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首发新加坡《联合早报》）文/徐海娜 以色列和加沙之间的战争，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很多分歧和争拗。有人支持以色列的复仇行动，也有人在遥远的国度举着巴勒斯坦旗帜声援；有人指责以色列在复仇过程中屠杀了大量平民，也有人指责哈马斯利用了加沙平民；有人厌倦了听到“人质”两个字，也有人还在等着被掳走的家人。当然也不乏激进和极端的主张。
在纷乱的声音中，我们不禁要追问，到底谁说的才是对的？世界到底该听谁的？谁能代表正义？什么才是正义？
“正义”从来都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争论漩涡中的每一方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对方是错的；自己是正义的，对方是非正义的。我们的正义感从何而来？正是从我们的价值判断而来，从我们的道德标准而来。可是，有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何为正义的标准吗？例如孟子说的那种“人皆有”的“不忍人之心”。
现在同情巴勒斯坦的声音，多数都是从表达这种看到生灵涂炭时的“不忍”之心发端的。人们无法做到面对伤害，无动于衷，即使是以伸张正义的名义，很多人还是觉得以色列的还击超过了必要的限度。
但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不是围绕是否存在对平民的“伤害”、从人道主义出发表达关爱，人们就能决定什么是正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关于何为正义的标准，是与宗教信仰分不开的。宗教和历史纷争太复杂，人们本能地想要避开宗教信仰和历史纠葛去谈加沙冲突，但是，真的很难绕过去。
到底什么是正义？从古到今，哲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都做了许多的研讨，但目前来说，能让人耳目一新的学说却来自于一些社会心理学家。例如乔纳森·大卫·海特（Jonathan David Haidt），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就是道德心理学和道德情感。他把道德看成建立于不同基础上的道德矩阵。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不同的道德标准，每个都有不同权重、不同的优先级，从而形成不同的矩阵。
如果要说服别人相信你是正义的，就要尽可能多地去考虑到不同的道德矩阵，而道德矩阵建立在至少六种道德标准之上。除了前文谈到的基于关爱的（反面是伤害）的道德标准，基于宗教的道德标准，乔纳森还提出了基于公平（反面是欺骗）、忠诚（反面是背叛）、权威（反面是颠覆）、自由（反面是压迫）等一共六种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人们对这六种道德标准的感知，或者说直觉，让人们像感受到内心良知一样，做出正义与否的判断。
乔纳森在他的《正义之心》一书中说，道德判断大部分是由“大象”作出的，理性并非居于统治地位。“大象”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听说过乔纳森，正是因为他的 “象”与“骑象人”的著名比喻。他把人的心理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动化系统，也就是非理性的“大象”；另一部分是控制化系统，就像一个骑在大象背上 “骑象人”，能进行推理和思考，但无法完全控制大象的行为。
他说，我们骑在大象背上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控制大象，但其实，我们只能在大象愿意的范围内做出行动，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与大象合作。正是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做了很多研究，来和人们谈论道德。
“大象”在什么时候会听从理性？人们在道德问题上改变想法的主要途径是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可是，人们通常都是先有判断，才寻求论证。人们都很擅长给别人的信念挑错，却不擅长挑战自己的观念。
在寻求所谓正义的途中，当人们以对立的姿态进行讨论时，引起的变化会很小。因为此时“大象”会倾向于掉头，而“骑象人”会努力地反驳对方的指责。只要双方处于争斗模式，不管一方的逻辑有多完善，都无法让对方改变观念。人们往往看到的都是别人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
但是如果存在敬仰、好感，或者想要和平共处，以及有取悦他人的欲望时，“大象”就会倾向于接近对方，而“骑象人”也会努力寻找对方观点中有道理的地方。所以，如果真的想改变人们关于道德或政治问题的观念，就得从他人的视角看待问题，与他人共情。
说来说去，人们以为“正义”就是最高标准，都想要宣称自己才是正义的，却忽视了每个人所说的正义都不同。但是，假如人们认识到正义从何而来，认识到道德矩阵的多样态，就会发现，也许“和平”才是一个更值得追求的目标。人们总是被自己坚持的“正义”所惑，才有了各种纷争。为了和平，“象”与“骑象人”合作，才能找到解药，跨越道德分歧来实现共情，从而实现人类憧憬的，没有伤害和流血的长久和平。
