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个与圣洁、宁静的传统神性所不同的地方性、民族性宗教如何得到在地的发展。人注定有限，在神圣与世俗的张力间，生活永远以自己的力量指向一条现实的路径。诗人正是深刻地把握到了一切，才感受到《蛙鸣》中结尾两节的宏大时空的凝视，最终仍以自身的沉默承担世界的回声。
或许正如诗人的提示，《迷宫山集》本身就构成一座多义性的迷宫，当我们试图去将这种多义性化归到确定的解释时，就恰恰丢失了出发时的心情与追问的姿态。为了能够沿着“进去时拉好的线走出迷宫”，我们邀请你也亲身进入《迷宫山集》，去感知一个诗人所能理解和创造的世界，去持续探寻人之为人的意义。
| 评论现场 |
姆斯
本名刘博文，03年生，北京大学本科生。
曾任五四文学社社长，获“‘00 后’诗人十佳”称号
阿谣
本名胡可欣，青年诗人
人大外哲博士在读，爱好昆虫和人类心灵
寻找神藏身之处：评雷平阳《迷宫山集》
易珺昊
写诗，成都人
人的动物性过于原始、野蛮，甚至远超过野兽。神性则若隐若现，偶尔迸现却难以把握。这种动物性与神性的互相交织、拉扯以至彼此溶合消解所引导的行为时而危险时而饱含温情，只能被探寻被目睹，始终难以确定。雷平阳在组诗“迷宫山集”中所陈述的也就是对于它们的“见证”。
最直白如“断想”：“地上的人影是/狮子、蟒蛇、狐狸、猎犬、瘦马/斧头、羊羔和土丘的影子/松树和菩萨的影子偶尔也会/闪现，但不容易见到”或晦涩如“七月”：“长老骑着狮子走在江面上/他要去尽头，寻找他的白大象”
不过，雷平阳的野心并不止于书写这种简单的“见证”，在“哀牢山虎舞”中，他向更深处探寻，干脆让人扮作野兽，沐浴新死动物的鲜血；再让这“野兽”模仿人，由人掌控：“在那儿，一个面色阴沉的人/念着古老的咒诀/左手捏紧公鸡的颈项和翅膀/右手握刀，正在筹备祭品/他让虎群整齐地跪在/有火焰纹地一块黑色磐石下/鸡血涂红它们的前额”
当然，这样说可能失于浅薄。诗人雷平阳在这一组诗里所记录的事件都是现实的具体的，无论是“偶记”中的看石碑，“路遇”中的问答，“蛙鸣”中的所见所想，或是上述所提到的三首诗中所记叙的故事、画面，均是以真实为依托而展开的。诗人在“迷宫山集”这组诗中真正所想要探讨的，或者说表达的，也许藏在“蛙鸣”这首诗的一句中：“按照极端诗学的/逻辑进行推测——鸡站在石佛头上/叫鸣时，狗则在下面交配/——如此渎神的景象我没有看到”当诗人从他的所见中探讨动物性与神性的彼此拉扯对立时，看到的反而是它们的彼此消解，彼此溶合。在这之上有关于人类与自然、人类与历史、宗教与信仰的议题，最终都简单而又合情合理地归于“人”，或者是“人性”。悲剧、温情、残暴、温驯......这些诗中所提及的一切话题，也就自然而然地归于本真，归于“迷宫”里提起的那一则古希腊神话：
“忒修斯去迷宫刺杀/牛头怪，克里特国王的女儿担心/他会迷路，给了他一个线团/他把牛头怪杀死，沿着/进去时拉好的线走出了迷宫”
所有议题由此开始，也由此结束，雷平阳在这一组诗中所探讨的话题当然不止于此，但就像开头所说的那样，这些话题抽象、神秘，企图对它们进行探寻和研究，最终也只能归于“目睹”。这一组诗的写作在记录的层面上是成功的，诗人雷平阳的语言近乎白描，也正是写作这一类诗歌最有效的语言。只是福祸相依，诗人越是想要将一件事说得清楚，距离它就越远。《迷宫山集》的写作中使用了过多的解释和不少浅薄以至于无聊的隐喻，几乎像是在编写寓言故事。这样虽然更利于读者理解诗人在说什么，却离诗人真正所见到的差得更远了。诗歌创作如同密码编写，嵌套过多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部分意义的丢失。不过鉴于有“石头上暴晒的残经忘了/收起。长老骑着狮子走在江面上/他要去尽头，寻找他的白大象”这样浑然天成如唐诗的部分，也或许雷平阳自有他的思量吧，至少，《迷宫山集》如果作为哲理诗，也是不可否认的佳作，甚至称得上是这一类现代诗中的典范之作了。
毕如意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在读
新诗发表于《星星》《诗刊》《上海文学》等刊物
书写云南，空气中的泛神
同为云南人，我曾试着用诗接近故乡，在“人”的部分，方言诗曾给我带来乡音喧哗熟悉的背景板，然而我无法张嘴用家乡话谈诗，尽管在异乡登高后，忽而觉得无数山景与故乡何其相似，我走不出云南“那一片片种植烟草和玉米的斜坡”（《哀牢山虎舞》）。而作者把握着云南空气中的泛神论徐徐叙事，在诗中的山路熟稔地行走，放长白色线团，如同他写下的基诺族人，对云南脉络的把握让他自有办法登高，又随着来时路离开时间和记忆无尽的荒野，他深知“世上无事不是涉险”（《偶记》）。
作者笔下的云南，“众神离开神话”（《七月》）隐匿于自然万物之中。禅意凸现的时刻叙事极轻，只是高原阳光的重量，人的影子可以是狮子、蟒蛇、狐狸、猎犬、瘦马或斧头、羊羔等任何众生之一，而松树和菩萨灵光神启得以偶见（《断想》）；枯枝的折断也是鹤影闪现，仿佛是行走在铺满松针的山间小路之人，侧耳偶然所听到，即使在谈论枯竭，圆融之感也不带来强烈的忧虑，只是一声顺应时序的脆响（《枯枝与白鹤》）；白色的积雪与杜鹃的火红没有角力，而是“积雪又往山下延伸了几丈，则刚好盖住了昨天开放的杜鹃丛——那儿是野花的登高上限，冰块有花香味，石头上蜜蜂的翅膀落了一层”（《登山途中》），人欣然接受自然时序的枯荣，从中参得启发。
万物从诗人的笔下汩汩而出，尚有流淌的江水、蚂蚁、大象、老虎、来自地心的蛙鸣……作为观察者的诗人，却不见分明的面貌，也少见有地位或性别的书写，诗人以坦诚之心见自然，自然也见到人，那些无数的他人——多是苍老或年少沧桑者，于自然亘古的怀抱中，总有不知在第几世之感：雾中巡山的老人、坡顶灰白的老妇、枯井里站着的盲人、去寻白大象的长老、奔逃的缅甸媳妇和“去送送她，但不想让她知道”的丈夫，还有那首著名的“诗人背上的母亲”……诗人书写空气中的泛神论，而并非不关心人，他谈到“这一类人是我语言中的骨头”（《路遇》）。这组诗中的人们鲜少有交谈，似乎在植物质地的云南时间中，语言也不总是必须，而信条是“寂静之物互相渗透、缠绕敌意和善意，无保留地揳入对方，异物结成的整体像朝圣团一样稳固，死亡发生在怀里，背叛众多但不撕裂”（《登山途中》）。
然而作者终在一些时刻离开了众人，独自以沉默寂静在谈论时间，勇于一人无语独坐于万古的茫然——匿名的人雕凿了神像，几代之后又将其遗留在荒野，是时间令作者“在石佛和土地神失去轮廓的脸上，第一次看见了模糊的乡愁”（《蛙鸣》），也将是凝固的危险悬于等待积雪融化的时间，将“惊醒久埋的虎骨使之重生为虎，把裸露出来的山再次变成新的教堂，但无人造访”（《登山途中》）；那在《哀牢山虎舞》中，时间弯曲如烧红的圆环戴在作者的脚踝，虎舞幻化为这片土地上无数亡灵的身影，它们承受着古老的咒诀，藉由“身体失控的叛乱”撕裂而为人，又在数分钟内快进了人的欢愉与泯灭，亲手打造了体内自我灭亡的机关，这如在云南山寨中围绕着篝火而进行的幻象之舞，谈论了时间的源头，人的祖先，进而扩展乡愁为万古之愁，云南的人神物，已然在此境中相融、相合时而分离，高原猛烈的阳光如一，让寂静也如红铁，迸发搏动的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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