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小书 ，生于北京。著有作品集《猎物》《业余玩家》《午后两点半》等。曾获第六届西湖·中国文学新锐奖，第二届《钟山》之星文学奖，山花双年奖，十月文学奖，丁玲文学奖等。现为杂志编辑。
被战争驱赶的人们
——黎巴嫩难民营手札
《十月· 长篇小说》2024年第6期
当艾兰·库尔迪，一名仅三岁的男孩尸体被海浪冲到土耳其度假胜地博德鲁姆的沙滩时，瞬间成了全球各大媒体的焦点。与此同时，这也确立了2015年加拿大联邦大选对难民危机问题的议题。艾兰的家人是因“阿拉伯之春”引发的一系列冲突问题而被迫成为难民。2012年库尔迪一家决定逃离被炮火包围的叙利亚大马士革，前往土耳其定居。之后他们计划与在加拿大温哥华定居的姑妈会合。但在这之前，他们需要在土耳其住满三年，才可以拿到前往加拿大的旅行签证。然而，三年过后当他们在申请加拿大难民庇护时却被驳回了，理由是加拿大政府认为他们不符合“难民条件”，即他们已经到达了叙利亚境外，在一个安全的国度里生存，已经不存在任何的危险。库尔迪一家决定再次踏上之前曾商量过两次，但未实施的旅程——前往希腊科斯岛。2015年9月2日凌晨，他们一家踏上了一艘小型橡皮艇，由于船上严重超载，在离开土耳其海岸不到十分钟后遇到了洋流。掌舵立即弃船游回岸边。而剩下的偷渡者奋力稳住船只，但终究无法抵御强烈的海浪。艾兰的母亲在海中竭尽全力地将他托起，但因为一次次被巨浪的席卷，母亲意识到艾兰已经没有了呼吸。之后据叙利亚电台报道，艾兰一家为船上的四个位置花费了近6000美金，几近全家家当。
这名身穿红色上衣、蓝色裤子的男孩趴在海滩上的照片顺势引发了国际愤慨，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称这张照片应唤起世界各国对难民的责任（自《沙巴日报》2015年9月3日），爱尔兰首相恩达·肯尼表示艾兰的照片和难民危机为“人类的灾难”（自《爱尔兰独立报》2015年9月3日）。然而由于库尔迪一家曾试图申请加拿大难民庇护但遭驳回，这也引起了加拿大内部的政治格局，加剧了加拿大自由党和保守党对难民危机问题上的分歧。虽然保守党立即取消了一些对难民申请手续流程上的阻碍，但最终获胜的还是自由党。并在2015年的大选中大获全胜。新上任的总理接受了2.5万难民，艾兰的父亲和母亲的难民申请也顺利通过，如今生活在温哥华。
对于“难民”一词最早开始了解是我在多伦多上学时。那是2004年8月，我的高中二年级开学的第一学期。这是一所国际高中，同学们都是来自世界各地。我们当时对其中的两个同学的背景感到很好奇，一个是来自朝鲜的，另一个是来自突尼斯的。很显然，我们都觉得那个朝鲜的同学背景很深，各种猜测都有。而那个突尼斯的同学英语基本不会，他坐我斜前方，总是在抠手。我们的学校是寄宿学校，一日三餐都在同一个餐厅，当时我觉得这个学校的餐厅简直就是天堂，pizza、汉堡、薯条、炸鸡全都是我们爱吃的，但他永远都去边上的素餐领饭。后来知道他是穆斯林，在饮食上极为讲究和谨慎。开学一个月后，他被降级到高一去了，之后就再没见过了。当时听说他是“难民”。难民这个词语本身我们并不陌生，上过学的人都听说过。但对“难民”身份，以及这一身份属性给人带来不同的境遇，我们是陌生的。我们当时的反应就是“哦，他是难民”，之后又去熙熙攘攘地聊别的去了，根本对他的处境没有任何别的看法。但当第二年，也就是艾兰的照片席卷多伦多媒体时，那种复杂的心情无以言表。那个消失的同学不就是难民吗？一个来自北非的难民！后来随着加拿大政府对难民政策的放宽，难民移民逐渐变了性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所谓的“难民”都不属实，为了移民，中介公司的人可以为他们编造任何可以成为“难民”的理由，“宗教”“种族”“政治迫害”等等，而这个方式办理移民也是最经济实惠，尽管名头听起来不那么好听，但当换了护照之后，没有人在乎他们是以什么方式拿到的护照。他们可以继续在本国过着中产阶级的日子。久而久之，身边的“难民”逐渐增多，对“难民”一词就越来越麻木。直到去年开始因为一个关于难民的项目调研，难民一词才重新又进入我的视野。
2023年6月11日，我与纪录片导演赵亮共同从巴黎出发抵达贝鲁特，四个半小时的飞机相对从北京到巴黎的十一个小时，就轻松多了。飞机上基本为黎巴嫩本地人，或是来自中东其他国家的乘客。坐在我们后面的是一对黎巴嫩夫妇，临下飞机前，她拍了拍我的肩膀用英语说：“你是哪里人？第一次来贝鲁特吗？”我说我是中国人，是第一次来。她很热情，跟我说了很多她认为有意思的地方。她尤其说，你一定要去看鸽子岩，去海边，那里的夕阳太美了。她又强调，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今晚就去。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黎巴嫩人的热情和他们对美的理解。
贝鲁特比巴黎早一小时，比北京早五个小时。落地时间是下午两点左右，机场比我想象的大一些，毕竟这里号称是“中东小巴黎”。中国护照入境免签，有30天的停留时间。自从下了飞机，空气中就莫名飘散着一种亲切感，温润的海风里夹杂着汗津津的味道，满眼椰子树、碧蓝的天空，实在和三亚很相像。贝鲁特是地中海气候，即便是夏天温度也仅在25摄氏度左右。这里紫外线强烈，中午的太阳暴晒在皮肤上有种火辣辣的感觉。
小文（化名）从中国广西移居到这里已经将近十年，她在这里为一所非政府组织的难民慈善公益机构工作，她同时也在贝鲁特最大的夏提拉（Shatilla）难民营做中文老师。小文也是我们此次行程的向导。她为我们租了一辆车，还雇了一名本地司机，在机场等候我们。车已经在停车场暴晒多时，司机师傅见我们到达后，立即将所有车窗摇下，将空调开到最大。我们寒暄过一阵后，立即钻进了车。
黎巴嫩自1975年到1990年的内战，又经历2015年两场自杀式的爆炸，接着又遭到两年前的港口大爆炸，这里建筑的残垣断壁到处可见。当年“雪松革命”和“十月革命”所留下的涂鸦也保留了下来，它们常常出现在被摧毁的墙上和桥底下。一座废弃的碉堡一半已经坍塌，贝鲁特市政府把它保存下来，留作历史痕迹的纪念与警示。
即便现今的贝鲁特已经被反复重建（他们意义上的重建），但似乎也无济于事。街道两侧林立的居民楼和废弃的建筑墙体上，依旧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枪眼，以及被大火烟雾熏黑了的墙面。然而，在城市的某些角落里，还藏有一些法国殖民、奥斯曼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建筑，清真寺、基督教教堂、亚美尼亚和哥特式等风格的建筑与当地的平民楼混杂在一起，它们看上去和这座城市的味道和气质格格不入，即便它们的外立面已经十分老旧甚至有些破败，但依旧显得十分突兀。当我们接近市中心时已经接近下午四点。道路明显宽阔了一些，但交通却十分糟糕，随着下班高峰的临近，车辆也逐渐多了起来。阵阵呛鼻的汽油味灌进了车里，让人窒息，我们立即关上了车窗。摩托和电瓶三轮飞速穿梭在机动车车道上，极为混乱。现代化的购物中心、灯火辉煌的珠宝店、婚纱店中也混杂着一些残破的居民楼。居民楼的每家都用了一块布将自家的阳台遮盖住，布的颜色基本以米色或土黄色为主，偶尔也会有红白相间的条纹花色。远处看这些楼就像是缝满了补丁，凌乱而破旧。朋友说，这些布单子是为了遮阳用，这里只要一进到阴凉处，就十分凉快，所以黎巴嫩很少有人家使用空调。朋友说，这条街的旁边就是地中海了。然而，海面已经完全被临街的商铺所遮挡住了。司机又过了一个路况极为复杂的十字路口后，拐了一个弯，一座蓝顶的宏伟清真寺突然出现在眼前，它就像是神迹一般矗立在那里。这就是著名的逊尼派穆罕默德·阿明清真寺。这座清真寺毗邻圣乔治马龙派大教堂，是黎巴嫩最大的清真寺，它建于2002年至2007年，受益于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的资助，他于2005年在一次袭击中丧生。这种庞大的宗教建筑总会让人产生一种畏惧之情。沿着道路我们再次转过一个弯，它又神奇般地消失了。
到达酒店放下行李，我们直接到了海边用餐。下午五点左右，街上的行人逐渐变多，司机将车停到海边停车场，我们沿着海岸线一路步行。贝鲁特被称为中东小巴黎，宗教对女人没有硬性要求。这就使得在贝鲁特会出现这一分裂的现象——身着迷你短裙的火辣金发女郎和包裹得只剩两只眼睛的黑袍女人们经常会出现在同一街区或公交车上。这里的年轻女孩流行金色染发和艳丽的紧身吊带裙，开放程度确实不亚于法国巴黎的女人们。她们也流行文眉，和在嘴唇上注射厚厚的玻尿酸，整形行业颇为盛行。她们各个都化着浓艳的妆容，粗黑的眼线在眼角处高高向上挑起，粉底腮红睫毛膏口红，样样不落。她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脸上，即使是包着头巾的女人，也会露出一张精致漂亮的脸蛋［根据地区和教义的不同，希贾布（Hijab）可以将整张脸露在外面，而尼伽布（Niqab）只能露一双眼睛在外］。与她们擦肩而过都会有种大同小异的香气，即便走过很久，也还是会留下阵阵馥郁的味道。街边时不时会有一些流浪于街头的妇女，她们通常坐在某商铺的墙根下，怀里抱着婴儿，几个五六岁的孩子围坐在她的身边。她们头上包着的希贾布都很干净，通常都是黑色的，但身上的衣服却都是脏兮兮的。她们眼睛发黄，走过她们时，她会向你嘟囔一句，身边的孩子们用一种直愣愣的眼神看着你。这些有的是叙利亚难民，有的是巴勒斯坦难民。朋友说，不要给她们钱，不然在下一个路口会有一群人把你围住。是呀，他们就是难民，是和艾兰家一样因为战争、人为导致而被迫迁徙的移民。
我们走过一个海边的建筑残骸，玻璃和门框都已不见，剩下几堵承重墙勉强地支撑着。墙上残留着些破碎的镜子，角落里也摆放着几张餐桌和餐椅。里面天花板吊顶还悬挂着几盏水晶灯。走进去，站在窗框的位置可以看到大海，景色绝美。朋友指了指左前方，说那块海面上的大岩石就是著名的旅游打卡胜地——鸽子岩。可以想象，这里曾经是一家经过精心设计的餐厅，不知道为什么，在海边这样好的位置怎么会变成这样。如今，几个赤脚的孩子在空旷建筑里跑来跑去。
小文带我们走进了一家海边餐厅，一排排的白色遮阳伞和蓝色桌椅，是地中海一带地区的典型配色。客人们坐在伞下，几乎每桌旁边都放着一壶水烟，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手里都握着一条水烟嘴，缓缓吐出一口，把自己藏在白色的烟雾中。我们选了一张桌子坐下，黎巴嫩的亚洲人不多，周围客人的目光毫无遮掩地盯着我们看，多少让我心里有些发毛。当服务生递给我菜单时，我有点傻眼。一盘沙拉的价钱是800000黎磅，一盘炸沙丁鱼是1200000黎磅。朋友解释说，后面的五个“0”直接抹去就是美金价格。也就是说，一盘沙拉是8美金，炸沙丁鱼是12美金。在经济危机前，美金与黎磅的汇率差不多是1∶1500，但是现在已经是1∶10万了，有时候是13万。人们的钱就像瞬间蒸发了一样，经常拿着一大摞的钱只能买一个打火机。服务生走过来，问我们是否需要点水烟，我们摇摇头，顺便点了烤羊肉串、小香芹沙拉，每人一份豆角汤和鹰嘴豆泥。他们会随餐赠送一筐阿拉伯飞饼、酸黄瓜和腌辣椒。本来以为穆斯林餐厅不会有酒，但谁知道他们不仅有啤酒，而且有很多不同牌子的酒。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黎巴嫩和叙利亚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后，被法国托管。1920年，根据法国委任，黎巴嫩成了法属叙利亚的一部分。1926年，法国宣布黎巴嫩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并设立了一个独立的法属黎巴嫩国家。而在这期间，黎巴嫩面临着政治和宗教多元性的挑战，政治和经济动荡对该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1943年11月22日，黎巴嫩宣布独立，成立了黎巴嫩共和国。建国后的30余年里，该国在基督教马龙派与穆斯林温和派的治理下，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并赢得了中东小巴黎的称号。同时，黎巴嫩磅，也成了和瑞士法郎、西德马克一样坚挺的国际货币。自1997年起，黎镑与美元开始以固定汇率为1500比1，以后的黎巴嫩货币政策一直保持这种水平，使美元和黎磅成为官方通用货币。自2019年黎巴嫩金融危机以来，黎磅汇率下跌已超过90%。
这个以银行和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商业和“外援”为主要支柱产业的国家，在2019年由于没有丰富的实体经济，通过发行理财产品、高额储蓄利息来吸引民间借贷，再加上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扭曲的外汇结构和美国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等多种原因，使得黎巴嫩一直接近于破产边缘。
同年11月，黎巴嫩银行协会经商央行同意，发布外汇限制措施。各商业银行不得向境外汇款转账。个人账户每周所能提取的美元额度不超过800美元。这一政策出台后，出现了大量民众抢银行新闻。在2022年，一女子在几个极端分子的保护下，从腰间掏出一把枪，在人群的尖叫声中她大喊道：“我是沙丽，我今天来是要取走我账户里的存款。我姐姐住院了，在生死线边缘挣扎。我不是来杀人放火的，我要来主张我的权利！”她的账户里有2万美元，但每月只被允许提取200美元，她患癌症的姐姐急需这笔钱救命，于是她拿起侄子的玩具手枪，走进银行抢劫自己账户里的钱。她最终成功取回了1.3万美元的现金。
受经济的严重下滑和港口大爆炸的影响，许多高精尖人才，例如医生、工程师、富商、政府人员选择离开黎巴嫩。即便在2020年疫情期间，也有1万人选择离开；2021年到达8万人之多；2022年离境人口约3万人。由于黎巴嫩有着复杂的民族和宗教党派差异，官方正式承认的宗教派别共有18个，但主要分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基督教派别主要分为，马龙尼特天主教、希腊正教、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和东方正统教会；伊斯兰教派别主要为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和德鲁兹派。由于多党派的意见分歧，政治状况不稳定，社会动荡等原因导致人口普查极为困难。再加上这几年因经济的衰败导致大量人口流失，以及数万难民的涌进，黎巴嫩目前的人口状况也很难计算。早在1934年，黎巴嫩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得出的结论是基督教人口与伊斯兰人口的比例为6∶5。之后，这个数字比例便延续下来，这两个教派派别在之后的议会中始终保持着6∶5的比例。
目前黎巴嫩人口的具体数字，我在查阅联合国《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修订版》的显示时看到，目前黎巴嫩人口为5281753。《World Population Review》指出，该国出现了许多移民潮，从1975年到2011年期间150万人从黎巴嫩移民，也包括上文所提到的100万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涌入，这其中大多数人口来自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尽管没有可信的数字，但估算起来，漂泊在海外的黎巴嫩人至少约为800万，西方国家是他们的首选，然而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居住在了巴西。巴西在19世纪末，经历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许多黎巴嫩人被巴西所吸引，希望可以在这个新兴的国家得到更好的发展。当时的黎巴嫩因被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原因，而巴西作为一个相对宽容和多元文化的国家，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加自由和开明的社会环境。而另一方面，巴西在废除奴隶制度后，导致劳动力短缺，为了填补这一空缺，巴西政府鼓励欧洲、亚洲和中东等地的移民来填补劳动力的需求。巴西政府提供了大片农业用地，以吸引农业和种植业方面的移民。这些土地激励政策包括提供低廉的土地价格、免费土地分配等。这其中一部分吸纳了很多日本人，同时也引来了相当一部分的黎巴嫩人。在20世纪70到90年代的内战期间，很多黎巴嫩人也选择了除巴西以外的许多拉美地区。巴西前总统米歇尔·提默·卢莱·达·席尔瓦（Luiz InacioLulada Silva）正是黎巴嫩后裔。就在此次的黎巴嫩之行结束后，我再次回到了法国巴黎。在城市漫步中，确实发现了许多挂有“雪松国旗”的餐厅，老板都是黎巴嫩人。
小文介绍说，这里经常会停电，每家除了政府有限的供电以外，还要购买私人供电。在经济危机严峻的那些日子里，比较穷的本地人家庭，或是难民家庭每天只有一小时用电，他们在这一小时里抓紧洗衣服做饭。现在停电问题好了很多，但时不时每间隔两三个小时，还是会断电五分钟。这让我想起了2013年在厄立特里亚的首都阿斯马拉时所遇到的问题，整个城市每天晚上五点准时停电，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在停电前干完所有的事情。五点前必须要赶回酒店，完成手机和电脑的充电，趁着天黑前洗漱，整理衣物。街上所有的商店和寥寥无几的餐厅前都会摆着一个噪声无比巨大的发电机，一到晚上，整条街全部“轰隆”作响。我不禁问小文，当时你为什么会选择移居到这里？小文说，为了一段不靠谱的爱情。我又问，这个国家战乱不断，生活条件又如此艰苦，你没有想过要回国吗？她说，在这里已经快十年了，回不去了。人的适应能力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我永远都记得自己第一次听到枪声时的恐惧，整个人都僵住了，想立刻逃离这里。可后来慢慢也就习惯了，后来的那次港口大爆炸，我们家所有窗户都被震碎，幸好孩子没受伤。后来只觉得还要找人重新装修很麻烦，也就听之任之了。还有街道上满地的玻璃和建筑废墟，餐厅和商场也都被炸毁，给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我们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另一方面，外界媒体对这里的情况总是肆意渲染，其实有些时候，这里的情况并没有像媒体说的那样不堪。
小文又说，不过在贝鲁特电力不足确实是个问题。为了保证用电，城市居民需要买发电机，接私人电力公司的电网。这就意味着，居民每月需要缴纳两套电费，一套是国家电网，另一套是私人电力公司。国家电费大约为每月10美金，而私人电力公司则需要80美元。贝鲁特冬天寒冷，即使尽量缩短开电暖气的时间，电费也会飙升至每月140美金。黎巴嫩普通人均工资为每月200美金，所以他们每天基本就是在为电力公司打工。小文告诉我，很多居民为了节省用电，就必须节省他们吃饭、做饭的时间以及餐数。电力的短缺主要原因包括老化的基础设施、腐败问题和政治不稳定等因素。政局的动荡和腐败使大量资金流失，阻碍了对电力和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维护，此外，政府缓慢的工作效率、不合理的人事任命也进一步导致了问题的恶化。
2020年，当时黎巴嫩每天停电约18小时，但在当年8月发生的“港口大爆炸”后，当日几乎全天停电。大爆炸也是整个政府腐败和无作为的一个结果，由于政党斗争纷杂，即使外部有人伸出援手，但由于政党对于经济救援问题达不成共识，所以到现在货币基金也无法加入进来。总理辞职，总统大选流产，无论是总统还是央行都缺席，贝鲁特港口大爆炸，是一场人祸，当地管理人员在六年前就联系过海关，发现很多易燃易爆物品需要立刻移走，它们不属于我们国家的物资，但没有理会。就连码头管理人员自己都忘了，一直到2020年8月，当地工人在现场进行施工，造成了一些明火，火苗把2700吨易燃易爆的化学物品硝酸铵引爆了，造成了200人死亡，7000多人受伤，有大概300000人由于冲击波导致房屋的门窗损坏、厨房燃烧，无家可归。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非核爆炸事故之一，直接炸掉国家GDP的一半，如此严重的国难，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人来承担这个责任，官方责任事故书也没有公布，法官不停调换。没有得到救援的修复房屋，就像是战争残骸，然而黎巴嫩有45%的小麦从乌克兰进口，大爆炸半年之后，由于乌俄战争，连乌克兰的小麦也没有了，粮食短缺，饥饿的儿童更是惨不忍睹。
悦-读
陈继明 | 《敦煌》：现在他要向颜色请罪，请颜色原谅他的无知和轻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