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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女性特异性癌症，尤其是乳腺癌、宫颈癌、卵巢癌和子宫癌，占女性所有癌症的近40%。本研究旨在分析1990年至2021年间这些癌症的全球流行病学趋势，揭示其发展模式的变化，并为卫生政策制定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以便更有效地分配医疗资源。
方法 利用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 2021）的数据，全面评估女性特异性癌症的全球发病率、死亡率和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s）。年龄标准化率有助于跨区域比较，考虑了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差异。采用社会人口学指数（SDI）对地区进行分类，并评估癌症负担与经济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此外，基于GBD项目的比较风险评估模型，评估了导致女性特异性癌症死亡和DALYs的风险因素。
结果 1990年至2021年间，全球女性特异性癌症的负担以不同速率增加。2021年，全球乳腺癌新发病例达208万例，死亡病例66万例，DALYs达2025万人年。相比之下，宫颈癌、卵巢癌和子宫癌的负担较低，新发病例分别为67万例、30万例和47万例。乳腺癌、卵巢癌和子宫癌的年龄标准化率与SDI呈正相关，而宫颈癌则呈负相关。2021年与乳腺癌相关死亡的可归因风险因素包括饮食风险、高体重指数（BMI）、高空腹血糖、饮酒、吸烟和缺乏体力活动。宫颈癌的其他风险因素包括不安全性行为和吸烟，卵巢癌的其他风险因素包括高BMI和职业风险，子宫癌的其他风险因素包括高BMI。
结论 近几十年来，女性特异性癌症的负担有所增加，且在人口统计学和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发现凸显了采取针对性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紧迫性，以减轻这些癌症对全球的影响。
背景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最新估计，乳腺癌是全球女性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2022年新发病例占比23.8%[1]。宫颈癌是女性中第四大常见癌症（6.8%），其次是子宫癌（4.3%）和卵巢癌（3.4%）[1]。这四种女性特异性癌症合计占女性所有癌症的近40%[1]。值得注意的是，癌症发病率、死亡率和发病率的流行病学模式在地理和时间上存在显著差异[2, 3]。例如，虽然乳腺癌在大多数国家是女性中最常诊断的癌症[1]，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美洲和东南亚的某些地区，宫颈癌的发病率超过了乳腺癌[1]。这与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的高流行率以及宫颈癌疫苗接种和筛查项目的普及有限密切相关[1]。因此，分析女性特异性癌症的流行病学特征对于了解其在不同人群中的公共卫生影响至关重要。
在我们之前的工作中，我们使用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GBD 2019）数据库系统分析了这四种女性特异性癌症的流行病学趋势[4]。在过去三十年中，这四种癌症的负担均有所增加，其中乳腺癌最为突出。其高发病率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强正相关性对全球癌症预防和治疗工作提出了重大挑战[4]。相比之下，由于HPV疫苗接种计划和其他预防措施的广泛实施，许多地区，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宫颈癌的发病率已得到有效控制[4]。然而，两年后，考虑到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全球公共卫生资源的深远影响，进行更新分析是必要的。
作为GBD 2019的更新版本，GBD 2021数据库提供了1990年至2021年间204个国家和地区371种疾病和88个归因风险因素的全面流行病学数据[5-7]。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最新的GBD 2021数据库，研究了女性特异性癌症的全球和区域流行病学趋势。这些发现旨在为评估全球和区域癌症负担提供关键基础，并支持政策制定者设计针对其人口特定需求的靶向公共卫生干预措施。
方法
数据获取
GBD 2021是一项全面的流行病学研究，提供了全球371种疾病和损伤的数据。其广泛的数据来源包括生命登记系统、流行病学调查、疾病监测系统、癌症登记处、警察记录和开源数据库。数据收集和处理的详细方法已在之前的出版物中描述[8, 9]。下游数据分析使用先进的统计模型，如元回归-贝叶斯（Meta-Regression Bayesian, MR-BRT）、DisMod-MR 2.1和时空高斯过程回归（Spatiotemporal Gaussian Process Regression, ST-GPR）。所有疾病术语均使用国际疾病分类（ICD）代码进行标准化，以确保准确性和可比性。该项目遵循准确和透明健康估计报告指南（GATHER）。
本研究使用了GBD 2021数据库中的数据，包括1990年至2021年间乳腺癌、宫颈癌、卵巢癌和子宫癌的新发病例数、死亡数和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s），以及相应的年龄标准化率（ASRs）。这些指标通过GBD可视化平台（https://vizhub.healthdata.org/gbd-results/）提取。女性特异性癌症的ICD代码见补充表S1。
此外，为了评估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使用了社会人口学指数（SDI），其值范围为0至1。该参数计算为三个关键指标（生育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收入）的几何平均值。根据SDI值，将国家和地区分为五个不同组别：低SDI、中低SDI、中等SDI、中高SDI和高SDI。这些分类来源于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覆盖1990年至2021年期间。
疾病归因风险因素
GBD 2021数据库提供了对风险因素暴露对特定健康结果影响的全面评估[10]。此分析涵盖了分为四个层级的88个风险因素。在第一级，风险因素分为环境和职业因素、行为因素和代谢因素。第二级进一步将这些因素细分为20个具体因素，第三级和第四级提供了额外的细节。对于本研究，与女性特异性癌症相关的第二级风险因素总结如下：（1）乳腺癌：饮食风险、高饮酒量、高体重指数（BMI）、高空腹血糖、低体力活动和烟草；（2）宫颈癌：烟草和不安全性行为；（3）卵巢癌：高BMI和职业风险；（4）子宫癌：高BMI。
GBD 2021数据库使用先进的统计模型来估计暴露水平、相对风险、人群归因分数（PAFs）以及以DALYs和死亡数表示的疾病负担。为了解决风险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考虑了介导效应，以防止PAFs的高估。这确保了疾病负担能够准确地归因于单个和组合风险因素。
统计分析
分析了年度新发病例、死亡数和DALYs，以评估女性特异性癌症的负担。使用ASRs来考虑年龄分布和人口规模的差异，从而能够进行有意义的时间和区域比较。为了评估时间趋势，计算了每10万女性人口中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死亡率（ASDR）和DALY率（ASDALYR）的估计年度百分比变化（EAPC）。使用公式Y=αX+β，其中Y表示Log10(ASR)值，X表示日历年。EAPC值由公式EAPC=100×(10^α-1)得出。EAPC值的95%置信区间（CI）大于零的正值表示增加趋势，负值表示减少[11, 12]。使用R软件（版本4.4.0）进行统计分析，数据可视化通过ggplot2包完成。双侧P值<0.05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乳腺癌负担
在过去三十年中，乳腺癌在发病率、死亡率和DALYs方面一直是全球负担最高的女性特异性癌症（图1a）。1990年至2021年间，全球新发病例从87万例增加到208万例，ASIR从39.99增加到46.40（EAPC=0.40）。高SDI国家观察到最高的发病率和ASIR（图1b）。2021年，东亚报告的新发病例数最多，总计401,076例（表1）。然而，高收入北美地区的ASIR最高，为94.93，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在国家层面，中国的新发病例数最多（385,838例），其次是美国（269,012例）和印度（156,160例）（图2a），合计占全球新发病例的近40%。
1990年至2021年间，乳腺癌相关死亡从350,577例增加到660,925例，尽管ASDR从16.60下降到14.55（EAPC=-0.55）（表2）。2021年，中等SDI国家的死亡人数最多（181,470例），超过了高SDI国家，而低SDI国家的ASDR最高，为16.00。21个全球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地理差异。南亚报告的死亡人数最多（105,497例），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南部地区的ASDR最高，为24.93。在国家层面，中国（88,107例）、印度（78,879例）和美国（52,869例）（图2b）约占全球乳腺癌死亡的33%。有趣的是，帕劳和阿联酋的全球ASDR最高，而西欧国家和美国尽管发病率高，但报告的ASDR相对较低（图S1a-1b）。
DALYs的趋势与死亡率相似。2021年，全球乳腺癌DALYs达到2025万例，ASDALYR为455.56。中等SDI国家的DALYs最高（604万例），而低SDI地区的ASDALYR最高（488.24）。南亚贡献了371万例DALYs，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南部地区的ASDALYR最高，为728.94（表3）。在国家层面，中国、印度和美国的DALYs最高（图2c）。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美属萨摩亚的全球ASDALYR最高（图S1c）。
宫颈癌
在四种女性特异性癌症中，宫颈癌在全球癌症负担中仅次于乳腺癌。宫颈癌的总发病率仍然很高，并继续缓慢增长，2021年达到67万例。然而，在考虑到人口规模和结构后，其ASIR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18.11下降到2021年的15.32（EAPC=-0.54）（表4）。按SDI区域分层，中等SDI地区的发病率最高，而低SDI地区的ASIR最高。地理上，2021年东亚报告的新发病例数最多，总计137,864例，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南部地区的ASIR最高，为42.40，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在国家层面，2021年中国、印度和美国报告的宫颈癌病例数全球最多，分别为132,788例、112,103例和27,262例（图3a）
图1 全球和各地区女性癌症发病率、死亡人数和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的趋势。a. 展示了不同社会人口发展指数（SDI）地区及全球范围内的发病率、死亡人数和DALY的绝对数量。b. 展示了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DR）和年龄标准化DALY率（ASDALYR），呈现了各SDI地区的不同趋势。
表1 1990年和2021年乳腺癌的发病率
相反，基里巴斯和莱索托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最高（图S2a）。宫颈癌死亡人数从1990年的211,484人增加到2021年的296,667人，而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DR）从9.68下降到6.62（年度百分比变化率[EAPC] = -1.27）（表5）。中等社会人口发展指数（SDI）地区的死亡人数最多，而过去三十年来，低SDI地区的ASDR一直最高。从地理分布来看，2021年南亚的宫颈癌死亡人数最多，而中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ASDR全球最高。在国家层面，2021年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宫颈癌死亡人数最多，分别为49,841人、60,041人和11,248人（图3b）。相反，基里巴斯和莱索托的ASDR全球最高（图S2b）。
宫颈癌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的趋势与宫颈癌死亡率的趋势非常相似。全球范围内，宫颈癌DALY从1990年的742万增加到2021年的991万，而年龄标准化DALY率（ASDALYR）从330.11下降到226.28（EAPC = -1.27）（表6）。低SDI地区的ASDALYR一直最高。从地理分布来看，2021年南亚的总DALY最高，而包括莱索托在内的南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ASDALYR最高（图S2c）。值得注意的是，南部撒哈拉以南非洲仍然是宫颈癌ASIR、ASDR和ASDALYR仍在快速增加的唯一地区。在国家层面，2021年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宫颈癌DALY最高，分别为155万、206万和38万DALY（图3c）。2021年，基里巴斯和莱索托的ASDALYR仍然全球最高（图S2c）。
图2 2021年全球乳腺癌发病率、死亡人数和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的分布。a. 乳腺癌发病率。b. 乳腺癌死亡率。c. 乳腺癌DALY。
表2 1990年和2021年乳腺癌死亡情况
卵巢癌
1990年至2021年，全球卵巢癌发病率从159,096例增加至298,876例，而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从7.22下降至6.71（年度百分比变化率[EAPC] = -0.38）（表7）。中等社会人口发展指数（SDI）地区卵巢癌新发病例迅速增长，2021年超过高SDI地区，总发病例数排名第一。然而，高SDI地区卵巢癌的ASIR仍然最高。从地区来看，2021年南亚的病例数最多（49,664例），而中欧的ASIR最高，为10.80。从国家层面看，2021年中国新增卵巢癌病例数最多（41,236例），其次是印度（36,777例）和美国（25,213例）（图4a）。这三个国家的新发病例数约占全球总数的35%。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塞舌尔观察到最高的ASIR（图S3a）。
在过去32年中，卵巢癌相关死亡人数从100,584人增加至185,609人，而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DR）从4.73下降至4.06（EAPC = -0.62）（表8）。所有SDI地区的死亡率均有所增加，2021年高SDI地区的死亡人数和ASDR均最高。在全球21个地区中，南亚的卵巢癌死亡人数最多（30,585人），而中欧的ASDR最高，为7.40。从国家层面看，中国卵巢癌死亡人数最多（25,144人），其次是印度（23,219人）和美国（17,229人）（图4b）。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ASDR全球最高（图S3b）。
卵巢癌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呈现类似趋势，1990年至2021年稳步增长，而年龄标准化DALY率（ASDALYR）有所下降（EAPC = -0.59）（表9）。2021年，全球DALY达到516万，ASDALYR为115.15。2021年，中等SDI地区的DALY最多，为142万，而高SDI地区尽管呈下降趋势（EAPC = -1.48），但仍保持最高的ASDALYR。从地区来看，南亚报告的DALY数量最多（960,208），而中欧的ASDALYR最高。从国家层面看，2021年中国卵巢癌DALY最高（750,549），其次是印度和美国（图4c）。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继续报告全球最高的ASDALYR（图S3c）。
子宫癌
子宫癌是增长最快的女性特异性癌症，病例数从1990年的191,291例增加到2021年的473,614例。相应地，ASIR在此期间从8.87增加到10.36（EAPC = 0.54）（表10）。高SDI地区报告的病例数和ASIR均最高，且持续显著上升（EAPC = 1.36）。从地理分布来看，2021年高收入北美地区的病例数最多，总计103,521例，ASIR也最高，为31.78。从国家层面看，2021年美国报告的新发病例数最多（96,331例），其次是中国（72,019例）和俄罗斯（46,639例）（图5a）。这三个国家的新发病例数约占全球总数的45%。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俄罗斯的ASIR最高（图S4a）。
1990年至2021年，全球子宫癌死亡人数从54,849人增加至97,672人，而ASDR从2.60下降至2.11（EAPC = -0.78）（表11）。所有SDI地区的死亡率均有所增加，高SDI地区的死亡人数（31,632人）和ASDR均最高。2021年，东亚地区记录的全球死亡人数最多，总计14,233人，而加勒比地区的ASDR最高，为5.38。从国家层面看，2021年中国记录的死亡人数最多（13,599人），其次是美国（11,886人）和俄罗斯（7,356人）（图5b）。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ASDR一直全球最高（图S4b）。
在过去32年中，子宫癌的DALY从1990年的150万增加到2021年的256万（表12）。相应地，ASDALYR从69.17下降至56.15（EAPC = -0.78）。高SDI地区的DALY和ASDALYR均最高。2021年，东亚地区在所有地区中记录的DALY最高，总计425,142，而加勒比地区的ASDALYR最高。从国家层面看，2021年中国报告的DALY最高（405,490），其次是美国和俄罗斯（图5c）。同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记录的ASDALYR全球最高（图S4c）。
表3 1990年和2021年乳腺癌的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
表4 1990年和2021年宫颈癌的发病率
图3 2021年宫颈癌发病率、死亡人数和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的全球分布情况。a. 宫颈癌发病率。b. 宫颈癌死亡率。c. 宫颈癌DALY
表5 1990年和2021年宫颈癌的死亡人数
表6 1990年和2021年宫颈癌的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
表7 1990年和2021年卵巢癌的发病率
女性特异性癌症年龄标准化率（ASR）与社会人口学特征的相关性
为探讨社会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指数SDI衡量）对女性特异性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趋势的影响，我们生成了散点图，以展示过去32年间全球21个地区SDI及年龄标准化率（包括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DR和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寿命年率ASDALYR）的动态变化。在大多数地区，观察到SDI与乳腺癌和子宫癌的ASIR呈正相关，两者均随SDI的升高而逐渐增加。然而，SDI与卵巢癌的关系更为复杂：虽然较高的SDI通常与较高的ASIR相关，但在SDI超过0.7的地区，如北美、西欧和澳大利亚等高收入地区，SDI的进一步增加却与ASIR的下降相关。相比之下，不同地区宫颈癌的发病率均随SDI的增加而持续下降（图6）。此外，还观察到SDI与宫颈癌的ASDR和ASDALYR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两个指标均随SDI的增加而显著下降（图S5）。对于其他三种癌症，ASDR和ASDALYR均随SDI的增加而增加，直至SDI达到0.7，之后开始下降。
年龄分布
年龄是影响肿瘤负担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调查了全球女性特异性癌症的年龄分布模式。除超高龄人群（80岁及以上）外，乳腺癌的发病率、死亡率和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均在55-59岁年龄组达到高峰（图7a）。对于宫颈癌，40-59岁年龄段的发病率持续较高，死亡率在55-59岁达到高峰，而DALY高峰出现在50-54岁。在卵巢癌中，发病率同样在55-59岁达到高峰，而最高死亡率出现在80岁及以上人群。卵巢癌的DALY高峰也出现在55-59岁年龄组。对于子宫癌，发病率在60-64岁达到高峰，最高死亡率出现在80岁及以上人群，而DALY高峰出现在60-64岁。
总体而言，大多数女性特异性癌症的ASIR、ASDR和ASDALYR均随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升高（图7b）。值得注意的是，宫颈癌的ASIR和ASDALYR均在55-59岁达到高峰，而子宫癌的这些指标在70-74岁达到最高值。此外，卵巢癌的ASDALYR也在70-74岁达到高峰。尽管不同SDI值地区的癌症年龄分布可能与全球趋势略有不同，但总体模式在各地区之间保持高度一致（图S6-S10）。
归因风险因素
基于全球疾病负担（GBD）2021年的数据，我们分析了女性特异性癌症的2级归因风险因素。确定了乳腺癌死亡率的6个2级风险因素，包括饮食风险、高酒精摄入量、高体重指数（BMI）、高空腹血糖、低身体活动量和烟草使用。其中，饮食风险是全球及不同SDI值地区乳腺癌死亡率的最主要贡献因素（图8a）。值得注意的是，高酒精摄入量在高SDI地区对乳腺癌死亡率的贡献更大。对于宫颈癌，不安全性行为是最重要的风险因素，对宫颈癌死亡率有实质性贡献。然而，在高SDI地区，烟草暴露也对宫颈癌死亡率有一定影响（图8b）。高BMI和职业风险是卵巢癌死亡率的主要风险因素。全球范围内，高BMI对卵巢癌死亡率的贡献更大，但随着SDI水平的增加，职业风险对卵巢癌死亡率的贡献逐渐增大（图8c）。高BMI是子宫癌死亡率的唯一2级风险因素。虽然其在高SDI地区对子宫癌死亡率的贡献更高，但在低SDI地区的增长率更快（图8d）。风险因素对癌症DALY的贡献与其对癌症死亡率的贡献相似（图S11）。
图4 2021年全球卵巢癌发病率、死亡人数和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s）的分布情况。a. 卵巢癌发病率。b. 卵巢癌死亡率。c. 卵巢癌导致的残疾调整生命年。
表8 1990年与2021年卵巢癌死亡情况
讨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报告了四种女性特异性主要癌症（乳腺癌、宫颈癌、卵巢癌和子宫癌）的流行病学趋势和归因风险因素。主要发现如下：首先，乳腺癌的全球疾病负担最高，其次是宫颈癌、卵巢癌和子宫癌。在过去三十年中，这些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范围内均持续上升。其次，在考虑了人口增长和人口结构变化后，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呈现出不同的模式。乳腺癌和子宫癌的ASIR有所上升，而宫颈癌和卵巢癌的ASIR则有所下降。同时，这四种癌症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DR）和年龄标准化残疾调整生命年（ASDALYR）均有所下降。第三，乳腺癌、卵巢癌和子宫癌的ASIR随社会发展指数（SDI）的增加而增加，而宫颈癌则呈现出相反的趋势。最后，这四种癌症的ASIR和ASDR均与年龄呈正相关，凸显了老龄化人口中日益加重的疾病负担。这些癌症的归因风险因素存在显著差异，高SDI区域和低SDI区域之间尤为明显。
这些发现与我们之前的报告[4]一致，特别是1990年至2021年间全球乳腺癌发病率的稳步上升，而ASDR和ASDALYR则持续下降。乳腺癌发病率的增加可归因于乳腺X线摄影和超声等筛查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癌症登记系统的改进。这些进步导致了更多病例的诊断，从而使得乳腺癌的患病率持续较高。同时，分子分型、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进展显著提高了生存率[13-15]。这些发展解释了ASIR上升与ASDR下降之间的对比，凸显了早期检测和治疗创新的积极影响。
乳腺癌发病率与SDI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北美和西欧等高收入地区的乳腺癌ASIR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此外，ASIR和ASDR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这一问题愈发令人担忧。包括饮食风险、饮酒、高体质指数（BMI）、高空腹血糖、低体力活动和吸烟在内的六个二级风险因素被确定为乳腺癌死亡的主要贡献因素。这些风险因素与现代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密切相关，与之前的研究一致，这些研究强调了年龄、生育、饮食和烟草暴露对乳腺癌死亡率的影响[16-18]。
宫颈癌虽然在全球范围内的疾病负担低于乳腺癌，但在低SDI地区，其ASIR高于乳腺癌。幸运的是，宫颈癌的ASIR、ASDR和ASDALYR在全球范围内正在迅速下降。作为一种与病毒相关的恶性肿瘤，宫颈癌可以通过针对人乳头瘤病毒（HPV）的干预措施来预防。推广HPV疫苗接种、早期筛查和治疗癌前病变已显著降低了发病率和死亡率[19-21]。然而，宫颈癌负担与SDI呈负相关，低收入地区由于公共卫生资源不足，负担较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部等地区，宫颈癌发病率持续上升，强调需要扩大对疫苗接种和筛查项目的国际支持，包括培训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和改善设施。
全球范围内卵巢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有所下降，高SDI地区对这一下降的贡献最大。相比之下，中等、中低和低SDI地区仍面临ASIR和ASDR上升的问题。尽管ASIR与SDI之间总体呈正相关，但在SDI值高于0.7的地区，卵巢癌的ASIR有所下降。与乳腺癌类似，卵巢癌的ASIR和ASDR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卵巢癌相关死亡的主要风险因素包括高BMI和职业风险。同时，一些行为，如母乳喂养和输卵管结扎，已被确定为卵巢癌的保护因素[22, 23]。在现阶段，卵巢癌仍然是死亡率较高的女性特异性癌症之一，有效的早期诊断和筛查措施有限。近期在患者分层基因检测、新辅助化疗、腹腔热灌注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和先进手术技术方面的进展有助于降低卵巢癌死亡率[24-26]。
子宫癌的发病率稳步上升，特别是在高SDI地区。事实上，子宫癌的ASIR与SDI呈正相关，在高收入的北美等地区显著上升。高BMI是子宫癌死亡的关键因素，超重或肥胖女性患子宫癌的风险更高[27-29]。缺乏体力活动和糖尿病高发也增加了风险[30, 31]。以体重管理和促进体力活动为重点的公共卫生倡议有助于减轻子宫癌日益加重的负担。
在过去32年中，女性特异性癌症的疾病负担迅速上升。鉴于年龄与癌症发病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以及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预计未来几十年这些癌症的负担将继续增加。预测表明，2020年至2050年间，女性特异性癌症的经济负担将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073%，进一步加剧个人和医疗保健系统的经济压力[32]。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等新型传染病的出现可能会进一步挤占本已有限的公共卫生资源，给癌症预防和治疗带来额外挑战。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全球动员医疗资源，同时加强筛查策略、优化诊断工具，并开发靶向、个性化的治疗方法。
本研究存在几点局限性。首先，尽管全球疾病负担（GBD）2021项目的数据全面且统计精确，但由于癌症登记系统不完善和公共数据库资源有限，可能低估了不发达地区的癌症负担。其次，缺乏每种癌症病理亚型的流行病学统计数据，导致分析受到妥协，例如缺乏非HPV相关宫颈癌的数据。第三，我们的分析侧重于四种主要的女性特异性癌症，排除了较罕见的癌症类型。最后，归因风险因素的分析基于GBD 2021数据库中可用的二级风险因素，可能未涵盖所有临床相关因素。因此，在解释这些结果时应谨慎。
表9 1990年和2021年卵巢癌的残疾调整寿命年（DALYs）
表10 1990年和2021年子宫癌的发病率
图5 2021年子宫癌发病率、死亡率和残疾调整寿命年（DALYs）的全球分布情况。a. 子宫癌发病率。b. 子宫癌死亡率。c. 子宫癌DALYs
表11 1990年和2021年子宫癌的死亡人数
表12 1990年和2021年子宫癌的残疾调整寿命年（DALYs）
图6 1990年至2021年全球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s）和社会人口学指数（SDI）的趋势。Rho值（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表示SDI与ASIRs之间的相关性强度
图7 2021年女性特有癌症的发病率、死亡率和残疾调整寿命年（DALYs）的年龄分布。a. 2021年全球不同年龄组乳腺癌、宫颈癌、卵巢癌和子宫癌的发病率、死亡率和DALYs。b. 2021年全球不同年龄组乳腺癌、宫颈癌、卵巢癌和子宫癌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死亡率和DALYs率
图8 导致女性特有癌症相关死亡的二级风险因素。1990年至2021年全球及不同地区乳腺癌、宫颈癌、卵巢癌和子宫癌死亡风险因素的趋势。a. 乳腺癌，b. 宫颈癌，c. 卵巢癌，d. 子宫癌
结论
本研究全面概述了四种主要女性特有癌症（乳腺癌、宫颈癌、卵巢癌和子宫癌）的全球负担及归因风险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乳腺癌在全球的疾病负担最重，尤其是在高社会人口学指数（SDI）地区，而宫颈癌在低收入地区的发病率仍然较高，尽管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其发病率已有所下降。卵巢癌和子宫癌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年龄和生活方式相关因素对其负担有显著影响。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扩大预防和早期检测项目，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地区。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迫切需要采取适合各年龄段的干预措施，并改善癌症护理基础设施。本研究强调了制定针对性政策、改变生活方式以及持续研究的重要性，以减轻女性特有癌症的全球负担，并改善全球女性的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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