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玮：漫谈青海人口中的“烟瘴”

小时候，笔者经常听大人们说，某某地方上去烟瘴大，人受不了。河湟花儿里也唱道：“拉脊山上的烟瘴大，磨石沟峡里的水大；我维的花儿是姑娘家，娶过门了闪下”“阿拉古山上的烟瘴大，大通河里的水大；不说你尕妹的脾气瞎，还说是阿哥的气大”。《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征南中渡泸水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唐代诗人胡曾还留下了“五月驱兵入不毛，月明泸水瘴烟高。誓将雄略酬三顾，岂惮征蛮七纵劳”的诗句。位于我省曲麻莱县曲麻河乡的长江上游第一个大峡谷，名字就叫烟瘴挂。

烟瘴，历来又名瘴、瘴疠、瘴气、冷瘴、瘴疟等。“瘴”字原写作“障”，《说文解字》中释“障”为“隔也”，因为古代的地理区划往往是根据山川阻隔而成。西汉刘安《淮南子·地形训》中讨论了不同气候地理环境对人体的影响，把“障”同“山”“泽”“风”“林”“木”“暑”“寒”等地理气候的自然状态并列，认为不同地区的人们一旦跨越了地理阻隔，便会产生“障气”。后来，瘴气渐渐取代障气，被用来指代一种出现在特定地理气候条件下的疾病。

古人对瘴气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神农本草经》中认为瘴气是一种能令人致病的邪气。南北朝时期，西北边疆地区特有的高原反应亦被视作瘴气的一种，称为“冷瘴”。南朝顾野王在《玉篇》中第一次将瘴气当作一种疾病。北宋朝廷编纂的《圣济总录》认为“七八月之间，山岚烟雾蛇虺郁毒之气尤甚，故当是时，瘴疾大作”。说明人们已认识到山林中的烟雾和蛇虺郁毒之气是形成瘴气的原因。明清时期，人们对瘴气的地域特点、形成要素等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进入20世纪，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所谓的烟瘴、瘴气，在古代南方是以疟疾为主的热带病；在青海、西藏等地区则是以高原反应为主的高原病。我国岭南地区及西南边疆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山高林密，雨水丰沛，高湿高热的气候环境再加上死亡动植物的腐烂，容易滋生各种细菌和有害气体，以至于山川林木间盘郁聚集着危害人体健康的雾气——瘴气。于是，古人便认为疟疾是由这瘴气引起的。而地处青藏高原的青海，山脉纵横，峰峦叠嶂，境内有祁连山、昆仑山、阿尼玛卿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等高山横亘，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自然成为高原病——烟瘴的高发地区。高原病是发生在高海拔低氧环境下的一种特发性疾病，其发病基础是低氧导致的病理生理改变，根据发病急缓可以分为急性、慢性两大类，其中发病率最高的是急性高原病。急性高原病是指人群在从低海拔地区进入高海拔地区时，因缺氧而出现的以头疼为主，并伴有头晕、恶心呕吐、心慌、失眠、食欲减退、疲劳乏力等症状的病症。

爬梳史籍，发现其中不乏对高原病的记载。《汉书·西域传》在谈到汉武帝时期罽宾国的交通时写道：“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据考证，“大、小头痛山”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西南。这里所记载“身热无色，头痛呕吐”等症状就是高原反应。《魏书·高宗纪》记载，北魏和平元年（460年），文成皇帝拓跋濬“诏征西大将军、阳平王新成等督统万、高平诸军出南道，南郡公李惠等督凉州诸军出北道，讨吐谷浑拾寅……九月，诸军济河追之，遇瘴气，多有疫疾，乃引军还。”这里北魏军队所遇到的“瘴气”也是高原病。《南齐书》中说河南匈奴地“辄有障气，使人断气，牛马得之，疲汗不能行”。这里的“河南匈奴地”指的就是位于今甘肃、青海黄河以南一带吐谷浑的领地，这些症状都是高原病的症状。《北史》中记载了隋炀帝曾于大业五年（609年）亲征吐谷浑，武威太守樊子盖“以彼多瘴气，献青木香御雾露”。唐代杜佑《通典·边防典六》记载吐蕃地理时写道：“地有冷瘴，令人气急，不甚为害。”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卫藏通志》中把高原病称为“瘴气、瘴疠、烟瘴、葛仓（藏语，意即头痛）”等。纪晓岚在《河源纪略》中提到积石山时，说这里“积雪成冰，历年不消，峰亦皆白，形势险峻，瘴气甚重，人罕登陟……”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唐朝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右卫将军郭待封，以十万大军远征吐蕃，最终在大非川战役（今海南州共和县切吉草原）中全军覆没。大非川战役失利固然有郭待封“多违节度”等主观原因，但客观上，薛仁贵所率十万人马几乎全部来自于低海拔的内地，短时间内进入高原作战，最容易发生高原反应。更何况薛仁贵指挥部队“轻锐倍道”，大军缺乏逐步适应高原环境的时间，更增加了发生高原病的几率，作战能力势必会大打折扣。大非川惨败后，唐高宗对薛仁贵说：“有人云，卿乌海城下自不击贼，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皇帝对薛仁贵不主动出击这一点耿耿于怀。现在看来，薛仁贵当时之所以消极避战，很有可能是因为唐军队伍中发生了高原反应。即使他有心与吐蕃军队决一死战，客观条件也不允许。

高原病的一系列症状都是由于高海拔和缺氧而出现的。但直到1774年英国化学家普里斯特利才发现了氧气，1778年法国化学家拉瓦锡才正式命名了氧气。同治十年（1871年），清末科学巨匠徐寿在《化学鉴原》一书中才第一次把氧气的概念引入了中国（当时译作“养气”）。因此古代人无法正确认识高原病，也在情理之中。20世纪以来，国人开始逐渐认识和了解高原病。1914年，河湟名士周希武奉派前往玉树查勘界务，并调查甘川藏边界纠纷，随后写成了《玉树调查记》一书。书中写道：“十一月十三日，即旧历九月二十六日，信宿黄河南岸……古人述出塞之苦，李陵《答苏武书》及《吊古战场文》约略尽之，而此次行役之苦，则有较古人所言尤为甚者……空气稀薄，举动辄气喘不止，则古人所未言也。”由此可见，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周希武，此时已知道出现高原反应的原因是“空气稀薄”。

烟瘴还体现在古代的刑罚当中。尤其是明清时期，烟瘴地常被作为发配重犯的地方。明代《刑令》中规定，凡是官员贪污被判流刑的，都要发配至广东、广西、福建三处的龙南、安远、汀州、漳州等烟瘴之地，而这些烟瘴地附近州府有人贪污的均发配至北部边塞处所。可见烟瘴与极边一样，成为流刑中最重的刑罚。清代的充军刑罚由轻至重依次分为附近、近边、边远、极边、烟瘴五等，距离远近各有不同，附近为二千里，近边为二千五百里，边远为三千里，极边、烟瘴俱四千里。将犯人发往云贵两广等地的烟瘴充军，成为清代充军刑罚中最重的一等。

正是由于烟瘴给古人造成的心理恐惧，导致许多官员将边疆地区的烟瘴之地视为畏途。针对这种情况，清朝在南方边疆烟瘴地区设置了烟瘴缺，由封疆大吏们直接任用得力官员，不必参加吏部铨选。不得不说，烟瘴缺是为适应边疆烟瘴地区特殊自然环境而进行的一项制度创新，从而成功破解了清代边疆治理的难题。

值得一提的是，曾两任西宁道、在河湟地区留下颇多政绩的一代名臣杨应琚，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由陕甘总督调任云贵总督，督师对缅战争。但已到古稀之年的杨应琚误判了战争形势，低估了缅甸贡榜王朝的实力，并且在战败后屡屡谎报军情，虚报战功。不久，乾隆帝派亲信侍卫福灵安前往云南前线了解情况。得知了真实战况的乾隆帝雷霆震怒，以“调度乖方，有心欺罔”的罪名，将杨应琚逮捕进京并赐死。在清军的对缅作战中，烟瘴等地理因素是影响战局的重要不利条件之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雍正、乾隆两朝一直被视为能臣的杨应琚的死，与中缅边境的烟瘴不无关系。

时至今日，虽然人们早已对高原病有了清晰的科学认识，但是对烟瘴的固有观念却还存留在青海人的记忆当中。

——本文原刊于2024年8月16日《青海日报》和2024年9月23日《海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