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临范宽的《雪景寒林图》，知道他是陕西铜川人；后来看“西北奇才”于佑任的字，知其是陕西泾阳人；再后来读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的小说，他们当然是陕西的文人豪杰之士了。
岂有生于陕西而不沾有人文之气的。
戴耘70年代生于陕西西安。
偏偏戴耘跑到深圳来了，2000年的事情。这是不是一种冲突？我觉得是。
泥土的颜色都不一样，风也不一样，温度也不一样…
你想想看西安兵马俑里的塑像站在那里能让人想到什么？或者来到深圳后春暧花开面朝大海能让人感觉到什么？
戴耘是西美雕塑系毕业的。
N多年以后，我在木星美术馆门口见到一辆用砖头做成的汽车；然后又在华侨城等好多地方看到红砖做的脸；再然后在雅昌看到水磨石做的球，中间镶着铜条…
这都是戴耘在深圳的作品。
相比于这座年轻的城市，这些极具辨识度的东西印记太深了，冲突也深。
那个时候我已经认识戴耘了：厚道，像兵马俑里出来的士兵；认真，对艺术有雕塑般的执念。
我知道他是冲突的，但戴耘作品的辨识度太强了，而，多数同龄人或多或少来到深圳正是要躲避那些红砖、水磨石和铜条。直到有一次在SEE+看到戴耘用红砖做的女人体，如果不是作品尺寸太大我可能就收藏进家了。
那是一次遗憾。
毫无疑问，红砖、水磨石和铜条是带着浓浓情感的，你看到它一眼，不管有意无意，你都会穿过那个窗口，回到那个时代，它几乎人所共有。
无法回避。
写这篇杂记前我在浦东美术馆的咖啡厅坐了很久。
普利兹克奖获得者让·努维尔的建筑事务所设计了这座实用而又耐看的美术馆，它的外形基本就是一个盒子，传统之极。
同样是这位让·努维尔，他为深圳设计了一座正在兴建的歌剧院，风格却好比一大辆卧着的法拉利赛车，现代之极。
凡事，为什么到了深圳就很是不同？
那天我走进戴耘个展的现场，戴耘变了。
一个巨大的飘浮在空气中的球，不圆的球随着空调的冷风慢慢飘移。外型以我这医生家庭的眼光看像是个肾，外表依旧是水磨石。
你很难想象它一定是个什么，但我下意识的想到了当初卓别林扮演希特勒时玩弄的那只飘浮的地球。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也许这就是当代艺术。
有一天看到我们的宇航员返回地球后写的文章，他说，我在飞船外，头顶就是我们这个那么沉那么大的地球，但那个时刻它从我头顶快速飘过。
我们以为我们很重，却其实都飘浮在某个说不清楚的空间之中。
这其实不是艺术，而是提前看到了某种真相。
那根斜跨的黑色柱子就更有感染力了，戴耘跟我说，它原本就是这座艺术博物馆建筑本身的一根柱子。
我很诧异。它被戴耘用光和影重塑成带有某种神秘色彩通往上天或未来的路径之柱。
我在欧洲的教堂看过这样的柱子，但它们是直立着的。
这根斜柱非常不同。
戴耘还跟我讲了他拍摄了2000个小时的小蜜蜂蜕变的过程。
他把这个过程剪辑了投射到一面巨大的墙壁上。
戴耘变了。从现实主义到超现实主义，再挑近道进入当代主义。
戴耘变成这个样子用了24年。
展馆外，戴先生还立了一根柱子，那是一根深圳取消农村户口成为中国唯一一座没有农村户藉人口的纪念柱。
其背景刚好是宏伟的深圳市人民政府大鹏展翅般的建筑体。
这是一个纪念柱，也无异于一个纪念碑，其实它可以长期立于此处。
我没有去过戴耘的工作室，上面的文字只是若干次展的零星印象。
不过，跟戴先生约过去长聊一次，他说我住海边尽快约。
我对山与海的冲突更感兴趣，尤其：长江和黄河以北的山，和南方以南的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