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应该停止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扮演”受害者“的角色。
说这句话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全球能源政策中心学者、副教授Tom Moerenhout，这是他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上撰写文章的核心内容。
图片说明：外交政策网站文章截图
Tom Moerenhout不仅是全球顶尖大学的学者，还曾担任世界银行的高级顾问，Moerenhout教授的研究专长包括国际关系、可持续发展、能源政策、气候变化、政治经济学和国际经济法等领域。他发表了大量关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能源政策改革的文章，尤其是涉及能源补贴、关键矿物和电动汽车领域。
而近期美国针对中国发动的新一轮绿色能源贸易“打压”引起了这位学者的担忧，但这篇文章也并非仅仅抨击拜登政府对华的绿色能源产品发动的关税战行为，而是通过Tom Moerenhout的研究，为美国寻找更好地与中国在绿能产业上的竞争方式。
我翻译与批注解释了这篇刊登在《外交期刊》网站上的文章内容，透过这位欧美学者的视角，也许你能获得一些全球能源战略与博弈上的思考与启发。
标题：美国应该停止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扮演”受害者“的角色。
作者：Tom Moerenhout
似乎经济学里的“比较优势理论”已经失效了。
美国总统拜登对中国进口商品实施了新关税政策，对电动车征收100%的关税，对电池和关键矿物征收25%的关税。为何如此？因为在美国眼中：“中国‘没有按规则办事’”！
这个论调已经听得耳朵起茧了。的确，中国通过补贴和技术转让政策，影响了市场化竞争。但美国却仅因为这些原因，就施加如此大规模的关税。
事实上，美国并未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任何投诉，而中国则对美国电动车补贴提出了申诉，因为这些补贴包含违反WTO规定的本地内容要求。实际上，这一举措是因为美国在电池和电动车领域被中国远远超越——无论是成本、质量还是创新。
因此，是时候正视这一现实，并理解我们为何走到这一步。我们必须超越“将美国自己描绘成受害者”的悲情叙事，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平衡国家安全和能源转型。按照目前的情况，这些拜登政府施加给中国绿能产品的关税最终会增加消费者的成本，并且减缓能源转型的进程。
首先我们必须讨论美国如何走到了这一步？
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西方国家将经济发展路径转向服务化，专注于供应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如研发、品牌、设计和营销。因此，他们将低附加值的“脏”制造业外包给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
然而，西方国家过于自信，认为中国只能提供低端劳动力，不会从制造业提升到设计、研发和营销领域。但中国通过一贯的工业政策，实现了这一飞跃。
当美国和欧盟陷入政坛的内部争斗、支持不可持续的生物燃料或在燃油经济标准上争执不休时，中国政府早在2007年就开始优先发展电动车，并在2011年加大力度确保关键矿物的供应。为此，中国在2010年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投资数十亿美元，确保供应链安全，并支持企业在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进行投资。
与此同时，当中国政府从制造业转向电池创新时，美国政府由于Solyndra大败局事件（由美国政府提供贷款担保的一家太阳能公司最终破产倒闭），而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图片说明：奥巴马总统参观Solyndra太阳能公司
Solyndra是一家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尽管获得了政府数十亿美金的补助与支持，最终还是破产了，引发了两党政治的强烈不满。
这种不满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动机。虽然没有任何风险评估是完美的，但创新总是需要接受失败的，而接受失败必须成为资助创新的一部分。
不幸的是，在Solyndra事件之后，美国政府选择不支持当时名不见经传的A123公司。经过一系列步骤，A123的技术最终流入中国（2012年被浙江万向集团收购），并被开发成如今的磷酸铁锂（LFP）电池，这种技术如今占据了全球动力电池市场的半壁江山，电池所需的关键矿产也通过各种方式被中国掌握。
图片说明：2023年万向A123首批300Ah超长寿命铝壳储能电池正式下线
因此，目前中国不仅控制着重要的供应链，还生产出更好的产品。这两方面都是美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美国政府在特朗普、拜登政府时期都正当关切中国在关键矿物和电池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数据说话，中国电池产业链的主导地位及其影响到底如何？
中国企业处理超过60%的锂、石墨、钴和镍等关键电池成分，并制造约80%的正极、负极和电池单元。即使是像加拿大这样的友好国家拥有如此的供应链主导地位，也会引发美国的重大担忧，更何况是中国。
图片说明：彭博社预测2025年锂矿开采与精炼的全球各国产能
美国正积极寻求供应链多元化，这一举措非常明智。虽然其激励措施成功鼓励了国内电池单元的生产，特别是在超级工厂，但在电池制造的中游环节效果不佳。
为了解这些挑战，哥伦比亚大学与美国能源部合作，组织了与行业领袖和投资者的圆桌会议。会议揭示了许多重要见解。
中国无疑是这一领域的巨头，不仅在成本和质量上具有竞争力，还拥有显著的生产能力，并且能够向全球输出产能。这种生产力赋予中国巨大的定价权和市场整合能力，这些行为对美国希望主控的供应链多元化构成了挑战。
因此，美国急于对中国提出批评，并施加政策。
美国长期以来批评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特别是在汽车等就业密集型战略行业。政府有理由保护这些行业，但保护和在行业内竞争之间存在关键区别。
一种干预措施可能是为电池中游环节设立价格下限，类似于农业中的做法。这将显著改变私营部门的财务状况。尽管可能成本高昂，但这种政策能有效帮助多元化努力。
其他政策措施可能包括调整市场准入和定价机制，以反映生产方法。纠正上世纪90年代初世贸组织WTO成员国忽视生产方法的重要性，可能有助于在关键矿物贸易协议中设定标准。
然而，美国或许也应向内看，甚至向中国学习。中国的崛起得益于严格的任务和目标——在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中，由于游说团体的影响，这样的策略难以实施。
这很不幸，因为这些强制性目标已被证明是有效的。例如，欧盟设定了到2030年通过回收满足25%关键矿物需求的目标，大大促进了该行业的发展。
美国还可以探索公共采购政策，这在中国尤其是电动公交车领域非常有效。此外，必须对劳动力发展进行大量投资，特别是因为在美国，关键矿物和电池领域的培训仍是一个重大挑战。
华盛顿必须紧急认识到当前局势的特殊性，不可能仅通过“保护和支出”来解决这一挑战，不仅因为对消费者和政府来说成本过高，还因为这些策略对中国在电池领域的动态进步效果甚微。
美国必须承认，在电池行业中，创新已不再是其核心比较优势。全球最大的电池制造商中国宁德时代（CATL）拥有1.8万名研发人员，不断推动创新前沿，这已经超越美国企业的能力。
美国真正需要的是与国际伙伴的深度合作，原因有二：首先是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其次是阻止中国利用其供应链主导地位，挑战美国安全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地缘政治。
这一策略应包括加速“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这是由美国主导的国家联盟，旨在通过在全球关键矿物项目上的投资，提升供应安全。
图片说明：2022年6月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组织（MSP）在多伦多成立
此外，还应更多地利用国际开发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进行直接投资。最后，美国应与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建立更多关键矿物协议，优先考虑那些在社会和环境表现上表现优异的产品。
这一步骤至关重要，因为在许多国家，当地的基本条件可能在某些矿物和电池组件的竞争力发展上优于美国。这些国家可以在美国的帮助下发展竞争力，从长远来看，这对华盛顿自身也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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