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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桃仁是桃（Prunus persica (L.) Batsch）和李属桃（P. davidiana (Carr.) Franch）的干燥成熟种子，因其多种生物效应而在传统中药（TCM）配方中广泛使用。本研究旨在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测定苦杏仁苷含量（4.95%）后，评估桃仁提取物（SPE）的抗氧化活性和毒性特征。关于体外抗氧化活性，浓度为2 mg/mL的SPE对1,1-二苯基-2-苦基肼（DPPH）、羟基和ABTS自由基的清除率分别为51.78%、55.47%和57.16%。相同浓度的SPE螯合了30.76%的Fe²⁺。体外细胞毒性研究表明，即使在2000 µg/mL的浓度下，SPE也能使HEPG2细胞的存活率达到92.45%。在急性毒性研究中，口服给予SPE在剂量高达2000 mg/kg体重时未引起死亡或任何毒性迹象。大鼠连续28天每天口服给予100、300和600 mg/kg的SPE后，未显示任何毒性迹象或大体病理异常。本研究的结果为SPE提供了基础参考数据，表明其具有中等抗氧化活性和低毒性，为未来筛选其生物和药理性质提供了依据。
1 引言
活性氧（ROS）的产生与多种因素有关，如炎症、正常的生化反应以及膳食中外源生物的高水平摄入[1,2]。ROS的过度产生会导致氧化应激状态，这种状态可以通过增强细胞抗氧化防御能力来有效中和[2,3]。此外，适当补充外源性抗氧化剂可能有助于减少ROS引起的氧化损伤[4]。近年来，天然抗氧化剂已被证明能有效减少这种氧化损伤，通过从体内清除自由基，且副作用较少[5,6]。
桃仁是桃（Prunus persica (L.) Batsch）和李属桃（P. davidiana (Carr.) Franch）果实中的干燥成熟种子，在传统中药（TCM）配方中广泛使用[7]。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桃仁的主要化学成分包括脂质、氰苷、黄酮类、糖类、精油、蛋白质和氨基酸，其中脂质是最丰富的化学成分，尤其是三酰甘油（88.6–92.1%）、1,2-二酰甘油（2.2–2.3%）和甾醇酯（1.0–1.6%）[8,9]。这些活性成分赋予了桃仁广泛的生物效应，包括促进血液循环[10,11]、缓解中风后障碍[12,13]、抑制血小板聚集以及抗肿瘤活性[11,14]。
苦杏仁苷可在许多植物科中发现，且含量各异。在桃种子（Prunus persica (L.) Batsch）中，其含量已报告为6.81±0.02 mg/g[15]。苦杏仁苷是桃仁中最重要的活性成分之一，具有多种药理作用，包括抗炎[16]、镇痛[17]、镇痛[18]和抗癌活性[19]。因此，苦杏仁苷的含量已被用作该药材质量控制的化学指标[20]。
经过数千年的临床应用，桃仁的治疗效果无疑是积极的[21]。然而，不当使用或过量口服桃仁会导致轻微的毒性作用[21,22]。这可能与苦杏仁苷有关，苦杏仁苷可在小肠近端肠道菌群的β-葡萄糖苷酶作用下水解为野樱苷，并最终分解为苯甲醛和氢氰酸（HCN）[20,23-25]。然而，关于桃仁提取物（SPE）的抗氧化活性和毒性评估的信息有限。另一方面，当使用不同的提取工艺或桃仁产地时，SPE的化学成分存在差异，这可能导致其生物活性和毒性的多样性。在这方面，本研究旨在通过体内实验模型，研究我们提取的SPE对抗氧化活性和其急性及亚急性（28天）毒性的影响。
2 结果
2.1 植物化学成分特征
桃仁的乙醇提取物产率为4.78%，为淡黄色无定形粉末。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分析，提取物中含有4.94%的苦杏仁苷（Rt=13.76 min）（图1）。
图1. 标准苦杏仁苷（A）和提取物中苦杏仁苷（B）的高效液相色谱图。
2.2 DPPH自由基清除活性
使用DPPH测定了SPE的质子清除活性，结果如图2A所示。SPE的清除率与浓度呈良好相关性，表现出浓度依赖性模式，表明其具有明显的清除活性。特别是，SPE的最高浓度（2 mg/mL）对DPPH的清除率高达51.78±0.42%。在所测试的浓度范围内，SPE的IC50值估计为2.05 mg/mL。然而，与SPE相比，抗坏血酸对DPPH自由基的清除活性更强。即使在最低浓度（0.03125 mg/mL）下，抗坏血酸也能清除96.75%的DPPH自由基。
图2. SPE的抗氧化活性。(A) DPPH自由基清除活性，(B) 羟基自由基清除活性，(C) ABTS+清除活性，(D) Fe²⁺螯合活性。数据为三次重复的平均值，带有标准差。
2.3 羟基自由基清除活性
羟基自由基清除评估通常用于评价天然产物的抗氧化活性。与DPPH自由基清除效果相似，SPE的羟基自由基清除率（%）也表现出浓度依赖性模式，但增加幅度较小，从35.74%至55.47%（图2B）。其IC50值测试为0.99 mg/mL，表明SPE对羟基自由基具有中等清除能力。同样，抗坏血酸对羟基自由基的清除活性高于SPE。特别是，0.5 mg/mL的抗坏血酸达到了100%的羟基自由基清除率。
2.4 ABTS+清除活性
SPE对ABTS+的清除率范围为14.92%至57.16%，表现出浓度依赖性模式，这与其对DPPH和羟基自由基的清除效果相似（图2C）。在该实验中，SPE的IC50值测试为0.75 mg/mL，反映了SPE对ABTS+的中等清除能力。抗坏血酸对ABTS+的清除能力仍然最高，其IC50值为2.54。
2.5 Fe²⁺螯合实验
通过测量铁-菲啰嗪复合物来评估SPE的Fe²⁺螯合能力，以进一步估计其抗氧化活性，结果如图2D所示。所得结果表明，SPE的Fe²⁺螯合效果呈浓度依赖性模式，活性范围为5.19%至30.76%。在本研究的Fe²⁺螯合能力测试中，发现SPE的IC50值估计为9.95 mg/mL，表明其螯合活性较低。相反，EDTA表现出优异的Fe²⁺螯合能力。更具体地说，EDTA即使在0.25 mg/mL的浓度下也能螯合Fe²⁺。
2.6 细胞毒性评估
使用RAW 264.7和HepG2细胞，通过剂量-反应研究对SPE进行了初步细胞毒性研究（图3）。结果表明，SPE在高达2000 µg/mL的浓度下对RAW 264.7细胞仅诱导可忽略不计的细胞毒性，与其他处理组相比无显著差异。SPE在2000 µg/mL浓度下诱导的HepG2细胞存活率为92.45%，与阴性对照组相比有显著差异。然而，在≤1000 µg/mL的SPE处理组之间未观察到显著差异。
图3. 使用CCK-8方法测定的SPE体外毒性概况。数值代表三次独立实验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与其他组相比，p<0.01。
2.7 急性口服毒性
经口给予雌性大鼠单次2000 mg/kg剂量的载体或SPE后，在第一轮和第二轮均未出现任何毒性迹象。所有处理动物均存活至计划安乐死。与载体对照组相比，SPE处理组大鼠在7天和14天后的体重增长未显示任何显著变化（补充信息表S1）。在大体解剖检查中，未观察到任何大鼠器官形态出现病理迹象。与对照组相比，SPE处理组大鼠的心脏、肝脏、脾脏、肺、肾脏、子宫和卵巢的绝对和相对器官重量未显示显著变化（p>0.05）（表1）。
表1. 急性口服毒性研究中雌性大鼠的绝对和相对器官重量。
2.8 亚慢性毒性研究
经过连续28天口服给予SPE后，在治疗组和对照组的所有动物中，研究期间均未观察到死亡或明显的异常或毒性迹象。此外，四组动物在食物摄入量（补充信息图S1）或体重（与治疗相关的变化）方面也未观察到明显差异（补充信息图S2）。
SPE对血液学参数和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总结在表2和表3中。除平均血小板体积（MPV）外，治疗组在血液学结果方面未显示显著变化。MPV在接受300或600 mg/kg SPE的雌雄大鼠中均显著增加（p < 0.05或p < 0.01）。在生化指标方面，与对照组相比，300 mg/kg组雌性大鼠的肌酐水平发生了显著变化（p < 0.05）。
表2. 28天重复剂量SPE对Sprague–Dawley大鼠血液学参数的影响（均值±SD）。
表3. 28天喂养试验第28天牺牲大鼠的生化参数（均值±SD）。
在解剖检查时，与对照组相比，器官的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未显示颜色或纹理的改变。测量了心脏、肝脏、脾脏、肺、肾脏、胸腺和卵巢或睾丸的器官重量和相对器官重量。只有300 mg/kg剂量的SPE导致雄性大鼠的肺重量与对照组相比显著减少（p < 0.05）。然而，连续28天给予SPE对雌雄大鼠的相对器官重量没有显著影响（p > 0.05）（表4和表5）。
表4. 28天重复剂量毒性研究中雌性大鼠的绝对和相对器官重量
表5. 28天重复剂量毒性研究中雄性大鼠的绝对和相对器官重量
还检查了未处理和处理动物的心脏、肝脏、脾脏、肺和肾脏的病理组织学变化。在对照组或接受100、300和600 mg/kg体重SPE处理的各组中，未在任何器官的病理切片中检测到表明异常或毒性的病理病变或炎性浸润，除了在300 mg/kg组中发现脾脏包膜轻微增厚（图4）。当前的组织学发现进一步证实了SPE的安全性，表明其不会带来与急性或亚急性毒性相关的健康风险。
图4. 各组雌性大鼠心脏、肝脏、脾脏、肺和肾脏的显微照片（H&E×400）。黄色箭头指示脾脏包膜增厚。
3 材料与方法
3.1 材料与试剂
苦杏仁苷、抗坏血酸、1,1-二苯基-2-苦基肼（DPPH）、（2,2-联氮-双（3-乙基苯并噻唑啉-6-磺酸））（ABTS）和HPLC级甲醇均购自Sigma-Aldrich（美国圣路易斯，密苏里州）。水通过水纯化系统（中国成都）进行纯化。石油醚、乙醇和其他试剂均为市售分析纯。
3.2 桃仁的乙醇提取
桃仁采自中国甘肃省。对于本实验，将100克桃仁干粉用500毫升石油醚（在60°C下处理6小时）脱脂三次。将粗提物在105°C下干燥，并用85%乙醇回流提取2小时。然后将提取物过滤，在旋转蒸发器中浓缩，并在45°C的烘箱中减压（90 Kpa）干燥。获得的干粉存储在冰箱（2-8°C）中，直至开始测试。
3.3 SPE中苦杏仁苷的测定
HPLC分析在配备自动进样器和紫外检测器的Agilent 1260 Infinity二元泵系统（美国圣克拉拉，加利福尼亚州）上进行。所有仪器部件均由Agilent Corporation（美国圣克拉拉，加利福尼亚州）提供的OpenLAB CDS软件（修订版：C.01.07）自动控制。根据报道的方法[26]，将5毫克商业标准品D-苦杏仁苷溶解在70%甲醇/水溶液（v/v）（5毫升）中，用作标准储备溶液。通过用相同的甲醇/水溶液适当稀释储备标准溶液来制备工作标准溶液，以生成校准曲线。对于SPE中苦杏仁苷的测定，准确称取300毫克提取物，溶解在70%甲醇/水溶液（v/v）中作为测试样品。使用前，所有样品溶液均通过0.22 µm注射器过滤器过滤，并用超声波浴脱气2分钟。
注射20 µL上述样品溶液后，在Zorbax SB-C18（250毫米×4.6毫米×5 µm）分析柱（美国圣克拉拉，加利福尼亚州）上进行色谱分离，柱温保持在30°C。以甲醇-超纯水（20:80，v/v）为流动相进行等度洗脱，整个HPLC过程中流动速率为1.0 mL/min。色谱图在210 nm处监测，运行时间为35分钟。
3.4 动物
从兰州大学实验动物中心购买了52只成年无特定病原体（SPF）Sprague–Dawley大鼠（6–8周龄，急性口服毒性研究体重为190 ± 10克，亚慢性毒性研究体重为170 ± 30克），动物研究按照动物研究的伦理原则进行，并经兰州大学实验动物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SCXK2023-0005）。动物饲养在清洁的不锈钢笼中（每笼2–3只），在23°C条件下自由获取食物（SLACOM Inc.，中国上海）和水，保持12小时光照–黑暗循环。适应环境至少7天后，用于实验，实验在上午8:30至下午5:30之间进行，符合ARRIVE指南[27]。
3.5 DPPH自由基清除实验
根据报道的方法[28]并稍作修改，评估了SPE清除DPPH自由基的能力。简而言之，将100 µL SPE和抗坏血酸（阳性对照）水溶液（2、1、0.5、0.25、0.125、0.0625和0.03125 mg/mL）分别与200 µL乙醇0.2 mM DPPH溶液在96孔板中彻底混合。将这些制备好的溶液在室温下暗处放置30分钟，然后使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在517 nm处测量吸光度。DPPH清除率（%）按以下公式计算：清除率（%）= [1 - (As - A1)/A0] × 100，其中As表示样品与DPPH的吸光度，A1表示样品不加DPPH的吸光度，A0表示不加样品的DPPH溶液的吸光度。
3.6 羟基自由基清除实验
根据之前的报告[6,29]，评估了SPE对羟基自由基的清除能力。简而言之，将50 µL SPE和抗坏血酸（阳性对照）水溶液（与DPPH自由基清除实验中的浓度相同）分别与50 µL FeSO4溶液（9 mM）和50 µL乙醇水杨酸溶液（9 mM）彻底混合。将制备好的混合溶液加入50 µL H2O2（3.8 mM）中并充分摇匀，然后在37°C水浴中反应30分钟。使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在510 nm波长下估计吸光度，羟基自由基清除率（%）按以下公式计算：清除率（%）= [1 - (As - A1)/A0] × 100，其中As表示样品与H2O2的吸光度，A1表示样品不加H2O2的吸光度，A0表示不加样品的H2O2的吸光度。
3.7 ABTS自由基阳离子脱色实验
根据之前的报告[30]，还使用ABTS自由基阳离子脱色实验研究了SPE的抗氧化活性。ABTS自由基阳离子（ABTS+）是通过将ABTS溶液（在去离子水中的浓度为7 mM）与2.45 mM过硫酸钾（K2S2O8）反应产生的，并在室温下暗处保存12–16小时。然后，将ABTS+溶液在PBS缓冲液（pH = 6.6）中稀释至734 nm处的吸光度为0.75 ± 0.02。向3.9 mL ABTS+溶液中加入100 µL SPE和抗坏血酸（阳性对照）水溶液（2、1、0.5、0.25、0.125、0.0625和0.03125 mg/mL），在30°C下彻底混合10分钟，然后读取吸光度。同样的测定重复三次。ABTS+抑制率的百分比使用与DPPH自由基清除实验相同的公式计算。
3.8 Fe²⁺螯合实验
根据之前的报告[4,31]，测定了SPE或EDTA（阳性对照）的Fe²⁺螯合能力。在此实验中，向5 µL 2 mM FeCl2溶液中加入100 µL不同浓度的SPE和EDTA（2、1、0.5、0.25、0.125、0.0625和0.03125 mg/mL）。通过加入20 µL 5 mM菲啰嗪启动反应，将混合物剧烈摇匀并在室温下放置10分钟。加入75 µL蒸馏水后，在560 nm处测量吸光度。使用以下公式计算铁-菲啰嗪复合物形成抑制率的百分比：螯合活性（%）= [1 - (As - A1)/A0] × 100，其中As表示样品与菲啰嗪的吸光度，A1表示样品不加菲啰嗪的吸光度，A0表示含有菲啰嗪的对照的吸光度。
3.9 细胞毒性实验
按照之前报告的相同协议[32,33]并稍作修改，使用RAW 264.7和HepG2细胞对SPE进行了细胞毒性评估。计算细胞数量，并将约6 × 10³个细胞/孔的密度接种到96孔板中，然后在37°C和5% CO2下孵育4小时。将100 µL含有不同浓度SPE的新鲜培养基（16.125、31.25、62.5、125、250、500、1000和2000 mg/mL）直接加入板中，并在37°C和5% CO2下共孵育24小时。移除培养基后，在黑暗中加入100 µL含有10% CCK-8的培养基溶液，并在37°C下孵育4小时。然后使用酶标仪（BioTek Instruments Inc.，美国佛蒙特州威努斯基）在450 nm处测试培养基。同样的程序重复三次。细胞存活率的百分比按以下公式计算：细胞存活率（%）= [Asample - Anegative]/[Apositive - Anegative] × 100%。
3.10 急性口服毒性研究
根据OECD测试指南423公告[34]，对SPE进行了单次剂量急性口服毒性研究。我们最初选择2000 mg/kg的SPE（溶于载体中，Tween-80: DMSO:生理盐水= 4:4:2）作为第一轮治疗的起始剂量。对照组动物（n = 3）仅接受2毫升载体。在前4小时内有意识地观察行为变化和死亡率，并在连续14天内每天观察一次。由于在治疗后的前7天内没有动物死亡，因此对另外三只雌性大鼠进行了第二轮相同程序的治疗。在观察期（14天）结束时，所有存活动物均通过腹腔注射70 mg/kg盐酸氯胺酮深度麻醉后安乐死，并分别观察其心脏、肝脏、脾脏、肺、肾脏、子宫和卵巢的明显病理学变化，并切除以计算相对重量（器官/体重×100%）。
3.11 重复剂量28天口服毒性
我们按照OECD指南407公告[35]的程序，使用40只Sprague–Dawley大鼠（20只雄性，20只雌性）对SPE的短期暴露进行了评估。将大鼠分为四个治疗组（每组5只雄性和5只雌性），并口服给予溶于载体的SPE，载体与急性口服毒性研究中的相同。剂量基于从我们的急性口服毒性研究中获得的LD50值进行选择，并将100、300和600 mg/kg体重分别设置为低、中和高剂量组。对照组大鼠仅给予载体（2 mL/kg）。SPE和载体每天在同一时间（上午9:00）口服给予28天。每天监测临床变化和死亡率。每周评估体重和食物摄入量。在第29天，用乙醚安乐死动物，并通过心脏穿刺收集血液样本，分别装入含有或不含EDTA的试管中，以评估血液学和生化参数。仔细解剖雌性大鼠的重要器官，如心脏、肝脏、脾脏、肺和肾脏，以确定相对器官重量并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
3.12 统计分析
结果表示为均值±标准差（SD）。组间差异通过IBM SPSS Statistics for Windows（美国纽约州阿蒙克）版本24.0的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后Dunnett的事后检验确定[36]。统计学显著差异定义为p < 0.05，极显著差异定义为p < 0.01。
4 讨论
许多植物提取物或其相应制剂已被证明具有抗氧化活性。例如，多糖在许多植物和真菌中广为人知，具有强大的抗氧化活性[37,38]。番茄红素是一种富含成熟红色植物果实的类胡萝卜素，被发现具有良好的抗氧化能力，对DPPH和ABTS自由基具有强大的清除能力[39]。桃仁作为一种传统中药（TCM）制剂，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7,10,11,21]。然而，关于乙醇提取的桃仁对抗氧化活性的影响的信息有限。
苦杏仁苷在桃仁中高度浓缩，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因此被用作控制这种TCM制剂质量的化学指标[20]。由于苦杏仁苷的稳定性较差，例如在水中，它会被桃仁中的乳化素（一种水解酶）分解为苯甲醛、氢氰酸和葡萄糖[40]。其含量受加工方法的影响很大。使用我们的提取方案，通过反相分离测定得到4.78%的苦杏仁苷，用20%甲醇作为流动相在85%乙醇提取后进行。
通过测定DPPH、羟基和ABTS+清除效果以及Fe²⁺螯合活性来评估SPE的抗氧化活性。DPPH自由基清除评估被广泛用于评估许多生物活性化合物的抗氧化性能[41]。此外，羟基自由基与大多数生物大分子高度反应，导致人体健康受损。因此，消除可避免的羟基自由基是评估一种物质抗氧化性能的另一种有效方法[42,43]。对于植物提取物的抗氧化能力测试，ABTS测定特别有趣，因为734 nm处的波长吸收消除了颜色干扰，这需要相对标准的设备，并提供快速且可重复的结果[30,44]。在我们的研究中，随着SPE浓度的增加，DPPH、羟基和ABTS+清除率显著增加，表明SPE具有明显的抗氧化效果。然而，SPE的螯合活性较低，估计的IC50值为9.95 mg/mL。这一结果使我们得出结论，SPE可能通过抑制活性氧和脂质过氧化物的产生，对防止氧化损伤略有益处[4]。
尽管抗氧化能力是苦杏仁苷的生物功能之一，但很少有报告发现SPE的抗氧化活性与其含量有关[45,46]。然而，植物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可能归因于高水平的酚类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具有作为氢或电子供体的能力，并清除自由基[46,47]。
众所周知，苦杏仁苷是桃仁中最重要的活性成分之一[11,19]。不幸的是，这种化合物在动物体内最终会转化为有毒的氢氰酸[48,49]。在HPLC分析中，桃仁的乙醇提取物含有4.94%的苦杏仁苷。因此，迫切需要对这种提取物的安全性进行评估。
由于SPE的水溶性稍差，因此使用最高浓度2000 µg/mL完成了细胞毒性评估。即使在这个浓度下，SPE也显示出可忽略不计的细胞毒性，HepG2细胞的存活率为92.45%，RAW 264.7细胞的存活率没有显著（p ≥ 0.05）降低。
急性毒性评估通常是筛选天然产物药理活性的初步步骤，可以提供有关毒性作用模式、鉴定和分类的基础以及体内研究的安全水平的初步数据[50]。因此，我们使用OECD指南423评估了SPE的体内急性毒性。该方法可以用较少的实验动物测量药物的粗略LD50。我们最初选择2000 mg/kg的SPE作为起点。结果表明，在宏观检查中未发现死亡或毒性迹象，根据OECD指南423[32]，这表明其LD50值应大于2000 mg/kg体重。这一结果与雌性和雄性大鼠中预先酿造的杏仁种子水提取物的LD50一致[25]。
连续28天每天给予SPE剂量高达600 mg/kg，未导致死亡或临床毒性迹象，也未导致器官相对重量发生变化，这可能表明器官水肿、萎缩或肥大[51]。然而，与对照组相比，300 mg/kg组的雄性大鼠肺重量显著降低。考虑到这不是剂量依赖关系，并结合组织病理学结果，我们可以假设这些变化与300 mg/kg SPE引起的器官毒性无关。
连续28天给予SPE导致MPV出现轻微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血液学变化（p < 0.05或p < 0.01），这种变化发生在雄性和雌性大鼠中。然而，尽管这些变化具有统计学意义，但由于它们仍在正常范围内[52]，因此被认为与毒理学无关，表明SPE未表现出任何血液毒性作用。血清生化参数肌酐被认为是肾脏病理的敏感生物标志物[53,54]，在连续28天治疗后显著升高。尽管该参数发生了显著变化，但也在正常范围内[53,55]。此外，尿素（肾功能的其他标志物）的生化参数和肾脏的组织病理学分析未显示异常迹象，支持了肌酐显著升高与SPE的毒理学无关的观点。
研究表明，桃仁的毒性产生主要与过量苦杏仁苷有关[20,21]。苦杏仁苷本身无毒，但最终会转化为苯甲醛和氢氰酸；后者可以抑制细胞呼吸并与细胞色素氧化酶结合，导致细胞缺氧和乳酸酸中毒[56,57]。在我们的急性毒性研究中，2000 mg/kg体重的SPE口服剂量相当于98.8 mg/kg体重的苦杏仁苷口服剂量（SPE中含量为4.94%），这明显低于报道的大鼠口服苦杏仁苷的平均致死剂量（LD50 = 880 mg/kg体重）[25,57]。
5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桃仁乙醇提取物（SPE）的抗氧化活性和毒性特征。该提取物在DPPH、羟基和ABTS+清除能力方面表现出良好的抗氧化活性，在2 mg/mL浓度下的清除率分别为51.78%、55.47%和57.16%，但在相同浓度下表现出较低的Fe²⁺螯合活性（30.76%）。细胞存活率显示，在高达2000 µg/mL的浓度下，SPE具有可忽略不计的细胞毒性。根据急性口服毒性数据，SPE的LD50值可认为大于2000 mg/kg体重。根据亚慢性毒性研究的数据，我们最终得出结论：连续28天每天给予SPE剂量为100、300和600 mg/kg，未导致雌性或雄性大鼠死亡或诱发不良反应。这些发现为桃仁乙醇提取物的治疗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为制药工业中有效抗氧化剂的开发提供了一条有前景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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