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感来自《我在》的第一位员工，他从东莞来深圳，入职报到的第一天，就在公司附近大冲的高楼里租了房。我很是吃惊：华润万象天地旁边的高楼住宅，租金一定是极其昂贵的。他告诉我：那套复式房子一共住了25人，自己只是每月1000元租了其中一个床位。我问他怎么想的？他说：我是来工作的，我必须得在城市的中心去感受这座城市，我至少前两年都没时间有“家”，工作要紧。
年轻人的话让我意识到，一座城市的进取心，无处不在。
5个年头过去了，《我在》寻找、策划和拍摄了超过2000个原创视频。我自己是1995年到的深圳，在深圳的报社里工作了10年，可有好多地方不只没有去过，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但，《我在》都去了，我很庆幸公司名叫“我在”，对一座城市来说，“我在”，是极其重要的。
通过下面5个镜头，我试着带大家认识《我在》。
「我在」记录的猫叔猫婶
普通人是这座城市的基因，在这些基因里不仅有移民，也有原住民。2018年4月，我们发现了金龟村。
金龟村有一家咖啡馆，找不到老板，没有店员，想喝咖啡就自己动手做，自觉扫二维码付款，24小时营业，从不锁门。你可以独自一人在这里看书写字听歌喝咖啡发呆，也可以和一群人在这里谈天说地尽情狂欢。人均消费30元左右，咖啡馆提供纯正的自磨咖啡和挂耳咖啡。
深圳是全国唯一没有农村的城市，金龟村距离深圳市区五六十公里，算是村镇的样子，交通顺畅，村里干净清爽。
金龟村的民风如此淳朴，我们很是意外，拍摄过程中我们发现好多村民从不锁门；小卖部也是，若店员不在，你可以自己拿了商品自己付钱，自觉即可。
这间自助咖啡馆边住着我曾经在报社的一位同事，这是偶然发现的。金龟村路口不远处一栋瓦房小院，住着蒋先生和蒋太太，蒋先生就是我曾经的同事。有段时间他们家的猫多达十几只，于是有朋友叫他们猫叔、猫婶，久而久之便这样叫开了，以至于后来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本名姓甚名谁。
猫叔之前跟朋友出来游玩时到过金龟村，发现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居民不多，又十分安静，十分喜欢，两人迅速决定在这里租一处房子。猫叔业余时间做手工烟斗，原本是打算把这里作为工作室，后来索性把家搬过来，远离尘嚣又亲近自然。
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猫婶说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即使猫叔每天百公里，猫婶每天50公里的车程，他们也很愉快地生活着。
我从2003年离开深圳，历经南昌、上海、北京的游历再回到深圳，切实感觉金龟村就是一个都市里的村庄，自由朴实而进取，正是《我在》寻找的城市生活的另一面。
逃离孤独
回归的“候鸟”
「我在」镜头下的回归“候鸟”
海归之城，深圳的这个标签年轻、独立、前卫并且世界级。2019年1月，我们通过公众号的后台约见了一位从东京来求职的年轻人。
王子萱，湖南人，学的是设计专业，却做了8年自由摄影师。长沙长大，上海读大学，新加坡进修，北京工作……最后到了日本。可是，2019年她离开待了3年的东京，来深圳了。
子萱说，去东京之前她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来深圳之后她知道了，那就是自我。子萱又说，可能很多人向往自由职业者。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收入相对也不会很低，最重要的是有足够的自由空间；但是，人们不知道自由职业者得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孤独。所以，她得改变这种状态，她需要去到一个有活力的城市，回归到一个团队里面。“来到深圳之后，我觉得我来对了，尽管也还有孤独。”子萱这样告诉《我在》。
深圳是真真切切的海归之城，准确地说是海归“候鸟”之城。“候鸟”们根据“气候”来来回回自由切换，所以，深圳又像是一座海归之城的候鸟平台，承接海归们学习后的工作和工作后的学习。
写这篇稿件时，《我在》正联系采访从普林斯顿大学来到深圳的颜宁教授，她应该是当下最著名的海归了。
播种人
「我在」镜头下的两代中巴舞者
一代人的芳华落幕，定是另一代人芳华的开场，这也是一种传承。2021年7月，我们拍摄了一部老中央芭蕾舞演员带新中央芭蕾舞演员的故事。
我们在华夏艺术中心四楼的舞蹈房里见到了闻名遐迩的芭蕾舞蹈艺术家薛菁华，她正在给深圳的孩子们上课。透过门隙看她的芭蕾课堂，虽然薛老师已年过花甲，但举手投足之间仍旧那么高雅，女孩们也都全神贯注地在学。
薛菁华，我国顶尖艺术家，10岁考入中国舞蹈最高学府北京舞蹈学院主修芭蕾；1963年以全优生成绩加入中央芭蕾舞团并任主要演员，以饰演芭蕾舞剧电影《红色娘子军》主角吴清华闻名于世，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国家重点培养的芭蕾舞演员。
自1992年起，迁居香港的薛菁华老师开始在深圳华夏艺术中心教授芭蕾，30多年历程，培养了多名专业芭蕾学子，优秀学生王雨菲2021年3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校并加入中央芭蕾舞团，在短期内饰演主要角色，使得薛菁华的教学成果得以展现及传承，在芭蕾舞界谱写了一段佳话。
那天下午，薛老师和雨菲在练功房跳了两个小时，我们也拍了两个小时，因为不想错失每一个瞬间。我一直觉得，舞者在练功房的画面远比在舞台聚光灯下的画面更美。
有一种关于深圳的说法是：没文化。可是，来深圳的人们无一不是带着文化来的，他们是勇敢的充满实干精神的移民，他们是有抱负、有理想的移民，他们把特别的文化播种在这片肥沃的土壤里，而这些种子正在生长并产生新的一代。薛菁华正是这样一位资深的播种人，这是《我在》的发现。
城市文明的边界，需要时间来验证。2022年10月，我们采访了我国著名的规划大师朱荣远先生，他告诉了我们两个关于深圳发展的重要突破和坚守。
深圳机场选址原先是在白石洲，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它发生在1980年代。
朱荣远先生说，我们从过去到今天，再从今天到未来，其实是在不断地克服自己的边界。我们可以想象，假如深圳机场建在白石洲，那么我们将完全看不到今天深圳的模样，不仅没有深圳湾，没有后海中心，没有超级总部基地，甚至没有福田中心区，没有春笋没有平安大厦，也会因为飞机产生的噪声而失去现在这条充满生态气息的海岸线。
规划的价值在于他们实现了这个对于深圳来讲无比重要的突破，这也是一次规划师们关于城市定义和城市进取心的突破。
在朱荣远先生看来，深圳对自然生态观念的变化，才是这座城市现代化文明的真正觉醒，而这当中的曲折故事大都发生在深圳湾这片小小的海湾里。
第一次来到深圳湾时，他发现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边缘”。他给深圳湾公园的规划设定了一个主题——“连接”。生态、人文、科技在这条海湾畔共生共长，也成功地将当年深圳人心中的“城市边缘”转化成了“城市中心”。
《我在》采访朱荣远大师基于正在筹拍的大型纪录片《风从哪里来·超级海岸》，关于深圳西部海岸线将有更多世界级的思想、世界级的规划和世界级的愿景，而每一个世界级都代表了深圳这座城市的进取心，和《我在》的进取心。
咖啡成为都市的标签，当深圳超越上海和台北成为中国咖啡第一城时，关于咖啡的定义却完全不同。上海人、台北人把咖啡当作休闲饮品，而咖啡却是深圳人的加班工具。2023年6月，台湾咖啡人马修与我们进行了一次“咖啡对话”，这次对话对深圳这座城市的画像非常有帮助。
深圳成为咖啡之城这一消息，在措手不及间被推上热搜话题。如马修所言，深圳的咖啡和上海的咖啡是不同的。
上海咖啡的特色不在于新奇的特调，那些拥有古朴气息的老房子营造出的场景氛围，将咖啡提升到了与城市文化融合的高度。在上海，人们享受咖啡的空间和忙碌工作的空间得以相互独立。
深圳是一座快速创新的城市，这一点不仅体现在金融与科技发展方面，也同样体现在层出不穷的特调咖啡上。深圳年轻人太多，想要吸引年轻人的眼光，只有靠不断创新。深圳的咖啡，在目前的城市发展阶段当中，只能向新潮的方向去走。
尽管上海咖啡和台北咖啡的味道、品质有所不同，但两座城市的咖啡有一个共同特点：为休闲而喝，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深圳人喝咖啡的根本不同在于：咖啡是他们的加油站，是一种工作方式。
加班咖啡，这是关于深圳这座城市由《我在》定义的新画像，这座城市可能因此而前途无量。
记录这座与众不同的城市，是有价值的。
深圳是由普通人构成的，即使那些后来成为名人的人，也是从普通人起步的，比如华为的任正非、腾讯的马化腾、大疆的汪滔、比亚迪的王传福等等，深圳这块土地为奋斗者准备了肥沃的土壤。传奇在于，最终这些普通人都成了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国家的英雄，这个，不仅与众不同，而且非常了不起。
《我在》知道，每一个来到深圳的人都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许是一份雄心，也许是一份不甘，也许是为了一种独立和创造。《我在》曾一度策划每年挑选10个深圳人出一套名为《我为什么在深圳》的年度丛书，记录这座城市的普通人。我们相信，他们的历史就是这座城市的历史。
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们刚在香港拍完新商业模型K11和香港书展。K11把艺术与商业融合的想法救活了艺术，也激活了商业；而香港书展的盛况，也让香港这座商业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充满文化气息。
深圳这座城市也有这个非比寻常的特点：跨出自己的边界形成新的融合。好比艺术与商业的融合，它创造出了新的主流领域。这好像是一个众多细胞开始重新组合的年代，充满了新的可能性，也代表了一种新的进取心。
而你如果不在这个平台上，你一定毫无感知。
一座城市再喧闹，没有你，便是空城。我在，寻找一座城市的进取心。
本文原发表于《书都》2023年8月刊总第43期
编辑 / 我在君
喜欢就点个 在看 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